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末时期：首次碰撞中的媒体与司法

第一节　《申报》与“杨月楼案”

《申报》最初报道“杨月楼案”，只是当作一则“良贱为婚”的简单社会新闻进行报道。当杨案迅速发展成华洋两界震惊、引起社会各阶层热烈讨论和关注的重要社会事件后，《申报》及时抓住杨案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全方位报道。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七开始到同治十三年七月份，《申报》刊登的和杨案有关的报道、评论约有五十篇左右。《申报》对于杨案的报道没有停留在对案情过程的简单描述上，而是将杨案引向了更深层次，尤其对审判官员办案的公正性与刑讯的落后性等司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更难能可贵的是，媒体记者、民间文士能够依据法理、规范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述，而非简单的批评或人身攻击，媒体的报道虽让杨案全国闻名，但并未形成“媒体审判”的现象，在不影响正常司法的情况下，对司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披露和评判。

一、《申报》对“杨月楼案”的报道

杨月楼（1844—1889）名久昌，派名久先，是清末时期著名京剧演员，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颇具盛名。初在上海搭班，隶丹桂园。其文武兼长，尤以演孙悟空出色，主演《安天会》等猴戏，动作灵活如猴，有“杨猴子”之称。1873年，在“杨月楼案”成为舆论和公众关注的案件之前，杨月楼已是《申报》经常报道的明星级人物，对其描述曰：“街头招贴人争看，十本新排五彩舆，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1]“赵家楼杨月楼，神采俊拔是为最出色。”[2]以至于“礼部名优争看春奎杨月楼，正桌红装又出局……可叹把礼法王章一笔勾。”[3]甚至于当时世人以与明星交往为荣事，当时《申报》评论此种现象为“陋习”，有文指出“此辈供吾人之娱乐，岂吾人藉此辈定身份哉。且目下名姝惯与优伶交好，诸君即专游，上上品亦不过杨月楼已耳。”[4]可见，杨月楼当时在民众心目中地位虽然低下，但名气却非同一般，这也是他涉案之后引起上海乃至全国轰动的重要原因。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11月初4日，《申报》在第二版的显要位置以《杨月楼诱拐卷逃案发》为题揭开了杨月楼案件（以下简称杨案），一件明星“伤风败俗”的刑事案立刻成为大众关注的社会新闻，杨月楼作为戏剧明星的负面效应极度凸显出来。杨案的影响除了与明星身份有关，也和其发生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晚清上海租界良贱之间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逐利之风盛行，金钱成为衡量地位的主要标准，杨月楼收入丰厚，成为民间百姓追逐的明星人物，才敢于打破传统的“良贱不婚”的习俗与富商韦姓之女成婚。由于清末社会风气开放，韦阿宝这样的良家妇女才能出入娱乐场所，在观赏戏剧过程中对杨月楼一见倾心。以上现象使得当时的官绅阶层大为不满，要求予以规范整治，以正民风。司法官员正是通过对杨案“小题大做”，将杨案上升到司法的高度予以严惩，来表达对“世风日下”的态度。与之相对的是，许多民间文士不再固守传统的社会身份和尊卑观念，他们更多地对杨月楼报以同情，为其鸣不平。正因为舆论的纷杂和《申报》的报道与评论，杨案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申报》最初的报道因为受官方与采访途径的影响，对案件过程的报道主要采用官方口径，从而激起了民间文士的回击，受到民间舆论的指责。之后，《申报》多方位吸取舆论来源，并积极引领了舆论方向。

第一阶段的报道集中在案发和初审阶段。杨案前三日的报道来源多是街谈巷议和民间传闻，与事实真相有较大差距，首篇报道杨案的文章有如下描述：

“杨月楼者，貌颇魁梧，失品名花，趋之若鹜，甘之如饴。而王氏于三更灯火，一曲氍毺，亦心焉向往，但年将老大，自荐为羞，于是以弱息为酒之帘，马之辔焉。缕金箱子充实其中，尽以归杨，僦居于文运里。”[5]

上文将韦阿宝之母韦王氏描述成为一个贪恋年青戏剧明星的无聊中年妇女，自己不好追求杨月楼，而将女儿献给心上人，并赠以贵重礼物。以上报道涉及晚清娱乐明星，明星卷入官司已经让人关注，还涉及色情，拐盗富家少女，描述中带有太多的推测和臆断，将案件当事人描画的极其丑陋。另外，《申报》最初报道杨月楼案的三篇新闻标题分别是：《杨月楼诱拐卷逃案发》《拐犯杨月楼送县》和《杨月楼拐盗收外监》，通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在案件尚未审理清楚时，文章就采用“诱拐”、“拐犯”、“拐盗”这样的结论性字眼，在报道中也不断使用“拐盗”、“通奸”、“宿奸”、“春药”、“迷奸”等具有诱导性的言辞，而缺少对司法问题的理性分析。直到十一月初十，笔名为持平子的作者在《申报》上为杨月楼受到非法刑讯和定罪不平而呼吁，整个案件的报道才开始注重事实和对司法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就在《持平子致辞本馆论杨月楼事》一文登载后，《申报》所刊载的杨月楼案件的舆论态度已非初始的任意报道，而是注重事实，关注本案司法问题。如事发三日后，《申报》对杨月楼案情的描述开始转为平实和冷静：

“杨月楼一案，刻下众论纷纷，愚旁观者也，惟藉舆论与贵所陆续所列，悉得大概，并无他处能知其底细，韦女阿宝心属月楼，其母王氏从其意，许嫁之。长至日，行合卺礼，方谓志愿巳遂，兼喜其母尽携所有银物回归焉。婚礼甫成，粤人公讼其事，发票传人，事遂败。陈司马讯后，即以拐盗移解过县。”[6]

以上报道也表明当时的民众主要从《申报》的相关报道得知案件的细节，而无其他消息途径。次日，《申报》登载笔名为阅尽沧桑道人的《记杨月楼事》一文时，完全不像初始三日，标题不再有“诱拐”、“拐犯”和“拐盗”等词，文章描述更为全面、客观。

“杨月楼者，沪上春台部之小生也，貌仅中人，惟馨技颇佳，故名噪一时，观剧者每以不得见月楼奏技为恨。今岁新正，月楼演梵皇宫出时，粤东韦王氏率女往观，母女皆悦之，遂连往观三日。归后女作书函并年庚帖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令人持投速其亲往相见，月楼恐为人所诳至蹈。穽不敢往，女因是遂病，母恐女死，遂遣心腹，招月楼告以故保其无事，月楼始至，至母女同出见，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楼艳女美，且有厚奁，故如约从事，于是常往来于韦宅，后定长至日行亲迎礼，王氏夫弟知之，谓王氏曰，嫂昔言婿为天津商，今闻实系杨月楼，果尔惟退婚，方不辱门户。王氏遣人告月楼，月楼商之同乡，同乡以为彼此均有媒妁婚书聘礼为证，岂可退婚。复命于王氏，遂密商于十月晦日效沪上故事以抢亲焉。粤人怒，公讼之，长至日夫妻方行合卺礼，县差与廵捕至，扭月楼夫妇并其乳母赴会审衙门。陈司马堂讯后，以案关抢盗移县究办。叶邑尊提审，痛恶月楼素行不端，敲打其胫骨百五，批掌女嘴二百，鞭乳母背二百，后男收外禁，女押官媒，尚未定案，然街谈巷议，实令人不堪入耳矣。”[7]

从《申报》报道杨案初审阶段的文章来看，媒体报道重点变化多端，舆论倾向前后不同，受到的各种影响因素较大。初审阶段的全部报道如下：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从案发到初审定案，舆论重点有四个变化，一是，前三日报道杨案的来源多是街谈巷议，缺少真实、客观、公正的案情评论。二是，从持平子论杨月楼事开始，引发了他与不平父、不平子等人的相互攻击，从而形成了支持杨月楼，反对重罚的民间舆论和支持重罚杨月楼，反对民间舆论干涉司法审判的官方舆论。三是，由杨案引发了广东香山人与《申报》馆之间的群体性舆论之战，从而偏离了杨月楼案件的司法问题评析。四是，由于香山人的群体舆论压迫，最终导致《申报》馆在第一阶段的舆论监督中停止对“杨月楼案”司法问题的评价，在初审结果出来之际，本该针对判决结果大发舆论的《申报》选择了沉默，在《韦女发落》《阿宝乳母荷枷街》《杨月楼办拟遣》的文章中，无丝毫评论语言。这种舆论变化是不正常的，清末报刊舆论在报道司法问题时所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是官方的势力压迫，也有社会和地方群体舆论的挤压。第一阶段的报道虽然最终没有对初审结果造成多少事实上的影响，但由于《申报》连续追踪报道案情原委、审讯过程，从而引起民众极大的关注和广泛的批判，从而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中国司法问题存在的弊病。

第二阶段的报道关注复审中的司法过程和判决预测。复审阶段的全部报道如下：

由于吸取了第一阶段报道杨案的教训，第二阶段报道只重点评论杨案司法审判存在的问题，不再将舆论导向偏离到对广东人群体性的攻击，故此阶段对司法问题评论更慎重，缺少第一阶段的长篇大论，评论多是点到为止，但对司法官员和司法弊病的批评也更注重有理有据。如大清同治甲戍二月廿七日的《申报》在《杨月楼解郡》中以类同案件相比，指出官员在杨案定罪上有不公之处：

“杨月楼拟以军罪出，详前报业经述及，兹于昨日解郡过堂矣，或有闻而于问我者曰：‘杨月楼一案，失出失入，疑重疑轻，所犯各情似奸非拐，即以诱拐论，同时亦有瞿荗和诱拐上海人潘某之女小金珠一案，情同事同，按律定罪断案，自无不同，何以彼蒙宽与笞责百许保释，而杨月楼诱拐香山人韦某之女，独科以打胫及军遣乎？是前日之断，今日之断，孰是孰非也？大淸律例可随意重轻罪，有等差，律无一定，随意援引以定爰书乎？’余曰：‘律有专条，但上海援例之理，是我特不谙也。问人谆谆，以瞿茂和一案为问，野人不知政体，想邑尊必有深意于其间，非局外人所得知也。’”[8]

上文特别指出上海县令对同类案件不同判决，虽无较多评论，但针对司法官员在杨案的处罚不公上提出了质疑。杨月楼在严刑拷打下屈打成招，后又翻供，经历府、省多次复审，最终仍维持初审的定罪和刑罚，以“诱拐罪”发配充军。通过历时一年之余的媒体报道，杨案在《申报》感叹舆论监督司法无力的回声中落下帷幕：

“盖巳经按察使堂上画供，承认奸拐，转详抚宪核明罪案，题咨听候刑部复文即可，请咨发遣矣。本馆于此案议论纷纭，今可无辨。”[9]

虽然《申报》对杨案复审过程的报道未能导致案件判决结果有新的变化，但其深入报道不断引起民众对杨案的关注，杨案的舆论影响已超出案件本身，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也因杨案开始碰撞与冲突。

二、“杨月楼案”中的媒体与司法之冲突

《申报》等媒体对杨案的持续关注对司法造成了极大困扰，对司法审判过程造成一定影响，同时，司法对媒体行为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

首先，杨月楼一案中，媒体主要关注司法审判过程，批判司法弊端，特别是质疑司法官员的法律素质。如《持平子致辞本馆论杨月楼事》《中西问答》《公道老人劝息争论》《劝惜字说》等文章。其中引起较大轰动的是《持平子致辞本馆论杨月楼事》和《中西问答》，两文在论述上海知县“刑罚不中”与“情轻罚重”等审判问题时有相通之处，尤其《中西问答》借西报之口抨击中国司法弊端更加直接与犀利，兹摘录如下：

“今始将西报所载，告君数语。报云：杨月楼于问供之先，巳将伊拇指吊悬，几乎一夜，甚至膀肩两骨巳为扭坏，后皆不能使动。且言于悬时，或后或先又用架以困之，架口最狭，将颈骨紧压，几至不能呼息。既花多金，始得生路云云。其余尚多责俻讥讪之言，不堪入耳之语。君不信制遣局津门局以及沪上华人能译西文者甚多，君试为详译，以释君疑，余曰：‘然则西国无刑讯事乎？’曰：‘西国不但无刑讯，即定案亦不加刑，此西国律例也。’数百年前，西国亦有贪酷之官，肆其酷以遂其贪者，后闻于朝英皇恐其害民，遂改定律例，若非死罪，仅有罚无刑，今惟严禁之囚在禁滋事，始用藤鞭畧以示辱而已，之刑典如此其宽，未闻犯罪之人多于中国，可见治国亦不必尚刑也。吾尝读中国历代史书及现在日录邸抄，见人主每遇水旱偏灾日食星变，輙下恤刑之诏，而刑部及外省大吏章疏于刑名案件，动谓体皇上好生之德，慎刑之意，不敢经纵，亦不敢滥刑，故于临刑呼冤，尚令覆讯，岂非君上仁慈，臣下恺弟，欲使盛世无枉民耶。屡见懦弱之官自谓慈祥，于杖笞小刑亦不敢用，甚至劫盗重犯凶恶棍徒，任其残害良善，竟不能设法严惩。以期暴安良至严明之宰又复残酷。每于犯法之民，不论罪之轻重，动用非刑，毫无哀矜勿喜之心。自命能疾恶如仇，余则谓，是二者皆过也。中国之隆莫过于三代，以后则汉文诸君均能使时刑措，故后世皆称为圣主，迨至武氏临朝，始有周兴来俊臣之徒，大肆罗织较之，郅都寗成辈更甚焉，使后世皆詈为酷吏。究竟历来酷吏，未闻其得令终有善报也，由是观之与其为酷吏，使万世唾骂何如为循良，使万世钦仰乎。……虞书有之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寗失不经。孔子亦言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旨哉，其言子中国人也未知，以余言为当否，若余言为当，请列之以备世之司刑者之弃取焉。”[10]

以上《中西问答》一文，作者通过对中国历来的司法状况进行描述，并介绍西方司法文明的审判情况，从而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刑讯与刑罚不是过轻就是过重。文章通过对杨月楼刑讯之苦的描述，明显看出作者对西方司法有推崇之意，认为西方司法审讯不用刑，一般刑罚也只是有罚无刑，这是中国司法所缺乏的，其批判的意味较重，并希望司法者能听取他的意见而对重刑有所“弃取”。随着杨案的不断发展和升级，舆论更感司法的不公与刑讯的残酷，针对杨月楼在郡守处又受刑罚，《记杨月楼发郡复审案》一文的作者指出：

“此案也，吾不论杨月楼罪恶之重轻，惟知于审际极刑以临之，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则供词亦惟随问官听欲也，所又惜者，太守即闻刑审之惨，而又加刑以使犯人不准翻厥先供，则解审于上官者，其设理果何在乎？叶邑尊之筹设新报馆，意由杨月楼一案所基，新报将取公报之名，公字其尙可存欤？”[11]

上文作者对杨月楼再次遭受刑讯大为愤慨，认为中国司法官员从下级到上级只知以重刑加身，以刑讯威吓犯人不能翻供，此种行为令人不解，从而批判了中国当时司法不公、刑讯滥用之严重。《英报论杨月楼事》与《记杨月楼发郡复审案》一文互为呼应，《申报》借英报言论批判中国司法官员办案中的刑讯之惨：

“该官其将重加以惨刑，以使复认先供欤，夫此事也已得之有据，查先后皆属残惨备至，中国自称文雅，与泰西并等，而犹有此等害，闻取辱之行欤。斯事也，仁义攸关，想驻扎上海诸领事，义应联名与中国官宪为辞，使中国官宪咸知有是等审断之恶，天下各文雅仁义之国闻之而无不憾然非之也。况查杨月楼原系英国巡捕拿获，解于其怨主也，通文馆之言如是，译录之下而为我国俯首含羞，不可驳矣，幸我国亦有秉公仁义之官，请西人不以一案而归罪一国，可也。然一国不取其辱，惟在上宪严加办理，庶几我华民可仰首曰：王例虽以办罪，亦即所以制官而保民者，庶几知所所戒焉。”[12]

《英报论杨月楼事》的作者也针对中国司法中存在的刑讯问题展开批评，并提议由上海领事联名为杨月楼申诉，从而让中国官员知晓审案的文明性和重视保民的理念。在前两文的基础上，《申报》继而通过《论杨月楼发郡覆审一案》对司法审判中越例加刑、刑讯逼供行为加大了批判力度：

“中国县官其肆私以残民，私刑以随私意而索供，其可忍乎？县官挺逆，与论背违上意，如欲拚官职以肆其私意，以紊乱，定阅其事，尚可问乎，其情尙，可容乎？县官越例以残民，人事即播于远迩，而为上司者，其尙能因循又加刑审，以掩饰众人耳目乎？夫此案也，即掦之远迩，三者若果能也，则不啻树天下诸县之榜样，而各官曰，肆私而可免，越例残人亦无妨也。噫如是者，置民于何地？……以杨月楼之罪为重否，须只念上海即极残刑以索供，至郡内又加刑，以逼迫此人不使翻其前供也，审人莫有不公于此，残忍之事从未闻有如此之甚也。如字林新报所云，或逼犯随官意，以招供否则，三木之下，可毙身者，实则其势然也。……然则我国以一县之行，而见辱于天下，使各国讪我国家以审民无例之言者，其可乎？本馆今说此事，言辞或太质直，然以恤民瘼之切切，请各官预事者原之，且虽为民人所申，亦知惜民有仁心者，诸官亦必然其言耳。”[13]

《论杨月楼发郡覆审一案》一文表明了作者对“非法刑讯”的极大愤慨，直接对参与审判的两级官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认为审判是“不公”和“残忍”的。紧跟上文，《申报》借来稿人的评论文章发挥舆论看法，反对审判用刑，批判司法不公，质疑量刑过重，《记杨月楼在省翻供事》和《录昨日附来信札》两篇文章将媒体对司法的批评引向了深入：

“杨月楼之罪有应得，原无可逃，不过到案之用以极刑，而必欲其问成诱拐之谳，则案之失入，殊觉太为过分，宜其人言之藉藉，外论之晓晓也。今因已得其供词实际，而函致贵馆以察度焉，且俟上宪之如何定案，以成信谳而生新例，自有公论耳，自有明征耳。”[14]

“余闻杨月楼之受刑己可谓至矣，举其所受各端，实似有意置之死地，而其未罹于死者无他，盖其斡旋于狱吏耶，否则其死必矣，盖搥打胫骰，荷天平架吊指，受责各刑，使狱吏不宽贷之，其有不死也，亦几希矣。贵馆所谓望上官严行查究前审案情，想上宪体恤下民，则未有不行者。夫以私刑可准用也，则一县之人惟赖县官之令，县官不令而以私刑之，则无所不至矣。夫例所以庇民也，一官欲反其庇民之，则殃民孰甚焉。民之父母将为民之仇雠，其何所取义耶？如上宪愚以民为仇，而任之于民，上其可乎？至覆审此案，所望于上者另派一委员以研鞫，寔情持平定谳，庶足以折服众心而恊与论焉。”[15]

在以上论述中，虽然媒体依旧是重点批判司法官员在“杨月楼案”中刑讯和判决不公的问题，但其质疑的语气和态度明显有加重的味道，对一县之长的审判行为进行了直接发问，并对杨案的审理提出要“另派一委员以研鞠”为好，这对于当时审判杨案的司法官员来说，无异于重重一击。同时，长时间的媒体报道使杨案的社会影响力快速扩大，《申报》有相关报道如下：

“杨月楼不过一优人已矣，而所出案情实为当今之大事也，固不以杨月楼一人之所干而论也，以兆民之得失，国家之尊严，两者所关系而论之耳。此案也，非上海一隅之人所共为称论者耳，实在中国十八省传杨巳遍矣，非为中华一国内之人所谈论，经英京伦敦大新报名代默士亦为传论，几于天下士人，无一人不知悉。”[16]

其次，针对媒体对杨案的干涉，司法对媒体舆论作出极力反击。虽然媒体通过对杨案的报道所营造的舆论气氛形成了，同时媒体也收到一定经济效益，但媒体舆论对于司法的干涉，势必引起司法的反感与回击。媒体对杨案司法过程的评论及因此产生的影响力，引起了司法官员的仇视，从而通过多种途径回击媒体，尤其针对《申报》为主的民间媒体。《申报》刊载的《上海日报之事》对上海县令打击《申报》的行为给予了揭露：

“国盛行之故，不患人之多言，而转患人之不言，是以博未舆论以见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则行之，其所恶者则攺之.故每遇可行可止之事，得以抒所见闻，直陈议论，上下一体，诚意交孚，不但官与民不至乖睽，即君于民乐闻谠论，葢君固不以忠言为逆耳，在官亦不以直言为疚心也，即子产所谓：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是也，虽然本地方官其又何为，而以民报为仇耶？本馆之设志为闾，申疾苦，为大局切图维也，所陈之说或卑卑不足道也，亦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可耳，为官者则何为而欲毁之耶？查本馆之所以特启官之嫌怨者，盖于杨月楼一案，以为问官应当依照大清律例惩办，似不应于未断之先而加残酷之严刑也，且其言固出自各处人民之公论，亦非本之议而云然也，然本馆因列其论于报中，而官宪遂于本馆而生嫌与，粤人会议另设官报馆以图灭制计，而不使民人复为乡校之清。且前此，邑尊又出告示毁谤本馆以受贿等语，欲图坏本馆之名噫，此行也，岂得谓听民之议而从民之心乎？夫另设日报，使为民间所设，固美举也，如欲设官报以灭民报，亦如塞众口而独逞己志矣，则善善恶恶之意，其何在乎？”[17]

《上海日报之事》一文揭露上海县令因杨月楼之事屡次打击《申报》馆，其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通过告示毁谤《申报》馆受贿，欲图损坏《申报》馆之名声；二是意图设官报，以官方舆论反抗民间舆论，官方与粤人“会议另设官报馆以图灭制计，而不使民人复为乡校之清议”。从以上《申报》所刊载言论可以看出，由于报刊舆论评论司法，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的态势。

三、《申报》报道“杨月楼案”的教训与启示

《申报》对杨案的报道形成巨大的舆论效应，乃至影响到西方报纸，“经英京大新报名代默士（即泰晤士）亦为论传，几于天下士人无一人不知悉也。”[18]同时，对杨案的报道使《申报》赢得了良好的民间口碑，从而提升了报纸的民间形象，但早期《申报》报道“杨月楼案”时所遇到的问题，值得当代社会在协调媒体与司法关系时思考与借鉴。

首先，司法信息的封闭导致媒体舆论的混乱。《申报》作为清末时期一份民间报刊，司法信息来源有限，导致信息不准，案件前后观点和态度相互矛盾。当时《申报》获取此类司法信息的本埠访员为“官署之书役人等承充，即非书役，亦必与书役等相稳者为之”[19]，报道上难免受官方消息源的影响，因此初始报道常常对杨月楼带有“有罪推定”的嫌疑。报刊最初信息的不准确招来强烈的指责和讥讽，如《申报》专门为此种现象进行了说明：

“此案之初发也，敝馆胪列杨月楼罪状，得诸谣传，未免过甚。至邑侯严刑之后，匿名揭帖遍贴于法租界内，或谓敝馆受韦姓贿属，或谓敝馆受韦党情托。”[20]

随着民间关注杨案，针对司法弊端和司法官员法律素质的来稿和评论随之而来，《申报》选择各方来稿予以刊登，表明在司法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报刊只能采取尊重各方信息来源的态度，以避免舆论的猜忌，正如《申报》所言：“本馆视各方人如一，毫不偏袒”。[21]这其实是避免司法信息封闭的现实而不得已为之。之后《申报》自身也逐步参与到讨论中来，明确站在民间舆论的一边。当时，《申报》对杨案的报道来源是多样化的，有官方的、民间的、西方的，各自为论，虽然能一定程度上化解当时《申报》所面临的官方压迫，但也说明司法信息的不公开导致了社会舆论的混乱，互相猜测、批评甚至讥讽谩骂之语不绝于耳。

其次，媒体舆论的监督权缺少法律保护。《申报》在“杨月楼案”初审阶段，因持续报道和关注，并刊载对上海县令与香山人有严厉批评的民间来稿，引起了广东商人的群体性反击，报馆也受到主审官叶县令的打击，为了能够继续关注、报道杨案，《申报》宣布暂时停止刊登一切和杨案有关的民间来稿，只单独刊登香山籍商人的来稿，一再示好。在复审阶段，相关报道基本都停留在客观陈述的层面，不再刊登过激言论以避免招惹官府和粤商，从而来保证对杨案的正常报道可以继续进行。就复审阶段而言，《申报》对杨案的报道和评论慎重有余，而激情不再。媒体在“杨月楼案”中面对司法所表现出来的弱势，和当时舆论监督没有法律保障有直接关系。清末时期，有关新闻的专门立法有《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和《钦定报律》，同时还有一些有关新闻的法律条文，散见于宪法、刑法、民法及出版法等其它法律文本中。在以上专门立法中均涉及媒体报道司法的限制性条款和法律责任条款，如《报章应守规则》（光绪三十三年）第六条规定：“凡关涉词讼之案，于未定案以前，该报馆不得妄下断语，并不得有庇护犯人之语。”《大清报律》（光绪三十二年）第十、第十一条规定：“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大清报律》第二十一条：“违第十、第十一条者，该编辑人处十元以上、一百无以下之罚金。”《钦定报律》（宣统二年十二月）第十三条规定：“诉讼或会议事件，按照法令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登载。”《钦定报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了法律责任：“违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者，处该编辑人以二百元以下、二十元以上之罚金。”从以上清末相关新闻立法中可以看出，媒体报道司法是无法律保护的，有的只是相关义务。此种状况下，《申报》在“杨月楼案”中前后舆论态度和观点屡次变化，实属痛苦而无奈之举。另外，《申报》出于自保，也常借用西报之言对中国司法进行批评、嘲笑，为自己的言论寻找支持者，论证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因为在舆论上要避免与政府直接冲突，只能倚重西人的话语。[22]对此，民初上海名人姚公鹤曾说过：“上海报纸，于不受政治暴力之外，尤得有一大助力，则取材于本埠外报是也……转登外报，既得消息之灵便，又不负法律之责任，其为华报之助力者大矣。”[23]以上状况与法律不健全、媒体生存状态不良密切相关。

《申报》从连续刊登来稿、发表评论、转载观点，反映案件的司法进程，到顶住政治干涉和司法压力，以连续不断的媒体信息构筑了一个“杨韦婚姻合法，杨月楼情有可原，官府挟私报复，量刑不公”的舆论。[24]“市井之言”借助晚清报纸这一新型传播平台被放大，“文士和商人是上海市民的中层，社会舆论的中坚，他们的言论代表了上海这个小社会的民间主流观念。”[25]从而导致司法开始失去舆论上的绝对强势，民间支持杨月楼的声音得到扩大。

单就司法的角度而言，主导司法审判的官员在“杨案”中似乎是取得了胜利，杨案维持原判，杨月楼发配充军。但就社会文化而言，“在这场涉及华洋两界不同社会阶层的‘对话’冲突中，代表租界华人新生力量的知识群体，积极利用近代传播媒介不断地对地方官员的过度刑罚的行为‘说三道四’，不仅削弱了传统士绅在引导社会舆论上的优势地位，降低了地方官绅的威信及其行为传统‘正确性’；同时也为租界华人‘正当’娱乐权利和生存权利提供了‘情理’上的支持。”[26]《申报》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对杨月楼不利的舆论导向，杨案没有被淹没在里巷琐谈中，而是转为司法公正和公开等问题的讨论，锋芒直指主持审判的官府和司法行。舆论的“监督”使审案官员不敢草率审理，最终案件经历了省、府、县一审再审，尽管审判结果仍然以“奸拐罪”发配充军，但杨月楼作为一个被清末官府歧视的“戏剧明星”，本来在司法审判中处于弱势地位，但《申报》等媒体舆论改变了行政和司法公权力在社会舆论上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民间舆论的“失语”状态，从而对清末时期的司法弊端进行了强有力的攻击，这无疑是近代中国司法改革民间舆论的开始，由此开启了近代报刊媒体在社会事务中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端绪，也导致了近代媒体与司法的首次强烈碰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