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潜心学术，教书育人
自1928年入职起20年，薛祀光一直在中大法学院任教，一心教书育人，潜心学术。他在1928至1930年、1942至1944年间任法学院教授兼法律系主任，1931至1933年还兼任法学院院长。同时，他还为民众法律顾问处服务，常被选为中山大学毕业考试委员会委员，对每年毕业学生的论文进行审核。[45]薛祀光在出色完成繁重教学任务与行政工作的同时，亦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献力不少。以朱家骅1928年的提议为发端，[46]广东省政府委员会于1932年5月委托中山大学承办第三次省志编修工作。同年8月1日，中山大学“派员接收”通志馆并易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由时任校长邹鲁兼任馆长，理学院教授徐甘棠兼任主任。邹鲁随后组织成立通志委员会，委员包括薛祀光，还有徐甘棠、朱谦之、朱希祖、吴康、古直、石光瑛、范锜、林砺儒、徐绍棨、李沧萍、邓值仪、陈洵、罗献修等各行各专业的杰出代表，[47]由此开创中国近代大学修志的历史先河。
恰是这段时期，因全国政局动荡，教授数量少、聘任难度大，中大教员多有兼课，常常一个人要开设三四门课程，还要教学生外语，跨年级、跨院系上课亦属家常便饭，工作量十分惊人。薛祀光专攻民事法律和国际法，在中大授课内容以民事法律为主，也是一人身兼数课，内容十分详尽。他在不同时期开授的课程包括：债法各论、民法物权、民法亲属、民法继承、[48]民法债编、民法物权、[49]债法总论、物权法、[50]债法判例研究、[51]战时及战后之特种法律问题、[52]公司法、保险法、民法债编各论等。[53]当时薛祀光教学任务之重、生活之繁忙，可想而知。
薛祀光讲授课程时，十分注重基础理论，对旧法学实行批判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很受师生认可。他在教学中很喜欢通过交流提问来深化讲授内容，不仅欢迎学生提问，也常常主动提问学生，尤其在他讲债法理论时，所提问题偶有超出学生知识水平的，难免令少数人叫苦不迭。[54]但是学生回忆：“大家都公认薛老师是全学院最恶最难侍候的教授，其实并不然。薛老师最喜欢同学发问，只要肯问，就是问题肤浅一些，他也很高兴，正好乘时启发诱导，深入浅出地解答一番。除非问得迹近无理取闹，否则他是不会发脾气的。薛师经常穿中国长袍，儒雅雍容，一副读书人气派，同学如果有心向他求教，他恨不得把自己所知，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真是一位好老师。”[55]
薛祀光后来在武汉大学教过的学生也回忆：“武汉大学法学院老教授薛祀光（厦门大学调来）理论联系实际、深刻又生动、深入浅出的民法教学和讨论，尤其我参加的多次民法专题研讨会，至今还可回忆当时的个别情节。实在是受益匪浅。更使我以后在华东政法学院专事环境法——崭新的法律学科，并取得较好成果的法学专业的知识基础，扎根较深。”[56]由于他在民法债权方面研究特别深入，颇有造诣，当年国内同仁都尊称他为“薛老债”。[57]
他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上投入许多精力，与中华法学会有许多来往。1936年时曾获中华法学会律师协会邀请出席“中华法学教育会第二次年会”。[58]薛祀光对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战时及战后之特种法律问题”作了详细研究报告，研究计划及步骤主要将该内容分为四部分：土地法与物权部分、诉讼法部分、债权部分和其他部分。薛祀光称：“关于此问题之研究，最好由立法院，或司法院或中华法学会主动集合多数教授共同工作。”[59]他取得的诸多成果，最终通过本院课程也分享给了学生：法学院在1936年时推举薛祀光、郑彦棻和任启珊三位教授负责搜集各项有关材料，及起草本院备战教育工作计划与组织。[60]
薛祀光在法学研究上，从不脱离实际，而是贴近社会，关切周边情况。可谓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之旨；身居书斋，心怀大业。在校期间，他留下了许多珍贵学术成果，包括至今仍被认为经典的民法著作《民法债权各论》——如今还有许多研究民法的文章予以援引；多部著作在台湾被出版，海内外图书馆藏中现在仍可找到。
他发表的学术文章从法理学、妇女权利、诉讼制度、律师制度到国际法和宪法，不一而足，均为言简意赅、意蕴悠长的佳作。这些学术成果都是薛祀光在中山大学多次迁校、颠沛流离之际写就的。1944年，法学院受到迁校、战乱影响，教授多有离职、失散，但薛祀光仍有多篇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不同期刊上，[61]其兢业刻苦，令人叹服。有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法学学者在著作中写：“中国学者中由谁最先明确系统地（即便是大概式的）研究中华法系，我一时不能查证，发现比较早的是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其中有薛祀光的《中国法系的特征及其将来》。”[62]足见薛祀光专业涉猎范围之广、知识之渊博。
在中山大学以外，薛祀光更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普及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抗战期间，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著称的文通书局 [63]聘用了各专业的杰出代表，共专家学者112人，组成了国内第一流的编审委员会，薛祀光正是其中一员。其余还有王星拱、皮宗石、周鲠生、冯友兰、茅以升、杨葆昌、苏步青、杨济时、陈遵妫等著名教授学者。[64]在抗战建国时期，工作繁忙的薛祀光仍不忘祖国文化教育，极为不易。
薛祀光在中大法学院任教二十年，其专心教育、治学严谨的风范，对学生和同僚的影响都很大。著名刑法学教授曾昭琼与薛祀光在中大共事多年，在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当时还是湖北大学）也是同事，对薛祀光十分尊敬，“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家人还合住一个单元房。[65]曾昭琼在忆述薛祀光时，称“在他的影响下，觉得自己选择教育这条路，是明哲保身的选择”。[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