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礼
每个外国游客都会注意到，殷勤而郑重的礼貌是日本人的显著特征。如果礼貌只是害怕有损良好的风度，那它就是不值一提的品德了。与此相反，真正的礼貌应是对他人的情感报以同情关注的外在表现。它还意味着对正当事物给予相应的尊重，从而也就意味着对社会地位的相应的尊重。因为社会地位所表现的不仅是金钱权势的差别，而是实际价值上本来就有的差别。
礼的最高形态近似于仁爱。我们可以虔诚地说：“礼是宽容而慈悲，礼不嫉妒，不夸耀，不骄傲，不无礼，不谋私，不愤怒，不记仇。”迪安教授在论及人性的六大要素中，给予礼一个极高的地位，把它作为社交的最成熟的果实，这再正常不过了。
虽然我这样地推崇礼，但我决不会将它置于美德之首的位置。如果对它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礼是与处于更高位置的其他美德互相联系的。有什么美德能够孤立地存在呢？礼被赞颂为特别适合武士的美德，并且被人提高到超过它所应得的高度尊崇，因此也就出现了礼的冒名顶替的假货。孔子也曾经反复教诲说，声音非音乐，虚礼非礼。
当礼被提高为社交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时，为了培养青少年正确的社交态度，制定出一套详细的礼节体系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与人搭话时怎么鞠躬，怎么走路和落座，都应该尽心去学。餐桌礼仪竟发展成为一门学问，倒茶喝茶也被提高成一种仪式。有教养的人理所当然地要精通这些礼节。维布伦先生在他那有趣的书中说礼仪就是“休闲阶级生活的产物和象征”，这很贴切。
我听到过欧洲人对我们这些细致的礼节的轻蔑的批评。他们说它过多地占去了我们的思想空间，因此严格遵守它实在是太可笑了。我承认在礼仪中有些规定是不必要的枝节。不过，比起西方追求的不断变化的时尚来说，哪个更可笑呢？这个问题我还没弄得特别明白。即使是时尚，我也不认为它只是见异思迁的虚荣。相反，我把它看作人们内心对美的无限的追求。况且，我并不认为细致的礼节毫无作用。它是长期的实践结果所证明的，是取得某种最佳社会效果的最佳方法。如果做什么事，必然有做这件事的最佳方法，而这最佳方法应该既是最经济的又是最优雅的。斯宾塞先生对优雅的定义是：最经济的动作方式。茶道的仪式规定了茶碗、茶勺、茶巾等的特定使用方式，初学者免不了觉得枯燥乏味。但他立刻就会发现，这套规定的方式说到底是最节省时间和体力的，换句话说，是对精力的最经济的利用——因此，按斯宾塞的定义，它是最优雅的。
社交礼仪的精神内涵——或者，借用“着装哲学”的话来表达，礼仪举止可以说只不过是精神法则的外衣而已——它的外表远超我们相信的程度。我们可以照着斯宾塞先生的例子，追溯我们的礼法的起源及其建立的道德动机的轨迹。不过，这并不是我在本书中的任务。我想要强调的是在严格遵守礼仪过程中的道德训练。
如上所述，礼仪已详尽到细枝末节，以致产生了各种自成体系的不同流派，但究其本质，它们还是统一的，如果用最著名的礼仪流派小笠原流宗家的话来说，就是“礼道之要，在于练心。以礼端坐，虽凶人以剑相向，亦不能加害”。换句话说，通过持续地修练正确的礼仪，使人的一切身体部位与机能秩序井然，使身体与环境达到完美的和谐，表现为精神对肉体的支配。法语的bienséance——端坐不就包含了崭新而且深刻的含义了吗？
如果说优雅意味着节省精力这一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持续实行优雅的举止必然带来力量的保存和储备。因此，优雅的举止便意味着力量的休息。在野蛮的高卢人抢掠罗马，闯进会议中的元老院，竟敢无礼地去扯那些可敬的元老们的胡子时，元老们的态度缺少威严与力量这一点应该受谴责。那么，通过礼仪举止真能到达崇高的思想境界吗？为什么不能？——条条大路通罗马！
关于最简单的事情如何成为一种艺术进而成为一种文化，我要以茶道为例来说明。喝茶竟然是艺术！怎么就不能是呢？儿童在沙上画画，或者原始人在岩石上雕刻，可能就有拉斐尔或米开朗琪罗艺术的萌芽。这种始于印度隐士的冥想的饮茶，难道不能发展为宗教和道德的女仆，难道不能拥有更深远的意义？茶道的要义在于内心平静、感情安宁、举止沉着，毫无疑问，这些是正确的思维和正确的情感的首要条件。隔断了喧嚣人群的形象和声音的斗室，其本身的清净就诱导人的思想脱离尘世。在那整洁幽静的斗室里，不像西方的客厅摆着许多的绘画和古董让人分神，其“挂轴”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与其说是因为它那绚丽的色彩，不如说是因为那优雅的构图。趣味的高度凝练就是追求的目标，与之相对的所有虚饰都被当作宗教的恐怖而被排斥。它是在不断有战争和关于战争的传言的时代由一位冥想的隐士所创造的，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这种礼仪不只是消遣。在进入幽静的茶室之前，所有参加茶道的人都要把随身携带的包括刀在内的东西抛开，随之抛开的还有战场上的杀气和政治上的忧虑，室内所寻求的是和平与友谊。
茶道超越了礼仪——它是一种艺术；是以节奏分明的动作为韵律的诗；是陶冶情操的实践方式。最后这点就是它的最大价值所在。茶道的学徒们专注于其他方面的也不在少数，不过，这并不能证明茶道的本质不具有精神性质。
礼仪即使只能使举止优雅，那也算受益匪浅了。但它的功能远远不是到此为止。礼仪发自仁爱和谦逊的动机，在他人的温柔感情下被驱动，因此通常是同情心的一种优雅表达。礼仪要求我们，跟泣者同泣，喜者同喜。这些教诲的要求细化到生活细节中时，就表现为几乎不引人注意的琐碎行为。或者，即使引人注意，也会像一位在日本住了20年的女传教士说的那样，看起来“非常可笑”。如果一个人在烈日炎炎的户外不打遮阳伞，在遇到一个日本熟人相互寒暄时，他立刻摘下帽子——很好，这是极其自然的。但是，那个人在谈话时也收起了自己的遮阳伞，一起站在烈日之下，那多愚蠢啊！——嗯，的确很愚蠢。要是他不是这种动机：“你在烈日下晒着，我同情你。如果我的阳伞很大，或者我们是亲密的朋友的话，我会很高兴让你到我的伞下。因为我不能遮挡太阳，所以我至少要分担你的痛苦，”那才真的不可思议呢。与此类似甚至犹有过之的行为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或者习惯，而且是感情上善解人意的“体现”。
还可以再举一个关于我国礼仪标准中所规定的“非常可笑”的例子，然而许多描写日本的肤浅作家只是把它简单归之为日本人把事物反过来看的习性。每一个遇到这种习惯的外国人都会承认，在这种场合作出合适的反应很尴尬。在美国，送出礼物时要向接受者不断夸耀那个礼物；而在日本，却是对送出的礼物贬低、诋毁。美国人的想法是：“这是一件精美的礼物。不精美的话我就不敢送给你，因为送个不好的东西给你意味着对你的侮辱。”与此相反，日本人的想法却是：“你是一位好人，没有什么精美的礼物能与你匹配。无论给你什么，除了我所表现的善意，它都是不会被接受的。接受这件礼物并非因为它的本身价值，而是因为它的纪念意义。就算最完美的礼物，如果说它配得上你，那也是对你身份的侮辱。”如果把这两种想法对比一下，我们发现它们的最终理念相同，哪一个都不是“非常可笑”。美国人是就礼品本身而言，日本人是就送礼的精神而言。
由于我们的礼仪感一直体现在一切细微的举止中，抽出其中最轻微的一个作为典型，据此批判原则本身，这是不合理的推理。吃饭和遵守吃饭的礼仪，哪一个更重要呢？一位中国的圣贤回答说，“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即使把方寸之木放在岑楼之上，也没人说它比岑楼还高。或许有人会说，“说真话与遵守礼仪，哪一个比起来更重要呢？”日美两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好相反。——不过，在论述有关诚实与真诚这个题目之前，我对此先不置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