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善用心理、意识与身体的交互作用

第一节 童年早期：避免忽视溺爱 建立秩序自尊

1959年，心理学家哈里·哈洛将一只可爱的刚出生的小猴从母猴身边带走，放进了一个有两只“人造母猴”的笼子里，一只是金属制造的，一只是毛绒玩偶。虽然金属制造的母猴可以有奶水，但是小猴更喜欢搂着毛绒玩偶，当它受到惊吓时，也会去找毛绒伪装的母猴。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发现，科学家们原本以为，一个柔软的毛绒玩偶，可以替代母猴抚养小猴长大。但随着小猴长大，心理学家们却发现，这样在早期被剥夺了正常交往关系的小猴，成年以后也难有其他正常形式的社会交往。

这个发现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有时会造成怎样的悲剧。安全感、信任、爱与归属感是人的底层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对婴儿来说安全感是尤为重要的，他们喜欢有爱的、有秩序的、可预测的、稳定的世界。放任自由，带给他们的是一种混乱、无秩序和焦虑感，他们还太小，应付不来。即便是一个情绪稳定、可以应付很多事的成年人，即便他十分向往自由，仍然需要一种稳定与安全感的满足。我们大多数人如此向往安定性、确定性，购买保险也说明了这种安全感的需要。婴儿时期的安全感，便是从父母持续、稳定、有爱的回应中建立起来的。

安全感获得满足以后，爱与归属感是紧随其后的基本需要。孩子首先从父母那里获得爱与归属，然后是兄弟姐妹们、朋友的友谊，然后再体现在伙伴、社会群体的关系中。经历转学、搬家、移民的孩子，需要更多的时间重新建立爱与归属感。很多人在成年以后，频繁变换工作，很难体验到归属感，有的人试图通过参加宗教团体、志愿者团体、各类兴趣课程，重新找到爱与归属感的感觉。爱与归属感的需要，体现在人生中的每一个时期，缺乏爱与归属感的满足是导致情绪失调，以及社会兴趣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格从婴儿时期开始形成是心理学家们的共识。个体心理学之父阿德勒在1981年针对714名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中发现，这些抑郁症患者认为早期经验中他们的父母是敌对、恶意与分离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个发现，被忽视冷落的儿童报告出更严重的抑郁、低自尊表现。在另一项报告中，体验到被忽视的青少年（5～17岁年龄组），比没有感到被忽视的青少年更多地发生高焦虑。阿德勒认为，来自父母的“忽视”可能造成错误的人生观，因为一个从生命之初被“忽视”的孩子可能根本不知“爱与信任”是何物。在生命遭遇苦难的时候，高估苦难的程度，低估自己的价值与获得他人帮助的能力，会认为世界冷漠，而充满了恶意。尤其是那些从一出生，就被遗弃的孤儿。这一类孩子，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存在可以值得信赖的人。

来自父母的无私给予，让婴儿从来到这个世界便体验到爱与信任，是父母养育子女首要的任务。成为孩子可以信任的人——这个排名第一的任务假如失败了，孩子若想在社会兴趣上建立伙伴关系无疑就更加困难了。

当然，这世上并不存在“完全被忽视”的孩子。一个孩子成功度过了婴儿时期，便说明他得到了照料。

在心理学家们研究范畴里讨论的“忽视”是一种非常规的程度，但对想要努力给予孩子关注与回应的家长来说，知道这很重要，并努力去给予，直到这份爱与关注满溢在孩子的整个成长中，孩子将会以他满溢与整个世界的信任与爱，作为父母养育的回馈。

另一种导致儿童曲解生命意义的行为，是“溺爱”。被溺爱宠坏的孩子，认为他人满足自己的意愿是理所应当，从不考虑服务他人，没有合作意识，成全他人是永远不可能的事，眼中只有自己。

阿德勒的研究中区分了4种类型的溺爱：过度纵容、过度许可、过度控制和过度保护。

无止境地满足孩子各种要求，会导致孩子专横，只考虑自己。不顾孩子的行为可能对他人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去允许孩子随着自己的喜好去做事，会导致孩子忽视社会规则与他人的平等权利。还有一种专横的父母，为孩子包办一切，保护与控制过度，导致孩子成年后像“巨婴”一般缺乏承担，事事依赖他人帮助。还有处处小心、警告孩子各种潜在的危险，限制了孩子的探索，导致成年后出现从现实社会逃避问题的情景。

被溺爱的孩子，在成年后呈现出低自尊、自大自恋、缺乏同理心及合作精神、缺乏承担。成人溺爱孩子，也是溺爱自己的体现。它代表的是理性边界与秩序的缺失。

无条件的爱不等同于“予取予求”，在自由与规则之间找到平衡。有一句古话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即便是广袤无垠的宇宙天地，也不是无序混乱的，天地也同样遵循着自上而下的“道”。我们小小的人类，更是如此。爱孩子，要从内在到外在，构建出秩序。

秩序与自尊有关。在父母家庭教育下，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关注、规则的建立，需要达到一个平衡，能够在规则与自由建立平衡，会帮助孩子建立更高的自尊感。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要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同时也需要建立规则。主张以“爱和自由”为理念的儿童教育专家孙瑞雪同时也主张为儿童“建立规则”，规则以“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伤害环境”为主要的前提。关于建立规则的沟通技巧，在第八章之后的内容有更详细的介绍。

在我们建立一项规则之前，也可以先了解人类行为的深层意义，心理学家们为了促进人类经验的理解，尝试了从多种角度理解同一个问题。仿佛我们透过一个彩色多面体去看一个物体，对它产生不同的认知，当我们眼中的世界变得更广阔时，解决的方法也会更多、更灵活。

譬如，以“攻击性”为例，心理学家们可以从7种观点去理解。

心理动力学观点：孩子的攻击性源于无意识中的冲突，这种无意识是被压抑的心理反抗和挫折，孩子可能在很小的时候被权威型家长严重的控制而不能反抗，不能获得快乐感，这些挫折感、反抗深埋在无意识中，成为“攻击性”的动力。

这种归因下的“攻击性”，要解决无意识中的挫败、反抗、被压抑的意识。

行为主义观点：缘由是在行为上的规范与强化出了问题，例如，孩子在过往的攻击性反应中受到了外界强化。一个打了同学或者兄弟姐妹的孩子会得到某种特殊的“关注”，或者打人这种行为，都是从打孩子的父母那里学来的。

这种情况的归因是找到行为的刺激原因和结果，释放掉这种因果关系。

人本主义观点：关注人类经验和潜能，找到“攻击性”背后的自我限制或没有完全激发的潜能，将这种“攻击性”与价值观、目标、生活方式重新匹配，将破坏力转化为创造力、欲望。

认知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攻击性”源于人们目的暴力行为时经历的攻击性行为的想象和幻想，以及产生的被攻击或攻击他人的意图。这是通过语言、影像、电影、图片、他人经历，对人产生的心理和思维的影响。

这种情况需要化解思维，认知心理过程，减少刺激源以及觉察自我思维过程。对于儿童，需要有成人纠正认知。

生物学观点：这种观点关注脑与神经系统，研究以生物学和化学为基础，例如，严重“攻击性”在脑部有什么特征，女性的月经周期时脑神经、化学变化对攻击性的影响。

这种情形需要通过锻炼、冥想、呼吸等练习，训练脑部，改善脑与神经系统的方式来调节。

进化论观点：“攻击性”是进化发展的需要，人们有或战或逃的本能。以发展进化的角度，关注早期的生长环境是否会发展出攻击性的适应性，以及在什么情形下，会有选择地使用“攻击性”。

社会文化观点：关注不同的社会文化，人们如何解释、显化“攻击性”行为。在世界范围的每个文化之间，攻击性有共性也有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