冲破了围墙的欧洲

十四五世纪和20世纪一般的感觉着四面都是围墙的闷气，后者恨星球的辽远，不能飞跃，地球上已不够新的发展。前者是限于茫茫的大海和荒阔的沙漠，困于狭小的地中海里活动：同样没有伸张的余地。后者阻于庞大的资本组织，不能自由适应新的环境，以致连年恐慌不能自拔，前者固执着农业封建组织，经济的活动连转身之地都难得。当然这是过分话苦了我们先辈。他们那时还有小小的狭路可以到东方来瞻光，可以运了丝、茶、香料回去耀示乡里。他们还有一种不容易穿破的美梦，东方极乐极富的国家，常能遥远地给他们工作的力量和安慰。眼前尚有一个目标可望，不论目标是自己的理想或是外界的实在。意大利半岛上有复杂得通常人不容想象的经济组织作他们希望的保证。谁说20世纪的人能和他们相比呢？

东方在19、20世纪的欧洲人目中是贫民窟，是猪窠，但是在中古时代是他们希望的所系，亦是他们恐吓的来源。东方有的是丝、瓷器和香料，但是亦有一日千里的铁骑、旷古稀有的勇士。东方有的是黄金和白刃，它可以建设意大利半岛上繁盛的城市，亦可以剪断小亚细亚唯一的商路。它能启示富贵荣华的将来，但亦能给以朝不保夕的恐吓和日无出路的窒息。

在这希望和威吓杂陈之中，欧洲终于冲破了围墙，来呼吸辽润无际、新春晨曦的朝气。新航路的发现在15世纪成了很见惯的事情了。自从1488年Dias到了好望角之后，1497年Vasco da Gama绕非洲至印度，1499年带了印度的货物在Lisbon起卸。1492年，Columbus亦开始他西行达东的计划，1493年、1498年、1502年作三次横渡大西洋的壮举。此外如1497年John Cabot，1499—1502年Amerigo Vespucci都达美洲。1519年Magallan环球的航行亦开始。这种种新航路的发现并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欧洲内部，经了长久的积聚已有巨量资本。北欧的财富和英德的商情里已表示它发展的情形。资本是常带着向外扩张的能力。所以新航路一旦发现，欧洲的商业登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世称为商业革命实未过言。

16世纪商业革命在社会上影响之深实不亚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财富和经济能力的迅速亢进，商业的飞黄腾达，金融的集中，商人阶级的兴起，新文化新思想的勃发，都处处表现着惊人的生气。这一个空前的变局，决不能在短短的几十行字中表达出来。单提出Venice的衰落和Antwerp的勃兴已足我们的俯仰寻思了。昔日洋场千里，灯火彻夜的繁盛之区，登时成了楼空人去，萧条满目的境况了。而荒墟黯淡的盐田，转眼间成了欧洲生命的动脉。葡萄牙和西班牙，僻居海滨的人，从此成了天之骄子，直到现在，他们的子孙尚有比自己家乡大上几十倍海外遗产，供其消受。

若回头一看欧洲的中土，情形正是相反，千余年保存下的农村封建制度，在新时代之前已开始它的破坏。农民叛变暴动，痛苦的呼声无年无之。在这变局中，胜利和失败，欢庆和悲鸣，幸福和痛苦，冀希和失望，纷然杂陈。各人立场的不同，所见的情形亦因之而异。所以这时代不但是经济的奔狂，亦是思想的怒放。

但是我们若还记得中古时代生活的系统是倚于宗教的教义，就不难明白当时许多变局之终于汇流入宗教改革的一个大流中去了。

商业革命在原有的生活系统中，加入了一个新的要素，这要素是和原有的教义有很多冲突的地方，于是完整的系统，给它打败了。冲突的情形，我们仍可以取息的问题作例。在新的经济生活里，商业成了重要的活动，而且这时的商业已不是零售转运的小经纪，是大规模的海外贸易，这种贸易需要巨大的船只和设备，海外市场需要布置，而且资本和货物的流转的时间亦拖延得很长，于是非巨大的资本不能举业。资本因之需要集中，集中资本的方法，不出投资，投资又必须规定利息。若坚持中古的教义取利是罪恶，当然没有人肯以增加一些收入来换取永久的沦灭。投资不发达，大规模的商业就不能产生。理想和生活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非但影响于社会情况，而且磨难个人的心志。如何能调和这种矛盾？如何能在宗教上重建生活的系统？这是16世纪最重要亦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有宗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