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吴门词派的价值取向

“吴门词派”之成立，当然是因为吴门词派中人彼此之间有着一些相同、相近、相通的因素。在这诸多因素中，诸如同时、同地以及互相之间的交往唱酬等等，犹为外在的因素，即使是词的创作方面的某些共同特点似乎仍在其次，而作为前提的、深层次的决定因素，是他们拥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性格，一种人生姿态，一种感情倾向，或一种智慧风貌，同时也是他们在诗词书画各种载体上所体现出来的艺术个性之共有的人生哲学背景。

尝试言之，吴门词人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王朝政治与主流文化保持一定距离的疏离自放心态；二是对于科举仕途不那么热衷，并在必要时葆有敢于割舍的勇气与自信；三是敢于蔑视礼法规矩，对隐逸自适的生活情趣有着热烈而执着的追求；四是在诗词书画创作上体现出来的信手挥洒、陶情自得的创作态度。

很明显，这四个方面是紧密联系且相互依存的。明初苏州文人受到摧残压抑，创巨痛深，形成明代前期吴门几代文人对于政治与主流文化的疏离自放心态。应该说，这并不是吴门文人主动的选择，而是朱元璋、朱棣父子的乖戾忮刻、为渊驱鱼的结果。稍后随着苏州一带经济的恢复与繁荣，随着吴中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吴门文人隐居自适的生活理想成为可能，这些拥有一技之长的文人，仅凭书画艺术也能维持其起码的乃至体面而优裕的生活方式，遂在以仕代耕的传统模式之外另辟一途，成为一群前所未有的职业化的文人艺术家。因为可进可退，所以在面临仕与隐、出与处的抉择之际，他们就可以任性，可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再把科举仕途当成唯一出路，因此也就不必屈己求人，违心从俗。因为职业艺术家一般被视为现代的社会现象，所以在阅读欣赏这些吴门文人的“行为艺术”及其诗词书画的时候，我们也会或多或少体验到一些“现代意味”。

吴门词人的这种价值取向，是在其开宗立派者沈周的导引启示下形成的。

沈周的祖父沈澄（1376—1463），字孟渊，工诗文，重礼义，绝意仕途，以高隐为乐，喜着道服，寄情觞咏。永乐初曾以贤才征赴京师，不久引疾归。故吴宽为沈周之父撰《隆池阡表》中云：“盖沈氏自征士以高节自持，不重仕进，子孙以为家法。”(23)他与陈汝言为好友，而陈汝言与元末明初画家文人王蒙、倪瓒友善。沈澄受其熏陶，亦善书画鉴赏。吴门画派与王蒙、倪瓒的精神渊源，亦于此可见薪火相传之迹。沈澄有二子，长子沈贞（1400—1482），字贞吉，为沈周伯父；次子沈恒（1409—1477），字恒吉，即沈周之父。二子皆工诗善画，亦皆秉承父训，终身未仕。

沈周有两位画学业师，其老师同时也是他的父执辈。一位是杜琼（1396—1474），字用嘉，号鹿冠道人，晚居东原，人称东原先生，吴县（今苏州市）人。郡守曾两次荐举，皆辞而不受，在乡里以教授生徒和卖画为生。一般认为他是开吴门画派先河的人物，沈周与其父沈恒皆曾从之学画。另一位是刘珏（1410—1472），字廷美，号完庵，长洲（今苏州市）人。正统三年（1438）中举人，景泰三年（1452）授刑部主事，天顺三年（1459）五十岁时即弃官归家。于屋后小圃叠石为山，引流种树，筑亭其上，号“小洞庭”。日与宾客徜徉其中，饮酒赋诗。刘珏不仅为沈周画学业师，且有通家之谊，沈周的姐姐即嫁与刘珏长子，所以两家关系极为密切。上海博物馆藏有杜琼、刘珏、沈周所画山水册页，凡五幅。第一幅“脱屣名区”，为杜琼作；第二幅“芳园独乐”，为沈周作；后三幅“颐养天和”“放歌林屋”“游心物表”，为刘珏作。这是他们师生合作的艺术品。据顾麟士《过云楼续书画记》，此册页当是为徐有贞（天全翁）庆寿之作。(24)因沈周《石田集》中有《寿武功伯徐先生》七律十首，各以四字为题，可知此册应为残卷，原作当为十幅。

沈周从小生活在这样一种不求仕进、雅好书画的家族文化氛围中，又受杜琼、刘珏这些父执师长的影响和熏陶，所以对他来说，那种不求仕进、放旷自适的性格的形成，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文征明《沈先生行状》载：

景泰间，郡守汪公浒欲以贤良举之，以书敦遣。先生筮《易》，得《遁》之九五，曰：“嘉遁，贞吉。”喜曰：“吾其遁哉！”卒辞不应。(25)

按：明代景泰年号仅有七年（1450—1456），沈周那时才二十多岁，却以自己的仕途前程系于一卦，这在其他士子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其他家族，即使年轻人有这种天真的想法，家族中人也一定会极力干预。可是那时沈周之父沈恒、伯父沈贞，以及他的师长辈杜琼、刘珏都还健在，竟无一语相劝者。可以想见，他们也是赞成或至少是默认沈周这一决定的。

在沈周的示范引领之下，吴门词派中人对于科举仕途，往往显得比较矜持或淡漠，或者说不太热衷。祝允明于正德九年（1514）谒选为官，正德十六年（1521）弃官归里，在官仅七年时间。唐寅于弘治十一年（1498）参加应天府乡试，得中解元，本来应该是前途无量的，然而次年参加进士考试时，因科场舞弊案株连，取消名籍，从此绝意仕途，专以卖书画为生。其《言志》诗所谓“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与其说是恃才傲物，毋宁说是恃才自适。相比之下，文征明算得上一个在传统的书香门第里成长起来的文人，所以他才会在科举道路上坚持那么长时间。他从弘治八年（1495）二十六岁时开始参加应天乡试，嗣后一直到五十三岁，十二次应试皆名落孙山。嘉靖二年（1523）因林俊、李充嗣等举荐，以岁贡生诣吏部试，授翰林院待诏，故后人呼为“文待诏”。然而他也只在北京挨过了三年，就毅然辞职还乡了。

当然，我们在强调吴门词人的疏离心态或野逸个性时，或有必要说明，这种疏离其实是有条件亦有限度的。现代人既远离当时科举仕途的文人生态，又刻意突出这些才子文人不受羁束的一面，本来意在美化，其实已自觉不自觉地偏离历史真相了。如《中国词学大辞典》中祝允明小传云：“弘治五年（1492）举于乡，官至应天府通判，未几致仕。玩世自放，往往出名教外。”这几句话本来并无虚构，却因简化紧缩而致偏斜，仿佛祝允明根本未把科举仕途当回事，做官时间不长便弃官回乡了。而事实是，他自成化十六年（1480）二十一岁时赴应天乡试，先后五应乡举、七试礼部，直到正德九年（1514）五十五岁时才下决心不再应试，乃谒选得授广东兴宁知县。正德十一年因拙于催科，秋税后期，被夺俸，正德十六年（1521）迁应天府通判，其职责竟是专督财赋，因为当道弃其长而用其短，于是才“未几致仕”。可见这个“未几”，是指到应天府通判任上之后不长的时间，而他在广东兴宁知县任上已近七年，距其中举之时更是已近三十年了。可知一个大而化之的“未几”，说得轻巧，却掩映了半生的坎坷荣辱。

又如文征明，《中国词学大辞典》述其仕履，亦仅言其“正德末、嘉靖初，以岁贡生荐试礼部，授翰林院待诏，三年即辞归”，亦似乎着意渲染其高蹈不仕的一面。而事实是，文征明自弘治八年（1495）二十六岁赴应天乡试起，一直到五十三岁，十二次应试而未举。其《金陵客楼与陈淳夜话》诗云：“最是世心忘不得，满头尘土说功名。”正德十二年（1517）作《除夕感怀》诗云：“人生百年恒苦悭，一举已废三十年。”可知今人“三年即辞归”的轻松语调，亦遮蔽了文氏太多求仕的奔波与苦辛！

文征明任职翰林院待诏，与李白当年的供奉翰林颇为相似。这种名目说起来好听，仿佛清要华贵之职，实际官职与地位甚低。据《明史·职官志》，翰林院“待诏六人，从九品，不常设。待诏掌应对” 。从九品，在封建社会九品十八级的吏治系统里是最低的一级。然而在文氏家族看来，毕竟已经进入仕途，而且是在天子身边的翰林院，所以在千里之外苏州城内这个诗礼传家的文氏家族里，文征明的叔父文森闻讯赋诗庆贺，诗题为《征明侄荐授翰林兼修国史喜而赋诗寄之》：

红烛高烧夜着花，阿咸闻荐入金华。
银鱼悬佩通仙籍，紫阁趋随草制麻。
太史名传司马氏，东山屐倒谢玄家。
书来深慰家庭庆，奕世恩光未有涯。

看了这首诗就知道，像苏州文氏这样的文化家族，亦实在是未能免俗。银鱼紫阁，通仙趋圣，说得好像是平地青云、一步登天了。其实文森应该知道，所谓待诏，不过是皇帝偶尔顾问之闲官而已，与唐宋时的翰林待诏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想文征明一定不好意思把这首诗拿给翰林院的同僚们传阅；当然也一定是他给家里写信吹嘘过了，他叔父才会这么来祝贺并加以勉励的。也许文征明心里清楚这个待诏究竟有多少斤两，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在他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家族梦想，所以他必须稍加吹嘘，以此慰藉那些翘首盼望的老人的殷切之情。

当然，我们这里一方面是想纠正或澄清一些有意无意的误解，说明吴人亦未能免俗，未能忘情于仕途功名；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不仅像早一辈的沈周那样不求仕进殊为难得，像祝允明、文征明、杨循吉这样感觉官场稍不如意便毅然辞官归里，像唐寅那样敢于“破罐子破摔”，与科举仕途乃至整个上流社会一刀两断的，也还是其他地方所少见的，是多数文人难以做到的。之所以难以做到，一方面是其所在地域缺乏吴文化中那种旷达自适的人文氛围，更不具备苏州一带成熟的文化市场，同时也因为他们不具备吴门文人那样的书画艺术造诣，假如不走以仕代耕之途，他们将无以为生。所以思来想去，他们只能委曲求全，隐忍不发。这样“环比”下来，就反衬得吴门文人高蹈不仕、放达自适的价值取向更加突出了。

关于文征明辞官翰林的背景与原因，比他稍后的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说》中曾有记载：

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惟黄泰泉佐、马西玄汝骥、陈石亭沂，与衡山相得甚欢，时共酬唱。乃知薰莸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类也。然衡山自作画之外，所长甚多，二人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故此数公者，长在天地间，今世岂更有道着姚涞、杨维聪者耶？此但足发一笑耳。(26)

按：姚涞（？—1537），字维东，号明山，慈溪（今属浙江）人。明嘉靖二年（1523）癸未科状元。杨维聪（1500—？），字达甫，号方城，顺天固安（今属河北）人。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状元。何良俊这里关于姚涞的说法实出于误传误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一“姚涞”目下曾力辨其误，认为姚氏当文征明去官之日，“躬送至张家湾，赋十诗送别，比之巍巍嵩华”。又其《赠衡山文先生南归序》对文征明称美备至，其中云：“自唐承隋蔽，设科第以笼天下士，爵禄予夺，足以低昂其人。于是天下风靡，士无可称之节者，几八百余年。然犹幸有独行之士，时出其间，以抗于世，而天下文人亦罔不高之。求之唐则元鲁山，于宋得孙明复。二子岂有高第显位为可夸哉？徒以其矫世不涅之操，好古自信之志，足以风励天下。而一时名流，皆乐为之称誉焉耳。”(27)姚涞此文以人品誉望平抑高第显位，既切合文征明非进士亦非举人的身份，亦唯有曾中状元的姚涞可以如此慨乎言之。另外据董其昌《跋文征明永锡难老图》：“衡山在翰林日，为龚用卿、杨维聪所窘。”(28)故或以为何良俊误龚为姚。龚用卿（1500—1563），字鸣治，号云冈，福建怀安人，为嘉靖五年（1526）丙戌科状元。

其实，辨别以巍科卑视文征明的是姚涞还是龚用卿并不重要，这甚至不是文征明辞官的主要缘由。我们看他集札中的诗句，如《遣怀》：“敢讳画师呼立本，终惭狗监荐相如。”《潦倒》：“北土岂堪张翰住，东山常忆谢公情。”《丙戌十月十日致仕出京》：“白发岂堪供世事，青山自古有闲人。”《马上口占谢诸客》：“解却朝衫别帝州，一竿烟水五湖舟。”《某比以笔札逋缓应酬为劳且闻有露章荐留者才伯贻诗见戏辄亦用韵解嘲》：“青山应笑东方朔，何用俳优辱汉庭。”又其离京归家途中所作《感怀》诗云：“三十年来麋鹿踪，若为老去入樊笼。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白头博得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这些诗句中的思想倾向是相当一致的。他知道自己的麋鹿本性不适于官场，他后悔三年前的白头应诏、老入樊笼，他不愿做这种“俳优畜之”的翰林待诏，他思念故乡吴中的青山与扁舟……看他在官时的那种郁闷与焦灼，与夫谢官后得其所哉的欢忭开怀，可以想象，文征明的辞官乃是出于其本真性情，而决不是针对某人的意气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