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

[日] 新渡户稻造 著立刚 译

第一章 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

武士道就像它所象征的樱花一样，同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它不是保存在我国历史标本集里的古代美德的干枯标本，现在它仍旧是我们中间鲜活的力与美的对象。虽然它没有可供触摸的任何形状或状态，然而它却让道德的气氛散发香味，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如今依然在它的强力支配之下。催生它并培养它的社会形态早就消失了，但是正像那些存于过去消失于现在的星星一样，它们的光仍旧照在我们头上。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的产物，在它的母体制度消亡之后却活了下来，并且还在照着我们的道德之路。在欧洲，当与它类似的骑士制度消亡而无人理睬的时候，有一位伯克在它的棺木旁发表了令人为之动容的颂辞，我现在能以这位伯克的母语（英语）来表达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感到由衷的快乐。

由于对有关远东的知识的欠缺已达到可悲的程度，导致像乔治·米勒博士这样博学的学者，竟武断地断言，骑士制度或与它类似的制度，无论在古代的哪个国家或现代的东方都不曾存在过。但是，对这种无知可以表示谅解。因为这位善良的博士在第三次出版他的这部著作的时候，佩里将军正在敲打我国闭锁的国门。经过十多年之后，当我国的封建制度眼看要寿终正寝的时候，正在写作《资本论》的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说，读者应该注意研究封建社会和政治制度独特的方便之处，这在当时只有日本一个鲜活的例子。同样，我也愿意为西方的历史和伦理研究者指点一二——去研究现代日本的武士道。

对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和骑士制度的历史进行比较探讨，是件很吸引人的事，但本书的目的不是对其进行详细阐述。我最试图阐明的是：第一，我国武士道的起源及渊源；第二，它的特性及信条；第三，它对人们的影响；第四，它的影响的持续性和永久性。在这几点中，对第一点的阐述要简单和粗略一些，不然我就将把读者引入我国历史的迂回曲折的小巷里去了。对第二点的探讨要详细得多，因为它会让国际伦理学和比较行为学的研究者们对于我国国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兴趣。剩下的几点将作为结论来阐述。

我大略地翻译成chivalry的这个日本词，其原始含义要比骑士制度含蓄得多。武士道在字面意义上指的是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谨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信条”，它是伴随武士身份而产生的义务。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词的原意，以后我就将使用它的原词。使用原词，以另外的理由来说也很好解释。如此与众不同的、产生出地域性的独特的心灵和性格信条，在外表上应该有独特的标志；因此，一些深刻地表现了民族特性的词，具有民族语言特质，即使是最杰出的翻译家也不能完全正确地翻译出它的原意，有时甚至反而会被加上不恰当、不贴切的含义。有谁能完美地翻译出德语中“Gemüth”所表达的意思？英语的“gentleman”和法语的“gentilhomme”口语发音非常接近，但是谁没有感觉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呢？

像上面所说的，武士道就是要武士遵守或者指示其遵守的道德法则或规矩。它并不是书面形式的法典。最多不过是一些口口相传或者借助若干著名武士或者专家之笔而流传下来的格言。通常它都是一部不言不文的法典，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正是它不言不文，在实际行动中才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它既不是某个人的凭空创造——不管他有多么杰出的才华，更不是基于某个人物的生平的产物——不管他有多高的声望，而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的武士生活的发展中有机形成的。恐怕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可以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的地位相提并论。然而，武士道没有能同大宪章（Magna Carta）或者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相比较的东西。17世纪初，的确制定过武士法令，但是这十三条武士法令，大多是关于婚姻、城堡、社团等的规定，对训导规则只是稍稍提及。因此，我们不能指出任何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说“这里就是源头”。不过，由于它带有封建时代的烙印，所以从时间上说，可以认为它是起源于封建时代的。不过，封建制度本身复杂交错，所以武士道也具有了错综复杂的性质。据说英国的封建政治制度起源于“诺曼底征服”时代，我们可以说武士道在日本兴起于12世纪末，和源赖朝的统治时代大体相同。然而，正如在英国，远在威廉时代就有了封建制度的萌芽一样，在日本，封建制度的萌芽也远在先前提到的源赖朝时代之前就有了。

另外，和欧洲一样，当日本的封建制度正式形成之际，职业武士阶层便顺其自然地崭露头角。他们被称为“侍卫”（samurai）。字面意思就像古英语的cniht（knecht，knight，骑士），意思就是卫兵或仆从，其性质类似恺撒记述的“阿奎塔尼亚”的勇士（soldurii），或者如塔西佗说的跟随着日耳曼首领的卫士（comitati），或者再往后作个类比，就像在欧洲中世纪见到的斗士（militesmedii）。日文中一般还采用汉字的“武家”或“武士”这个词。他们是特权阶级，最初肯定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性粗野之人。这个阶级在长期的频繁战斗中，自然是从最勇敢、最富冒险精神的人中征募而来，这个筛选的过程不断发展，孱弱懦弱的人全被淘汰，借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只剩“一群具有阳刚之气的、具有野性力量的、粗野的人”才得以生存下来，进而形成了武士的家族和阶级。伴随崇高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而来的是重大的责任。武士阶层总是处于交战状态又隶属于不同家族，他们需要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就像医生以职业道德来限制同行竞争，又像律师违反了职业规范要出席质询会一样，武士也必须有某些准则来使他们的不端行为受到最终的裁决。

战斗要公平！在这种野蛮、天真的原始意识中，存在着极其丰富的道德理想。这难道不是一切文武之德的基础吗？我们嘲笑（好像我们已经到了不屑于此的年龄了！）那个英国孩子汤姆·布朗的天真的愿望：“但愿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既不威吓小孩子，也不拒绝大孩子的人。”但是，谁不知道这种愿望正是那规模宏伟的道德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石呢？如果我说就连最温和的、最热爱和平的宗教也赞成这种愿望，难道是夸大其词吗？英国之所以伟大，多半是基于汤姆的愿望之上的建筑。而且我们马上便会发现，武士道屹立的基础与之相比并不逊色。纵使像贵格派教徒已证实的那样，无论战争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是野蛮和错误的，我们还可以和莱辛一样地说，“我们知道，美德源自我们的缺点。”“卑劣”“怯儒”对那些具有健全的、纯真的人格的人而言是最耻辱的绰号。儿童就是伴随着这种观念开始其人生旅程的。武士也是如此，不过，随着生活的扩大化，和关系的复杂化，早期的信念为了使它自己得到确认、满足和发展，便要从更高的权威和更理性的来源那里寻求认可。如果只是实行了军事体制，而没有得到更高的道德的支持的话，那么，武士的理想便会远远地落后于武士道。在欧洲，基督教不仅用于解释骑士制度的合理性，还向它注入了精神元素。拉马丁说：“宗教、战争和荣誉，是一个完美的基督教骑士的三个灵魂。”在日本，武士道也有几个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