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投资，一场令人无法忍受的游戏

如果说把这个让人着魔、N多人参与的复杂过程看作“博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也许就因为它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思维方式，它帮我摆脱了约定俗成的束缚和压制。

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自以为知道的那样。

在潜意识中，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看电视的小女孩总会问：“用‘李施德林’漱口水的话，我就能参加春季演出吗？”妈妈说：“不，宝贝儿，那只是广告。”小女孩很快就发现，原来大人也有自己的广告——让他们安静下来，让他们吃饭的诸多广告。父母（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也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广告，尽管这些广告穿了各种外衣，看上去并不像广告。白银出现短缺，财政部白银库存行将告罄，他们开始担心会发生挤兑。于是，财政部告诉《纽约时报》，白银库存还够支撑20年。那些相信广告的人期待着能在春季的演出中露一脸，那些愤世嫉俗的人则到处宣扬银库告急，于是银价扶摇直上。

这是一本讲述外表、实质、身份、忧虑与金钱的书。如果连这本书都不能吓跑你，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吓跑你了。这绝非耸人听闻，凯恩斯爵士早就认识了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外表与实质之分，你可能也了解身份与忧虑，至于金钱为何物，更是人尽皆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来分析。在此引言部分，我想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并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个人；第二件事只有一个词——“启发”，跟苹果砸到牛顿脑袋上的那种感觉一样。而这个“启发”的结果，便是第一件事——“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自以为知道的那样”。

我当然不可能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先生正躺在爱丁堡康诺盖特教堂的棺木里长眠。早在1790年，这位《国富论》的作者便已经躺在这里，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公认的自由经济学先驱，他是所有经济史教科书都必须首先提及的不朽人物。亚当·斯密先生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经济学家，而是自诩为道德哲学家。他曾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问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奔波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沽名钓誉的虚荣、贪婪恶毒的野心，对财富和权利无休无止的追逐，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喜欢这句话，但并非因此而采用亚当·史密斯做自己的笔名，笔名的事只是个令人愉快的巧合。

不久前，有人请我写本有关华尔街的书，我突然意识到，这绝对是个精彩绝伦的题目。当然，这绝不是华尔街人士心目中的那个华尔街。华尔街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就像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一样。原因在于，写这些华尔街故事的人都身处华尔街之外，而华尔街又会想方设法去操纵他们，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枪手。华尔街从业人员收入不菲，作家拿到的钱却仅够糊口，因此，只要这些作家对华尔街略知一二，认为自己足以在这里混个饭碗，便会毫不犹豫地扔下笔杆子，一头扎进去。在这些无异于周末黑色喜剧的故事中，或许可以满足他们的创作激情。于是，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华尔街的内部人。此时，他们口袋里不再缺钱，也不会再去写华尔街的故事。真正想写点东西的作家，宁愿和总统一起驾乘“空军一号”，或是到洛杉矶比弗利山庄酒店的波罗酒廊，和当红电影明星坐在一起小叙一番。这些作家总会成为晚宴上的英雄。但华尔街的作家绝不会成为晚宴上的英雄，在这里，任何一个经纪人或是基金经理，都不比他们知道的少，华尔街没有秘密。

与靠写华尔街吃饭的作家不同，有一些深谙华尔街之道的作家，他们当中有些散文家，绝不比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均为18世纪著名作家）这样的名家大师逊色，他们总能找到可以写的东西，比如说，在布拉德贝里·索罗（Bradbury K. Thurlow）写的每周市场评论里，绝对不乏莫扎特奏鸣曲般的优雅。不过，这些大作的主题无一不是股票，而文章的结论又是千篇一律的“因而”，使得这些评论看起来更像是议论文。因此，我的观点是：现在应该买进电话公司的股票。

但除了局内人，要用笔描绘出真实的华尔街绝非易事。比如，《福布斯》杂志的创始人B. C．福布斯对此心知肚明。他曾提到，记者只能手持笔记本和钢笔，站在老沃多夫家的厨房边，焦急不安地等待主人。在一群名家大亨的簇拥下，主人衣装笔挺、英姿飒爽地出现了。对局内人来说也有问题：怎么样能够将勃鲁盖尔家族的真实情况呈现在报纸上，又不至于让朋友大发雷霆呢？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个笔名，再改掉那些作为玩家的朋友们的姓名和门牌号。一位基金经理可以把自己的内心情感、婚姻状况甚至是自己的买卖交易告诉另一位基金经理，但却不会把这些东西告诉经纪人、杂志记者或是不能完全了解自己的任何一个外人。我觉得，只要不是特别较真，任何人都能像雷曼兄弟那样，让自己置身于这场游戏的氛围之中。

在美国，笔名用得并不多。离开国务院时，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美国著名外交家）曾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在这篇关于环境污染问题的文章中，他确实用过“X先生”这样的署名。不过，他马上又回头继续做他的“乔治·凯南”了。在英国，有些人似乎生来就是文学天才，写作是上天赐给他们的财富，因此，在这里笔名的使用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19世纪初，如果商业银行家在市场中嗅到什么风吹草动，他绝不会去找公关人员，而是自己写点东西，然后签上“加图”（指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或是“查士丁尼”（东罗马帝国皇帝）之类的笔名便公之于众。如果英格兰银行的行长想在文字上攻击一下自己的竞争对手，他就用“普劳图斯”（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或是“塞内卡”（古罗马哲学家）这样的署名，一如他所愿地采用尖酸刻薄的语言。他知道，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能力，肯定会招来关注。这样的做法在英格兰依旧大有市场，只不过现在的“查士丁尼”很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所以说，没有必要去刨根问底这个人到底是谁，仅我知道的以亚当·斯密为笔名的人就有6个。

于是，我把所有的“普罗克拉斯提斯”都挑了出来。大家都知道，他是古希腊传说中阿提卡的强盗，被他抓到的人都要放在一张铁床上，比床长的人，就会被砍去双脚，比床短的人，则会被强行拉长。这似乎与华尔街的做法不谋而合。文章没有通过，不过，纽约《世界日报》周末专栏的一位编辑接过这篇样稿，而且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世界日报》是纽约地区的一份报纸，后来与创办人的其他报纸合并。）“我得改改你的署名，”这位编辑在电话里对我说，“读者根本就不信有谁会叫普罗克拉斯提斯，这个名字一听就像个笔名，而我们从来不用笔名。所以，我想找一个合适的名字加到上面。我想就用亚当·史密斯这个名字吧。”

于是，就有了我这样一个亚当·史密斯，也算是灵光一现吧。这样的事太有意思了，以至于放弃会让你觉得可惜。

首先，如果华尔街确实如我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本书中的人物就会充斥于华尔街的每个角落。以我笔下的“可怜的格兰威尔”为例，这个基金经理以错误的方式抛下赌注。他刚为自己的基金筹集到2 500万美元的现金，市场便急转直下，这令他始料不及。每个人都认识“可怜的格兰威尔”——但对我来说，我认识的“可怜的格兰威尔”没有2 500万美元，而是坐守1 900万美元或是3 300万美元，他的头发也不是金色的，而是红色或者棕色的。否则，他肯定就是那个格兰威尔。仅仅是我自己就曾遇到过6位“可怜的格兰威尔”，而且还不知每天有多少位“可怜的格兰威尔”来到华尔街。

这不免让我们想到拉蒙特·克伦斯通［如果你想不起来谁是拉蒙特·克伦斯通，回顾一下电影《魅影奇侠》（The Shadow），他是影片中的传奇人物，在东方学到了一种法术，可以让他变成隐身人，要是与他为伍可就惨了］。我曾参加过一次鸡尾酒会，大家坐在一起，听一位从未谋过面的《纽约时报》记者谈天说地。这位记者说他非常熟悉亚当·斯密，而且还有多年的交情，并向我们讲述了亚当·斯密的所有事情。我听得聚精会神。还有一次，我在乘飞机时遇到一个人，这家伙主动搭讪，于是，我们便兴高采烈地聊了起来。言谈中，他向我讲到了亚当·斯密。就在我恭维地表现出兴致盎然的时候，他却煞有其事地说：尽管他认识亚当·斯密，却不能告诉我他到底是何许人也，因为他曾对亚当·斯密先生发下毒誓，务必守口如瓶。

太绝了！就像是一个没有被任何人追捕的逃亡者。

你也许会注意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 M. Keynes）先生的思想在本书中无处不在。不过，这里的凯恩斯绝对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个伟大的投机者。当然，经济学家凯恩斯仍然存在，但他和达尔文、弗洛伊德还有那个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寇克卡迪镇的亚当·斯密一样，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到这个，因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凯恩斯，依然会让很多读者振奋不已，激动万分。在文章里经常提到凯恩斯，确实让我受益匪浅，很多绅士名流给我发来信函，他们更是在很多右翼刊物中对我大加赞赏，他们暗示，如果和凯恩斯大人有什么瓜葛的话，那我应该是个英国人，是个国际银行家，而且很可能会对美元的衰落感到幸灾乐祸，进而对美国人道德品质的沦落拍手称快。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凯恩斯的长文，最近整理文件的时候，碰巧我又翻出了这篇文章。哎，读研究生的时候，自己简直就是傻子：货币流通速度L1（Y）=Y/V=M1这样的东西，居然也会让我绞尽脑汁，放弃了一切娱乐活动。

这就是经济学家的独有风格，稀奇古怪，不同寻常。但事实却不这么简单，这里面蕴含着一个人对生命和生活的深刻感悟。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投机家，他不仅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使自己的母校——剑桥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深受裨益，而他仅仅是在起床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这一壮举。我相信，作为一名投资者，凯恩斯对市场的了解和实践，最终促使他得出了《通论》中“长期预期”部分的结论。这是一些被我们漠视的认知，尽管并非主要观点，但却是最深邃、最精辟的论断。对于市场认知的深度，此前还从来没有人达到过凯恩斯的程度，我认为，假如没有亲身感悟和体验市场的话，他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感觉”。纯粹的学术派经济学家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老师总是教导我们——至少是我们当中那些没有太多金钱的人，金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东西”，而资本的管理者则是神圣的，因此，只要每天摆弄钞票，一定会让我们成为“谨慎人”（Prudent Man，源于“谨慎人规则”，即资金的管理人应当达到必要的谨慎程度，这种必要的谨慎程度是指一个正常谨慎的人，在与他们从事财产交易时所应具有的谨慎程度）。实际上，它们无非是新教伦理所倡导的思想，也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我认为，这正是推动我们这个国家走到今天的原动力。“省一分钱，就等于赚一分钱”，“不浪费，不会穷”，“赶淡季，买便宜货”，诸如此类的谚语，无不出于此。就在此时，我在凯恩斯《通论》中“长期预期”一节里看到了下面这句话：

职业投资是一场令人无法忍受的游戏，任何一个没有赌博习性的人，都会对之惊慌失措；即使是那些好赌之徒，也要对这些习性付出适当的代价。

游戏？抑或博弈？大师之所以称之为“游戏”，原因何在？完全可以称它们为业务、生意、职业、专业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啊。到底什么才是“游戏”呢？它是一种“运动、玩笑、嬉戏或是娱乐”；“一种以取乐、娱乐或是赢取赌注为目的、遵照特定规则进行的比赛”。这和“拥有一家美国公司的股票”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又和“享受美国经济长期增长”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毫无关联，不过，它似乎与股票市场有异曲同工之处。

让我们走远一步。多年之前，约翰·冯·诺伊曼（匈牙利出生的美国数学家，有“电子计算机之父”之称）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美国经济学家）共同编著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这个博弈论对国家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影响着我们的国防政策以及大企业的营销策略。那么，博弈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它就是量化和认知游戏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对他们可能作出的选择实施持续性考量。或者用更规范的语言来定义：博弈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通过理论模型，归纳出事物的共同特性，从而对相互冲突的问题进行分析。（参考《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最后一句话，你就可以对它的定义有所了解。）但是，通过对战略层面的强调，也就是说，那些被游戏参与者控制的层面，使得博弈论超越了传统概率论的范畴。

按照概率论，游戏规则和结果仅限于纯粹的概率。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则创造出一个把相互冲突的利益、不完全的信息以及相互作用的理性决策和选择融合为一体的体系。他们的研究工作开始于两个人之间的零和二元博弈，即一人所赢等于另一人所输的博弈。而这个模型的另一个极端则是股票市场：无限多人参与的N人博弈。（经济学家们通常用“N”这个字母来表示他们无从知晓的事物。）即使是对博弈论学者来说，今天的股票市场是太过复杂，但我认为，总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量化手段乃至公式，对其进行准确的考量。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股票市场既是一场游戏，又是一种博弈。换言之，它既是运动、嬉戏、玩乐和比赛，也是一种可以对其结果实施持续考量的对象。如果说它是游戏，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这场游戏，缓解投资带给我们的压力和我们在投资过程中所经历的某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情绪。在游戏中，输赢的规则毕竟是明确的。而其他一切都与此无关。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一位华尔街的顶尖投资家曾说过：“80%的投资者都不赚钱。”投资者不是来赚钱的？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矛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来干什么呢？不过，这恰恰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主题，稍后再说这个问题。

先回到先前提到的“启发”：投资是一场令人无法忍受的游戏，任何一个没有赌博习性的人，都会对之惊慌失措；即使是那些好赌之徒也要对这些习性付出“适当的代价”。这句话绝对是一语中的。美国有2 600万名直接投资者：已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在这里，直接投资者是相对于投资在保险公司和养老金计划的间接投资者而言。实际上，目前美国的间接投资者已经超过1亿人，也就是说，除了孩子和真正的穷人，所有美国人都是间接投资者。）在这2 600万名直接投资者中，尽管并非每个人都会异常活跃，但积极型投资者的数量确实在与日俱增，使得股票市场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游戏场。积极型投资者从不涉足债券（除可转换债券）和优先股（除可转换优先股）。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投资工具不能让投资者赚钱，而是因为它们缺乏成为游戏一份子所必需的浪漫，它们只会让投资者感到烦闷。一本讲述债券的基础书很难让我们兴奋不已，因为我们不得不目不转睛、用食指在表格里寻找一个又一个数字，直到找到那个具有适当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债券，才肯罢休。

有的时候，幻想要比现实更让我们感到轻松愉悦。但面对能让股市摆脱枯燥乏味的赌性，却没有任何为此而感到不快的理由。因此，一旦我们承认而不是回避这一现实，就可以坦然地“为这种本性付出适当的代价”，进而融入到现实当中。

在这里，我想说的并不仅仅是承认这一本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及多部军事战略作品的作者、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博士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谢林博士在《经济学与犯罪事业》（Economics and Criminal Enterprise）一文中指出：

有组织的犯罪并未触及美国最大的赌博业务。这个业务就是股票市场……原因在于，股市的运行相当好。联邦政府控制着股票市场，使之保持诚信和信息的完整性，从而使股票市场成为最难掌控的市场。

这段节录的第一句话肯定会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公共关系人员惊呼尖叫。多年以来，纽约证交所和整个证券行业一直致力校正这样一种观念：买股票就是赌博。尽管社会的阴暗面也会在华尔街有所反映，但他们的努力在总体上还是成功的。谢林博士所说的这种情况，肯定是最不济、最倒霉的情形，因为股票市场无论如何还没有沦丧为买彩票那样的赌博事业。但炒股绝对是对普通大众心理的考验，因为投资者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比别人更准确地猜测未来市场动向及投资者行为。某些为股票市场呐喊助威、驱散1929年那场灾难阴影的书籍文章，很可能会混淆视听，让我们见非所见，听非所听。

所有这一切，只会使我们采取实用主义的观点。我很幸运，总能认识一些深谙市场的业界人士：投资银行家、经济学家、知名机构的基金经理。

此外，我还一直在钻研证券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基金管理对我启发颇大，不过，它还是让我倍感头疼。但我从来没有做过经纪人或是买卖过股票，那可是另外一种天分。在我自己家的午餐上，我就曾见过“随机游走”的理论家，只要一想到还有很多自称为“技术者”的人，他们就会对摆在面前的甜点胃口大开，他们相信，价格能预测未来。我确实认识一些技术型投资者，他们的特点就是在计算机的支持下，置身于自己的系统中，浑然不知身在何处，更忘记了自己当初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忘记曾经学会的这些东西，不过，可能我还没有成功。之所以提这些，唯一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关于市场的文章书籍，都是在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但我认识的那些成功投资者，却从不遵守“应该”的法则，而是见机行事，顺势而动。如果说把这个让人着魔、许多人参与的复杂过程看作“博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的话，也许就因为它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思维方式；它帮我摆脱了约定俗成的束缚和压制。

如果你是这场“博弈”的玩家，或是正打算参与其中，那么，你应该了解的也许会让自己都感到荒诞不经。游戏的目标就是赚钱，而且是越多越好。游戏的玩家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专业；但市场信息的极度膨胀会使他们无所适从。博弈中真正的专业人士是那些基金经理，在从业过程中，他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是人，因此也会犯错误，但如果你把自己的钱托付给嗅觉敏锐的基金经理，甚至是更高人一等的银行家，那么，你不仅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劳神伤身，反而会让自己的赚钱之路更加顺畅光明。

如果你将钱财委托给专业人士管理，那表示你对此没有兴趣，至少是“博弈”的基本要素（赌博的本性）不会吸引你。我认识很多投资者，他们走进市场本来是为了赚钱的，他们告诉自己：我想要的就是钱，有了钱，我就不用为医疗保险发愁，就可以周游世界，买一艘新的单桅帆船，购置一座乡村别墅，收藏艺术品，到加勒比买一所豪宅，到那里躲过寒冬。他们也成功了，于是，他们可以坐在加勒比豪宅的阳台上享受和煦的海风，和艺术品商人们谈天说地，心满意足地欣赏新买来的单桅帆船，但没过多久，一切似乎有些无聊了。他们突然觉得，似乎丢了什么东西。如果你是成功的游戏玩家，这个过程也许还不乏魅力，让你感到满足和乐趣，从而全身心地投入于其中。但如果这个过程还不足以让你全神贯注，那你很可能就无法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你的竞争对手，是如此地乐在其中。

有了加勒比豪宅和新帆船，确实能让他们快活一阵子，不过，一旦发现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留给他们的恐怕只有痛苦和郁闷了。尽管豪宅、帆船和艺术品依旧还在那里，但玩家们还要回归正轨，重新走进游戏。

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多少时间去把玩这些宝贝。游戏使人更加愉快，但它未必会让你生活得更好。我甚至不敢肯定，它是否会有益于我们的人性。最多也只能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8世纪著名的英国文学家）说的那样，“致力赚钱的人是最无恶意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是一场关于金钱的游戏，金钱是我们衡量得失的唯一尺度。但“博弈”的真正目的却不在于金钱，而是这场游戏进行的过程本身。对于真正的玩家，游戏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有游戏可玩就行，即使你拿走全部战利品，他们也可以用塑料珠子或是鲸鱼牙齿取而代之，只要还有用来计算比分的手段，他们就要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