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词人群体和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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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初遗民词派的创作倾向

历朝历代的遗民各各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而遗民文学的创作主题总是相近的。譬如沧桑之感、故国之思,以及伤逝感旧、隐居避世等等,都是遗民文学中常见的主题。而黍离麦秀、荆棘铜驼,则是遗民文字中最常见的意象,抚今追昔、追忆及闪回,则是遗民文学中最常见的思维方式及表现手法。所有这些,在明初遗民词派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

一、沧桑之感

尽管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沧桑变化早已成为周期性的重复现象,但是只有身经易代的文人才能更深刻地感受这一点,也只有他们才会对这个前人早已表现过多次的主题那么执着,不断地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去为这一历史规律增添一些更丰富、更细腻、更具个性或生活质感的细节。明初遗民词中,表现沧桑之感最为警切的要数倪瓒的《人月圆》(伤心莫问前朝事)。这一首词我们将在下一节来讨论,现在让我们先来看邵亨贞的一首《江城子》。词前小序云:“癸丑岁季夏下浣,信步至渔溪渔氏庄,暑雨初霁,夕照穿林,与吴野舟坐绿树间。适行囊中有松雪翁所书《江城子》,逸态飞越,不忍释手,因依调口占,以寄清兴。古人云:人生百年间,大要行乐耳。卒章以此意为消忧之勉云。”其词如下:

疏云过雨漏斜阳,树阴凉,晚风香。野老柴门,深隐水云乡。林下草堂尘不到,亲枕簟,懒衣裳。  故人重见几星霜,鬓苍苍,视茫茫。把酒歔欷,唯有叹兴亡。须信百年俱是梦,天地阔,且徜徉。

按:癸丑岁为明洪武六年(1373),邵亨贞是年已六十五岁。吴野舟其人未详,邵亨贞《蚁术诗选》中有《次韵吴野舟见寄》诗,可以想见他是邵亨贞的朋友,野舟当为其字。二老相对“叹兴亡”,可以想见吴野舟也是一位遗民。松雪翁即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其《松雪斋集》中有《江城子·赋水仙》一首,但与邵氏所作用韵不同。想来赵孟所书《江城子》或非己作。邵亨贞入明后,其亲友或被杀或被贬,屡受打击。所以尽管他在元代并未出仕,入明后仍有沉落之感。“把酒歔欷,唯有叹兴亡”一句,把改朝换代的打击与悲慨均处理到幕后去了。其《江城梅花引》词小序云“陆壶天、钱素庵二老相会,皆有感怀承平故家之作”,可见遗民相会,感怀承平与慨叹兴亡都是不可避免的话题。

更值得品味的是谢应芳《忆王孙·和熊元修苏州感兴》二首:

铜驼泪湿翠苔茵,落地花如堕玉人。可是东君不惜春。问花神,海变桑田几度新。

齐云一炬起红烟,顷刻烟销事已迁。折戟沉沙月烂船。问祈连,安得河清亿万年?

熊元修名进德,字元修,上饶(今属江西)人。据谢应芳《龟巢稿》各卷中酬唱篇什可知,他是与谢应芳往来唱酬较多的诗友。《元诗选》癸集、《元诗纪事》卷二十四皆录其《西湖竹枝词》二首,极有风致。《忆王孙·苏州感兴》为熊进德原唱,谢应芳词为和韵之作。谢应芳另有《满庭芳·熊元修席上次韵》,可知熊进德亦能词,然而《全金元词》《全明词》均未见其作品。

这两首词,从字面来看,曰铜驼,曰海变桑田,似乎也是感慨王朝的兴替。但题目是“苏州感兴”,不是“洛阳怀古”,所以铜驼也好,“落地花如堕玉人”隐指石崇爱姬绿珠也好,皆是借喻。第二首“齐云一炬”云云,足证这两首词并不是为元明代兴而作,而是因张士诚的覆亡而生发感慨。朱元璋攻灭张士诚,事在元至正二十七年丁未(1367)。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四载,张士诚有齐云楼,及败,乃驱其群妾侍女登楼,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张士诚被明军擒获,不久被杀。作为一个割据一方的霸主,张士诚从至正十三年(1353)起兵,至二十七年兵败被杀,前后十余年,让吴中一带文人亲身经历了一个小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衰过程。谢应芳与马玉麟、陈基等人不同,他没有入张士诚幕府,谈不上故主之谊,但他对张士诚的覆亡不无同情与悲悯。然而不管成王败寇,元末长达二十年的战乱毕竟结束了,所以第二首词还是以海晏河清的祈望作结,这也反映了久困战乱的民众的心声。

二、伤逝感旧

这是对承平时代美好时光感怀的一种替代形式。朋友、爱人,那些和承平时光联系在一起的人物,一旦随风飘逝,都会勾起词人的感伤。所以他留恋的与追怀的,不仅是个体的人,还有与人共处共生的那个时代。先来看倪瓒的两首词。《太常引·伤逝》:

门前杨柳密藏鸦,春事到桐花。敲火试新茶。想月佩、云衣故家。  苔生雨馆,尘凝锦瑟,寂寞听鸣蛙。芳草际天涯。蝶栩栩、春晖梦华。

又《江城子·感旧》:

窗前翠影湿芭蕉,雨潇潇,思无聊。梦入故园,山水碧迢迢。依旧当年行乐地,香径杳,绿苔绕。  沉香火底坐吹箫。忆妖娆,想风标。同步芙蓉,花畔赤栏桥。渔唱一声惊梦觉,无觅处,不堪招。

这两首词 ,一题“伤逝”,一题“感旧”,其实意趣相通。《太常引》说月佩云衣,说锦瑟,都在暗示逝者是一位美丽的女性;而《江城子》一篇“忆妖娆,想风标”,感念的当然也是一位女子。这位女子可能是词人当初爱恋过的人,同时也是他魂牵梦萦的美好往昔的象征物。倪瓒词多写梦,十七首词中“梦”字凡八见。其他几例如《清平乐·在荆溪作》“望断溪流东北注,梦逐孤云归去”,《柳梢青·赠妓小琼英》“黛浅含颦,香残栖梦”,《南乡子·东林桥雨篷梦归》“篷上雨潺潺,篷底幽人梦故山”,《江城子·满城风雨近重阳》“亲旧登高前日梦,松菊径,也应荒”,都写得极富情韵。倪瓒的词又喜欢用追忆的手法,无论是听雨打芭蕉,还是“寂寞听鸣蛙”,都会勾起他对往昔的怀念。《江城子·感旧》词末尾“渔唱一声惊梦觉”,极富表现力。宋代陈与义《临江仙》词曰“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陆游《初秋骤凉》诗云“沧波万顷江湖晚,渔唱一声天地秋”,都是对渔唱诗意的发掘与表现。倪瓒显然于此别具会心,所以不仅在《人月圆》词中有“惊回一枕当年梦,渔唱起南津”的名句,此处又变化而用之。仿佛这一声渔唱,有如深山古寺的暮鼓晨钟,不仅惊醒了残梦,也点醒了人生,见得往日的繁华旖旎,同归于空幻寂灭。所以这两首词,一以蝶梦春晖作结,一以渔唱惊梦收尾,皆有点参禅悟道的意味。

再来看邵亨贞的一首《满江红》。小序云:“己酉九日,雨中家居,忆夏士安、颐贞、蒙亨叔侄,唐元望、元泰、元弘昆季六人,皆常年同萸菊者,一载之间,惧罹患难,各天一方,信笔纪怀,有不胜情者矣。”其词云:

风雨重阳,凭谁问、故人消息。记当日、承平节序,佩环宾席。处处相逢开口笑,年年不负登山屐。是几番、扶醉插黄花,乌巾侧。  诗酒会,成陈迹。山水趣,今谁识?奈无情世故,转头今昔。冰雪关河劳梦寐,芝兰玉树埋荆棘。对西风、愁杀白头人,长相忆。

按:己酉为明洪武二年。夏士安、颐贞、蒙亨诸人,据何庆先《夏文彦与元代松江的夏氏义门》一文(24),夏士安应该就是《图绘宝鉴》作者夏文彦(字士良)的弟弟夏文德(字士安),而夏颐贞则是文彦之兄文举(字士贤)的儿子,蒙亨是颐贞的兄弟辈,其兄弟均以卦象取名。松江夏氏在元代后期为东南望族。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十三有《知止堂记》,曰:“云间老人夏谦斋氏……名其燕处斋之堂曰知止。……老人去世已五十年,兵燹来,堂毁去。其四叶孙颐贞犹能力护赵文敏所书之额,登于北山新堂,不忘先也。贞力学有仕才,丁时艰而不仕,知进退出处者也。”(25)然而这样的江南望族,正是朱元璋新政权重点打击的对象。查《明通鉴》诸史书,往往多征伐事,至于夏士安叔侄与唐元望兄弟在洪武二年遭遇何种患难,则不得而知。但联系洪武初年东南文人遭际,可以想象他们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毁于人祸。此六人中有流落他乡者,故曰“各天一方”;有盛年而逝者,故曰“芝兰玉树埋荆棘”。在诗人笔下,重九本是一个重要而富于诗意的节日。邵亨贞《蚁术词选》中屡屡及之。如乙巳重九有《摸鱼子》,小序云:“甲辰(1364)季秋,与夏颐贞同在吴门,屡有登山之兴,久雨不果。重阳日,友人罗仲达以节物为具,同席数人,意颇欢适。乙巳(1365)九日,在九山之东泗水上,酒阑散步,夕阳依依,冈峦在望,兴怀往事,不能无述。未知明年又在何处,驹隙如驰,行乐能几,所谓难逢开口笑也。”又次年即丙午(1366),重阳前二日,邵亨贞有《满江红》,中云“乱世可堪逢节序,身闲犹有余风度”。这些都是所谓“常年同萸菊者”的注脚。如今改朝换代,又是重九,岂料当时诗酒聚会者多罹患难,或登鬼箓,或流落异乡,这自然会让老迈的词人触景伤情。本来已入大明新朝,而词人仍在追忆“当日承平节序”,这是对故人故国的追思,当然也显示了对新朝政权的疏离与否定。

三、隐逸避世

先来看席帽山人王逢的一首词。王逢是典型的元遗民,他的《无题》诗十三首表达了强烈的故国旧君之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曰:“前后无题十三首,伤庚申之北遁,哀皇孙之见俘,故国旧君之思,可谓至于此极矣。谢翱之于亡宋也,西台之记,冬青之引,其人则以甲乙为目,其年则以羊犬为纪,庾词隐语,喑哑相向,未有如原吉之发抒指斥,一无鲠避者也。”(26)又其《梧溪集》卷四《得儿掖书时戊申岁》诗云:“客梦躬耕陇,儿书报过家。月明山怨鹤,天黑道横蛇。宝气空遗水,春程不见花。衰容愧耆旧,犹语玉人车。”(27)戊申岁即大明王朝开国的洪武元年,而“月明山怨鹤,天黑道横蛇”二句,几乎可以说是对新朝的诅咒。明初文网高张,受害者极多,而王逢《梧溪集》中有如此悖谬之语,乃得寿终正寝,亦可谓百密一疏。

王逢词今仅存一首,即《全金元词》所录《如梦令·菰村赋赠》:

檐耸数株松子,村绕一湾菰米。鸥外迥闻鸡,望望云山烟水。多此。多此。酒进玉盘双鲤。

这首词原出于《铁网珊瑚》卷十四,朱彝尊、汪森编《词综》卷三十三加题作《菰村赋赠》。单从这首词是看不出写作时间来的,然此词实出于倪瓒画后之跋语,因而可推知为入明以后作。倪瓒《清阁集》卷九有《题画卷》一则,其文曰:

无锡王容溪先生尝赋《如梦令》云:“林下一溪春水,林上数峰岚翠。中有隐居人,茅屋数间而已。无事,无事,石上坐看云起。”高房山尝绘之为图。贞居诗云:“歌此芙蓉窈窕章,山阴茅宇日凄凉。不是笔端天与巧,落割云山与侍郎。”今亡已夫。余戏用其意为图赠仲冕。辛亥春倪瓒。(28)

此文之后有“附王梧溪跋”云:

予谢病将还乡垅,道谒梁侍郎、顾先生祠,就宿宝云禅舍。是夕,王仲冕相与论心,久之而去。明日,过仲冕,见先友倪幻霞画,且获观王容溪、张贞居二公诗词。适仲冕征赋菰村,亦为长短句一阕。衰惫之余,一时清兴,殊洒然也。(其词云云),梧溪老人王逢,时年六十有五。

按:倪瓒跋语中提到的高房山,即元代著名画家高克恭(1248—1310),房山为其号;张贞居即元代著名诗人张雨,道号贞居子。王容溪,其名不详,容溪当是其字或号。因为高克恭卒于元至大三年,其画既是据王容溪词意而作,可知王氏当为元代前期词人。《全金元词》不明其时代,乃与王逢词并系于元末,不妥。王逢词中既提到“先友倪幻霞”(倪瓒别号幻霞子),可知那时倪瓒已卒;而末署“时年六十有五”,可知王逢其跋及词作于洪武十六年。这首词受王容溪原作影响,亦可能与倪瓒画意有关,其用笔飘逸,设色淡雅,显示了词人冲和恬淡的心态。与写“月明山怨鹤,天黑道横蛇”时相比,时光淘洗,年岁渐长,当年的圭角、意气已不复现,剩下的只是一种超然世外的情调了。

又如陶宗仪《念奴娇·九日有感,次友人韵》:

黄花白发,又匆匆佳节,感今怀昔。雨覆云翻无限态,故国寒烟荆棘。杜老飘零,沈郎瘦损,此意天应识。划然长啸,不知身是孤客。  呼酒漫祓清愁,玉奴频劝,两脸添春色。眼底平生空四海,倦拂红尘风帻。戏马台荒,龙山人老,往事休追惜。山林无恙,也须容我高屐。

这也是一首重阳感旧之词。据昌彼得《陶宗仪生年考》(29),陶宗仪生于延祐三年(1316),则其入明时五十余岁。此词作年不可确考,但据“黄花白发”“故国寒烟荆棘”等语,或当作于入明之后。因题称“次友人韵”,我就遍检与陶宗仪往来唱酬者之词,试图找到原唱者,然而竟未有用《念奴娇》词调者。唯邵亨贞《满江红》(风雨重阳),与此韵部同,邵氏词作于洪武二年,不知有关系否。两首词的思致也大体相似,都是“感今怀昔”,以往日承平九日聚会之乐,反衬如今的凄凉冷落。这在陶宗仪存留不多的词中应属佳作。虽然说“飘零”“瘦损”,说“孤客”“清愁”,词却充满着一种旷放豪迈之气。词中用了不少前人成句,如“划然长啸”出苏轼《后赤壁赋》,换头处也让人想到姜夔《翠楼吟》中“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又“戏马台荒”用南朝宋武帝刘裕九日在戏马台大会宾客事,“龙山人老”用孟嘉与桓温于九日登荆州龙山风吹落帽故事,这都是重九诗词中常用的典故。然而陶宗仪能够用潜在的气韵,把这些典故意象组织起来,构成一种浑成的境界。结尾处感慨今昔的伤感情结调整为一种超然世外的人生姿态,亦与邵亨贞的悲伤情调有别。

遗民词的今昔之感,尤其表现在那些节令词里。其中最突出的节令是元夕,即元宵节。元夕在宋元时期是非常重要的节日,或称为中国古代的狂欢节。它把风俗民情与社会文化融为一体,因此很容易成为遗民记忆里难忘的风景。比如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中,关于元宵节的描写都是重头戏。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邵亨贞的三首元夕词。其中一首写于洪武元年,另外两首写于洪武五年。先来看洪武元年写下的《水龙吟·戊申灯夕,云间城中作》:

兵余重见元宵,浅寒收雨东风起。城门傍晚,金吾传令、遍张灯市。报道而今,依然放夜,纵人游戏。望愔愔巷陌,星球散乱,经行处、无歌吹。  太守传呼迢递,漫留连、通宵沉醉。香车宝马,火蛾面茧,是谁能记。犹有儿童,等闲来问,承平遗事。奈无情野老,闻灯懒看,闭门寻睡。

这是大明王朝开国后的第一个元宵节,可是邵亨贞这位遗民词人的笔下却氤氲着一派凄凉萧瑟气象。虽然有“金吾传令”“纵人游戏”,可是战乱之后的松江城内,散乱的星球(绣球灯)更反衬出光景之悲凉。下片暗转,用往日承平时代的元宵景象与上片形成对照,是所谓“两两相形”的写法,亦犹今日电影常用的“闪回”手法。从“太守传呼”,到“火蛾面茧”,都是过去的“梦华录”,然后用“是谁能记”括住,接下来又借儿童来问“承平遗事”进一步点醒。歇拍处“奈无情野老”云云,正见出词人眷恋往昔之多情,以及对于新政权的不感兴趣。邵亨贞虽然不像席帽山人王逢那样对于刚刚建立的朱明王朝直言诋詈,其对立情绪却是显而易见的。

再来看邵亨贞于洪武五年所写的两首《虞美人》。词前小序云:“壬子岁元夕,与邾仲义同客横泖,义约予偕作词,纪节序。予应之曰:‘古人有观灯之乐,故形之咏歌,今何所见而为之乎?’义曰:‘姑写即景可也。’夜枕不寐,遂成韵语。时予有子夏之戚,每无欢声,诘朝相见,而义词竟不成云。”其词曰:

客窗深闭逢三五,不恨无歌舞。天时人事总悽然,只有隔窗明月似当年。  老夫分外情怀恶,无意寻行乐。眼前触景是愁端,留得岁寒生计在蒲团。

无情世事催人老,不觉风光好。江南无处不萧条,何处笙歌灯火做元宵。  承平父老头颅改,就里襟怀在。相逢不忍更论心,只向路旁握手共沉吟。

按:壬子岁即洪武五年,邾仲义即邵亨贞的密友邾经,横泖即松江。子夏之戚,犹言殇子之痛。邵氏之所以“分外情怀恶”,殇子之痛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大背景则是入明以后的种种严酷现实。大明王朝开国已经五年,可是词人看到的不是百废俱兴的欣欣向荣,而是“江南无处不萧条”。末二句“相逢不忍更论心,只向路旁握手共沉吟”,似乎反映了明初文网高张的政治环境。谈迁《国榷》卷五曾言:“闻国初严驭,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凡饮会口语细故辄流戍。即吾邑充伍四方,至六千余人,诚使人凛凛,言之至今心悸也。”谈迁是浙江海宁人,其说虽不可尽信,但以之与邵亨贞词对读,两者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和邵享贞词意趣相通的是舒的一首元夕词。舒的词无法考证其创作年代,但其词中情调与邵亨贞词作非常相似。而且词调也是《虞美人》,词题为《闻邑云台烟火花灯,老倦不复往观》。其词曰:

纷纷儿女看灯去,千点摇红树。翠鳌山倚紫云堆,记得年时,老子也曾来。  硫硝结缚通仙技,光焰千般异。今年老子懒来看,手弄梅花,和月倚阑干。

这里所记的不知是哪一年的元宵节,想来应是在入明之后。舒也是邵亨贞词中所说的“承平父老”一辈人,虽然其词中所写的元宵灯火比邵氏笔下要热闹得多,但冷淡的心情彼此相同。一个是“无意寻行乐”,一个是“老子懒来看”;一个说“只有隔窗明月似当年”,一个说“记得年时,老子也曾来”,都显示了遗老的今昔之感以及对新政权的疏离心态。而且一首词中两度以老子自称,也显示了一种老气横秋、白眼箕踞的殷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