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义

我们在此要弄清楚的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义。对武士来说，没有什么比卑鄙无耻阴险狡诈更令人憎恶了。义的观念，也许错了——它也许太狭隘了。一位著名的武士对它的定义是决断力，他说：“义是在某项行动中坚定不移的作出决定的能力。要死的时候死，要攻击的时候攻击。”另一位则论述如下：“义就是人体的脊柱，没有脊柱，头就不能端正地处于上面。手不能动，脚也不能立。因此，就算一个人才能学问俱全，无义照样不能成为武士。有了义，即使有不足之处也足够做武士了。”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慨叹道：“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在此，我们“如同在一面模糊的镜子里看到了”在他之后三百年出现于另一个国度里的一位伟大的导师（基督）所说的，他的路是一条义路，通过这条路，迷途之人可以找到归途。我说得偏离主题了，总之，照孟子看来，义是一条人们要重新获得丧失了的乐园所应走的笔直而又狭窄的路。

甚至在封建社会的末期，由于长久的和平给武士阶级带来了闲暇的生活，随之而产生了对各种娱乐活动和艺术的爱好。但是，就算这样，“义士”这一称号依然被认为远远高于任何擅长学问或艺术的名称。四十七名忠臣的故事在我国国民的大众教育中经常被引用，在民间他们被称为四十七义士。

在一个以阴谋诡计为战术、谎言欺骗为战略的时代，这种坦率而真诚的男子汉的美德，是闪耀着最耀眼的光的钻石，受到人们的最高赞誉。义和勇是一对孪生兄弟，同属于军事美德。但在谈论勇以前，我还是先说说“义理”吧。它可以看作是义的派生词，最初只不过稍微偏离它的原型，然后渐渐远离，直到在大众接受的过程中背离愿意。所谓“义理”，字面意思是“正义的道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竟变成了一种公众舆论期望去履行的模糊的义务感。它原来的、纯粹的意义是单纯而朴素的义务——因此，指的是我们对父母、上级、下级、乃至社会所负的责任。这时候，义理就是义务。义务除了是“正义的道理”要求和命令我们去做某事之外，还会是别的吗？难道“正义的道理”不该成为我们的绝对命令吗？

义理的本意莫过于义务。或许我可以说它的出现源自以下事实，即我们的行为，比如对父母的行为，爱应该说是唯一的动机，但要是没有爱的话，就必须有另一种权威来命令尽孝；于是人们就用义理来制定这个权威。人们用义理制定这个权威是极其正当的，因为如果爱失去了强烈刺激美德的作用，人们就只能诉诸理智，说服他相信正确行事的必要性。其他的道德义务在道理上也是相同的。一旦义务成为重负，义理便马上介入进来，以防我们逃避。这样理解的话，义理就是个严厉的监督者，手握皮鞭去鞭打懒惰懈怠者去尽职尽责。它是道德上的第二位的力量，作为一种动机，它远逊于基督教的爱的教义。爱理应是“律法”。在我看来，义理是人为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在这个人为的社会里，出生的偶然性和不合理的偏袒造成了阶级差别，家庭是这个社会的单位，年长之人要比才华横溢之人更受尊崇，自然的感情常常被迫屈服于人们恣意制定的习俗。正是由于这种人为性，义理在时间的推移中急速堕落，成为解释这件事，承认那件事的含糊的优先权——例如，为什么母亲为了救长子就可以在必要时牺牲其他儿子？为什么女儿必须出卖贞操为其父获取资金以挥霍或还债，等等。照我看来，义理是从作为“正义的道理”出发的，但最终却常常向诡辩屈服。它甚至堕落到胆怯地害怕谴责。我可以用司各特就爱国主义所写的话来解释义理，“因为它是最美的事物，因此常常也是最可疑的事物，是其他感情的虚假的面具”。不管把“正义的道理”用的过度还是不足，义理都会成为一个可怕的词语。在它的羽翼下，藏着形形色色的诡辩和虚伪。倘若武士道没有敏锐而正确的勇气、无畏、坚忍的精神，那么义理就会轻而易举地变成怯懦的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