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筹备国立广东大学

1924年初，孙中山在广州手创国立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这两所“一文一武”学校，国立广东大学正是现在中山大学的前身。当时周鲠生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担任系主任、教授，为政治学系、法律学系两系的本科生授课。1924年2月4日，孙中山发布两道命令，其一是《着创建国立广东大学令》，令“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15]其二是《委派邹鲁职务令》，任命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16]邹鲁随后担任国立广东大学首任校长。[17]

邹鲁就任筹备主任后，马上着手建立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联系、聘请了35位官员政要、知名学者、教育家等为筹备员，[18]周鲠生位列其中。该35位筹备员中，来自政界和学界的筹备员约各占一半。来自政界的知名筹备员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伍朝枢等。来自广东省外的知名学者筹备员包括：北京大学的胡适、李大钊、蒋梦麟、周鲠生、王世杰、顾孟余、王星拱、皮宗石、李石曾9位教授；武昌师范大学的石瑛教授；东南大学的郭秉文、任鸿隽、杨铨教授；大同大学的胡敦复教授，等等。[19]该35人筹备员名单包罗了当时学术界知名人士、革命先进、社会贤达和有关人士。[20]

值得一提的是，该35位筹备员中，有多半是常住地不在广东省的筹备员（省外筹备员），或许是因工作繁忙、路途遥远等种种原因，最终亲自来到国立广东大学参与筹备的并不多。比如，应邀成为筹备员的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先生实未参与1924年7月举行的筹备大会。[21]从本书所掌握的史料看，邹鲁所邀请的省外筹备员中，前往广州参与筹备工作的主要筹备员只有周鲠生、王世杰、王星拱、皮宗石、石瑛五位先生。[22]王世杰先生在其晚年日记中对这段经历有所回忆：“前日中山大学举行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余回忆民十三年七月，应邹海滨先生之聘，自北平往广州，参加此一大学筹备会之会议，同行者为周鲠生、石瑛、王抚五（王星拱）、皮宗石诸君。诸君已（先后）逝世，思之惘然。”[23]邹鲁在其晚年所著之《回顾录》中对这一段的经历记叙如下：“我负起了这个任务后，为慎重计，特别约几位北方的学者，如王世杰、王星拱、石瑛、周览、皮宗石等先生来校，襄助草订一切规章。王先生等都如约而来，对于种种计划，都很满意，因此各事进行顺利。于是十三年夏国立广东大学便告成立。”[24]

如邹鲁所言，周鲠生等先生参与广东大学筹备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襄助草订一切规章”，为国立广东大学及其后的国立中山大学时期（1926—1949）之各项规章制度都奠定了基础。

（一）“襄助草订一切规章”

国立广东大学的筹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4年3月3日至7月16日的27次筹备会议，形式为每周例会，主要工作为起草、讨论各项规章制度的草案，即“一读”。由于相当一部分省外筹备员因路途遥远，不便参与第一阶段的会议，因此，1924年4月7日举行的第六次筹备会议决定，将各次会议通过的各事项之决议，作为“一读”的草案，送请各筹备员签注修改意见，随时附加讨论；并于暑假中，约集各省外筹备员前来广州，举行一“筹备大会”，将历次筹备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各事项，再行提交复议，以臻缜密完善。[25]因此，筹备的第二阶段为1924年暑假期间汇集驻粤和省外筹备员的筹备大会，主要工作为对第一阶段会议的各项决议草案进行复议和决定。

经查阅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第一次至二十七次会议记录，[26]出席第一阶段筹备会议的多为本省筹备员，即工作地或籍贯为广东省的官员或学者。[27]由于第一阶段的筹备开会较频繁，曾从每周开会一次改为每周开会二次；且值学期中，周鲠生等此时仍在北大任教，受限于当时的交通工具，每周亲临广州实属不便；因此，周鲠生等没有出席第一阶段的每周例会，只参加了在暑期举行的第二阶段的筹备大会。[28]

周鲠生与其他几位北大教授于1924年7月12日左右抵达广州，参与了7月15日起召开的为期约两星期的筹备大会。[29]当时的《申报》有报道：“……月之十二日筹备员及新聘教授李石曾、周鲠生、石瑛、皮宗石、王星拱、费鸿年等十余人俱先后到粤。十五日筹备大会开幕……其他筹备员因出席南京之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故，一时未能赶到……会议时间为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连日，各机关、各要人及广东大学各学院均先后宴请筹备会员，备极优渥。”[30]该报道解释了部分省外筹备员因出席南京举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而未能参与筹备大会，且周鲠生等在筹备大会受到极大欢迎，待遇很好。《广州民国日报》亦有记载：“该筹备会为赶速办理校务，准备下学期开学，定于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在高师会议，将前次议决各案，从新审查，各委员甚微忙碌云。”[31]为了尽快完成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不影响暑假结束后的开学，周鲠生等筹备员连续两星期每天工作六小时以上，足见周鲠生等工作量之大、态度之兢兢业业。

大会对《国立广东大学规程》一案所审查修正的时间最多，先推出筹备员数人专任审查，然后提出大会修正通过。由于本省筹备员已参加第一阶段的每周例会，各项一读的决议草案均是由本省筹备员提出的，从程序正当的角度考虑，负责二读“专任审查”的“筹备员数人”，包括周鲠生在内的省外筹备员，对《国立广东大学规程》的订立有特殊贡献。

《国立广东大学规程》是国立广东大学设立之初至关重要的宪章性文件，审查修正耗时最多。国立广东大学“遵照政府核定本大学规程而组织”[32]。该《规程》规定，国立广东大学分设预科、本科、研究科；其中，本科分设文、理、法、农、工五科；各科课程，首次由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议定；国立高等师范先前所设附属师范、中学、小学、幼稚园、童子军均纳入国立广东大学一并管理；设置校长、参议会、校务会议、本科各科教授会议、教授联席会议、秘书处等职位和机关，等等。[33]通过订立该《规程》，周鲠生等筹备员为国立广东大学创立之初的许多重大事项奠定了制度基础。在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时期，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规程》虽几经修订，但最根本的若干事项基本未变 [34]。

除《国立广东大学规程》外，大会订立的主要文件还有：《国立广东大学特别会计规程》《国立广东大学预科各组暨本科各系课程》《原有高师、法大、农专三校学生归并广东大学办法》《关于经费之筹措》《图书馆之扩充》《教职员之待遇》《暑期中招收预科生及下学期成立大学案》。周鲠生等筹备员于大会所订立的文件，涵盖大学的组织机构设置、学制、课程、三校合一后学生和教员归并办法、经费、建筑物、图书仪器、教职员待遇等各方面。其审查决议案之范围之广，内容之多，可谓事无巨细。十分可惜的是，经筹备大会通过的各项文件中，除《国立广东大学规程》《原三校学生归并广东大学办法》等文件仍可一窥原貌外，其他许多文件现已难以查找。

筹备大会结束后，邹鲁于1924年8月22日将《国立广东大学规程》《国立广东大学特别会计规程》《国立广东大学预科各组暨本科各系课程》三份文件呈请孙中山审核批准，并专门提及了周鲠生、王世杰、皮宗石、王星拱、石瑛五位北方大学教授的贡献：“兹自七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廿五日止，由鲁与省外各筹备员石瑛、王星拱、王世杰、周览、皮宗石、暨本省筹备员伍朝枢……等，逐日开会，悉以审查，谨将所议决之国立广东大学规程……备文呈报鉴核。”[35]孙中山于9月1日核准该三份文件，回复“所订国立广东大学各规程及本预科各课程均尙妥协立，予照准”[36]。至此，国立广东大学各项主要规章制度尘埃落定，国立广东大学于1924年9月19日开始上课。[37]

邹鲁在呈报孙中山之文及其晚年回忆录中反复提及周鲠生等五位北方教授之贡献，一方面，周鲠生等为国立广东大学各类重要规章制度之订立，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从邹鲁之措辞可看出，聘请的十余位外省筹备员中，最终亲自前来广东襄助筹备的主要筹备员只有周鲠生等五人。蔡元培执掌北大历来推崇“教授治校”，周鲠生、王世杰、王星拱等先生1924年在北大已担任系主任 [38]、评议会委员 [39]等职务，工作十分忙碌，虽时值暑假，但北大教授在暑假中开会办公的亦不在少数。周鲠生先生等尚能于百忙之中放下职务和学术工作前来扶助，实属难能可贵。

（二）为延聘师资、筹措经费出谋献策

周鲠生于1924年在广州期间，除完成筹备委员之职责外，还颇为热心，协助国立广东大学延聘师资，并就学校经费筹措与邹鲁进行探讨。邹鲁非常注重延揽人才，尤其是北方的学者。他“特派易培基常驻北方，与当时文化中心的北京互通消息，延揽北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并就近采购教材”[40]，这与他聘请周鲠生、王世杰、王星拱、皮宗石、石瑛先生等北方大学的教授为交换教授 [41]、筹备委员也是一脉相承的。1924年，邹鲁曾发给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石曾先生一封密电：“李石曾先生鉴：密。党务、校务、政务非请兄即到沪，携稚晖先生来粤不可。”[42]此电为邹鲁与石瑛、周鲠生、王世杰、王星拱几位先生共同署名。周鲠生、王世杰、王星拱等先生1924年在北大已担任系主任、评议会委员 [43]等职务，学术和社会地位很高，在北大教授中也有比较好的人际关系。最终，李石曾、吴稚晖两先生均被打动，成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有了周鲠生等促成的与国立广东大学的初次渊源，李石曾、吴稚晖先生二人又于1926年广东大学改国立中山大学的过程中，再次被聘为筹备委员 [44]。

7月初，邹鲁曾接北京来函，“七月初旬石衡青（石瑛）、李石曾两筹备员，及周鲠生、皮宗石、王雪艇（王世杰）各教授起程南来”，他又就广东大学“所争关馀及赔款事，分向各方接洽，颇荷赞同云云”。[45]由于国立广东大学开办经费不足，邹鲁曾在国民党中央积极争取庚子赔款之一部分作为国立广东大学的经费，其曾安排易培基、陈耀祖在京探讨与庚款有关事宜，并在校内设立“争赔款临时委员会”。[46]专长于国际法学与外交政治的周鲠生对当时邹鲁争取庚子赔款的方式表示赞同，并为他献计献策，亦为国立广东大学创办初期的经费筹措尽了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