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儿童教育
日本人抚养孩子长大的方式并不像善于思考的美国人认为的那样。美国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时远不及日本人那么周到和严格，但他们从一开始就让婴儿知道他小小的愿望在这一世界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在抚养小孩时严格地按着规定的喂奶时间和睡眠时间表，在时间未到之前，不管婴儿怎样哭闹也无济于事。稍大一些当他吮吸手指或者把手放在身体其他位置时，母亲会打他的手来加以制止。母亲常常不在身边，而当母亲外出时，婴儿得留在屋里。在他喜欢吃其他食物之前，他就得断奶，如果他是以奶瓶喂养的话，他就得放弃奶瓶，无论他是否喜欢他都要吃一些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食物，否则就要受惩罚。
在儿童教育方面，日本人的做法与美国人截然不同。日本的生活曲线正好与美国的生活曲线相反，是一个巨大的U字型曲线，即让幼儿与老人享受最大的自由和随心所欲。过了幼儿期以后，约束逐渐加强，直至结婚前后自由达到最低线。这条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并持续许多年，其后曲线重新逐渐上升，过了60岁后，就又可以像小孩一样不再为耻辱而烦恼。在美国是把这个曲线颠倒过来的。幼儿期的教养极为严格，随着孩子的成长，这种教养逐渐放松，当一个人获得了足以自食其力的工作，开始成家立业时，就可以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了。我们的壮年期是自由和主动性的巅峰时期。当随着年龄增长精力逐渐衰退而成为受人照顾的“累赘”时，约束又开始出现。美国人无法想象按照日本人的生活模式安排生活，这跟我们的现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然而，无论是美国人的人生安排，还是日本人的人生安排，事实上都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鼎盛期尽可能多地融入该国的文化。美国人认为必须扩大在壮年期个人选择的自由才能确保这一目的。日本人则依靠对个人的极端束缚来达到这一目的，尽管事实是人在此时处于体力与赚钱能力的最高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们深信，束缚是绝好的精神修养，它会产生自由所达不到的效果。日本人不是整个一生都得受这种束缚的，他们往往在生产能力最活跃时期加重束缚，而幼年与老年期则是“自由的领域”。
对孩子非常宠爱的人非常强烈地想要孩子。日本人确实如此。他们想要孩子，首先如同美国的父母一样，因为爱孩子是一种幸福，但他们想要孩子，还有一些在美国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原因。日本父母需要孩子，并不仅仅为了得到感情上的满足，更主要因为如果不能延续香火他们便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每个日本男子必须有个儿子，以便自己死后有人能在厅堂供上自己的灵牌并且每天上香祭拜，他为了永世不断地传宗接代并维持家族的荣誉与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就像幼儿需要父亲一样。儿子会逐渐取代父亲，但这并不被认为是抛开父亲，而被认为是使父亲安心。在若干年内，父亲担任“家”的管理人的角色，此后就由儿子继承。如果父亲的家长地位无子可传，这种角色就毫无意义。由于这种世代相继的意识根深蒂固，成年的儿子即使对父亲再依赖，即使比在美国延续得时间更长，也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产生羞耻和不体面的感觉。
日本女人想要孩子也不仅仅是为了情感满足，而是因为只有当上母亲后她才能获得地位。无子女的妻子在家中的地位是极不稳固的，即使不被抛弃，她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婆婆或对儿子婚姻具有发言权，或者对儿媳行使权利。她的丈夫会领养一个儿子来续嗣，尽管如此，按照日本人的观念，没有生育的妻子仍是一个失败者。日本妇女都希望多生小孩。20世纪30年代的前五年平均出生率为31.7‰，这甚至比多子女的东欧国家还要高。美国，1940年的出生率是17.6‰。日本母亲的生育年龄很早，多数在19岁就开始生孩子。
在日本，生孩子和性生活一样是隐秘的事，妇女在生产时为防止泄漏生孩子的事而不能喊叫。婴儿一出生便有小床和新被褥。因为新生儿没有自己的新睡铺是不吉利的，即使没有财力购买新被褥的家庭，也要清洗一下被套和重新装好被芯，使之变“新”。小被褥很轻并且不像大人的那样硬。据说婴儿睡在自己的小床里会睡得更香。而深层的原因是，人们内心深处认为新生儿必须睡新床。婴儿的小床与母亲的床靠得很近，不过婴儿要长大到自己能够表示想同母亲一起睡的时候才与其母亲睡在一起。他们说一般婴儿到一周岁时，能伸手臂表示自己的要求了，这时母亲就会搂着婴儿慢慢入睡。
婴儿在出生后的三天里并不喂奶，因为日本人要等到流出真正的乳汁。此后，婴儿可以随时含着奶头，不管是为了吃奶，还是为了叼着玩。母亲也从喂奶中享受乐趣。日本人相信喂奶是妇女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很容易学会分享母亲的快乐。乳房不仅是营养之源，还能传递快乐与舒服。在第一个月内，婴儿不是睡在小床上就是被母亲抱在怀里。30天左右的时候，就被带到本地的神社去参拜本地方的保护神，这样之后，婴儿才被认为生命已扎根于体内，才可以带着他自由外出。足月后，他被背在母亲背上，一条双层带系住其腋下和屁股，绕过母亲肩膀后在腰前打结。在冷天母亲穿上宽大的棉套紧紧地裹住婴儿的身体。家中的大孩子，不管男孩女孩，也都背婴儿，他们在玩时也背着婴儿，甚至在玩跑垒、跳房子时也要背着婴儿。尤其在农户和贫困家庭，更需要大孩子来照看小孩子，日本的“婴儿就这样生活于人群之中，很快显出懂事与感兴趣的样子，他似乎像背着自己玩游戏的大孩子一样享受游戏的乐趣”。日本人把孩子手脚伸开地用带子背在背上，这种做法与太平洋诸岛及其他地方通行的用围巾把婴儿包起来系在肩上的做法有许多共同之处。它助长孩子的被动性，这样带小孩，孩子长大后就能够随时随地不拘姿势的睡觉。但用带子背的日本习惯并不像包在围巾和袋子里系在肩上的习惯那样养成彻底的被动性。婴儿“会像小猫一样趴在那人背上。因为是用带子背在背上的，所以不必担心会掉下来；但婴儿……凭自己的种种努力而获得舒适的姿势，而且很快学会了非常舒服的姿势，而不是仅做系在肩上的包裹”。
当母亲做事情时，她便把婴儿放在小床上，而当她上街就会背在背上。她对婴儿说话、哼歌，教他做出表示礼貌的动作。母亲给别人还礼时，也会晃动婴儿的头和肩膀让他还礼致意。婴儿总是被考虑在内的。每天下午她带着他洗热水浴，抱在膝上逗他玩。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都要用尿布，而且布质非常粗厚。因而日本人常抱怨说他们的罗圈腿是尿布造成的。三四个月之后，母亲开始训练他大小便。母亲把婴儿抱到室外，嘴里吹着口哨，等待婴儿小便或大便，让孩子懂得这种听觉刺激的目的。人们公认日本婴儿和中国婴儿一样很早就学会了大小便。把大小便拉在身上的婴儿会被某些母亲拧屁股，或者至少训斥一下，对那些难以训练的婴儿则更频繁地抱到户外去把大小便。对于大便不通的婴儿，母亲便给他灌肠或吃泻药。母亲们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婴儿更舒服些；如果养成了按时大小便的习惯，就可以不再系厚厚的非常不舒服的尿布了。的确，日本婴儿觉得尿布很不舒服，这不仅因为它粗重，更因为日本人没有尿布一湿即换的习惯。不过婴儿还太小，不知道排泄训练与摆脱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联系。他只感到每天必须如此，无可逃避。此外，母亲必须把婴儿抱得远离自己的身体，因而势必抓得很紧。婴儿从这严格的训练中学到的东西使他在成年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日本文化中的强制性的烦琐规矩。
日本婴儿通常先学会说话再学会走，但被禁止爬。传统观点认为，婴儿在一周岁之前不应站立或移步，母亲过去常禁止孩子作这种尝试。近一二十年来政府在其广为发行的廉价杂志《母亲杂志》中大力宣传，母亲应该鼓励孩子早走路。这才逐渐普及开来。母亲或把一根带子系在婴儿腋下，或用双手扶着他学步。但尽管如此，婴儿还是想先学说话。当婴儿开始使用单词时，成年人喜欢用来逗婴儿的说话的句子便更带有目的性了。他们不让孩子从平日的讲话中模仿学话；他们教婴儿单词、语法和敬语，婴儿与成人都很喜欢这种做法。
日本小孩学会走路之后，会干出许多淘气的事来。他们或用手指捅破窗户纸，或跳进设在地板中央的地炉里。日本的大人还往往夸大房屋的危险。比如站在门槛上是“危险”的，就要坚决禁止。日本人的屋子当然没有地下室，主要靠梁和柱把整个房子托起。因此，大人们认真地认为小孩站在门槛上会使整个房屋坍塌变形。不仅如此，孩子还必须牢记不得站或坐在两块草席的交接处。草席的大小是标准化的，因此房间被称为“三垒室”或“十二垒室”。孩子们经常听人说古时武士常常潜伏在地板下，用剑从草席的接缝处刺杀房间里的人。只有厚实柔软的草席才能保证安全，而接缝处很危险。母亲经常用“危险”“不行”这类话来警告小孩。第三句常用的警告的话是“脏”。日本屋子的整齐和洁净是有名的，因此他们警告小孩要注意整洁。
日本小孩在下一个孩子出生以前都一直是不断奶的，但近年来政府出版发行的《母亲杂志》说婴儿在八个月时断奶为好。中层阶级的母亲们常如此做，但这还远远没有成为日本人的普遍习惯。喂奶是母亲的一大乐趣。那些逐渐接受新习惯的人把缩短喂奶期视作母亲为了孩子的幸福而作的牺牲。那些认可“长期喂奶对孩子身体不好”这一新说法的人指责不给孩子断奶的母亲没有自制能力。“她说她不能使孩子断奶。那只是她下不来决心，她想继续享受喂奶的乐趣。”由于这种态度，八个月断奶并不能广泛普及。还有一个阻碍普及的理由是，日本人没有为断奶后的幼儿准备替代食物的习惯。断奶的婴儿一般要以稀粥类的食物为过渡，但日本人通常是直接从母奶换成普遍成人的食物。日本人的饮食之中没有牛奶，也不会为婴儿准备特殊的蔬菜。由于这种实际情况，人们有理由怀疑政府宣传“长期喂奶对孩子身体不好”是否正确。
小孩一般是在能够理解对他们所说的话之后断奶的。在这之前，母亲会把他抱在自己的腿上坐在餐桌前喂一点儿食物；断奶后他们的饭量就会加大。由于小孩从一出生就没断过奶，因而现在有些孩子还是比较恋奶、不爱吃东西。这时母亲就时不时地给他们一些点心吃，让他不要恋奶。有时母亲会在奶头上涂一些胡椒粉。但所有的母亲都会哄孩子说，想吃奶的永远都是小娃娃。她们会说，“看你那小表弟，他真是大人。他跟你差不多大，但不要求吃奶。”“你瞧，那个小男孩在笑话你，因为你都当哥哥了却仍要吃奶。”那些已经二岁或者三岁、四岁还在闹着要母亲奶头的孩子，一听到有大孩子走近的脚步声，常会突然放下奶头，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
并不局限于断奶，在其他的很多事情上家长都会用这种激将法来督促孩子早日成人。从孩子能听懂对他所说的话时起，任何场合都有这种司空见惯的方法。男孩哭泣时母亲会对他说，“你又不是女孩”，或“你是男子汉”。或者她会说“看那个小孩他就不哭”。如果来客带来一个孩子时，母亲会在自己孩子的面前，爱抚客人的孩子，并说，“我想要这个宝宝做妈妈的孩子，妈妈想要这样伶俐听话的孩子。你已经大了，还总是淘气。”她自己的孩子就会跑过来扑向母亲，边用拳头捶打着母亲边哭喊道：“不，不，我不喜欢这个宝宝。我会听妈妈的话的。”如果一两岁的孩子吵闹或不迅速做某事时，母亲会对男的来客说，“请你把这个孩子带走好吗？我们家不要他了。”来客会出色地扮演其角色。他会装作要把这个孩子带出屋子。孩子会尖声喊叫，疯了似的向母亲求救。当母亲认为哄逗已达到效果时，她会和颜悦色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让孩子保证今后要学乖。对付五六岁的孩子有时也会用这种小把戏。
哄逗还有其他形式。母亲会走到其丈夫身边，并对孩子说：“我不喜欢你，我喜欢你爸爸。爸爸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孩子的嫉妒暴露无余，想方设法让父母分开。他的母亲说“你爸爸不满屋喊叫，满房间乱跑”。孩子抗议说“瞎说！瞎说！我也不做那样的事。我是乖孩子。因此妈妈会喜欢我的吧？”戏演到这儿就够了，父母相视一笑。不仅这样哄逗男孩子，他们也这样哄逗女孩子。
这种经验成了培植日本人对嘲笑和嫌弃的恐怖心的肥沃土壤。我们无法确定小孩会在几岁明白那些嘲弄是在对他开玩笑，但他们迟早会懂得的。他们一旦懂得自己受了嘲笑，便害怕随之而来的会失去一切可靠与熟悉的东西。在他成年以后，当受到别人嘲笑时，幼儿时期的这种感受就会浮现在他的心头。
这种逗弄所以在二至五岁小孩身上引起较大的惊慌，是因为家确实是安全与自由的避风港。父母之间在体力与感情方面实行明确的分工，所以他们很少在孩子面前表现为竞争者。母亲与祖母共同承担家务和教育孩子。她们对孩子的父亲恭恭敬敬万分尊崇。家庭等级制度中的长幼尊卑是明确的。孩子也知道长者的特权，男人对女人的特权，兄长对弟弟的特权。但孩子在幼儿期受到家庭中每个人的溺爱，尤其是男孩。无论对于男孩还是女孩，母亲永远都是予取予求的对象，如果是三岁大的男孩，他甚至可以向母亲大发雷霆。他从来没有对父亲表示过反抗，如果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父亲的嘲弄或者对要把自己“送给别人”的话感到很愤恨，他就会把所有的委屈、郁闷全部发泄到母亲的身上。虽然并非所有的小男孩都这样脾气暴躁，但不论是在农村家庭还是在上层阶级的家庭中，这种脾气都被认为是三至六岁孩子所具有的通病。幼儿捶打其母亲，又哭又闹，蛮横之极，甚至扯乱母亲精心梳就的漂亮的头发。他的母亲是个女人，而他虽然只有三岁，却无疑是个男子，他甚至可以尽情地挑衅他的母亲。
孩子对父亲只能表示恭顺的态度。因为对孩子而言，父亲是等级制上高层次的代表，用日本人常用的措词来说，“作为一种教养”，孩子必须学习对父亲表示应有的尊重。日本父亲比任何西方国家中的父亲都要少的干预孩子的教育。教育孩子完全是女人的事。父亲向幼儿表示自己意志时，通常只用眼神示意或者只是几句简单的训诫。由于这种情况是极少出现的，所以孩子往往会立即照办。闲暇之余父亲会给孩子做玩具。在孩子会走路后很久，他偶尔会带着孩子出去到处逛逛，如同母亲也做的那样，在这个阶段，父亲有时也会做些在美国通常由母亲来完成的育儿工作。
尽管祖父母也是尊敬的对象，孩子们对待其祖父母还是可以随心所欲。祖父母并不担当教育孩子的角色。但是当祖父母觉得父母对孩子教养太松时，他们插手来充当这种角色，而这一般会产生巨大的矛盾。祖母通常一天到晚都在孩子身旁。祖母和母亲竞争孩子在日本家庭中是常有的事。若从孩子的观点看，他受到双方的讨好。若从祖母的观点看，她可以利用孙子来支配儿媳。而对孩子的母亲来说，讨婆婆的欢心是最大的义务，所以不管祖父母如何娇宠孩子，她也不能提出异议。祖母常在母亲说了不再给糖果之后又给孩子糖果，并有所指地说“我的糖果不是毒药”。在许多家庭中，通常祖母给的东西都是母亲弄不到的，她也比母亲有更多的空闲时间逗孩子玩。
哥哥姐姐们也受到教诲要宠爱弟弟妹妹。在妈妈生下另一个孩子时，日本的小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面临“失宠”危险的感觉。失宠的孩子很自然地联想到母乳和母亲的床榻就要让给新生儿了。在新生儿诞生之前，母亲对孩子说他将有一个真的活宝宝而不是“假冒”的娃娃。他被告知说现在他可与爸爸而不是与妈妈一起睡了，而这被描绘成一种特权。孩子对家里为新生儿做的各种准备都兴致勃勃。孩子们一般都由衷地为新生儿的诞生感到高兴与兴奋，但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而这被认为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并不值得特别担忧。失宠的孩子可能抱起新生儿向外走，并对其母亲说，“我们把这个宝宝送人吧。”母亲回答说：“不，他可是我们家的宝宝呀。所以大家要好好地喜爱他。你也应该喜欢他啊。也请你一起来帮助照看宝宝吧。”这种情况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重复出现，但母亲们似乎对此并不特别介意。在多子女的大家庭里，会自动出现一个调节办法：孩子们会按间隔次序来安排照料婴儿，老大照顾老三，老二照顾老四。弟弟妹妹也会跟隔开一个次序的哥哥姐姐亲密。在七八岁之前，孩子的性别对这种排列组合一般无多大影响。
日本孩子都有玩具。父母和一切亲朋好友都会给孩子玩偶或其他玩具，或者是自己做或者是买。穷人几乎不花钱，一般是自己做玩具。小孩子们用玩偶和其他玩具来玩做饭、结婚和过节等游戏，他们在开始游戏之前往往先要彻底地议论一下怎样才是“正确”的大人做法，争论不出结果时就让母亲裁决。如果发生争吵，母亲就会引用“大人有大量”的古训劝大孩子让步。这时常说的话是“吃亏是福”，母亲这话的意思是如果大孩子将其玩具让给小孩子，小孩子玩腻了就会玩别的，玩具还是会回到大孩子手里。三岁的孩子很容易就能理解这样的事。或者母亲的意思是要大孩子在将要玩的主仆游戏中假扮仆人的角色，那可以使大家玩得有趣，而自己也能从中享受到乐趣。“吃亏是福”这个道理在日本人成年后的生活中也是大受尊敬的。
使孩子分心和将其注意力从目标上转移开来，是在儿童教育中除了训诫和哄逗的之外的另一重要方法。随时给孩子吃糖果一般也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之一。随着小孩接近于上学年龄，人们就开始利用各种“治疗”法。如果幼儿脾气暴躁，不听话或好吵闹，母亲便把这个幼儿带到神社或佛教寺庙里去。母亲的态度是：“让我们求神佛给予治疗吧。”这常常成为一次愉快的旅游，进行治疗的神官或僧侣郑重其事地与孩子谈话，询问他的生日和烦恼。然后他退到里面去祈祷，出来时就宣布病好了。有时则会说孩子淘气是因为有一种寄生虫或一只昆虫，所以除虫后才会变得文静。他给孩子治病，然后孩子就平安无事地回家。日本人说这种方法“短时间内有用”。甚至日本孩子得到的最严厉惩罚也被视作“药”。这就是把一种叫作干艾的粉末在孩子的皮肤上堆成一个锥形，然后烧它。这会留下终身的伤疤。这种艾灸是东亚一带自古以来就流行的传统疗法，在日本也惯于用艾灸来医治各种病痛。脾气暴躁和固执也可以用艾灸来治疗，六七岁的少年可能会受到母亲或祖母这样的“治疗”。在难治的小孩身上可能会进行两次，但很少用三次来“治疗”小孩的淘气。灸治并不是“你这么干的话，我就要揍你”这一意义上的惩罚。但它远比挨揍更痛苦，孩子因而懂得了不能淘气。
除了这些对付顽童的方法外，还要教他们很多习惯使他们具有必备的身体技能。他们十分强调手把手教孩子做出各种动作，孩子必须老老实实地照做。在孩子两岁之前，父亲教孩子摆出正确的盘腿端坐、脚背贴地的坐姿。开始时孩子很难做到不向前后倒下，特别是因为端坐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身体要稳定、一动不动，不能改变任何姿势。据他们说学习坐的方法是放松身体，处于被动状态。由父亲把着孩子的脚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的做法强调了这种被动性。不仅是正确的坐姿，正确的睡姿也必须要学习。日本妇女非常在乎睡姿谨慎，犹如美国妇女不能被看见裸体一样。日本人不以被人看见裸浴为耻，直到日本政府为了争取外国人承认而把裸浴列为陋习而止，但他们对于妇女的睡姿极为在乎。男孩子睡觉姿势很自由，但女孩子必须学会双腿并拢端庄而睡。这是训练男女有别的几个早期规则之一。在日本，如同几乎所有其他要求一样，这一要求也是在上层比在下层严格。杉本夫人谈到过她自己经历过的武士家庭的教养，她说：“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夜间我总是注意安静地把头搁在我的小木枕上……武士女儿被教导在任何时候，即使是睡觉时也必须做到身心不乱。男孩子手脚伸开成‘大’字形也没事，但女孩必须呈谨慎、文雅的‘き’字型曲身睡觉，这表现了一种自制精神。”
日本的妇女曾告诉我，她们的母亲或祖母在夜间安排她们上床睡觉时，要把她们的手脚放得规规矩矩。
教书法时，老师也是要手把手地教。这是“为了给孩子以感受”。小孩在能够认字、写字之前，便学会了体验受控制地、有节奏地用笔方法。在现代同时要教许多学生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已不常见，但有时还会用到。鞠躬、握筷子、射箭、在背上缚个枕头以代替婴孩，这一切都可以手把手地教给孩子。
除了上层阶级的小孩外，日本的小孩子们都是在还没上学以前就与左邻右合的小孩们一起自由玩耍了。在农村，孩子们不满三岁就开始有个小小的游戏圈子，甚至在乡镇与城市里，孩子们也自由自在地玩乐在拥挤的、车来车往东街头。他们是享有特权的人。他们闲荡于商店中，听着大人的谈话，或者玩跳房子游戏或者玩手球。他们聚集于村子的神庙内，在保护神的保护下安全地玩耍。上学前或上学后的两三年男孩女孩可以一起玩。但最紧密的关系则可能存在于同性别的儿童之间，尤其是同岁儿童之间。尤其在农村，这些同龄人的集团是伴随终身的，比任何其他集团维持的时间都长。在须惠村，“随着性兴趣的减弱，‘同龄人’集会成为人生中留下的真正乐趣。须惠村的人们说‘同龄人’比老婆还亲近。”
这些学龄前儿童的玩伴相互之间是毫无拘束的。从西方观点来看，他们在一起玩的很多游戏简直就是毫不害臊地干一些下流的事情。孩子们具有性方面的知识是由于大人随便谈论这些，同时也因为日本的家庭居室很狭窄的缘故。此外母亲在逗孩子玩和给孩子洗澡时不时地提起孩子的生殖器，尤其是男孩的生殖器。除非是在不好的地方与不好的伙伴一起玩，否则日本人并不谴责儿童的性游戏。也不认为手淫是什么危险的事。孩子之间可以随便地相互揭丑或是相互炫耀，而大人如果也这样做的话肯定会被认为是侮辱，要么也会因这种自炫引起耻辱感。日本人温和地笑眯眯地说“孩子们是不知‘耻’的”。他们还补充说：“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那样幸福。”这是小孩与成年人之间的一条鸿沟，因为说一个成年人“那人不知耻辱”，就等于说他是无耻之徒。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常常互相说对方家庭和家产的坏话，他们特别夸耀自己的父亲。“我爸爸比你爸爸有本事”，“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这是常说的话。他们甚至会因为夸耀父亲而打起来。这类行为在美国人看来完全不必介意，但在日本，这与孩子们听到的关于他们的谈话形成鲜明对此。成年人每次提及自己的家庭就说“敝宅”；提及邻居之家则说“府上”；每次提及自己的家族都说“寒舍”；提及邻居的家族则说“贵府”。日本人也一致承认在儿童时期的数年内，从儿童玩伴形成之时到小学三年级即孩子九岁这段时间，他们强烈地主张个人主义。这有时是用“我扮主君，你扮家臣”“不，难道我是做家臣的人吗？我应做主君”这样的方式来表现的，有时又以夸耀自己贬低别人来表现。“孩子们说话无所顾忌。随着他们长大，他们开始懂得自己想要的不一定得到允许，那时他们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们也不再炫耀了。”
对超自然物的态度，孩子们是在家中学到的。神官和僧侣并不“教”孩子，孩子接触有组织的宗教一般是在赶庙会之时，他们和其他的参拜者们一起去那里接受神官的洗礼。有时孩子也在特别的祭祀日和家人们一起去参加佛教仪式。孩子经常的和最深刻的宗教体验始终是以自己家的佛龛和神龛为中心举行的家庭祭祀活动。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放家族牌位的佛龛，佛龛前面供放着花、树枝和香。每天都把食物供放于此，家中长者向先祖禀告家里的一切事件，并每天跪拜。晚上在那儿点一盏小灯。日本人一般都不愿意在外面过夜，因为没有这些守护住宅的神灵他们会感到不安。神龛通常是个简单架子，供奉着伊势神官请来的神符，除此之外也放置一些供品。此外厨房还供奉着被烟熏黑的灶神爷，在门上和墙上也可能贴着许多神符。这些都是保护神，确保家里的安全。在村里，护村的神社同样也是安全之地，因为有大慈大悲的神镇守着。母亲们喜欢叫孩子在安全的神社玩耍。孩子们也不怕神，而且也没有想要特意取悦众神的意思，神应得到人们的崇拜并赐福人们，却并不滥用其权力。
男孩入学二三年之后，才会通过训练被纳入成人的谨慎的生活中去。这时，小孩得学着要自我控制了。如果太淘气，就会有人来“治疗”他的淘气，将他的注意力分散。他受到温和的劝导，并遭到哄逗，但他可以我行我素，甚至粗暴地对待他的母亲，他的个人主义再次得到助长。当他开始上学时这一切并无多大变化。最初三年是男女同班的，无论男孩女孩老师都很喜欢，并与他们打成一片。然而，家庭和学校却一再嘱咐他们不要让自己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孩子们还太年幼，不知“羞耻”，但必须教他们自己避免陷入“难堪”的境地。譬如说，故事中那个在没有狼时喊“狼来了，狼来了”的孩子，以此“骗了人，如果你也这样，那就没人相信你，这确实是难堪的事”。许多日本人说，如果他们出了错，首先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父母。因为在这个阶段，家长的工作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要以这种难堪的事情为例，向小孩逐渐灌输个人对社会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等等道德价值观。当孩子六岁时，义务就被理解为一条义犬的爱戴与忠实，这些义务现在逐渐变成了整整一系列约束。家长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做出这种或那种事的话，世人会耻笑你。”这些规则是因时因地而定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跟礼节有关。这些规则要求使自己的意志服从日益增加的对于邻居、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孩子必须自我约束，他必须承认自己所欠下的人情债。如果他还想还清恩情的话，在现实中他就必须谨慎度日。
严肃的新态度取代了幼儿期的那种哄逗模式，从而使成长期的少年体会到了这种地位上的变化。八九岁的孩子很可能会真的遭到家里人的排斥和打击。如果老师报告说他不听管教并且操行不及格，家里人就会不理睬他。如果他因淘气而受到小店老板的指责，那么家庭的名誉就会受到玷辱，全家人都会指责他。有两个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在他们还不到十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禁止他们回家，他们也羞于去找亲戚，因为他们曾在教室里被老师惩罚过。他们两人只好屈身在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后，他们才被带回家。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有时被迫关在家中“谨慎”，即“悔过”，专心从事写日记这种日本人着迷的事情。总之，家里人显示出现在他们把孩子看成其在社会上的代表，他们责备孩子是因为他招来了指责，他违背了他对社会的“情义”。他指望不到家里人的支持，也指望不到同岁伙伴的支持。他的同学因为他的过错而疏远他，在他认错并保证永不再犯之前没人会理他。
杰佛里·格拉曾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约束有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自人类社会有家族或类似的宗派集团以来，当一个家庭或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责难和攻击时，这个集团的成员都会群起而攻之。只要能得到本集团的承认，人们就会坚信在需要或在遭到攻击之时定会得到本集团的全面支持，从而能够对付集团以外的任何人。但是，日本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得到本集团支持的前提，是必须先得到其他集团的认可；如果局外人反对或指责他，本集团也会反对并惩罚他，直至本人能使其他集团收回指责。由于这样一种机制，‘外部世界’的赞同在日本具有在其他任何社会中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直到此时，女孩的教养与男孩的教养本质上没有区别，只在细节上有差异。在家中她比男孩要受更多的约束，做更多的事情。虽然男孩子有时也要承担看护婴儿的工作，但这种工作主要还是由女孩来做的，而且在分享礼物和点心时，她也总是被忽略。她也不能像男孩那样发脾气。日本的小女孩是极为自由的，她们穿着鲜艳的红衣服，在街上与男孩一起玩耍，甚至还会同男孩打架，并常常达到自己的目的。她们在幼儿时也“不知耻辱”。在六岁至九岁之间，她们通过与男孩一样的情况和体验逐渐懂得了对“社会”的责任。九岁时学校中的年级开始分男女班，男孩子们极为重视男孩子们之间新的团结。他们把女孩子排斥在外，害怕别人看到他们同女孩子谈话。女孩子也受到母亲的告诫同男孩交往是不合礼仪的。据说这种岁数的女孩变得沉闷孤僻，不易教育。日本妇女说这是“童年欢乐”的结束。女孩子的幼年期在遭到男孩子的排斥之时结束。在此以后的人生里，除了“自重再自重”的道路外，她们别无选择。无论婚前婚后，这一教条将永远持续下去。
然而，当男孩学习“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时，他们还没有学到日本成年男子必须担负的全部责任。日本人说，“男孩子从10岁起学习对名誉的‘情义’。”他们的意思当然是让男孩子认识到在受辱后表示愤恨是一种美德。他们还必须学习各种规则：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手，什么情况下要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我觉得日本人的意思并不是说要让小孩学习在受辱后攻击对手。男孩子既然在幼年时期就被允许粗暴地对待母亲，既然已用斗争方式与同岁伙伴解决了各种各样的争执，10岁时就几乎不必再学习攻击了。当十几岁的少年必须服从对名誉的“情义”的规矩时，这种规矩把他们的攻击导入公认的模式，并向他们提供特定的处理办法。正如前面所述，日本人常常把攻击转向自己，以此来取代本会对他人施加的暴力，甚至学童也不例外。
六年的小学毕业后，小孩们就会面临着一场非常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大概只有总人数15%的学生能继续升入中学，而这其中男生占的比例较高，当他们面临中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和每个学生在每门科目中的名次竞争时，他们必须尽对名誉的“情义”的时候也就来临了。他们在面临这种竞争之前毫无经验，因为在小学和家里都尽量把竞争降低到最低限度，所以竞争几乎并不存在。由于这是突然而来的考验，所以竞争也就变得激烈而又令人担心。对名次的竞争和对偏袒的怀疑十分普遍。但是，日本人回忆的最多的不是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虐待低年级学生的习惯。中学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极尽羞辱之能事，他们叫低年级学生作愚蠢屈辱的表演。遭到这种虐待的低年级学生一般都抱有巨大的愤恨，因为他们并不把这种事当作开玩笑。一个低年级学生被迫跪在高年级学生面前或被迫干一些下贱差使，他会对虐待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齿，并会图谋报复。由于不能当场报复，他们更加耿耿于怀。报复是对名誉的“情义”，他认为这是美德。有时他通过家庭关系，能使虐待者在若干年后从某一工作中被解雇。有时他刻苦练习柔术或剑术，等到毕业后找机会当众报仇，让对方受辱。但是除非他完成报仇，否则他总有一种“心事未了”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是日本人报仇的核心。
那些没有机会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队中也会得到类似的体验。在日本，每四个青年就有一个被征召入伍。军队中二年兵对新兵的欺负比学校中高年级生对低年级生的欺负更加严重。军官从来不管这种事，下级士官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干预。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求助是丢脸行为。这只在士兵之间解决。军官将此视为“锻炼”部队的一个方法，但并不干预其中。二年兵把他们在头一年所积聚的愤恨转泄到头年兵身上，想方设法羞辱新兵，以显示自己的饱经“锻炼”。当兵的在受过军队教育离队时，常常被说成是彻底地换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真正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教育，当然也不是因为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被迫受到各种屈辱的体验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受过日本方式教养、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兽性十足。他们对别人的嘲弄不堪忍受，他们把这种折磨解释为排斥，这使他们变成虐待狂。
之所以近代日本中学和军队里有这些风气，当然是来自日本古老的有关嘲弄和侮辱的习惯。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并不是由中学、更高层次的各类学校和军队所造成的。显而易见，对名誉的“情义”的传统规约，使人们对羞辱、嘲弄的反应比在美国更容易引起强烈的怨恨。每一个被戏弄的集团不久就会按顺序地对下一批受害者加以虐待，但这并不妨碍被侮辱的少年一心要对侮辱他的人报仇雪恨，这也是与古老的模式相一致的。在西方国家，转泄愤恨是司空见惯的习俗，而日本却不这样。例如，在波兰，新学徒和收获季节的临时年轻雇工被残酷戏弄，但他们的愤恨不是向虐待他们的人发泄，而是向下一批学徒和收获季节雇工发泄。日本的少年当然也会如此发泄愤恨，但他们最关心的事是还是直接报仇雪恨。只有和虐待自己的人做个了断，自己才会“感到痛快”。
在日本的重建过程中，那些忧国忧民的领导人应该高度重视这种战前在学校和军队中普遍存在的虐待青少年的习惯。他们尽量强调爱校精神和“同窗之情”，以消除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的对立。在军队中他们尽量禁止虐待新兵。虽然老兵要像军官那样对新兵进行严格的训练，但这不是侮辱，嘲弄、虐待新兵是侮辱。如果学校和军队里高级生和老兵对低级生和新兵进行的种种如学狗摇尾巴、学蝉叫、或者在别人吃饭的时候让他们“打倒立”这样的种种虐待，就必须受到严惩。如果能有这样的改变，那它对日本的教育的意义，将比否定天皇的神圣性和把国家主义从教科书中删除还要重要和有效。
女人并不学习对名誉的“情义”的规矩，她们没有男孩在中学或军队教育中的近代体验。她们也没有类似的经验。她们生活的世界比男孩生活的世界要稳定得多。从她们懂事开始，他们所受到的教养就是要使她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男孩事事都优先，礼物、关心都是女孩享受不到的。她们必须遵守的处世规则是任何场合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但是，在婴儿和幼年时代，她们和男孩一起分享日本幼儿的特权生活。当她们是小姑娘时，她们被特意用鲜红的衣服打扮起来，这种颜色她们在成年后将会放弃，直到她们到六十岁进入第二个特权时期后才可再穿红颜色的衣服。在家里，她们和男孩一样，在母亲与祖母的竞争中会受到双方的讨好。弟弟妹妹也会要求姐姐同其他任何一个家庭成员一样与他们“最亲”。孩子们会请求跟姐姐同睡表示“最亲”，姐姐会常常把祖母给她的礼物分送给二岁的幼儿。日本人不喜欢单人独睡，夜间小孩的被褥可紧紧地挨着他最喜欢的长辈。某一天“你对我最亲”的证据往往就是把两人的睡铺放在一起。女孩甚至在年满九岁或十岁，被从男孩的游玩伙伴中排斥出来之后得到其他方面的补偿。她们热衷于请人梳新的发型，在日本，14至18岁姑娘的发型是最为讲究的。当她们达到一定年龄时，她们可以穿丝织衣服而不是棉织农服，这时家里会千方百计把她们打扮漂亮。就是这样，女孩子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女孩必须自我承担那些遵守各种约束的义务，不能依靠父母强制。父母并不依靠体罚行使特权，而是靠坚定不移地期待女孩能按要求来生活。值得引用一下下面这个体现这种教养的极端例子，因为它绝妙地显示出那种非权力主义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也是比较宽大地承认孩子特权的教育方式的特征。从六岁起，幼小的稻垣镇子（杉本夫人）就受一个博学的儒家学者教授汉文经典。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课中，除了嘴和手，先生纹丝不动。我也同样纹丝不动地坐在他面前的草席上。有一次上课时由于某种原因我不小心动了一下，使弯曲的膝从正确的角度略微往旁边滑出去一点儿。老师脸上微微掠过一丝惊奇；然后他轻轻地合上书本，温和但很严肃地说：‘小姐，你今天的心境显然不宜学习，请回到房间静静思考。’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却又无可奈何。我恭顺地向孔子像行礼，然后再向先生鞠躬，毕恭毕敬地退出那个房间，小心翼翼地走到我父亲那里，像往常课程结束时一样向他请安。父亲感到惊奇，因为时间还未到，‘学习这么快就结束了啊！’他无意的话如丧钟一样。一想起那时的事，心就像有伤疤一样隐隐作痛。”
杉本夫人在另一个地方描写一个祖母时，概括了日本父母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态度：
“祖母态度安详，她期待每个人都依照她的想法行事。既无责骂，也无争论，但祖母像丝线一样柔软并像丝线一样坚韧的期待使其小家庭走在她所认为的正确道路上。”
这种“像丝线一样柔软并像丝线一样坚韧的期待”会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是各种技艺和技能的训练极其周到。女孩子学到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不管是儿童正确使用筷子的方法还是正确进入房间的方式，也不管是稍后才学习的茶道和按摩方法，全部都是由成年人手把手教出来的，直至成为无意识的动作。成年人并不认为当需要运用正确习惯时，孩子会“自然而然地学会”正确的习惯。杉本夫人讲述了她14岁订婚后为丈夫摆饭桌的事。她从未见过未来丈夫的面。他在美国，而她在越后，但在母亲与祖母的监管下，一次又一次地“我亲手烧煮哥哥所说的松雄爱吃的菜肴。我假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给他夹菜，并劝他先尝尝。我就这样学习关注我未来的丈夫，以使他感到愉悦。祖母和母亲总是如同松雄在场那样说话，我则如同丈夫真在房中那样注意我的衣着和举止。这样，我便渐渐学会尊重起丈夫来，并尊重我自己作为其妻子的地位。”
虽然不及女孩子的教养那样严格，但男孩也要通过实例与模仿接受周到的习惯训练。习惯一旦“学会”，就不能以任何借口违反。但是，在成年以后，长辈并不教给他们求爱的习惯，而这一重要领域必须要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摸索。家庭禁止出现任何公开的示爱行动，九岁或十岁之后无亲戚关系的男孩与女孩就要被彻底隔离。日本人的理想是，父母要在男孩表现出对性的兴趣之前就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人们期望男孩在与女孩的交往中最好是感到“羞怯”。农村常常围绕这一话题取笑男孩让他“害羞”。尽管如此，男孩子们仍想办法学会了求爱。过去，许多甚至大多数姑娘都会未婚先孕，一些农村甚至到现在还是这样。这种婚前性体验是“自由领域”，并不属于人生大事。父母在安排婚姻时也不在乎这些事。但在现在，正如须惠村的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医生所说的那样，“甚至女佣也受到教育要必须保持贞操”。那些上中学的男孩所受到的教育也严禁与异性有任何交往。日本的教育与舆论都致力于防止异性之间婚前的亲密接触。在日本的电影中，他们把在年轻妇女面前表现得毫无拘束的年轻男子视为“不良”青年；而“好”青年在美国人看来则是对可爱姑娘采取冷酷甚至粗野态度的人。在姑娘面前无拘无束意味着这些小伙子已经“玩过”或者已找过艺伎、妓女或咖啡馆女郎。经常光顾艺伎馆是学习示爱的“最好”方法，因为“艺伎”会教你各种事情，男人只需怡然观看。他不必担心自己显得笨手笨脚，也没指望会跟艺伎发生性关系。但花得起钱去艺伎院的日本青年并不多，他们大多都是去咖啡馆看那人怎样亲近女人。但这种观察与他们在其他领域中受到的训练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男孩们无法摆脱害怕自己不善交际的担忧。性行为是他们生活中必须由自己学会而不是由长辈手把手教会的领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在年轻夫妇结婚之时为他们提供《枕草纸》和详细地画着各种姿态的画卷，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说，“可以看书学习，就像学习园艺的规则一样。父亲不教制造日本园艺的方法；但当你大了之后就会自己培养这种爱好了。”虽然大多数日本青年是从书本外学习性行为的，但把性行为与园艺并列为人们从书本上学习的两种东西仍十分有趣。总而言之，这方面他们不需要成年人的悉心指导。这其间种种差异使青年深信，性是独立于人生大事以外的一个特殊领域，而人生大事是由长辈们做主的，并由他们在其中不辞辛劳地对青年男子的习惯加以训练。虽然常常怀着困惑和不安，但性却是日本青年可以自我控制的一个自由领域。这两个圈子有着不同的规则。在结婚后，男子可公开到外面寻欢作乐，但这丝毫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婚姻的稳定。
妻子没有与此相同的特权。她只有对丈夫严守忠贞的义务。如果想与人私通，只能偷情。偷情的日本妇女很少有不被丈夫发现的。容易激动或精神紧张常被说成是患有“癔病”。“妇女最常遇到的困难不是来自社会生活而是来自其性生活。许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和大多数癔病患者（易激动、不稳重）显然起因于性生活失调。妇女只能靠丈夫来满足性欲。”须惠村的农民说，女人的疾病大多“从子宫开始”，然后进入大脑。当丈夫去外面寻欢作乐时，妻子可能会求助于手淫这一公认的日本习俗，从农村到上层家庭，妇女都秘藏着传统的手淫工具。此外，在农村，女人生过小孩以后就可以随便谈论性。在当母亲之前，她不会开有关性的玩笑。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与性有关的玩笑充斥于男女混杂的宴会之中。她们还会配合下流歌曲前后扭动臀部，放荡地跳艳舞为宴会助兴。“这种余兴总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也是如此，村里人到村口欢迎服役期满回乡的士兵时，女扮男装的妇女会互相开起下流的玩笑，并假装强奸年轻姑娘。
由此可见，日本妇女在性事方面具有某种自由，而且，社会地位越低，这种自由也就越大。她们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必须遵守许多禁忌，但没有一条禁忌要她们忌讳性事。当淫荡讨男人欢喜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当正经使男人满意时，她们又变得正经了。她们一旦成年，就会抛弃各种禁忌，如果她们出身低贱，就会像男人那样下流。日本人要求妇女的行为要根据年龄、场合的改变而改变，而不是类似西方一样简单地分为“贞女”与“淫妇”。
男人也是既有尽情放纵的时候也有谨慎克制的时候，与男性朋友一起喝酒，特别是在艺妓的侍候下喝酒，是男人最喜欢的享受。日本人喜欢喝醉，并无要求男人控制醉态的规则。几杯酒下肚以后，他们就会放开平日的严肃拘谨，相互倚躺，亲密无间。醉酒者除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发生吵闹以外，一般很少看见粗暴行为或打架。除了诸如喝酒这种“自由的领域”外，正如日本人所说，男人决不能干违反常规的事。如果日本人说某人在生活的重要方面违规，这就是日本人所用的最接近于骂人的话了，如果“混蛋”这个词没有其他意思的话。
一切西方人所认识到的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都可以从日本人教育儿童的方法中得到解释。这种教育方法使他们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其中任何一面都不可忽视。日本人在幼儿期过的都是一种有特权的和娇纵的生活，经历了人生稍后阶段的各种训练以后，他们对幼儿期这“不知耻辱”的年代的记忆仍不可磨灭。他们不必描绘未来的天堂，他们在过去有过天堂。他们把自己的童年改头换面地写进了关于人性本善、众神慈悲和做日本人无上光荣的理论之中。幼儿期的经验使他们易于把自己的道德置于这样一种极端观念之上，即认为人人身上有“佛性”个个死后都成神，这让他们武断和盲目自信。正是因为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他们才经常主动承担任何工作，甚至是自己能力远不能解决的艰难工作。正是因为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他们才敢于坚持己见与政府相抗争，并以自杀来为此作证。有时这种盲目自信会使他们陷入集团性的狂妄自大。
长到六七岁以后，“谨言慎行”与“知耻辱”的责任便被逐渐地加在他们身上，并由最严厉的约束力加以维持：他们如有过失，就会受到家庭的一致排斥。这种压力虽不是普鲁士纪律的压力，但却不可逃避。在他们拥有特权的幼儿期，有两件事就为这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一件是父母坚持要训练小孩自己撒尿并手把手地纠正他的各种姿式；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早期体验造就了孩子，使他在听说“世人”会嘲笑他和排斥他时便会接受加诸于他的巨大约束。他压制自己在早期生活中会随便表现的冲动，只是因为不合时宜而不是因为冲动是坏事。他现在已跨入严肃的生活。随着他越来越多地失去幼时的特权，他也越来越多地得到成年的喜悦，但幼儿期的体验绝不会真正消逝。他大量地从这些体验中吸取养料，充实其人生哲学。在他对“人情”的宽容之中，他重温幼时的这些体验。在他成年生活的“自由领域”里他重新体验儿时的特权。
一种联结着孩子早期与晚期生活的显著环节是，获得伙伴认可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意义。灌输在他头脑里的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而正是这一点。在孩提时代的早期，当他长大到能够提出请求时，母亲就让他睡到他自己的睡铺中去，他计较自己以及兄弟姐妹所获得的糖果的多少，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他在母亲心中的地位，如果遭到忽视，他会迅速感觉到，他甚至会问其姐姐“姐姐最喜欢我吗？”在儿童时代的晚期，他要渐渐放弃自己的个人满足，以得到“世人”的认可和接纳，否则将遭到“世人”嘲笑的惩罚。在大多数文化的儿童教育中都会用到这种约束力，但在日本这被视为特别沉重。被“世人”遗弃是怎么一回事，这已通过父母威胁说要丢掉孩子的逗弄戏剧性地印在孩子的脑子里了。在一生中他比害怕暴力还要害怕被伙伴排斥。他对嘲笑与抛弃的威胁极为敏感，即使只是自己想想。因为在日本社会中几乎没有私生活的秘密，所以“世人”实际上知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世人”不赞成的话，就能够抛弃他，这决不是一种臆想。因而如果人们不满意一个人的做法，那么排斥他就是轻而易举的。再加上日本房子的板壁既不隔音，白天还都大敞其门，因此，对那些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的私生活是一览无遗的。
日本人所用的某些象征物有助于分清他们性格中基于儿童教育的非连续性的两个侧面。幼年期形成的侧面是“不知耻辱的自我”，他们为了了解自己还保存着多少儿时的天真而常常照镜子。他们说，镜子“照出永恒的纯洁”。它并不助长虚荣心，也不反映出“干扰的自我”，而是反映心灵的深处。在镜子中，人们打开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看到自己正像那个“不知耻辱”的真实的自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活着。他们在镜中看到理想的父母的形象。正因为如此才有人会随身带着镜子。甚至有人在自家佛龛供上一面特别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祭祀自己”，“自己参拜自己”。这并不常见，但也不麻烦。因为所有人家的神龛上都有作为圣物的镜子。在战争期间，日本广播电台曾播放一首专门的颂歌，赞扬一班女学生自己凑钱买镜子挂在教室里。没有人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这被描写成姑娘对其心灵深处平静目的新的奉献。对镜自省是证明她们精神是否高尚的一种形式。
“观察的自我”被植入孩子心灵之前，日本人就对镜子发生感情了。他们在镜子里看不到“观察的自我”。镜子里映出的是像幼儿时期一样的天然的“善”的自我，是不需要“耻辱”来开导的。他们赋予镜子的同一象征意义还成了为达到“练达”而进行自我修养的基础，他们坚持不懈地修养自己，以消除“观察的自我”，回到思想与行为一致的幼儿时期。
特权性的幼儿期生活对日本人产生了种种影响，尽管如此，也不会导致他们认为在后期耻辱感成为道德基础之后的种种约束是剥夺特权。正如前面所述，基督教的自我牺牲观念常常受日本人攻击，他们排斥那种观念。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日本人也说是为了“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自愿”死的，他们并不认为这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可以通过这种自愿的死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否则就会“死得像狗一样”，这意味着死的毫无价值，而不是英语中穷困潦倒地死去的意思。并不那么极端的一系列行为在英语中也被称为自我牺牲，在日语中则反而属于自重的范畴。自重始终意味着自制，而自制与自重具有同样的价值，只有自制才能胜任大事。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的的必要条件，而因为不同的生活体验让日本人觉得这还不够。他们接受的主要道德信条之一就是，自制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否则，他们怎么能控制这个危险的自我，这个充满着可能会爆发并扰乱正当生活的种种冲动的自我呢？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说的那样：
“长年累月辛勤劳动而涂上的漆层越厚，制出来的漆器就越有价值。对一个民族来说同样如此……有句形容俄国人的话说‘剥开俄国人的外皮，现出的是鞑靼人’。人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日本人，‘剥开日本人的外皮，刮去漆，现出的是海盗。’然而，不应忘记漆在日本是一种珍贵的东西，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漆中没有丝毫虚假；它不是掩盖缺点的涂料。至少它与坯质具有同样的价值。”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男性行为中十分明显的矛盾是由其教育的不连贯性所造成的，甚至在他们经历了全部“涂漆”过程以后，他们的意识中仍深深地留下幼时的印象，那时的他们简直就是自己小小世界里的神，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他们的任何要求也都能得到满足。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两重性，他们在成年后既可以毫无拘束地浪漫恋爱，又能够对家族意见绝对服从。他们既能够不顾一切地履行极端的义务，又能够尽情地享乐与贪图安逸。慎重处世的教育使他们在行动中常常看起来很懦弱，但他们实际上勇敢得近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得极为驯服，但决不会轻易服从来自上面的控制。他们尽管彬彬有礼，却又傲慢不逊。他们可以接受军队所要求的盲从的纪律，但又桀骜不驯。他们可以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但又容易被新的方式吸引，就如他们既学习中国又学习西方所表现的那样。
性格的两重性造成紧张，对此，日本人的反应各不相同。如何协调儿时处处被宽容的骄纵经验和后来生活里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束缚，每个日本人都要对这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许多人困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些人一丝不苟地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像道学家一样，唯恐放纵会跟实际生活发生冲突。因为放纵并非出自空想，而是他们曾经体验过的东西，所以这种恐惧就更加严重。他们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陷于人格分裂，他们害怕自己的反抗心理，所以就把它堵死在自己的心中，并以表面的温顺来掩饰。他们常常埋头忙于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以免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每天他们都只是对那些生活琐事进行毫无意义的重复。还有一些人，由于过分怀念幼时生活，长大后面临社会对成年人的一切要求他们都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总是想依赖别人，而实际的年龄已不允许他们再这么做。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冒犯，因此任何斗争都会使他们陷于巨大的紧张和激动中。凡是不能按常规处理的意外事件都会使他们感到恐惧。
日本人在极度担心遭人排斥或受人非难的时候就会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在他们没有感到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他们在生活中既显示出享受人生的能力，又显示出在孩提时代所培养的不伤害他人感情的习惯。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事。幼年时代的经历让他们具备了自信，也没有什么罪恶感的负担。后来被加上了名义上与伙伴步调一致的种种束缚，以及各种相互的义务。不管别人在某些事情上如何严重地干预他们的愿望，日本人仍在一些明确规定的“自由的领域”中，让感情冲动得到满足。日本人一向以善于从自然中寻找乐趣而闻名，他们赏樱花、赏月、赏菊，或赏初雪听虫鸣、吟和歌、俳句，修饰庭园，插花，品茗等等。这些不应该是一个内心极度不安而又富于进攻性的民族应有的活动。他们在追逐这种生活时也不是愁眉苦脸的。在日本执行灾难性使命之前的那些幸福日子里，日本农村里的闲暇生活像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那样快乐，同时也像任何一个民族那样勤奋工作。
但日本人律己甚严。为避免被排斥和受诽谤的巨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已经尝到甜头的个人享受。在人生大事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少数违反这一模式的人会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并不是在“善”与“恶”之间选择道路，而是在“世人期望的人”和“世人失望的人”之间选择道路，他们为迎合世人的“期望”而抛弃自己的个人要求。这些人才是“知耻辱”和谨慎的杰出人物。这些人才是为家、为村、为国增光的人。这些思想产生的压力是巨大的，这些压力表现为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的雄心壮志。每个人都背负着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人们必须警惕戒备，唯恐失败，或唯恐自己付出巨大努力从事的工作仍不免被人轻视。有时他们积压的愤怒爆发，会表现为极端的攻击行为。而这并不是像美国人那样，是因为其主张或自由受到了挑战，而是因为他们觉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那时，他们危险的自我会喷发出来，条件允许的话他会针对诽谤者，否则就针对自己。
日本人为其生活方式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单纯的自由，而美国人要像依赖空气一样的依赖这种自由。但我们必须记住，日本人在战败以来开始期望民主，能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行事，是日本人极为向往的。杉本夫人在描写她从东京的教会学校里得到的一块“随意栽种”园地时传神地表达了这一点，她曾被送往该校学习英语。老师给每个学生一块园圃和所需要的种子。
“这个‘随意栽种’庭园让我感受到了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人的心中存在这种幸福感，这事件的本身就让我感到惊奇……我可以自由行动，但却不会违背规矩、玷污家庭的名声，不会使父母、老师或乡亲们感到生气，也不会损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其他学生都种花，但杉本夫人却计划种土豆。
“谁也不知道这种荒谬行动给予我的无所顾忌的自由感 觉……自由精神在叩击我的心门。”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
“我家里，庭园中特意布置了一块看似荒野的地方……但总有谁在忙于修剪松树或剪齐树篱，每天早晨，老仆人扫净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细心地撒下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
这种伪装的荒野对她来说象征着伪装的意志自由，而她以前正是在这种伪装的自由中接受教育的。在日本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种伪装。日本庭园中每一块半埋在土中的巨石都是在别处精挑细选后运来，立在小石块组成的台基之上的。要仔细考虑以使巨石的位置与溪水、建筑物、灌木和树木能融合到一起。同样，菊花也盆栽着，并为参加日本各地每年都举办的花展而精心加以修整，每一片漂亮的花瓣都由栽培者细心修整过，并常由嵌于鲜花之中的、不易被看见的小铁丝架支撑着，以保持正确的形态。
杉本夫人在得到机会拆掉菊花上的铁丝架时，她感到激动而纯真的快乐。原来被栽在小盆中并被一瓣一瓣地精心修整过的菊花，在回归自然后显示出发自内心的喜悦。但在今天的日本人之中，做出脱离他人期望地行动和对“耻”（耻辱）的约束力表示怀疑的，这种自由可能会把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打破。新局面下的日本人不得不学习新的约束力。而这个变化的代价很高昂。制定新观点和建立新道德殊非易事。西方世界既不能设想日本国人会立即接受新观点和新道德并把它们变成自己真正的东西，也不应认为日本人不能最终制定出比较自由、比较宽容的伦理规范。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已将日本道德规约的知识和实践忘得干干净净，任何其祖上的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墨守成规（他父母的出生国日本的规矩）。同样，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在新的时代也能够树立起不像过去那样要求个人自制的生活方式。菊花完全可以摆脱铁丝架，并且不需要精心修整也能够美丽鲜艳。
在进入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某些日本的传统道德能帮助他们保持平稳。其中之一是自我负责的精神，日本人喜欢把自己形象地比作一把刀，而“自我负责”的精神就是要自己负责擦净自己“身上的锈”。正如佩刀者有责任使他的刀始终闪闪发光一样，每个人必须对其行动的后果负责。人必须承认并接受他自己的弱点、容易动摇和无能所造成的一切结果。对自我负责的解释，日本远比自由的美国严格得多。在这一日本意义上，刀不是作为进攻的象征，而是作为自我负责的理想人物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体制下，没有比这种品德能更好地起到平衡的作用。而日本的儿童教育方式和行为哲学已经把这一点作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灌输给日本人。今天，在西方的意义上来说，日本人要“放下刀”（投降）。在日本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有毅力注意让心中那容易生锈的刀保持光洁。若依据他们的道德术语来说，在更为自由、更为和平的世界上他们仍能够把刀保存下来作为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