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申报》与“杨乃武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以下简称“杨乃武案”）是《申报》继“杨月楼案”后又特别关注和报道的司法事件。在《申报》创刊的第二年秋冬之际，浙江余杭县发生了“杨乃武案”，《申报》除了及时转载《京报》披露的上谕、奏折等公文外，前后还陆续发表相关报道和评论，数量约有60余篇，堪称中国近代新闻报道司法案件之最。正由于《申报》的“推波助澜”，“杨乃武案”终于轰动京沪杭，后经文人改编为戏剧而家喻户晓。从1874年1月6日的《记禹航某生因奸谋命事细情》一文开始，到1877年6月8日的《论松江杨太守左迁去言》，《申报》坚持客观、真实以及民本的立场，对整个案件中显露出的司法弊端、官场陋习无情指斥，《申报》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对“杨乃武案”密切关注的舆论力量，最终推动、促成此案的昭雪，“杨乃武案”昭显了近代报刊舆论的启蒙与监督功能。当然，“杨乃武案”最终平反的原因很复杂，但当时《申报》起到的舆论监督作用不可小视。《申报》作为近代西人在华创办的早期华文报刊之一，对“杨乃武案”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连续追踪报道，不仅有效地影响了案件的最终审判结果，充分彰显了近代报刊对司法的关注程度以及监督功能，也显示了报刊媒体作为一种社会舆论力量的巨大效用，同时也是清末时期继“杨月楼案”后媒体与司法关系再次出现互动与冲突的典型案例。
一、《申报》对“杨乃武案”的报道过程
“杨乃武案”发生在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秋冬之交。其起因是余杭县仓前镇豆腐坊伙计葛品连暴病身亡，其母沈俞氏怀疑儿媳葛毕氏（俗名“小白菜”）与他人有奸而毒杀亲夫，向县衙告状要求验尸。余杭知县刘锡彤经派人验尸后，断为“服毒身亡”。刘知县拘拷葛毕氏，供出奸夫是新中举人杨乃武。重刑之下，杨乃武坚不肯招。待案移交杭州府二审，杨乃武受酷刑不过，只得招供。但他在狱中又写下翻供材料，亲人也到处喊冤。1874年1月6日，《申报》以《记禹航某生因奸谋命事细情》为题予以刊登，尽管远非第一时间内的报道，也并不客观真实，然《申报》仍是当时沪上首家报道此案的报刊。
从案件的初始报道来看，“杨乃武案”与“杨月楼案”具有共同性，“杨乃武案”初始的几篇报道言语也不够严密，多是传闻与猜测，与当时“杨月楼案”的初期报道极其相似。在“杨乃武案”中，当事人的姓名都未曾交代，仅称为“禹航（余杭）某生”，全文有很多夸张失实之处，如：“妇曰：‘倘事败，为令君拘去，将奈之何’？生曰：‘我今已贵，令君其奈我何’？妇意遂决。”报刊媒体的报道文字将杨乃武描绘成无视王法的小人，同时文中也存在一些揣测和传闻之语：
“某生诚有隐匿，则不宜玷此秋榜，何以始则显扬之，而终则戮辱之哉？是殆淫人富为之，殃之义乎？是天之所以益其疾也。又闻某生之卷到房，房师某大令已欲斥去，因见灯下似有妇人跪及磕头状，疑其有阴德也，遂因鹗荐。”[27]
以上文中怀疑杨乃武有阴德才使其高中等情节，完全就是传奇小说的风格，[28]因此初期的案情报道充斥着传闻、猜测和不确定。另外，文章通过表面化的逻辑推理直接确定案情，《申报》刊载的文章写道：“并提药肆主人至，则事皆属实，无疑义矣。”[29]，从而直接认定杨乃武就是犯罪之人。为提高阅报率，抓住读者“猎奇”心理，初次报道不仅语言粗糙，也含有故意炒作桃色新闻的嫌疑。直到后来民间舆论怀疑“杨乃武案”为冤案，才开始进行连续深入与贴近真实的报道。
如果说《申报》关于“杨乃武案”的早期报道只是粗糙的猎奇新闻，随着案情的逐渐升级和事态的日趋明朗，接下来的报道则愈来愈理智和严肃，逐渐彰显出近代报刊的舆论监督作用。在事隔一星期后，即1874年1月13日，《申报》刊发了关于“杨乃武案”的第二篇报道，题为《详述禹航某生因奸谋命事案情》，在这篇报道中，《申报》通过认真分析案情，提出了该案的四大可疑之处，认为这是一桩冤案；并把攻击的矛头直指该案的司法审判者余杭知县刘锡彤。兹摘录如下：
“前录禹航某生因奸谋命一事，现巳由府过司，业成铁案矣，其中情节则余尚有疑焉，自来淫妇无不护其奸夫，盖以谊重恩深，方将为终身之托，岂肯遽害其性命。故有置之炮烙之刑而尚不招明为某者，此番卖浆者之妻一上县堂不待刑讯，即行招出，可疑一也。某生读书明理，卽使忍心为此，亦必有遮饰周旋之计，何至冒昧若此，此至愚极昧者之而不为，而谓智者为之乎？可疑二也。当邑尊刘公傅到某生时，某生方从行省赴鹿鸣宴归，衣冠而往，邑尊一见，不问情由即喝令褫去冠带，长跪刑拷，某生抵死不承，加以大杖决臀者千数百下，使其死而复苏，招成屈打，可疑三也。上府时府尊有意开导，意存免死，而刘邑尊忽提到药肆伙友，硬作见证，而某妇又矢口不移，于是案遂如山矣。按此药肆伙友既非某生自供，又非白打投到，何以而为此肆中购买哉？可疑四也。查得此妇秽名狼藉，所欢不下十余人，其最昵者有无赖某，向系发逆，今充管卒，与某妇啮臂之盟，而难于作合，因施此毒计，而欲以首犯置某生重典，而妇可从未减，仍得遂白首之欢耶，或以某生新登贤书，或可借此脱逃，而特为攀陷耶？余独怪夫为邑尊者，既不能保全书生，又不能讯明疑案，徒听一面之词，非刑拷打。至令虎榜蒙羞，枭徒漏网。噫！岂曰能吏哉！”
以上评论显示了《申报》坚持客观性与理性的原则，对于案中主人杨乃武的屈打成招寄予同情，也开始了继“杨月楼案”之后对司法刑讯的再次批判。
但由于杭州距上海路途遥远，关于“杨乃武案”的审判消息较为闭塞，甚至一度传出杨乃武毙命于狱中的谣言。如1874年1月14日，《申报》登载了杨乃武狱中毙命的消息：“乃生于入狱之后，即发愤不食，至前日夜间竟溘然逝矣！异哉！是岂前生寃孽耳，不然何相逼之甚也。”[30]次日，又更正了传言：“收监生入狱后，即有馈壸浆者，生愤不食，泼以予狗，狗毙，盖无赖某欲死之以灭其口也。故外间遂传言，以为庾毙云，实则禹航生仍在监中也。恐讹以传讹，故特辨之如此。”[31]可见，由于清末各地消息传播的困难，也使外地报刊媒体对司法信息的获得有很多失实之处。这也造成《申报》等媒体在初期报道“杨乃武案”时，在报道司法案件的时效性、真实性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这一点与“杨月楼案”报道中出现的司法信息不公开的问题同出一辙。
但随着案件的不断发展，《申报》为主的报刊在报道上逐渐理性化与准确化，1874年12月，“杨乃武案”经过杭州知府、浙江巡抚的层层复审，非但没有昭雪，且其反被复审官多次严刑拷打，仍定为死罪。《申报》多方派人打听有关案情，并进行深入剖析。如12月8日的报道提出该案有八大疑点，称“不可解者八”。并指出“此案如再由本省问官审讯，势必回护前非，仍照原审议结。不过氏与氏夫又多受一番刑楚，而沉冤终无由昭雪”。[32]12月10日的报道称：“此案众心为之大疑，所求于上司者，于复审之际，勿为同僚情分所惑，须彻底研鞫，使水落石出。”[33]通过以上的报道，《申报》对官府复审此案的公正性表示怀疑，并要求复审官不要滥施刑虐，不要官官相护。《申报》刊发以上报道时，案件正处在复审过程中，如此反复敦促政府和司法官员秉公办案，体现了当时报刊媒体对司法问题的重视性和新闻舆论的进步性。1875年4月10日，《申报》又刊发题为《天道可畏》的文章，报道了嫌犯的翻供过程，对复审过程中严刑逼供、残暴虐民的官员大加鞭挞。文末加上了一段“本馆附识”，进一步表明了《申报》的公正立场：“杨孝廉一案本馆屡为刊登。案中诸人，本馆亦并无恩怨于其间；且相去五百里，何能知其底细。然杭友函寄，或自沪投来者，不惮繁言，恐其中亦自有公道存焉，顾不敢不备录以供众览。”7月16日，刊发了题为《审案传闻》的文章，叙述了重要证人药肆老板钱宝生的翻供情形。8月14日，又刊载了浙江提督学政胡侍郎（胡瑞澜）复审杨乃武的过程，并对官吏的酷刑逼供再度评述：“嗟乎！刚正之官，当勤求民瘼，不当惨残民体，何必以酷虐为能也。”
随着舆论气氛的不断高涨，1876年，浙江绅士联名公呈都察院，指出杨案“出入甚重，疑窦甚多”，实乃冤狱，“若不究出确情，何以仰副圣朝明慎用刑之意”，而冤狱之根由在于各官“复审回护之处，情弊已属显然”。[34]再加上杨氏亲人上京控诉、浙江籍京官的联名参劾，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的汇聚，使得杨乃武一案“势固不能不平反矣”。此案越闹越大，终于惊动了整个朝廷乃至最高当权者慈禧太后。1875年底，为了保证再次复审的公正性，慈禧太后传旨将案犯、证人及案卷押解到北京，由刑部亲自审讯。
1876年初，在杨乃武即将被押赴北京之前，《申报》时刻关注案件的动态。就在“杨乃武案”有关人犯起解前夕，关键证人钱宝生（传闻该案中卖砒霜给杨乃武者）猝死，给本来复杂的案情更增加了一分神秘。4月4日，《申报》刊出了题为《论钱宝生之死》，指出钱宝生死因的可疑。4月18日和21日，《申报》又接连刊发了署名“呆呆子”的来稿，论及葛毕氏（小白菜）的为人和前审案官员的枉断，指出：“此案以杨乃武为的，以葛毕氏为矢，夫矢用以射的也。杨乃武果有冤，葛毕氏亦可疑也。”6月26日，在全案人犯押京后，《申报》又刊出了题为“禹航（余杭）案密拿人证”的新闻，指出此案“牵连余杭县（指县令刘锡彤）父子、书役”。大有为此案平反造舆论的意味。并进一步肯定：“本馆前论此案，以杨乃武为的，以葛毕氏为矢，夫矢用以射的也。细思亦不为无见矣。”《申报》在随后案件反复审理的两年中一直给予密切关注。间或因消息难以访悉也会予以说明，“余杭杨氏京控一案已于初十日改在水利厅衙门晚堂讯问……严密谨慎外间无从闻知，讯后口供亦尚难以访悉……俟有确实口供再行登录以供众览”。[35]
1877年，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亲自下令命刑部重审此案。时隔三年，杨案最终以“杨乃武之罪名已脱已……不特杨乃武系此案毫无干涉之人，即葛毕氏亦并无因奸谋夫情事”[36]定案，以两当事人昭雪而告终。其间，《申报》作为近代新起的媒体，其对案情的关注是推动该案最终得以水落石出的重要舆论力量。在报道事件进展的同时，《申报》尽量保持了媒体舆论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不仅如此，在报道过程中，对于一些人的无端指责与诬陷，《申报》不畏所惧，坚持近代报刊应有的立场，并给予驳斥。[37]
《申报》对“杨乃武案”的一系列追踪报道，对揭露与传播案情真相、激起国人同情、引起官方重视、平反冤案起了一定的作用。《申报》对杨乃武案的关注显示出在近代中国，媒体舆论正逐渐渗入社会生活之中并发挥着应有的功效，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审判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乃武案”对司法的碰撞产生的社会效应远远超过了“杨月楼案”。
二、媒体对“杨乃武案”的关注要点
《申报》以主动进攻的态势，屡次抨击传统司法制度的流弊。《申报》作为西人创办的华文报刊，其主笔大多受过西方文化的浸染，不可避免地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故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呈现出来的司法弊端自然在其关注之下。在“杨乃武案”中，《申报》更是籍此对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猛烈抨击，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强烈反对酷刑逼供，主张禁止刑讯。《申报》关于“杨乃武案”的报道多次提到刑讯逼供的问题，其中《论听讼》一文描述了中国司法审判刑讯的残酷：
“犯人无供或所供游移，则问官必严刑以逼之，轻则批颊杖臀，重则鞭背击胫，再重男则加以夹棍，女则施以拶指，三者并用，必得犯人亲口招供而后已。”[38]
而杨乃武、葛毕氏所受之刑更甚。其中，杨乃武“极加五刑，使之七次昏绝”；葛毕氏“刑讯至之昼夜，铁链之陷入膝骨而抽之复出者，至再至三”；“锡龙滚水浇背，火烧铁丝刺乳”；残酷的折磨致使葛毕氏“投缳抑药，经十余次，只以防守严密，均为救活。”对于酷刑逼供，《申报》表示强烈反对：
“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兴，岂有听人日残其邦本，犹能望其邦之兴旺乎？前任本埠知县常用极惨之刑，为中外远迩，各新报称非者，而同城道台目击，既不阻止，又不参处，乃道台反升任按察，知县亦升任道台。喜用非刑，纵容用非刑之人，均得高位，岂百姓反该受此惨刑乎，安得不生隐怨也？”[39]
针对“杨乃武案”中屡屡施用极刑，《申报》提出要“慎刑”，认为“酷刑之下何求不得”，“讯案用刑，即令得情尚恐不实，何况不得，故深戒其严刑也……”[40]对于杨乃武的屡遭极刑，《申报》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悲怜，“以血肉之躯，横加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何事不言”，“非刑拷打，致令虎榜蒙羞，枭徒漏网。噫，岂曰能吏哉”。[41]对于审讯时滥施刑罚的行为，《申报》有如下评论：
“国家之设立刑罚也，本为小民犯法讯问得情，定案之后，然后再施之以刑。若以甫讯之时即用刑求，是其罪尚不知应受何刑，而干讯问之际光受无端格外之刑。均不在于应受刑内，……此岂国家立法之初意哉。……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岂有听人日残而其本，而犹望其邦之兴旺乎？”[42]
因此，《申报》认为刑讯不禁，后果将危及清廷的根基。
其次，反对秘密审讯，提倡审判公开。《申报》认为案件要公开审理，这样才能使是非曲直有所公论。《申报》对于“杨乃武案”中“封门讯问”、“严密谨慎外间无从闻知”的审讯过程极其反对，《申报》主张应在公堂公开审理，以保持审案公开、公正。其观点如下：
“夫衙署之立有大堂也，名之曰公堂，取其为众所共见而不能任意行私也。故凡有与民交涉之事皆须在公堂以办理，亦所以昭其至公无私也。……吾尝闻故者，有言中国昔日各官清理政事听断讼狱本应在公堂施行，令民观瞻，且于公堂之侧设立替政厅，所凡有公务均延同官以及绅耆一同听理。倘有不合之处诸人皆能进言匡救，意美法良莫过于此。不知何时此制始废然。……四洲之大国无不皆然，不意堂堂中国素称政治昭明，反不与他国相同，何居然”。[43]
具体到“杨乃武案”的秘密审讯，《申报》评论如下：
“盖此案既经提讯，则是是非非自有公论，又何必秘密而不使外人与闻乎？夫各衙门既设有公堂而此又系极大之案，众人于未提审时无不各有疑意，今既复审则正当咸使闻知，而必仍问于私室者何也？”[44]
再次，极力抨击官场陋习，倡导司法公正。传统的司法和行政合而为一，地方行政首脑同时就是司法首脑。虽然历史上不乏像狄仁杰、包拯那样的审案能手，但对于许多地方官员来说，普遍缺乏断案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在“杨乃武案”审理的过程中，《申报》始终站在大众舆论的立场，高举伸张正义的旗帜。所谓大众舆论，在当时情况下实际就是对官方屡次断案的不信任与抨击。1877年4月7日，《申报》刊出了题为《书邸抄王御史奏浙省大吏承审要案疏后》的论说，现摘录如下：
“当此案之初发也，禹航（余杭）县令以为案无可疑，故解府解司解院均已按律拟断，一凌迟，一大辟。官场诸人亦皆以为铁案如山，无可平反。乃浙江阖省与邻近之士民，若深悉此案者，又皆无不为之呼冤。本馆屡接各处来信，亦皆无不为之诉枉。因见众口一词，始为录列于报，并非一有所闻即为列报也。迨既已列报端，闻浙省官场亦皆见之，若能少动天良，或者尤可另讯。反谓《申报》向来喜列谣言，不惟不肯见听，且欲污蔑《申报》，意图禁止。是何其厚于责人，薄于责己，固执如此乎？乃至杨乃武之妻与姊一再京控，并闻浙省在籍之绅，亦有向当道言及者，又闻新任湖州太守锡君，初到派此审案，一讯之后，即辞不讯，似乎当道亦可以少悟矣。乃再讯三讯，仍然固执前见，照原定拟，毫不更改，大有‘此腕可断，此案决不可移’之意。何其迷而不悟若此乎？未几，而台鉴诸公交章论列矣；未几，而浙省京官联名公诉矣。……是非之见大抵相同，何以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竟至如此耶？是真不可解矣。”
上文提及司法审判中出现的官官相护问题，实为中国古代司法体制之“肿瘤”，这在“杨乃武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杨乃武案”发生不久，《申报》即指出此案“有疑焉四”，并责怪邑尊者“不能讯明疑案”，然而正是这疑窦丛生的案件在层层重审复审之后却维持了最初的判决。对此，《申报》一针见血指出：
“本馆屡经说及刑讯之弊……然近日于此刑弊之上似又加一堕风矣，系官途又有互相回护之成习。明知一下官横行且或私示非然，犹必扶护而不公加处分。两习并行则民枉不可尽言。一县之人安有伸冤理枉之望乎”。[45]
鉴于官官相护之陋习，《申报》认为复审之案不应发回原地重审，而主张：
“现在民人伸冤，则上司每委原问官复审，该民既已被原官刑迫而使之再经其刑迫，此事实为杜禁上控。而特立此法者既于理不符，而未免有涉于忍矣，所谓回护者即为此也。惟望日后各官慎之又慎，无效如此办案，民定谓于公再世龙图复生也”[46]。
对于“杨乃武案”中，复审之官屡屡回护下级之官的状况，《申报》痛心言之：
“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古之人杀人媚上，官尚不可为，何况杀人以媚下吏耶？……前车既覆，后轸方犹，吾愿世之为督抚者鉴诸”。[47]
从以上内容可知，《申报》始终立场坚定地站在社会舆论的一方，并试图通过新闻媒体和民间舆论影响官方的决断。更为可贵的是，当官方对该报的新闻报道深恶痛绝，污蔑该报“喜列谣言”，并“意图禁止”时，《申报》不为官方压迫所惧，继续刊发和报道大量揭露“杨乃武案”的司法审判情况。让人称道的是，“杨乃武案”中《申报》除了对新闻事实进行披露，其评论也已超越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并以此案为契机，大胆揭露清末司法弊端，并期冀司法变革。如当时不少报道以西方国家的审案方式作对照，对中国官方习以为常的秘密审讯进行了批评，认为“审断民案，应许众民入堂听讯，众疑既可释，而问堂又有制于公论”，“吾因此案不禁有感于西法也。西国之讯案有陪审之多人，有代审之状师，有听审之报馆，有看审之万民。”[48]可以说，《申报》在“杨乃武案”中有意或无意中提及的公开审理、陪审团、律师、记者旁听、民众旁听等一系列现代法治概念，展现了清末时期法治思想的萌芽。而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案件经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和评判，无形中推动了近代司法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