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无法理解父母亲把神经衰弱的病因归为去年春天我与白胡子老头相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他们毫无兴趣。我无法忍受，我如此真实的经历会被大人嘲笑为做梦。他们有那么多梦想，我从来没有嘲笑过他们。包括他们梦想我以后如何如何，那是我要去做的梦，但他们梦想着。没有办法，我把那个春天的下午，一个拿着洋伞的老人与一个背着书包的少年，画在一张纸上，然后夹在课本里。我可以自己收藏自己。我有时候会沉湎在这张画的情境中，但我再也没有和这位老头相遇于西巷，或者其他地方。许多事情是稍纵即逝的。稍纵即逝的东西能够记住，是因为它稍纵即逝，如果能够慢慢在心里打磨，记忆的刀锋就无动于衷地迟钝了。
我和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多。我不像以前，父亲他们说了什么，我就会点头，即便不同意，也只是不吭声。但现在，我和他们会有些争论，甚至故意抬杠。我参加队史编写组，听说了很多故事，有些故事他们也不曾听说。奶奶闲在家里，我不知道她成天忙什么，她说出门有点事情，然后去东家西家。奶奶是在和别人的闲聊中打发时光的。在庄上闷得慌了，她就去镇上姑姑家，但我不愿陪她去，我有看不完的小说。我和晓东有约定，我用一盒香烟屁股借他两本小说。我宁可在供销社门口、在其他人多的地方捡地上的香烟屁股，也不想跟奶奶去小镇。奶奶生气地说：“你翅膀硬了。”奶奶以为，我像她一样喜欢那个小镇。
父亲他们谈论村庄的一些事，我偶尔也会插话。那天他们几个人说，大队宣传队应该演一出样板戏，我冷笑道：“你们会比电影里演得好？”父亲对我的不屑很生气：“我看你现在很骄傲，你成绩不下去才怪呢。”我不幸被父亲言中，期末考试出了问题。我感到父亲好像要揍我，我拔腿就跑了。其实，我从来没有叛逆过，我只是想让父亲他们知道，我和他们看待这个村庄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外公的曾祖父带着三个儿子从高邮到莫庄时，还没有这个大码头。他们是在西泊东岸上来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曲口，一个已经废弃了的西码头。曾祖父三个儿子中的一个，成了外公的祖父。修这座码头时，外公已经是青年。他说他在夏天的晚上，也喜欢坐在码头中间的石板上，等着掠过的河风。那时没有大桥，进出庄子需要乘渡船。外公说，你从上面数起，第六块石板，是我和怀仁抬的石板。我问外公，码头是不是十八块石板？外公有点惊讶。我下水数过了。在不旱不涝时，水面与第十三块石板面齐平。在第十三块石板上，又加了一块更高的石板。从外公他们开始，庄上的人就在这块石板上淘米，洗菜，汰洗，提水。我也从这里下河，潜入水中，在河中央冒出头来。这块垫加的石板面上，有规则地刻满了浅浅的小槽。站在上面，或者蹲着，都不会打滑。如果打滑，那是水面已经没过石板面很长时间，上面长出了青苔。这个时候，有船靠岸，就不用在船与码头之间架上跳板了。
外公也不晓得他的曾祖父为何会到这个叫莫庄的村上来。我后来有了点知识，一直怀疑外公的曾祖父是个邮差什么的，但始终没考证出来。有一年从扬州往高邮，我还特别激动，觉得是往母系那边寻根了。参观驿站时，我想象外公的曾祖父当年一定是从这个驿站出发，沿着运河去哪里，最终不知道何故在莫庄落脚定居了。我甚至还想到，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案子。但在离开高邮时，我觉得自己可能是胡思乱想了。外公在世的时候早已不到高邮扫墓，更不必说我这个外孙，自然不知道外公高邮的祖坟在哪儿了。现在活着的人中，能够知道他曾祖父或外曾祖父名字和坟墓的地方的，已经不多。清明扫墓，磕头烧纸拜到祖父、外祖父这一辈，就笼统地说是给老祖宗磕头烧纸了。我有时候会想象外公的曾祖父不是坐船而是骑马到这个村上来的，他下马到了庄上，那应该是个大年的初几，他在庄前的水码头上见到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姑娘。这不完全是胡说，因为外公说他的曾祖母是这个庄上的，也姓胡。我母亲的胡姓亲戚都是这位胡姑娘兄弟姐妹的后人。我曾经怀疑和地主胡鹤义是不是同一个宗亲，外公坚定地说：“不是的。”
真的有意思，外公他们建造的这座码头好像专门是为父亲和爷爷他们准备的。父亲从这个码头上岸时，河的南北之间已经架起了一座木桥。这是地主胡鹤义出资修建的，在父亲来到这个村庄之前，桥南的那块歌功颂德的石碑已经移到生产队场头，我后来在生产队猪圈里见到了这块铺在圈里的石碑。在靠近码头时，父亲看到桥上晒着渔网，这是他之前没有见到过的，他坐在船上，能够闻到渔网传来的腥味。隔了几天，父亲在庄上转了一圈。父亲惊讶的是，这个庄子远不像陶庄那样破落，它的格局和气象像小镇一样，砖瓦房，巷子里已经有些风化的砖，让他有了亲切感。父亲跟着爷爷奶奶上岸时，外公带着他的女儿，后来成了我母亲的李健小姑娘，站在码头上看几个外乡人往岸上走来。父亲没有在意这个细节，他当时怯生、惶恐，周遭的情景陌生而杂乱，从眼前过去的这些没有在记忆中留下。这一年，父亲和母亲都是十三岁。我坐在码头上东张西望等待外公的小船时，比父亲和母亲当年小一岁。
行船的是胡怀仁。他在上岸之前，和爷爷说到了他的东家胡鹤义，爷爷说他们熟悉的。父亲问爷爷说的是谁，爷爷说：“你还记得去年给你墨镜的人吗？他就是胡鹤义的儿子。”父亲这才想起石板街上的那个黄昏，胡鹤义是保长若愚的父亲。船要靠岸了，河水很浅，船帮几乎靠到码头最下面一块石板了。爷爷、小孃孃都跨上岸了，但父亲和奶奶就不敢跨出这一步。怀仁先把奶奶小心翼翼扶上了码头，其实是架到码头上。父亲就是不敢，也不肯让怀仁帮忙。无奈之下，怀仁只好搭上了跳板。这个时候，父亲才上了岸。这确实有点尴尬。让父亲一辈子记住的是怀仁跟他说的那句话：“你之前是少爷，现在不是了。”
这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父亲一直记得这个时间。他说到了村上，第一件农活就是捡麦穗。随后父亲和母亲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小学毕业了，父亲去了扬州一所艺术学校读编辑专业。两年后，这所学校突然停办了，当父亲回到村庄时，已经是风流倜傥的青年。这个村庄的变化，也像父亲的变化一样如此之大。庄前那幢很大很高的房子成了供销社，原先的合作社办公室现已是乡政府。外公不久成了父亲的岳父，去了陶庄，在那里担任乡养殖场场长。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是如何走到一起的，父亲和母亲是村上第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人，他们在简洁的婚庆仪式上唱了《夫妻观灯》。母亲的唱腔很好，但她记不住词儿，小姨当年躲在幕后报词儿：“正哪月十啊五闹哇元宵呀呀子哟，火炮哇连天门哪前绕喂却喂却依喂却喂却冤哪家舍呀嗬嘿，郎啊锣鼓儿闹嘈嘈哇。”小姨是她们姐妹中识字最少的，但记性好，等到她后来扮演李铁梅时，她的台词从来一句不落。可记性一向不好的母亲在六十岁生日那天，突然背出了父亲的台词：“我家住在大桥头，起名叫作王小六，去年看灯我先走，今年看灯又是我带头。移步来在自家门口，叫声老婆开门喽。”
差不多在踏上这座码头的十年之后，父亲跟着大队干部，站在这个码头上欢送结束视察的省委书记。父亲这个时候的身份是五队会计兼大队文书，他看到省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从码头上汽艇时坚决不肯走跳板。当时的水面，正好与第十三块石板上面的石板齐平，船身高出水面差不多三十公分。这个高度是我后来站在水中测出来的。省委书记说他是打游击出身，这不算什么。陪同的县委书记也是打过游击的，他看到省委书记一跃就上了船，也毫不犹豫跨上了船，他站在船甲板上有点摇摆，一个小伙子拉住了他。省委书记哈哈大笑起来，站在码头上的人都笑了起来。父亲这个时候摘下墨镜，看到母亲和很多人站在大桥上。
“你还没有养下来，在我肚子里就看到很多大人物了。”这些大人物是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我们大队送行的是陆书记、孙大队长。父亲也在送行的人群中，他戴着墨镜，卷发在五月的阳光下越发亮黑。我曾经想象这一场景，父亲一定像我们后来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的大人物的警卫。这是草长莺飞的三月，麦苗都起身了，河里的水草已经慢慢转绿。
省委书记站在码头上对大队书记、大队长说：“你们这地方我看不像苏北，像江南。我去苏州，去无锡，看到的一些村庄就是这样。你们是水乡，是苏北的江南。”书记和大队长不知如何回答，激动得直点头。县委书记反应快，说：“大队可以改名字，叫江南大队如何？现在是人民公社了，大队不一定用原来的名字嘛。”省委书记说：“很好嘛。你们要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江南大队，要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变成建设共产主义的样板。”他站在船甲板上，又大声对送行人说：“你们叫江南大队，好不好？”听到的人都直呼“好好好”。县委书记吩咐大队书记、大队长说：“你们打个报告，把名字改掉。”大队书记随即说：“欢迎首长们再来江南大队视察！”
那一天，在江南大队的桥上、码头上和南岸小道上都站满了人，大家热情地向省委书记挥手。省委书记心情非常好，他让汽艇用最慢的速度在河道里转了一个圆圈，向桥上和两岸的乡亲们挥手致意，然后才走进舱里。
站在桥上的母亲没有看到汽艇转圈，她突然肚子痛，而且羊水已经出来，她几乎是摇晃着溜回家里的。等接生婆赶来时，我的头已经出来。一会儿，我完整地躺在接生婆的手上，但我没有哭出一声。接生婆慌了，母亲大哭起来。这哭声一定很响，很悲惨。隔壁邻居的李婶和在她家做客的新疆表妹冲到我们家。这位新疆表妹本来是昨天去台城的，但没有买到去上海的汽车票。
躺着的母亲这个时候坐起来，眼见这位新疆客人，右手倒提着我的双脚，左手拍着我的肚子和背脊心，连续拍了三四下，我终于哇地哭起来。接生婆，巧兰的妈妈，听到我的哭声笑了，说是个小伙，小伙。小伙就是儿子。这个时候，我头朝地脚朝上，倒着睁眼看世界，倒着发出了第一声。我的初啼，后来一直成为母亲模仿的声音。我也一直努力回忆母亲的大哭，但没有一点印象。我倒着的头很大，从那一天开始，别人叫我王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