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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的刺客信条：为报杀父之仇，十年磨一“枪”

这么一个血腥的暴力案件，竟被她做得如此优雅、从容，也算是奇事一件。

说到女杀手，可能好多人脑海里想到的就是电影里那些身世凄惨、美貌动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怎么打也打不死的女特务形象。其实那都是编剧虚构出来的人物，现实中的女杀手往往出乎您的想象。比如“民国第一女刺客”施剑翘，就是一个文弱的大家闺秀。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其父亲施从滨曾任山东兖州镇守使，后为山东督办张宗昌部第二军军长。

施家祖籍安徽桐城，施谷兰自幼在济南生活，五个姊妹兄弟中，身为长女的施谷兰最受父亲宠爱，十三岁起便当家管事，十八岁时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施谷兰是个非常传统的大家闺秀，还缠过足。这么一个弱质女流怎么会成为刺客呢？

其实造就刺客的原因只有两条，一个是家仇，一个是国恨。

具体到施谷兰，她行刺的目的，是替父报仇。

1925年10月，奉浙战争爆发，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受到委派，南下迎击孙传芳的军队。在蚌埠战役中，施从滨因轻敌而战败，被孙传芳俘虏。孙传芳为了杀鸡儆猴，震慑施从滨背后的张作霖，竟然在蚌埠车站南侧将施从滨斩首，并暴尸三日。

消息传回家中，年仅二十岁的施谷兰伤心欲绝。巨大的打击没有摧毁她的意志，施谷兰决心为父亲报仇，并写下一首诗“言志”：“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一个二十岁的小女子，如何杀得了如日中天的大军阀孙传芳呢？施谷兰决意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帮手，她将眼光投向了堂兄施中诚。

施中诚时任烟台警备司令，施谷兰将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刚开始，施中诚还满口答应为施从滨报仇雪恨，但随着职位的升迁，他改变了想法，开始劝说施谷兰放弃复仇，施谷兰一气之下，和堂兄断绝了兄妹之情。

1928年，在施从滨遇害三周年的忌日上，施谷兰结识了同乡施靖公。此人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是施中诚的军校同学。施靖公对施谷兰颇为动心，为了娶到她，施靖公表示愿意替施谷兰报仇。

施谷兰报仇心切，毫不犹豫地答应下嫁，两人草草完婚，施谷兰随夫迁居山西太原。七年过去，施谷兰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但施靖公一直闭口不提报仇之事。几次请求遭到拒绝后，施谷兰心灰意冷，与丈夫一刀两断，带着两个儿子回了娘家。

施谷兰很喜欢写诗，这时她又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为父报仇的决心：“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施谷兰下定决心，哪怕得不到任何帮助，自己也要独立完成复仇计划。她写下了“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的诗句，把自己的名字从“施谷兰”改成了“施剑翘”，从此专心寻找仇人孙传芳的下落。

施剑翘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孙传芳的住所。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日本在津势力代表冈村宁次屡次拉拢孙传芳，都被拒绝了。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骚扰，孙传芳索性皈佛诵经，去天津佛堂当了居士。他自知自己戎马一生，积怨甚多，为了保障人身安全，孙传芳对自己的身份和行动严格保密。

施剑翘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打听到孙传芳隐居在天津的消息，她立即前往天津，寄居在英租界10号路166号，继续搜索孙传芳的下落。

在偌大的天津，寻找一个隐居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施剑翘从未见过孙传芳，该如何寻觅仇人的踪影呢？施剑翘屡屡去天津各大书店询问，想购买孙传芳的照片，可惜孙传芳的保密工作实在做得太好，施剑翘白跑了很多趟，一无所获。后来施剑翘偶然间在一个算命先生那里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背后写着“孙传芳”三个字。施剑翘心中一动，谎称这个人是她的亲戚，高价把这张照片买了回去。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施剑翘苦苦查访孙传芳的行踪，搜寻多日，一无所获。这一天，她不经意间听到一位僧人在仁昌广播电台讲经，这位智圆大师操着一口山东口音，施剑翘疑心顿起，当即租车前往仁昌广播电台，在门前守候。没多久，就见智圆大师从电台内走出，施剑翘一眼认定：智圆就是孙传芳！

找到了孙传芳的下落，施剑翘报仇的决心更加坚定。她从一个不相识的退伍军人手中购得勃朗宁手枪一支，子弹六颗，悄悄带回家中，藏在自己的箱子里。为实施复仇计划，施剑翘还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多次接受手术，放开自己缠了多年的双足——解放双足，可以使行走更加灵活方便，万一孙传芳遇刺时试图逃走，她就更有把握击毙仇人。

眼看双脚可以行走，她便瞒着家人，偷偷开始训练枪法。

在那个年代，一个妇道人家要完成这些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施剑翘品性刚毅、意志坚定，竟然把这些男子汉都未必能做好的准备工作，完成得滴水不漏。

1935年10月3日，是施从滨十周年的祭日，施剑翘在日租界花园街观音祠举行悼念活动，并请居士林住持富明前来诵经超度。施剑翘就问富明：人死后超度是否有效果。

富明说，非常灵验，孙联帅（孙传芳）、靳总理（靳云鹏，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等每周三、周六都来参加诵经。

施剑翘趁机向富明了解孙传芳在居士林的活动规律，并请求参加诵经，住持表示同意。

据施剑翘后来在法庭上的供词，此时她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还起草了《告国人书》和传单，分别给母亲、弟弟、妹妹及其亲族写了遗书。施剑翘是一个心思缜密、考虑周详的杀手，她每周都去居士林诵经，以便摸清孙传芳的活动规律和他身边的人手配备。

在此期间，她多次在居士林与孙传芳相遇，但苦于教友甚多，怕伤及无辜，施剑翘没有下手。

11月12日晚上，施剑翘将手枪用毛巾包好，在父亲灵前焚香默祝：“爸爸，十年大仇今天要报了，爸爸要助我一点儿勇气，勿使我手发颤，或脸色更变，以致被别人看破机关。”

13日下午，天下起了小雨，施剑翘以“董慧”之名办理卡片，来到居士林。这一天诵经的人很少，她认为有机可乘，但在居士林绕行数周，都没有见到孙传芳。

正在她和别人攀谈之际，孙传芳的汽车来了，施剑翘目送孙传芳下车，走进院子。她转身便雇车回家，取出手枪、子弹和写好的《告国人书》，以及父亲的遗像和传单，随身携带。

下午三时四十分，她返回居士林，借口后面炉子太热，挪到孙传芳身后，悄无声息地坐下。

眼前就是追访多年的杀父仇人了！趁着孙传芳聚精会神地诵经，毫无防备之际，施剑翘迅速从怀中摸出枪，先瞄准孙传芳的头颅连开两枪，接着又朝孙的背部补了一枪。孙传芳当场毙命。

佛堂乱作一团，施剑翘高喊：“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替父报仇！”然后走出讲堂，开始散发《告国人书》及按有自己指纹的传单。在《告国人书》中，施剑翘详细地交代了自己的报仇始末，传单正面则印着一首诗：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告国人书》的背面写着一篇文章，原文是这样的：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报仇女施剑翘谨启。”

这么一个血腥的暴力案件，竟被她做得如此优雅、从容，也算是奇事一件。

施剑翘嘱咐身边的和尚报警，然后来到电话室与家人通了电话。值班的警察赶到的时候，施剑翘已经等在那里，准备投案自首了。被扣押至警察局的路上，施剑翘嘴里还高兴地说“痛快已极”。

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施剑翘有期徒刑七年。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在狱中，施剑翘也没忘记她作为国人的使命与责任，写了一篇《亲爱的同胞，赶快奋力兴起吧》的文章呼吁大家奋起爱国抗日。这篇文章发表后，刺杀案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报纸、杂志争相报道，称赞她为“女中豪杰”“巾帼英雄”。社会团体也开始纷纷声援施剑翘。

1936年8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认为施剑翘“论法虽无可恕，衡情究有可原，原审量处徒刑七年，情罪尚属相当”，终审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消息一出，全国妇女会，南京、扬州、江都妇女会等各个团体都纷纷通电呼吁为她减刑。冯玉祥与施剑翘的叔父、辛亥革命先烈施从云也曾一起并肩战斗过，感情也很深，所以冯玉祥也联合一些国民党元老出面救援，呈请国民政府对施剑翘予以特赦。

各地请求特赦的电函，一方面认为孙传芳为军阀余孽、民国罪人，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是为国除奸，包含着孙传芳死不足惜的味道；另一方面认为施剑翘报仇举动，其志可哀，其行可悯，所表现出的忠孝之气，亦能振奋世风，在民德堕落之际，甚是可贵。总之，各方函电认为施剑翘非但无罪，反而应该是挽救世风的道德典范，基于法律条文而被规定出的“罪”，全然不被社会接受。至此，传统伦理所认同的正义，同近代法律所规定的公正，在施剑翘一案中，以激烈的对立方式呈现出来。

当时的政府抵御不了如此强大的舆论压力，将施剑翘特赦。施剑翘被特赦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担任过湖南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后来她又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募集到三架飞机的资金。她还在苏州创办私立从云小学，为了解决办学经费，还曾到上海多次组织募捐，拜访了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1957年，施剑翘当选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施剑翘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三岁。

由施剑翘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神秘冷酷、血腥无情的杀手，有的内心也是有血有肉、充满感情的。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让他们不得已走上了这样一条路，也是可怜可悯。国仇和家恨交织的年代，个人再努力，也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所幸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希望大家都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