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十字路行动”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十字路行动”开始在比基尼环礁大规模展开。比基尼环礁是一座周长约25英里的红色珊瑚岛，岛的中间是一个湛蓝的潟湖。在1946年7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有人曾经提醒美军不要身着红色泳裤在湖中游泳，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梭鱼。据说这种长着毒牙的生物会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对游泳者发起袭击。
比基尼环礁上共有167名土著，他们的国王名叫朱达。但是从1946年7月以后，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再也没有出现在这座岛上。美国海军将这些土著疏散到了比基尼环礁以东125英里的朗格里克环礁上，并且告诉他们，即将进行的3次核爆试验有可能会暂时为他们的国土带来不安全因素，但是却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
在这座珊瑚岛的海滩上，一位名叫艾尔弗雷德·奥唐纳的年轻人正躺在自己的活动房屋里，海风呼啸，暴雨猛烈地敲击着经过加固的金属屋顶。他辗转反侧，夜不成眠。“这是因为我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奥唐纳解释说。虽然事隔60余载，他还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开展“十字路行动”时的情形。“事情会一切顺利吗？爆炸会不出意外吗？”让这位年仅24岁的武器工程师最为担心的是环礁中的海洋生物。“假如有一只章鱼碰到了炸弹上的某根电线会怎样？或者有东西被撞歪了会怎样？”奥唐纳所说的电线从比基尼环礁上水泥工事里的控制点开始，一直延伸到海洋深处一枚代号“贝克”、爆炸力为2.3万吨的原子弹。美国海军第一特遣队的队员为这枚炸弹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比基尼的海伦。就像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一样，这些水兵说，核武器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作为“十字路行动”中军方负责连接和引爆原子弹的主要成员，初出茅庐的奥唐纳深感责任重大。“5年前，我还只是波士顿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那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棒球职业选手。”奥唐纳回忆道。1941年，尚在读高中的奥唐纳就已经因为423的出色击球率加入了波士顿勇士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在和露丝结婚后，奥唐纳参加了海军，并且开始学习无线电和电子技术。由于天资聪颖，他很快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战争结束返回波士顿以后，奥唐纳被神秘地招聘到大型国防合约商雷神生产公司工作，而万尼瓦尔·布什正是该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在签署合约时，奥唐纳并不清楚这份工作的具体内容。招聘人员告诉他，在获得一定的安全级别后，他会进一步了解到更多细节。“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安全级别。”奥唐纳回忆道。一个月后，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曼哈顿计划”的成员之一。奥唐纳被调往一家小型工程公司，该公司名称是以麻省理工学院3位创办人的名字命名的，即埃杰顿、格梅斯豪森和格里尔，后来简称为EG&G。奥唐纳就是在那里跟随轰炸日本原子弹点火系统的发明者赫伯特·格里尔学习如何为核弹布线的。
“我记得随后便接到命令，让我于1946年夏天前往比基尼环礁，”奥唐纳说，“我本来不想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经在那里出生入死，海面上到处都漂浮着年轻士兵的尸体，所以我发誓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了。当时露丝和我正准备要孩子，她同意让我去，所以我就来了。”他接着说道：“我非常想念露丝。感谢上帝，她怀孕了，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她在波士顿家中的状况。她能自己顺利地把垃圾带到门外吗？”当时共有4.2万多人齐聚比基尼环礁，见证“十字路行动”这一历史时刻。奥唐纳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因此根本无法安然入睡，总是为炸弹上的电线是否连接好而感到忧心忡忡，唯一能够让他忘记这些的就是露丝。
在比基尼环礁的另外一个地方，理查德·萨利·莱格霍恩上校俨然成了一名战争英雄。莱格霍恩留着两撇胡子，相貌英俊潇洒，看起来就像是电影《一夜风流》中的克拉克·盖博。莱格霍恩是第一特遣队第五大队二分队的指挥官，也是负责从空中拍摄核弹爆炸场面的主要飞行员之一。每逢下午，莱格霍恩就会和海军导航员一起演练飞行线路，以便让自己在核爆当天顺利进入原子云的可视范围之内。虽然理查德·莱格霍恩只有27岁，但他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在诺曼底登陆的战场上，他是进行侦察拍摄的最年轻的军官。“理查德·莱格霍恩不畏艰险，深入西欧硝烟弥漫的防空据点，拍到了大量桥梁、铁路中枢、空军基地和其他目标的照片。”美国陆军航空军不无骄傲地说。莱格霍恩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是一位物理学家。他热衷于摄影理论，因此在战后来到了伊士曼柯达公司工作。直到1946年初，海军将他召回，莱格霍恩临时加入了“十字路行动”。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空军基地接受训练后，他载着军方最尖端的摄影器材飞越太平洋，来到了比基尼环礁。很快，莱格霍恩就会驾驶飞机在蘑菇云的上空翱翔，并且对军舰遭受核弹攻击后的情形进行跟踪拍摄。
在指挥中心，柯蒂斯·爱默生·李梅使劲踩灭了地上的烟头。他正在重温“十字路行动”的步骤和规定。年仅39岁，李梅就已经作为在二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登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45岁时，柯蒂斯·李梅又成为美国军中继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以来最年轻的四星上将（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年4月27日～1885年7月13日，美国军事家、陆军上将和第18任总统，1866年4月晋升陆军上将——译者注）。他肤色深暗，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而固执己见的性格更是尽人皆知。李梅曾经率领美军，对包括东京在内的一系列日本城市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当凝固汽油弹无法结束太平洋地区的战事时，杜鲁门总统授权李梅指挥位于提尼安岛的509轰炸大队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柯蒂斯·李梅一向不苟言笑。每当他说话的时候，更像是在咆哮。在评论家们看来，他之所以会成为一位冷酷无情、老谋深算的军事战略家，与他坎坷的身世不无关系。李梅的父亲酗酒成性，所以他不得不在年纪尚幼时就独自撑起家庭的重担。7岁那年，他曾经为隔壁的老奶奶打麻雀，以换取每只5美分的酬劳。虽然新闻记者I.F.斯通讥讽他是一个“开着喷气式轰炸机的野人”，但是李梅却深得部下的爱戴。在这些人的眼中，李梅不是一个只会调兵遣将的军官，而是一个亲自披坚执锐、身先士卒的统帅。在太平洋战场上，李梅经常一马当先发动空袭。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李梅就已经开始思考未来的军事战略。从“十字路行动”起，他对美国空军的个人影响无人能及。作为美国陆军航空队伍空军方面负责进行研究开发的副主管，李梅也亲自来到比基尼环礁，以便对核弹究竟能够在未来美苏之间的海战中发挥多大威力进行实地观测。
“十字路行动”的声势如此浩大，①因此有人将其喻为“轰轰烈烈的世界末日”。对于那些尚不知道二战业已结束的人们来说，当天比基尼环礁上的景象仿佛是一场梦幻。在一批美国退役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旁，停泊着一排排被俘的德国和日本战舰。每一艘舰艇的占地都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它们个个体型巨大、威力惊人，其力量加在一起更是无与伦比。此外，在太平洋底的铁锚上，还系着8艘潜水艇。也就是说，洋面上漂浮着超过100万吨在战争中变得千疮百孔的钢铁。这些舰艇上空无一人，但是在南太平洋落日之前，却有成千上万的猪、羊和老鼠被关进铁笼或戴上脚镣运了上来。它们将和这些舰艇一起经历即将到来的核爆。有些动物的脖子上戴着金属牌，有些的耳朵上用盖革计数器（又叫盖革-米勒计数器，是一种用于探测电离辐射的粒子探测器，至今仍然被广泛应用于核物理学、医学、粒子物理学及工业领域。——译者注）做了标记，因此海军部门能够准确掌握生物在核弹爆炸中的存活率。在距离潟湖以西40英里的地方，阿尔弗雷德·奥唐纳站在一艘观测船甲板下的控制室里，负责监测控制舱里的动静。在他头顶的甲板上，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陆军上将、海军上将和一些政界要人正在满怀希望地急切等待着。他们都戴上了深色的、光密度为4.5的护目镜，以防核爆产生的强烈光波造成双目失明。奥唐纳小心翼翼地操纵着面前的仪表盘。还有60秒，他看到自动定序计时器上的数字正在不断跳动。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发射系统将进入自动控制模式。随着信号依次通过DN-11继电系统，示波镜上的波形也从左至右不停移动。只剩下10秒钟、5秒钟，引爆信号开始闪烁，2秒钟，发射信号猛然迸现。
时间到。
直至最后一秒，奥唐纳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控制仪，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其间一旦出现故障，他必须立刻向指挥官汇报。但是一切正常，信号正通过海底电缆急速向一枚代号为“贝克”的核弹传输。如果跑得够快，奥唐纳就可以及时赶到甲板上，亲眼目睹爆炸时的场景。于是他飞一般地冲出控制室，猛地拉上护目镜。他站在甲板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海上的空气。他什么也看不见。透过护目镜，伸手不见五指。奥唐纳凝视着漆黑的天空，整个世界万籁俱寂，仿佛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在一片静默中，他只能听到身旁人们的呼吸声。奥唐纳面向潟湖，松开栏杆，朝着甲板前方又走了几步。对于控制按钮到核弹之间的距离以及信号传输所需的时间，他无疑了若指掌。数秒以后，信号将抵达终点。
一道炫目的强光过后，黑暗便不复存在了。接着，天空又划过一道似乎比太阳还要耀眼的光芒，将奥唐纳面前的世界化作一片火红。他看到一股巨大的洪流从湖底涌起，蘑菇云逐渐成形。“太可怕了！太恐怖了！它越变越大，”奥唐纳回忆道，“简直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好像一片片巨大的花瓣正从一个硕大无比的花朵中绽开。花瓣向上伸展，卷曲，然后又落回蘑菇云的菌盖之下。”紧接着狂风大作。奥唐纳说：“我看到水柱开始弯曲。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蘑菇云的顶端，那里已经开始结冰。冰块碎裂开来，接着向四周散落，最后消失在一团火球之中。这是我第一次观看核弹爆炸，这一景象令我终生难忘。”
“贝克”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让奥唐纳感到目眩神迷，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甲板上，凝望着远处的大海。眼前发生的一切让他不知所措，甚至忘记了即将到来的冲击波。一枚核弹造成的冲击波其速度约每小时100英里，这就意味着第一次爆炸后4分钟就可以抵达观测船。“我忘了抓住栏杆，”奥唐纳解释道，“冲击波一下子就把我掀了起来，然后猛地掷到10英尺后的隔离壁上。”他跌倒在甲板上，浑身被摔得淤青。奥唐纳心想：你真是个笨蛋！事先明明有人警告过你！
在潟湖上方的高空，理查德·莱格霍恩上校正驾驶飞机在蔚蓝的天空中穿行。在遥远的南方，他看到巨大的积云正在逐渐形成。美国陆军航空军将其派遣至爆心投影点附近，以确保在不受到蘑菇云辐射的前提下，上校能对潟湖上方发生的一切进行准确观测。眼前的景象让莱格霍恩感到目瞪口呆。他看到核弹“贝克”在水底形成的火球激起了一道烟囱模样的空心巨浪，或者说是一股放射性的水柱，这股水柱高达6 000英尺，宽2 000英尺，厚约300英尺。昔日威风凛凛的舰艇就像一个个浴缸形状的玩具一样被抛上半空。日本一艘名为“长门号”的战舰，曾经是偷袭珍珠港行动的策划者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旗舰被掷到了400码开外。美国退役的战舰“阿肯色号”虽然重达2.7万吨，也在瞬间头朝下没入水柱当中。在这次犹如地狱之火般的核爆中，共有8艘巨型战舰消失不见。假如潟湖中的这些舰艇上全部都配备了船员，那就意味着将有3.5万人在顷刻之间命丧黄泉。
莱格霍恩上校认为，当时自己在飞机上目睹的场景，正是核弹爆炸的那一刻。战争有多么残酷无情，莱格霍恩并不陌生。从1943年至1945年，他曾经深入欧洲敌占区执行过80余次侦察任务。在诺曼底登陆当天，理沃纳先后3次驾驶着一架没有配备机枪的单座飞机，只身飞越敌军的滩头堡。但是就像奥唐纳一样，时隔60余载，莱格霍恩上校仍然能够清清楚楚地回忆起“十字路行动”的所有细节，甚至还有当时的切身感受。“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我知道，世界无法承受核战争带来的惨痛后果。”莱格霍恩说道。在当今核时代中，要想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唯一理智的办法就是通过刺探敌情掌握更多的情报，超过敌国对己方的认知。他说：“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我也因此萌生了发展空中侦察的念头。”
★★★
时值1946年，对于苏联在伏尔加河以西尤其是乌拉尔山以西的一举一动，美国的情报部门几乎一无所知。莱格霍恩认为，如果美国能够在广袤无垠的苏联大陆上空进行秘密侦察，并且将其军事设施拍摄下来，就可以在情报方面遥遥领先。通过这些间谍活动，美国就能够了解苏联究竟拥有多强的核能力，采用了何种钚或铀处理设备，兴建了哪些船坞及导弹发射基地等等。作为一名科学家，对于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莱格霍恩可谓胸有成竹。按照他的想法，美国应该设计一种飞行高度远远超出敌方战斗机或防空导弹的尖端侦察机。在“十字路行动”当中，莱格霍恩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对敌空中侦察，也可从称作高空侦察或空中间谍理念的可行性。正是这一努力将他从国会大厅带到了美国空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廊前。然而，他的观点却与来此对这枚爆炸力为2.3万吨的核弹“贝克”进行客观测评的另外一个人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个人就是柯蒂斯·李梅。
李梅断然反对莱格霍恩关于空中侦察机的设想。在李梅看来，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常规武器，而是因为有了原子弹。燃烧弹虽然将东京化作一片火海，但是日本并没有屈服，直到美国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帝国才屈膝投降。关于在比基尼进行的核试验，李梅了解到许多只有少数人才能获悉的内幕。近来，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改往常，致使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战争政策发生了大幅逆转，即只有在首先受到别国攻击的情况才能参战。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一项代号为“铁钳”（Pincher）的高度机密的新政策，允许美国军队“在必要的情况下先发制人”，而仅在一次行动中就可以投放多达30枚原子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项史无前例的新政策已形成计划草案，并且于10个月后，即1946年6月18日正式生效。这无疑对李梅在“十字路行动”中的态度造成了巨大影响。
当李梅就此次核试验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汇报时，他将自己的看法概括为以下3个要点。第1个观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承认拥有的原子弹数量，应当足够抵消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并且摧毁其社会和经济结构。”换句话说，在李梅看来，美国要制造的原子弹应当多多益善。他的第2个观点更为偏激：“把核武器的力量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让地球大片土地上的人们消失殆尽，只留下一片废墟。”然而，最终对美国空军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李梅在次年形成的第3个观点：“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原子弹的力量，就要建立一支高效的核打击队伍。”有鉴于此，李梅认为，美国必须组建起规模庞大的轰炸机机群用于投掷核弹。
李梅的3个愿望都变成了现实。3年以后，随着他升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获得的原子弹数量从最初的30枚飙升为133枚，以确保美国有足够的能力对苏联先发制人。他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强烈呼吁建造一种能量为原子弹数千倍的新型武器——氢弹，而这一计划的带头人正是爱德华·泰勒博士。在接下来的44年中，美国一共制造了7万枚核武器。因此，李梅对所谓的高空间谍或空中侦察方案毫无兴趣。侦察机上既没有配备机枪，也无法运载武器。李梅认为，在当今核时代，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是克敌制胜的唯一法宝。
远在世界的另一端，对于“十字路行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在莫斯科的军事堡垒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的态度截然不同。最初，苏联被美国排除在外，但是后来却邀请他们参观海军在比基尼环礁进行的核试验。苏联派遣2名代表前往观察，一名是来自苏联科学院镭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和一个来自克格勃的前身国家安全部的间谍。为了掩人耳目，这名间谍的公开身份是《真理报》的通讯记者。
对斯大林来说，比基尼环礁上进行的核试验无异于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的一个信号：美国不会就此停止使用核武器。此时的斯大林早已疑虑重重，并且越发确信，就像4年前自己与纳粹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后，希特勒却出尔反尔突然对苏联发起偷袭一样，美国人也打算欺骗自己。然而美国人不知道的是，在观看“十字路行动”时，斯大林之所以显得成竹在胸，是因为他的核计划已经胜利在望。仅仅5个月后，苏联在一片批评声中成功地建造起第一个链式原子反应堆。此外，当时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除了原子弹以外，斯大林正在为自己的军械库开发另一种秘密武器。这种武器与恶作剧《世界争霸战》里描述的几乎毫无二致，正是它在这些可怖的帝国主义者心中播下了恐惧的种子，也正是它让惊慌失措的美国人四散奔逃。
10个月过去了。1947年5月29日，格兰德河上夜幕已经降临，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白沙试验场上，一群陆军科学家、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正在满怀希望地与美国的秘密武器“赫尔默斯”（Hermes）进行最后一次接触。这枚长25英尺、重达3 000磅的火箭最初被命名为V-2，即Vergeltungswaffe 2，在德语中意为“复仇”。但是赫尔默斯听起来显然更顺耳一些，因为在古希腊神话中，“赫尔默斯”是诸神的信使。
2年多前，这枚位于第33试验区的火箭曾经属于阿道夫·希特勒，与那些在二战期间“第三帝国”用于对伦敦、安特卫普和巴黎实施恐怖袭击的火箭出自同一生产线，都是由纳粹德国奴役之下的劳工制造的。二战末期，美军从德国在佩内明德的火箭制造厂缴获了近200枚V-2，并且在战争结束后将它们运往白沙试验场。“回形针行动”②与此类似，甚至可以说更为机密，直至2011年，该项行动的所有细节仍然秘而不宣。在这次行动中，共有118名被俘的德国火箭专家重获新生，随后被带往美国的导弹试验基地。
其中两位德国科学家正在为“赫尔默斯”的试射作最后准备工作。一位叫韦纳·冯·布劳恩，是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弹道导弹，或者说是飞弹。另一位科学家是欧内斯特·斯坦霍夫博士，他负责设计V-2火箭的控制设备。1947年春季的一个夜晚，这枚V-2火箭从发射台上腾空而起，一开始速度较为缓慢，冯·布劳恩和斯坦霍夫在一旁急切地注视着。在第一个2.5秒内，“赫尔默斯”仅上升50英尺就消耗掉1 000多磅火箭燃料。但是接下来的50英尺、100英尺显然要轻松得多，火箭开始加速升空。根据物理学定律，任何事物只要具有一定的速度，就能够在空中飞行。现在“赫尔默斯”已经遥遥在望，并且在夜色中继续朝着高层空间迅速攀升。至少他们计划如此。几分钟后，出人意料的是，这枚火箭突然改变了航向。按照原定路线，“赫尔默斯”应该在面积为200万平方英亩的白沙试验场内朝着荒无人烟的北方飞行，但是与此相反，它却朝着南方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闹市区飞奔而去。
此时，斯坦霍夫博士正在距离发射台南1英里远的一个观测点，通过望远镜密切注视着这枚导弹的运行轨道。由于在为阿道夫·希特勒工作期间，斯坦霍夫博士设计了V-2火箭导弹的制导系统，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监测这次试射行动的不二人选。在导弹发射过程中，如果斯坦霍夫发现任何错误，就应当立即通知军方有关工程师，由他们通过远程控制迅速切断火箭助推器的燃料供应，让导弹在白沙试验场内安全坠落。然而，当“赫尔默斯”按照错误的弹道穿越埃尔帕索冲向墨西哥时，斯坦霍夫博士却什么也没有说。几分钟后，这枚火箭在墨西哥华雷斯城南部3英里处的特佩亚克公墓坠毁，而华雷斯的人口有12万之多。巨大的爆炸几乎撼动了埃尔帕索和华雷斯的每一栋建筑，也吓坏了这两座城市中的所有居民。他们“一窝蜂地打电话到报社、电台和警察局，急切地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赫尔默斯”留下了一个宽50英尺、深24英尺的弹坑，但是却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美国陆军火速赶往华雷斯以平息事态，同时大批墨西哥士兵也被派遣至现场，在弹坑四周建立警戒。此次任务以及相关人员和这枚火箭均被列为高度机密，其中的详情任何人都不得而知。为了让墨西哥官方保持沉默，调查人员立即清理了地面巨大的碗形弹坑，并且对“赫尔默斯”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赔偿。但是在白沙试验场，补救工作却难以顺利展开。情报部门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于调查对这次高度机密计划进行蓄意破坏的德国科学家。对于那些曾经效命于前“第三帝国”而现在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科学家，当时人们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以“回形针行动”负责人陆军军官博斯盖·韦夫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美国应当“既往不咎”，如果仍然在这些德国科学家过去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无异于“鞭打死马，徒劳无益”。③按照这种看法，纳粹德国已经土崩瓦解，所以不再对美国的未来构成威胁，而苏联日渐壮大的军事力量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因此，如果能够将这些德国科学家网罗到美国，那么他们就不会再为苏联政府卖命。
另一些人却对此持有异议，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在“赫尔默斯”在华雷斯城坠毁前的5个月，爱因斯坦和刚刚成立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曾向杜鲁门总统请愿：“我们认为，这些人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作为纳粹组织的知名成员和支持者，他们是否适合成为美国公民，并且在工业、科学和教育机构出任要职，美国政府应当三思而后行。”对爱因斯坦来说，与这些战犯进行交易既违背了民主精神，又是一种危险之举。
就在舆论为此争论不休时，一场内部调查也在暗中展开，而白沙试验场上的火箭研究工作却仍在继续。在那里，德国科学家已经对V-2火箭进行了为期14个月的试验。在军方对华雷斯导弹坠毁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又有3枚导弹从33号试验架发射升空后在军事禁区外先后坠毁：一枚落在了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附近，另一枚落在了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还有一枚又一次在墨西哥的华雷斯城外坠毁。德国科学家将这几场灾难的发生归咎于V-2零件老化。在从德国装船运抵美国的途中，海水侵蚀了其中的部分火箭。然而，根据有关高级机密报告记载，陆军情报部门已经立案，准确对这几起事故中德国科学家的责任进行追查。战争部情报处一直监视着这些德国科学家，并且指出基地中的某些德国人“有造成安全隐患的嫌疑”。在工作之余，这些德国科学家被软禁在白沙试验场内一处面积为6平方英亩的区域。即使是对这支火箭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斯坦霍夫和冯·布劳恩，军官俱乐部也不开放。就在火箭试验屡遭失败引起双方互相猜疑时，美国发生了一起不同寻常的事件。从表面上看，这起事件似乎与导弹发射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