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人情世界

日本这种有恩必报和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似乎就是要把个人欲望等同于罪恶，而必须从心底连根拔除。这好像与古典佛教的教义不谋而合，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道德准则竟对肉体享受给予极大的宽容。虽然日本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佛教国家之一，但是他伦理观念上的这一点显然是与释迦牟尼以及佛教教义相对立的。日本人并不认为满足私欲是罪恶的。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享受是合理的、值得提倡的。人们追求和尊重肉体享受，但是这种享受必须有分寸，不能因此误了大事。

这种道德准则让他们的生活时常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之中。关于日本人的肉体享受，印度人比美国人更能理解。美国人认为享受不必刻意学习，拒绝感官享受其实就是在与众所周知的诱惑作斗争。然而，享受如同义务一样是要学习的。很多文化都不教授享受，这就让人认为活着更多的是履行自我牺牲的责任。为了不影响家庭生活的平稳运行，有时候甚至连男女间肉体吸引也要限制。在这些国家中家庭生活是建立在各种规矩的基础之上的。日本人一方面鼓励人们肉体享受，一方面又制定规则防止沉湎于肉体享受，这使得人们的生活很难处理。他们像创造艺术品那样培养享受，品味之后，又要牺牲享受，履行义务。

泡热水澡是日本人最喜欢的细腻的肉体享受之一。不管是贫穷的农民、卑下的仆人，还是腰缠万贯的贵族，每天傍晚在热气腾腾的水中浸泡一阵已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常用的浴盆是一种木制的桶，下面燃烧着炭火，水温可以加热到华氏110度甚至更高。人们在入浴之前要先洗净身体，然后再尽情享受浸在热水中的温暖与舒适。他们以胎儿的姿势跪坐在浴桶中，让浴水一直浸到下巴。日本人每天洗澡和美国人一样是为了清洁，除此之外，日本人有一点儿其他世界所无法媲美的，就是他们的洗澡别有一番艺术的情趣韵味。据说，年龄越大，越是享受。

日本人想尽办法节约泡澡的花费，但泡澡却绝不可少。城镇建有像游泳池那么大的公共浴池，人们可以去那里一边泡澡一边与遇到的人聊天。在农村里，妇女们轮流在各自的院子里烧水，然后供家人轮流入浴，入浴时他们被人看见也无所谓。每一个家庭，即使是上等人家，入浴时都必须按照严格的顺序：先是客人，再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是家里最下等的仆人。出浴后人们都像熟虾一样全身发红，然后一家聚坐在一起，在晚餐前享受这一天当中最舒适的时光。

日本人不仅注重“泡澡”这样的享受，他们同样重视传统的严酷的“体格锻炼”——冷水浴。这种习惯被称为“寒稽古”（冬锻炼）或“水垢离”（忍受寒冷的苦行），至今还在实行，不过已经与传统形式有所不同了。以前要求在黎明前出去坐在冷彻心肺的山溪瀑布之下。冬夜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日本式屋子里往自己身上泼冷水，这也是一种非同小可的苦行，帕西瓦尔·洛厄尔描述过19世纪90年代日本人的这种习惯。那些不会成为神职人员，却想拥有某些预言能力或者医疗能力的人就会在临睡前进行“水垢离”，在“诸神祓楔”（众神沐浴）的凌晨两点起来再做一次。他们在早晨起床时、中午和日落时再重复进行。只是在那些惯于早起学习奏乐器或准备从事其他世俗职业的人中才特别流行这种黎明前的苦行。也有人只是为了“锻炼身体”而置身于严寒之中。人们认为练字的孩子练到手指冻僵麻木是一种意志坚强的表现。现代的小学因不装暖气而备受赞赏，这样它就能锻炼孩子们的意志，使他们可以经受未来人生的种种艰难。西方人对日本儿童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们经常感冒流鼻涕。当然，这种习惯只能得到这种结果。

睡觉是日本人的另一种享受，也是他们绝顶的技术之一。不管什么姿势，甚至在我们认为完全不能睡觉的场合，他们都能舒服地睡着。这使许多西方的日本研究者感到惊奇。美国人几乎把失眠当作精神紧张的同义词。而按我们的标准，日本人是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的。但他们熟睡的习惯是自幼养成的。他们睡觉非常早，这在其他东方民族中是非常罕见的。村民们在日落后不久就会上床睡觉，这并不是为了明天的工作而养精蓄锐，他们没有这样考虑的习惯。一个很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曾写道：“到了日本，你就得抛弃这种想法——晚上的睡眠是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睡眠是必须同清除疲劳、休息和保养等问题分开来加以考虑的。”睡眠如同一种工作计划一样，是“独立存在的，与任何事无关”。美国人习惯性的看法就是，睡眠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体力，我们大多数人早上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计算昨晚睡了几个小时，再根据睡眠时间的长短，预测这一天的精力和工作效率。日本人睡觉跟这无关。他们睡觉只是因为喜欢，只要没事，就去高兴地大睡一场。

同样，他们也可以毫不留情地牺牲睡眠。准备考试的学生通宵努力，却想不到好好睡一觉能使他更轻松地应对考试。在军队训练中，睡眠只不过是一种应该为纪律而牺牲的东西。1934年至1935年曾在日本陆军中工作过的杜德上校讲述过他与手岛大尉的一段谈话。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该部队“两次连续行军三天两夜，在此过程中除了在十分钟的短休息和短暂的间歇中可以打个盹儿以外没有睡过觉。士兵们有时候边走边睡。其中有个少尉睡得太深了而撞到了路旁的木堆上，引得其他人一阵大笑”。终于到了营地，但还是不让睡觉，官兵们全被派去站岗和巡逻。“‘但是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睡觉呢？’我问道。大尉说：‘没必要，他们都知道怎么睡觉。现在要训练他们的是不睡觉。’”这是日本人观点的缩影。

吃饭也像泡澡和睡觉一样既是美妙的享受又是严酷的训练。闲暇之余，日本人的一大爱好就是烹调多种菜肴，每道菜分量非常少，但色香味都非常讲究。其他场合却又成了约束。埃克斯坦引用一位日本农民的话说：“快吃快拉是一大美德。”“人们并不认为吃饭具有重要意义，它只是维持生命必须的手段，所以应该越快越好。”在佛教寺院里僧侣们受到约束，他们在饭前的祈祷中会称吃饭就是吃药，意思是那些修行之人吃饭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不得不吃。

以日本人的观点来看，强行禁食是测试一个人意志是否坚强的绝佳办法。正如放弃温暖和睡眠一样，禁食也意味着“忍受苦难”，就如同武士“叼牙签”的行为。如果经受住了禁食的考验，那么体力非但不会因为热量和维生素的消耗而减少，反会因为精神的胜利而增加。美国人认为的营养与体力对应公式，日本人从不认可。因此，才会在战时出现东京广播电台对防空洞中避难的人们说，“体操可以使饥饿的人增强体力与元气”这样的事。

浪漫的恋爱也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虽然这与他们的婚姻形式和家庭的义务互相违背，但这确实也是他们的“习惯”。这个主题充斥在日本文学之中。跟法国的文学作品一样，主角都是已婚者。为情而死是日本人最喜欢阅读和谈论的主题。10世纪的《源氏物语》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小说，与同时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任何小说相比都毫不逊色。此外，封建时代大名以及武士的恋爱故事也同样富有浪漫色彩。这也是他们的现代小说的主要题材。这跟中国文学相差很大。中国对描写浪漫爱情以及性享受是很忌讳的。因此他们免去了不少麻烦，家庭生活也很平稳和谐。

在这一点上，虽然相比之下美国人理解日本人要比理解中国人容易些，但这种理解依然很肤浅。对于性享受，日本人可不像我们有诸多禁忌。这个领域里日本人好像没有伦理道德，不像美国人那样装模作样。日本人认为，如同其他“人情”一样，性是人生低微层次上的正当需要。“人性”中不存在罪恶，性享受是不必讲什么伦理道德的。英美人把日本人珍藏的某些画册看成是淫秽的，把“吉”（艺妓和妓女集中的地方）看成可怕的地区，日本人至今对此很有意见。日本与西方接触之初，就对西方的这种评论很敏感，于是就制定了一些法律与西方标准靠拢。但文化上的差异是任何法律条文都无法消除的。

有教养的日本人知道，他们的一些心安理得的行为都被英美人看作是下流的、不道德的行为，但日本人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准则和他们的信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们的信条是：“人情”不能侵扰人生大事。我们难以理解日本人对恋爱和性享受的态度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他们把属于妻子的领域与属于性享受的领域划分得泾渭分明。日本人在这两个领域同样公开而坦率。而在美国这两者是一体的，或者婚姻那部分可以公开，性享受那部分就只能偷偷摸摸。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主要领域必须尽义务，另一个是次要领域微不足道。这种“各得其所”的划分方法使一个人既可以是家庭的模范父亲，又可以是一个寻花问柳的花花公子。日本人和美国人不一样，他们不会把婚姻和爱情视为统一的整体。在美国人看来，爱情是我们选择配偶的基础，“相爱”是结婚的最好理由。婚后丈夫和其他女人发生肉体关系就是对妻子的侮辱，因为他把理所当然属于妻子的东西给了别人。日本人的看法与此不同。男子在择偶时服从父母之命草草结婚，婚后与妻子相处中又要遵守各种规矩。即使在融洽和睦的家庭生活中儿女们也看不到父母之间有任何亲密的表示。正如一个当代的日本人在某一份杂志上所写的那样，“在这个国家里，结婚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延续香火，其他任何目的都是对事实的歪曲。”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男人会循规蹈矩地生活。如果钱财方面允许，他就会包养一个情妇。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人不会把这个女人算作家庭里的一员。因为这样做会混淆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他所包养的这个情妇也许是个在音乐、舞蹈、按摩和其他待客技艺方面很有修养的艺伎，也许是个妓女。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男人都同这个女人的雇主订立契约，以保证这个女人不被遗弃并且能获得相应的报酬。男人还要给这个女人一间独立的屋子。极少数情况下，比如这个女人有了孩子，男人又希望把这个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这时候男人可以把这个女人接回家，但是她的身份只是佣人，而不是妾。这个小孩跟男人的妻子叫“母亲”，而生母和孩子间的关系则不被承认。在东方国家中，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一夫多妻制在日本根本行不通。日本人对家庭的义务和“人情”，甚至在空间上都分得清清楚楚。

只有上层阶级的人才养得起情妇，大多数男人都是隔三岔五地去找艺伎或妓女玩乐。这种玩乐完全是公开的。妻子会为出去寻欢作乐的丈夫打扮一番，丈夫去过的妓院会给妻子账单，然后妻子理所当然地付账。妻子如果对此不高兴，也只能是自寻烦恼。找艺伎比找妓女花费要高，而且与艺妓玩乐一晚的费用只包括享受训练有素、衣着入时、举止得体的美女热情款待的服务费，而无权与艺伎发生性行为。一个男人为了结交某个特定的艺伎，必须成为她的保护人，并签订契约以她为情妇，或用自己的魅力征服她，使她自愿投怀送抱。但是，与艺伎度过的夜晚自然不会毫无情色之事。艺伎的舞蹈、巧妙应答、歌曲和举止都带有传统的挑逗性，会特意展现上层贵妇矜持的一切。这是属于“人情领域”的事情，在“孝的领域”里感到疲倦的人会在这里获得解脱。只要把这两个领域划分清楚，人们完全可以去尽情享受。

妓女都住在政府规定的地方，男人从艺伎那里出来，如果余兴未尽的话，可以再去妓院。进妓院花钱较少，因此那些囊中羞涩的男人玩不起艺伎只能退而求其次。妓院把妓女的照片挂在门口，嫖客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长时间的品评挑选。妓女身份比艺伎低下。她们大多是因家庭贫困被卖进妓院的，因此没有受过艺伎那样的艺术训练。过去，妓女们常常毫无表情地坐在人们面前任嫖客挑选，后来日本人发现这种习惯备受西方人反感，于是就改为用照片代替了。

日本的男人在挑定一位妓女后就与妓院签订契约，此后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妓女唯一的客人，而这个妓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男人的情妇。这样的女人受到契约条款的保护。但是，女仆或女店员有时会不签订契约就成为男人的情妇，这些“自愿情妇”最缺少保障。她们基本上是通过恋爱与男人结合的，但是却被排除在一切“义务世界”之外。当日本人读到我们的小说和诗歌中描写被恋人抛弃而“怀抱婴儿”过着忧郁生活的年轻女人时，这些私生子的母亲就被看成了他们国家中的“自愿情妇”。

同性恋也是传统的“人情”行为的一部分。在旧时代的日本，同性恋是武士和僧侣等上层人物公认的乐趣。到了明治时代，日本立法禁止了很多习俗以合西方，同性恋也是被禁习俗之一。而这种习惯至今仍被视为无关道德的“人情”行为，只要稍作限制，不妨碍家庭就行。因此，在日本，尽管一个男人可以成为职业男妓，但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会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堕入”同性恋的危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日本人对美国竟有成年男子充当同性恋中的被动角色的事特别感到惊愕。日本的成年男子通常找少年做同性恋对象，因为成年男子认为当被动角色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什么是男人既可以去做又不失自尊的事，日本人是有一定的界线的，不过这些界线不同于我们所划的界线。

日本人认为自淫也与道德无关。没有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制造过如此繁多的自淫工具。在这一领域，迫于西方人的舆论压力，日本也通过一些手段使自己不会太过张扬。但他们心底还是认为这些器具与罪恶毫无关系。西方人强烈地厌恶手淫，大多数欧洲国家比美国还要激烈。在成年之前我们就对此有了深刻印象。大人会悄悄告诉男孩手淫会使一个男人发疯或秃顶。母亲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监视他们，一旦发现这类事件，母亲就会非常严厉地训斥并且施以体罚。甚至还会绑住他的双手，或者会说这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日本的幼儿和少年并无这些经历，因此成年后的态度也不会与我们相同。自淫在日本人看来只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没有一点儿罪恶。只要把它放在正经生活的不值一提的位置，就可以完全控制得住。

喝酒是另一种被允许的“人情”行为。在日本人看来，美国人发誓禁酒完全是西方人的怪异想法。对于美国地方上举行投票要求颁布禁酒法令的运动，日本人也抱以同样的看法。饮“酒”这种享受，只要是正常人都不会拒绝。同样，饮酒也只是小小的消遣行为，正常人也不会沉迷其中。按照他们的思想方式，就像人们并不担心会“成为”同性恋者一样，人们也不担心会“成为”醉鬼。确实，成瘾的酒鬼在日本并未形成一个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所以家庭和社会对喝醉的人都并不厌恶。他不会胡闹，人们也不认为他会打孩子。通常的表现是放浪形骸，不拘礼节。在城市的酒宴上，人们喜欢相互坐在对方的腿上。

保守的日本人把饮酒与吃饭严格分开。在农村的酒宴上，一开始吃饭，这就意味着他不再喝酒。他已涉足于另一种活动了，这两个世界是区分得十分清楚的。在家里他可能饭后饮“酒”，但绝不会边吃饭边饮酒。他要一样一样地专心享受其中的乐趣。

日本的这些“人情”观带出几个重要的后果，它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的这种哲学观：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力量在人的一生中不断斗争并轮流作为主导。日本人的哲学观认为，肉体不是邪恶的。享受合理的肉体快乐也不是罪恶。精神与肉体并不是宇宙间相互对立的两大势力，这一信条在逻辑上让日本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界是善恶共存的。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他们拒绝这个问题。”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引入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个灵魂，但并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有“温和”的魂和“凶猛”的魂，每个人与每个民族的生活中都既有“温和”的时候又有“凶猛”的时候。不是一个必上天堂，一个必下地狱。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不过要在不同的场合发挥不同的作用，但两者都是善的。

甚至他们的神也明显地兼有善恶两种性质。他们最喜爱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弟弟素盏鸣尊，他是“迅猛的男神”，他对他的姐姐行为极其无礼，在西方神话中肯定会被视为恶魔。天照大神怀疑素盏鸣尊到她屋里来有不良动机，企图把他赶出去。于是他就放肆捣乱，在天照大神的餐厅里大便，当时天照大神和她的侍从正在举行水果尝新仪式。他还犯了毁坏田埂的滔天大罪。最过分、最令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罪行是，他居然在天照大神的房顶上开了一个洞，把剥了皮的斑驹扔了进去。做下这些暴行的素盏明尊受到了众神的审判，并被处以重刑，放逐到了“黑暗之国”。但他仍然备受崇拜，仍然是日本最受喜爱的神。虽然这种神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并不罕见，但高级的伦理性宗教中，这些神还是被排除在外的。这是因为把超自然的众神分成黑白分明的两个集团，更适合善与恶不断斗争的宇宙哲学。

日本人总是明确反对道德应该包含与恶的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个世纪来不断宣称的那样，这样的道德观与日本是不相符的。他们还宣称这正好证明日本民族道德的高尚。据他们说，中国人曾不得不制定一种绝对的标准，即“公正、博爱”的“仁”，来衡量所有的人和行动，任何人都能据此发现自己的不足。“对于具有劣根性的中国人来说，这种道德规范是一种很好的人为的约束手段。”18世纪著名的神道家本居宜长（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曾这样写过，近代佛学大师和近代国家主义的领袖们也这么写过和讲过这个主题。他们说，日本人天生善良，值得信赖，没必要与自己恶的一半作斗争，只需净化心灵，该干什么的时候干什么就行了。即使不小心“脏”了，污垢也极易被除去，人本性中善会再放光芒。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彻底地宣传人人皆可成佛，道德不在佛经之中，而在自己彻悟且洁净的心灵之中。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心灵的发现呢？恶不是天生的。日本人没有《圣经》“诗篇”所宣扬的神学。“诗篇”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日本人不教授“人类堕落”的理论。“人情”是上天赐予的福分，无论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谴责。

在美国人听来，这种理论会导致纵欲和放荡的哲学。但正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义务定为人生最高的任务。他们完全承认，报“恩”意味着牺牲自己个人的欲望与享受。在他们看来，把追求幸福作为人生目标的思想是令人费解并且不道德的。幸福是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的一种消遣，将此作为国家和家庭的判断标准简直不可理喻。人们常常为履行“忠”“孝”“情义”而备受折磨，这完全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实。这会使将来的生活很困难，但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们经常准备着随时放弃享受。这需要坚强的意志，而坚强的意志正是日本人最推崇的美德。

与日本人的这种观念相符合，日本的小说和戏剧很少有“皆大欢喜”的结局。美国观众常常希望看到圆满的结局，希望看到剧中人后来永远幸福，希望好人会有好报。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戏剧的结尾哭泣，那肯定是因为主角的性格缺陷，或者成了万恶的社会秩序的牺牲品。观众更喜欢主角万事如意一切圆满。日本的观众则喜欢流着泪看男主角被命运所迫而走向悲剧的结局，美丽的女主角被杀害，这种情节才是晚间节目的高潮，这才是他们想去剧院看的东西。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人公的苦难为题材的，恋爱中的男女被迫分手；美满结合的夫妇之中有一人为履行义务而自杀；妻子为挽救丈夫的职业生涯献出所有，激励丈夫成为优秀演员，在丈夫成名前夕，为了不影响他的新生活而隐身市井，并无怨无悔地死去。皆大欢喜毫无必要，男女主角的自我牺牲精神能唤起观众的怜惜和同情就可以了。剧中主角的苦难并不是上帝的惩罚，而只是为了向人们表明：剧中的主人公不惜任何代价去履行义务，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死亡，都不能使他们偏离正道。

日本的现代战争电影也遵着这一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常常说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这些电影的全部情节都只有牺牲和苦难。日本的战争影片不会大肆宣扬阅兵式、军乐队以及舰队演习或大炮的自豪雄姿。无论这些电影是取材于日俄战争还是中国事变，都只会出现这一类的镜头：在泥泞中的行军，凄惨沉闷的苦战和僵持不下的煎熬等等。电影最后也不会出现胜利或者喊着“万岁”去冲锋的镜头，而只会出现这种镜头：夜宿一个泥泞的中国小镇；或者经历过三次战争的祖孙三代分别成了重残、瘸子和瞎子；再或者叙述一个士兵战死以后，其家人在悲悼完丈夫或父亲之后，在失去一家之根本的时候坚强地活下去。英美“游行行列”式激动人心的镜头在日本根本看不到。他们甚至不把负伤军人的康复搬上银幕，甚至也不提及战争的目的。在日本的观众看来，只要银幕上的人物都尽心尽力地报“恩”，这就够了。因此这些电影在日本反而是在为军国主义作宣传。这些影片的赞助者知道，它们不会激起日本观众的反战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