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作活动

农作活动，固然是要追随着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可是农作物生长过程中需要人力培养的地方，却是断断续续的。农作物入土之前得有一番预备工作，一旦安置定当，除了芟除些杂草之外，人们可以坐等农作物的成熟。成熟之后，又得忙一阵子收获的事务。因之，我们在农作日历中看见农作物差不多继续不断的在农田上长着，很少空隙的时间，可是和它相配的农作活动却是挤一时，空一时的。而且各时各节的工作性质又不同。我在农作物生长过程的右边，把各节农作活动按时间架格逐一注明。

编制农作活动这项最理想的方法，是由调查员直接观察一年，依农民每天在农田上的工作情形记录下来。可是我因事实上不能在禄村不断的住上一年，因之只能舍此理想的方法而求其次，就是利用口头的报告。直接的观察只用来校核口头报告罢了。口头报告的可靠性，除了得不到诚实的报告者之外，是依报告者有没有正确的知识而定。要得到诚实的报告者，在一个地方住得相当久的调查者，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而且若多问几个人，多问几次，多问几个相关的问题，不诚实的答案是不难辨别出来的。调查者要利用口头材料，重要的是在找到能回答问题的适当人物。在一个社会中生活的人所有的知识，并不是相同的。若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学校的情形去访问一个开商店的人，自然不易得到正确的回答了。这虽则是最明显的常识，可是在做调查工作的人却时常会忽略了，甚至会把各种不同的答案，一视同仁地加以平均，以为平均出来的数目必然较近于事实。事实上，很可能各种不同答案包括着不少没有资格回答的人的胡诌。在我看来，口头报告的正确性决不能从数量上来补足，而应当以报告者的资格来断定。

在农作日历中，有些项目是容易找到有资格回答的人的，好像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和农作活动的项目和顺序。凡是和农田有关的人，不论是自己下田劳作的，或是雇工耕种的，全知道水稻下了种要多少天才能收获，什么工作做完了该接下去做什么工作。把这些问题去问任何人，他们的回答可说是没有什么出入的，连我们邻居的几个14岁左右的小朋友，都能逐项的背给我们听，一项也不掉。

各节农作活动在什么时候开始？做了多少日子？到什么时候才接下去做下一节工作等等问题，我们猜想那些从事农作活动的至少是可能记得和告诉我们的。可是在口头报告中，我们却得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答案：一是自述当年各家实际的情形，一是说明当地所通行的标准。当年各家实际的农期是有一定的日子，好像禄村有好些人家说，1939年第一次播种的日子是阴历二月初八；可是各家的个别农期，并不是一律而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家二月初八并没有播谷，迟了十数天才播。当地的标准农期并没有一定的日子，而是划出一段时间，从哪个节气到哪个节气之间是适宜于做哪种农作。在这限度的前后都适宜。比如当地人和我说：“惊蛰之后就可以播谷，60天秧熟了，就该插，可是不能过夏至；插了之后15天，可以开始耘，耘田不能过立秋。”标准农期规定了每节农作活动的期限。在这期限内，各家可依其特殊情形，决定他们个别的实际农期；这期限我将称之为农作参差期。

标准农期是根据当地人民累积下来的经验而规定的。它是农民们规划他们活动的底本。可是和其他经验中得来的任何规律一般，并不是一定适宜于新的局面。我在上节论气候时已提到1939年禄村人民曾吃了这标准农期的亏，白费了一批谷种。那年气候突变，一直到清明过后十几天下的种才能生长。和标准农期的“播种不得过清明”的规律不合。可是这种情形，在禄村人民看来是例外，所谓“天时不正”，并不是标准农期有误。事实上，在没有其他更完善的气候预测的方法时，除了这种传统规律之外，他们有什么更可靠的底本来规划他的活动呢？

标准农期很可以从口头报告中得到，但是我们若要知道各家个别的实际农期就比较困难了。第一是各家的个别农期，只有各家自己知道，而且不一定完全可以明白记得。若是要直接从观察入手，方法上虽是可能而且最正确的，但是一定要有大批调查员同时工作，方能胜任。譬如1939年，我和张之毅君因为要知道掼谷期中劳力雇佣情形，曾在田间清查工作人数；两个人整天在田里跑，到晚上回来和人谈谈，每每发现遗漏了几家没有看着，还得用口头报告的材料来补足。

为事实上的限制，我并不能把禄村各家个别农期的参差情形详细调查清楚。表中所述农作活动，在时间上的分配是根据标准农期加以分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