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科学人的困境

现代气质

两种情绪决定了我们的文明对待社会世界的态度：对以现代科学为代表的理性力量会解决我们时代所有社会问题的信心，对科学理性解决社会问题一再失败的绝望。绝望的情绪对我们的文明来说既不新鲜，也没有什么特别。人类的智识和道德史就是一部内在不安全感、对即将到来的末日的恐惧和形而上的焦虑的历史。它们植根于人的这种境况：他意识到作为造物的自身，已经失去了动物的无辜和安全感，现在永远试图在自己的宗教、道德和社会领域中重获这种无辜和安全感。当今时代的新现象不是大众情绪中焦虑感的存在，而是一方面焦虑感的强烈和它促生的迷茫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主流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对此却毫无感知。

布赖斯[4]爵士引述了下面的话，“美国政府和宪法建立在加尔文神学和霍布斯哲学之上”，他又加上一句话，“与法国人在1789年展现的群情激昂的乐观主义精神做个比较”，[5]他不妨再加上一句，“与我们时代的哲学精神做个比较”。现代心灵对加尔文神学和霍布斯哲学的陌生印证了将我们时代的哲学与前理性传统隔开的鸿沟是如此之大。这个鸿沟同样也象征着现代哲学主流与大众情感之间的距离，后者的不安因哲学家缺乏对鸿沟的有意义回应而加剧。

然而，我们文明的危机体现在它对自身假设（assumptions）的固执坚持上，即使在面对理性主义无法赋予20世纪中叶的经验以意义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时亦如此。我们的文明假设社会世界可以仿照自然科学的例子进行理性的控制，而我们时代的国内、国际经验却与这条假设相悖。但是，我们的时代没有问这条假设是否需要修改，却极力捍卫这条假设，这样做使时代的哲学与时代经验之间的矛盾变得愈发深刻。最后，哲学与经验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瘫痪了思想与行动，我们的时代既无法接受无效的哲学（因为经验与它相悖），也没有有效的备选项（因为这个时代没有安全感的哲学不允许变革），它再也无法面对未解的问题和它们可能的解决之道。它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先是不安的迷惑，接着是愤世嫉俗的绝望，最后则有被内外敌人压垮的危险。

哲学的危机

当提到哲学时我们指的是所处时代普遍无意识的智识假设，它关于人与社会性质的基本信念，正是这些信念赋予思想与行动以意义。我们时代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对理性的依赖，希望借此从假设的或经验的前提中通过一系列逻辑演绎获得哲学、伦理和政治的真理，并且通过其内在力量以这些真理为样板重铸现实。这种哲学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中获得经典呈现，但是它的影响远远超过这两个世纪，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它独立于具体的哲学流派之外，支配着现代人的心灵。理性主义，在其古典意义上指自先验假设中推导出假说，然而自18世纪后半叶以来哲学开始从经验中寻求基础，旨在变成科学的同义词。除了最初的理性主义哲学在一系列科学术语的幌子下持续对我们文明施加影响外，17世纪和18世纪的理性主义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盛行的思维模式还有两点共同之处：它们都植根于理性主义的假设，即社会与物理世界通过同样的理性过程——不管这些过程将如何被定义——变得可理解的观念；只需求助以理性过程为中心的理解就能实现对社会、物理世界进行控制的信念。自17世纪至今理性主义坚持认为社会与物理世界理性的统一，认为人类心灵有能力通过运用同样的理性原则来塑造社会与物理世界。[6]

在19世纪和20世纪，对科学的信仰是这种思维模式的主要表现，对科学的信仰是将我们时代与之前时代区别开来的智识特征。不管如今人们拥有多么不同的哲学、经济和政治信念，他们都被一个信念统一在一起，那就是认为科学可以——至少潜在地可以——解决所有人类问题。在此信念中社会问题与自然问题本质上一致，社会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研究领域中量的扩展。这是杰里米·边沁、卡尔·马克思、赫伯特·斯宾塞和约翰·杜威立论的共同基础。

在政治领域这种思维模式的最典型代表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却也不仅限于自由主义政治原则的追随者中，它还渗透到非自由主义的思想中，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思考的典型模式。不管是什么将白宫与克里姆林宫隔开，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分开，它们都共享着一个信念：如果不是现在，至少最终，政治将被不管以何种方式定义的科学所取代。

自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思维模式保持着实质上的未变，虽然与此同时在已记录的人类历史中人们的生活条件却发生了巨变。我们生活在20世纪中叶，却仍以过时的18世纪的思维模式思考。如果18世纪的哲学、政治观念代表着特殊时空中的永恒真理，它们就既可以指导我们（现在）的思想与行动，也可以指导其他任何时代的思想与行动。至少有一些哲学，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一定程度上属于此类真理，但是18世纪的哲学不在此类真理之列。相反，它是这样的哲学结构，这一结构赋予有关人类学、社会和政治的假说以永恒真理的表象，实际上这些假说即使是真理的话，也只是在特殊的历史经验条件下如此。工业革命与中产阶级崛起的历史经验已经让位于迥异的历史格局，但是那个时代的哲学仍主导着西方人的心灵，仿佛它的信条丝毫不受变化的历史进程影响。

理性主义哲学误解了人性、社会世界的性质和理性本身的性质。它看不到人性具有三个向度：生物的、理性的（rational）和精神的。通过忽略人的生物冲动和精神追求，理性主义误解了理性在整个人类生存中的功能；它曲解了伦理问题，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它将自然科学歪曲成世俗救赎的工具，而这既不符合自然科学的性质，也不符合社会世界的性质。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性主义误解了政治与政治行动的性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人们见识到理性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胜利，也目睹了它智识上的、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破产。确实，历史中有偶发事件。它可以呈现不同的进程，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帕斯卡（Pascal）所谓“克娄巴特拉（Cleopatra）[7]的鼻子如果短一些（历史进程就会大不一样）”的话。然而，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和军事灾难，以及40年代中叶的政治危机具有太多的一致性，它们构成了一种模式，不能单单将其归咎于偶发事件或人的缺陷。它们是植根于时代的基本哲学假设中智识、道德和政治的疾病的外在表现。

法西斯的挑战

人们经常面临一个诱惑，那就是急于理所当然地将持某些信念的人在战场上的胜利归因于他们对这类信念的信仰。军事胜利只可以证明它可以表征的东西：在军事上一个团体的力量优于另一个团体。如果在战场上胜出的一方同样在哲学造诣、道德智慧和治国之术上很杰出，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后几个领域做得很好，而不是因为他们深谙兵法之道导致了他们在这些领域的杰出。对原子弹的垄断可能与对美德的垄断同时出现在一个国家里，但是前者并不必然导致后者。单是以下事实就足以引起人们对西方哲学、道德和治国术能力优越性的怀疑：西方文明完全误解了法西斯主义在智识、道德和政治上对西方的挑战，这使它被二十年前[8]曾在战场上击溃过的力量再次逼到了绝境边缘。

法西斯主义不仅出现在德国、意大利，还出现在我们中间，这应该足以让我们认识到理性、进步与和平的时代——作为我们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教诲中领会到的东西——已经是昨日遗迹。法西斯主义不像我们倾向于认为的那样是向非理性的暂时倒退，是专制和野蛮统治的返古复苏。法西斯主义熟练地掌握了时代的技术成果和潜力，它是真正进步的——如果没有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和作为技术理性模板的希姆莱的毒气室的话。在拒绝西方文明的伦理的同时，法西斯主义收获着追随西方文明信条却没有理解它基础的哲学的盛果。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法西斯主义像所有真正的革命一样，只不过是它出现之前的破产时代的产物。

回应

不仅西方文明的条件而且它的捍卫者的任务都可从法西斯主义经验中吸取教训。因为生活条件和官方哲学的鸿沟——这个鸿沟如今有吞没西方文明之势——在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得势之前就已存在。人，即使是那些最轻视本书想完成的任务的最务实的人，也离不开哲学，人不能离开那些给予其生存以意义的哲学，人用因果律来解释生存，用适当的哲学来合理化生存，用伦理术语来为生存辩护。哲学作为智识假设的系统是静止的，而生活则处于流变状态。生活经常处于“过渡阶段”，正是通过这一标准阶段，这个时代展示出了它在理智上无法应对现代生活的经验而处境尴尬。面对这种哲学与经验之间的矛盾，这世界上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就是固守一件哲学利器，指出这种哲学智识和道德的优越性，用自足教条的贫瘠咒语取代创造性的修正和真正的哲学革命。

但是，智识胜利遵循的却不是这条道路。一种哲学能否主导时代并哺育后世，并不受它是否符合逻辑和形而上学讨论会上所立的标准而定，而受它与平常人生活经验的关系决定。在思想的市场竞争中获胜的哲学总是比其他哲学更能获得人民的忠诚，它们使那些大街上的人虽略微理解但强烈感受到的东西变得具体、有意义。

如果哲学无法满足这个要求，人或许仍可能继续生活一段时间，他可能继续相信这些假设，听从它的训诫，然后在旧哲学已知教条和新生活体验的矛盾中发现真与假、对与错的混乱。然而，人永远不会接受一种和他的生活经验相悖的哲学，他永远不会听从“诉诸理性”的训诫，如果他经验到非理性力量压垮他和同胞生活的时候；他永远也不会相信“进步”，如果他将自己的道德、社会经验与祖先的相比较时发现根本就没有这类东西；他永远都不会珍视科学的救赎力量，只要他看到科学在自身领域中导致的道德模糊性和在社会领域中成果有限；他永远也不会接受人类生存构成的本质和谐观念，如果他的内在、外在生活处于持续的矛盾和冲突中。

人如果无法回答自身的问题将无法生存，当他不能从西方思想的传统守护者那里得到答案时就会转向其他西方思潮寻找答案，他会转向那些与他不再相信的哲学相比更少与生活经验矛盾的哲学。所以德国人拒绝了包括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文明转而拥抱法西斯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承诺重新诠释他们的经验，引导他们的行动，创造一个新社会。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失败了，因为它没有理解人性，人不仅是政治操控的客体，他还是具有某些潜质使其无法被操纵的道德人。法西斯主义哲学的失败和它在战场上的失利再次给西方文明一次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哲学，修正自己的前提假设，使它的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经验、迫切需求相协调。

这个任务对每一个有创造力的时代而言都不新奇，而属稀疏平常之事。所有哲学都试图借助理性权威和声称具有现代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性将自己的真理拔高为绝对有效的假设。后人需要根据自身经验来检验这些说法，他们将会发现这其中很多学说的真理性受时空的限制，却试图将自身的效力延伸到新时代。古代文明的科学（scientia）被基督教哲学所取代，后者向西方世界的意识中引入了新的内在经验。这种新哲学（基督教哲学）后来僵化成一些中世纪经院的伪科学教条，它后来又被脱胎于实验科学经验的新哲学所取代。一个时代能否完成重新激活——这同时也是一种摧毁——旧哲学的任务可用来衡量这个时代的智识活力。

我们时代教条的科学主义在解释社会，尤其是政治问题上的失败以及它没有很好地为成功行动提供指导，导致了人们呼吁在前理性的西方传统启发下重新检视这些问题。这个重新检视始于如下假设：权力政治，植根于所有人都具有的权力欲，因此之故无法将其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为了从政治领域中消除权力政治的破坏性，而不是消除权力政治本身——这超出了任何一种政治哲学与体系的能力——人们需要借助理性官能（rational faculties），它不同并优于科学时代的理性（reason）。

政治需要借助理性来理解，但它不是在理性中发现其自身的模式。科学理性的原则经常都简洁、一致和抽象，社会世界经常是复杂、不一致和具体的。将科学理性运用到社会世界中有可能徒劳无功，社会现实仍会顽抗“缺乏深度想象力且短视的理性”的攻击。[9]将科学理性运用到社会世界中还可能是致命的，它会带来相对初始目的而言是毁灭性的结果。政治是艺术而不是科学，它要求人们掌握的不是工程师的理性（rationality），而是政治家的智慧和道德力量。社会世界对求诸纯粹、简洁的理性的呼吁无动于衷，它只屈从于治国术所创造、维持的道德和物质压力的精妙结合。

我们的时代蔑视权力政治，无法掌握治国术——只有这种治国术才能驾驭权力政治——它使政治成了科学，通过这样做它体现了这个时代智识的困惑、道德的盲目和政治的衰落。这本书可以描述这种疾病却无法治愈它，尤其是，它必须将提供简洁和理性解决方案（的任务）交给那些信奉本书所反对的哲学的人。这必然会剥夺读者从理性解决过于简化问题中获得的欣喜感，这类理性解决过于简化问题的思路从单一税到将战争列为非法不一而足，但本书将可能会揭开曾被视为真理的（那些知识的）湮没面纱，这将有助于政治理论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也有助于政治实践的发展。[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