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时代法治体系中的普法

新时代普法的新定位，应当在立足法治实践基础上，克服法律体系内普法思路的限制，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拓展普法新思路。一方面，需要克服法律体系内普法的缺陷和弊端；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法治体系内普法的独特优势。

一方面，应当在制度普及的基础上，关注制度实施和监督等问题。

其中行政法治是制度实施环节最为重要的内容。行政法治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为基本特点，由于我国普法采取党政主导的运作模式，对于行政法治的普及多集中于公务员培训方面，行政法治的社会普及效果相对关注较少。针对这种情况，“全民普法”视角的引入，需要注重行政法治的社会普及效果。从法治体系建设角度讲，这就是对制度实施的相应普法问题给予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各种监督形式尤其是群众监督运行的基础是对法律的了解和掌握。“全民普法”成为有效贯通各种监督形式的重要途径，“加大全民普法力度”与“增强监督合力”成为相辅相成的重要方面。从法治体系建设角度讲，这就是对法治监督的相关普法问题给予关注。也就是说，全民普法作为法治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原有的制度普及基础上，应与法治实施体系和法治监督体系进行有效对接。这是对原有制度普及效果的有效补充，以法治整体运行效果克服原有制度普及的形式化、运动化。从实质上讲，这是以法治实践为基础，克服法律体系内普法的缺陷和弊端。

另一方面，应当对党内法治的普法问题给予有效关注。

在法治建设新时代，党内法治联动国家法治并带动社会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新常态。[7]为更好实现新时代法治建设新常态，鉴于党内法规的软法性质，为有效引导党内法规的“纪律效应”和“溢出效应”，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目前仅在普法领域实现合一的情况下，应当选取党内法规作为拓展新时代全民普法广度的重要突破口。进入新时代伊始，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推进了党政合署办公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程。国家监察机构和公权力监督对象的两个全覆盖，将党内法规由制度建设阶段推进到制度运用阶段，相应地，党内法治成为拓展新时代全民普法广度的着力点。结合十八大以后法治发展情况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内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为党内法治实践的重要载体。根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最新情况，新时代全民普法应当在法治理论和法治文化等方面进行必要拓展。

第一，在制定法之外进行必要法治理论普及。

随着法制宣传向法治宣传转型、法治国家建设向法治中国建设升级，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科学发展需要充实必要的法治理论。在法治建设的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理论的贡献非常值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将法治从国家法治扩大到政党法治，对中国现代法治进行了全新设计。[8]立足法治信仰探究法治价值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特点。[9]新时代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应当在原有国家法治理论之外，丰富必要的政党法治理论，以更加适应现实需要的法治理论，增进党内法治的信仰基础，从而有效拓展新时代全民普法范围，切实提高新时代全民普法的力度。

从全民普法的发展模式角度讲，我国历来采取党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普法模式，传统普法模式的政治化、形式化问题历来被人诟病。将党内法规纳入普法范围，更加亟须克服传统普法模式的不良影响。在法治建设的新时代，为进一步有效克服传统普法模式运动化、形式化的弊端，应将新时代法治理论纳入普法内容，以新时代法治理论强化党内法规的法治特征。尤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细节信息公布后，[10]对于监察机关的政治机关定位，引起各界广泛热议。从全民普法视角看，这是有关党内法治和国家法治逐渐融合中，有关政治与法治的定位之争。这也表明将融合党内法治的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纳入普法范围，成为新时代加大全民普法力度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加强对新时代法治文化和政治文化的普及。

在党内法规纳入普法范围后，监察体制改革切实推进了由党内法制普及向党内法治普及的转型升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条件下，党内法治成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培育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保障。通过践行党内法治，实现保障党员权利和制约党权的良法善治目的，[11]通过普及党内法治理念，对党政政治文化进行科学指引。新时代法治建设中，法治文化和政治文化存在密切关系。

在新时代全民普法中，需要将优秀政治文化及时导入法治文化。比如，向全民征求意见的《国家监察法》草案，是全民普法融入立法过程的具体展现。该草案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从争议的观点内容看，[12]本质分歧是以政治思维，还是以法治思维推进反腐败工作。文化不同从根本上讲是思维方式不同。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后，为巩固这种胜利成果，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为可取。因为在现代政党政治环境下，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制度文化，法治文化是制度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13]通过制度规范政治行为和政治运行，以制度力量促进养成良好政治行为习惯，进而生成现代合理政治文化。所以将政治文化导入法治文化的前提，是以法治文化科学引导政治文化科学发展。新时代全民普法应当促进政治文化和法治文化的良性融合传播，有效充实新时代全面普法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