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了享用而生产

资本主义不能加以普通的定义来说明。因为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是一段历史的现象。历史的现象只有演变，不能脱离时空的坐标和自然现象一般加以归类。要说明一个历史上的概念只能舍弃归类性质的定义而采取个别的叙述。

有很多的学者以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学上的概念。他们设法想把资本主义的时空性减去成为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但是都没有结果。即使最努力的马克思，亦不是如愿以偿地写出一个满意的定义。后来的学者，亦有存而不论的，如Gide，Canwas，Marshall，Seligman及Cassel等，亦有根本否认的如多数的德国经济学者，亦有加以讨论而终于抛弃的，如Sismondi，Adolf Wagner，Richard（Cantillon）⁽²⁾，Schmoller等。自历史性质入手来形成资本主义概念者，始于德之Sombart，他以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偏重资本要素的经济体系（an economic system significantly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dominance of “capital”⁽³⁾）。经济体系是有时空性的，因为经济生活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所有文化都有历史性的。经济生活不能是例外。经济体系就是时空辐辏而成的一种生活的复体，有它历史上的单独性。文化科学的责任就在将文化中的部分，就其历史上的场合，说明其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它独具的特性。历史的概念就在将其特性加以叙述，用来别于其他活动及其他时间的同一性质的活动。

经济体系，据Sombart的意思，是能自成系统的，而各组成部分均具有特性的人类满足及供给物质需要的方式。构成这系统的部分有三，一是经济的精神，即是决定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动机和原则的综体。二是经济生活的形式，或是规定经济关系的社会组织。三是经济活动中所有技术知识。易言之经济体系是某种精神，依某种计划的组织，及某种技术下供给物质需要的有系统的方式。（By an economic system is understood a mode of satisfying and making provisions for wants，which can be comprehended as a unit and wherein each constituent element of the economic process displaying of one grown characteristics. Those constituent element all be economic life an outlook——…⁽⁴⁾）

若要给资本主义下一定义，必须就其时空坐标上的特色，就其精神、形式，及技术三项加以详细的叙述，本文单就其精神方面加以讨论。

Sombart指出资本主义的精神有三点特色：赚钱acquisition，竞争competition，和理性rationality（acquisition亦可译为获利，但这里的所谓利就是单指金钱而言，所以不如直译为赚钱）。这三点特色实出于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不为享用而生产的精神。这一点是和中古经济精神完全不同。在中古时代，死后的得救和沉沦比了今生的富贵尊荣重要得多。所以人生的目的就在多积些功德以谋上帝的赦罪，在世好像是在旅店中，生产是为了物质需要。在需要之外，不必贪多，贪多了非但与人生的目的没有多大裨益而且易于沉湎虚荣，忘了精神的修养，身后沦入地狱。虽则，谋利、赚钱的行为在中古并非没有，甚至教会自己公行无畏，但是当时的社会组织、人民的舆论和善恶的标准、商品价值的概念，都不容许这种行为成为一时代社会的规范的。

资本主义的精神中是包括一宗新的伦理观念。当然一种行为而没有伦理基础决不能成为披靡一世的时代精神。因为人类的行为总不能脱离价值的估计和社会贬褒的影响。一种行为一旦有了伦理的价值，对于个人成了一种责任，好像人人有奉行的义务，这样才能成为一时代的精神。

中古的传统精神转变为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伦理观念的转变。我们已说过，在中古传统精神下，经济生活常是一种危险的东西，若不慎稍一过分，想在维持生活需要之外有所冀希，就会陷于不拔的罪恶中，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经济生活已不成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自身成为目的了。经济活动的勤惰就是价值的标准，可以判断善恶。这种精神充分的表现在Franklin的遗教中。⁽⁵⁾

赚钱获利昔日认是贪欲盘剥、罪恶不赦的行为。现在成了一个忠实的人应有的美德。而且一切的其他德行都是由于他对于这赚钱的目的有效用，然后得到价值的。好像诚实、勤劳、耐苦等等，在Franklin的伦理观里并无自为的价值。都是因为由它可以得到人的信用，有了信用能在经济活动上占到便宜，这完全是新的伦理观。

在这种新的伦理观之下，赚钱和获利，并不是为了要增加幸福或享乐，他完全是为赚钱而赚钱，为获利而获利。所以这种精神时常带着克己苦行、绝欲的成分。为人生的物质需要而生产（以能生活为限）是中古的传统的经济精神，不为享用而生产是近世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精神。

这二种精神在经济行为上产生的结果显然不同。可举工资及效率的关系作例以说明之。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要增加工作的效率常采用包工制，并增加其工资。包工价愈高，工作效力愈大。这种现象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的精神里才正确。在中古的传统精神就不然，包工价愈高，工作效力愈低。试以割稻为例。若一人割稻一亩得工资五毛，每日每人割稻二亩可得工资一元。若包工价增高了，每亩六毛，工人非但不增加效力，割三亩以得一元八毛，反而少割三分之一亩，因为他的生活只要一元已足维持，所以不必割二亩他就休息了。他不问“我若费力工作一天能得多少”而是“要做多少工，我才能得到生活所必需的一元”？人生的目的并不在赚钱，工资愈高效力愈减，是中古传统精神的结果。Ricardo适生于传统精神尚支配着一般的工人的时候，何怪他的工资论的残酷呢？

赚钱既成了人生的目的，凡是能用以达到这目的的行为都是德行。于是竞争亦成了美德了。竞争就是赚钱获利的自由，不受外界一切的羁制，使赚钱的目的可以无限制的发展。于是有天赋人权的观念及经济放任论以反抗中古社会对于经济活动的种种规律。竞争和放任在古典经济学派，并不是无政府的紊乱，他仍是以为有一个更高的秩序可以在竞争与放任里实现。Adam Smith的invisible hand就指此崇高的意志。在这崇高的意志下，放任和理性精神是相融合的。

理性的二种意义：一是指普通的生产合理化，就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用科学方法的计划和管理使费用减至最低的程度，以谋最大的利益。一是这理性精神扩张宇宙的全体，把宇宙作一个生产的总机器，人类视作工具的一部，所以生活须施以严格的规律，使经济活动的效力增加。

若总结起来看，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古传统精神的分别是在他的伦理基础上。前者以经济活动为人生及宇宙的目的。赚钱的多少，损益表上数目的增减，都含有伦理的价值。后者以经济生活是达到魂灵得救的路程，所不能免的行为。所以经济行为是受以宗教生活为中心的伦理标准所左右的。

资本主义是起于16世纪的欧洲。在当时，我们已屡次说，一切生活都和宗教发生直接关系。所以因资本主义兴起，而产生伦理观念的变化，自然离不了宗教的改革。在宗教改革中，如何由中古的伦理标准而移到资本主义的伦理标准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