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气和技巧之间寻找平衡

在生活中，在所做的决定中，我们一直都在运气和技巧之间努力寻找平衡，而这种平衡也是我多年以来一直尝试达到的。小时候，我的运气或许是最好的：父母离开了苏联，带我进入了一个原本不可能属于我的世界。青年时，我尽力想要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成为家族里在美国读大学的第一代成员。成年以后，我想要弄明白我的人生中有多少努力的成分，以及有多少运气的成分。我，像在我之前的那些人一样，想知道这一生的成就中有哪些是自己的功劳，有哪些是得益于纯粹的运气。在《归根结底》（All Said and Done）中，西蒙娜·德·波伏娃这样评价她的一生：“那颗特别的精子进入那颗特别的卵子，暗示了父亲和母亲的相遇，暗示了孩子的出生，以及其祖辈的出生，而它在被射出的数以亿计的精子中原本是没什么机会的。”这就是概率在她出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正是概率，一个连现代科学都无法预知的概率，让我得以生为一个女人。在我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未来：我可能会生病，并且因此中断学习；我可能不会遇见萨特，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怎么样才能将随机发生与蓄意而为区分开呢？

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一样都属于哲学范畴。我试图通过自认为最好的途径来寻求答案——进入研究生院，提出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一些研究。我在想，究竟有多少时候我们是真正掌握控制权的呢？当自以为掌握了控制权的时候（实际上控制权却在运气手里），这种错觉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决策的呢？在身处难以预料的情境中，并且在只有有限信息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反应的呢？

在五年的时间里，作为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研究的一部分，我曾邀请成千上万的人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参与虚拟股市游戏。他们需要“投入”一定数额的、货真价实的钱，用来购买两只股票中的一只，或者用来购买债券，并且在尝试百余次之后再进行投资。他们的表现会直接转化为回报，回报金额的变动幅度很大，从1美元到75美元不等。虽然债券总有稳定的回报，但是回报较少，准确地说，只有1美元。不过，虚拟股市游戏展现的是真实股市中股票的动态，并且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回报，一次可达10美元；然而也会让你遭受损失，轻点鼠标的一瞬间你的收益就有可能减少10美元。在每一轮的游戏中，这两只（分别名为“A”和“B”的）股票会作为“优质股”或“劣质股”被随机选中。如果选中那只优质股，你就有50%的概率赢得10美元收益，25%的概率没有任何收益，25%的概率损失10美元。如果选中那只劣质股，你赢得收益的概率会降为25%，而损失的概率则上升到50%。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在选择投资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他们能在多短的时间内获悉哪只股票是可以赢得收益的？（最优投资策略会让人迅速被优质股吸引，尽管会有间歇性的损失，但是整体的收益最高。）

研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高估自己对世事的掌控度。他们都是聪明人，在很多事情上都出类拔萃，并且早就知道不应该高估自己的技能。他们不仅提前决定好了该如何配置自己的投资，而且还基于十分有限的信息，确定了哪只股票是优质股并且坚持自己的投资——即便在已经开始蒙受损失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他们越高估自己的技能，越低估运气的作用，就越难以捕捉周围环境传达的信息，其决定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糟糕：他们越发不可能换到那只能为其带来收益的优质股，反而会更加坚定地选择那只劣质股或者完全被债券吸引。他们自认为知道很多，于是忽略了其他有别于其认知的信息——尤其是当优质股变成了劣质股或者劣质股变成了优质股的时候，而这正是真实的股票市场中必然会发生的情况。换句话说，掌握控制权的错觉会阻碍人们真正地掌握游戏控制权，因此他们决策的质量很快就会下降。他们只是基于过去成功的经验或者对未来的判断而采取行动，却没有意识到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成功的策略已经不再奏效了。当环境所传达的不是人们想听的信息时，他们就无法捕捉这个信息，因为他们喜欢做周边环境的掌控者。当环境传达的信息多于他们的认知时，就糟了。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人们常常以为自己牢牢掌握着控制权，而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在按照概率的规则行事。

那个问题依旧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究竟该如何解决它呢？务实点儿说就是，该如何利用理论性的知识做出更好的决策呢？

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从根本上讲，运气和技巧的平衡是概率性的。我们的神经网络存在一个基础性的缺陷，那就是无法完全理解概率。而数据统计与直觉是完全相悖的：从进化的角度看，人们的大脑天生就无法理解那种固有的不确定性。早期人类的生活环境中并没有数字或计算，只有个人经验和趣闻逸事。人们没有学习过该如何处理以抽象形式呈现的信息，比如以下这条信息：在某个地区，老虎实属罕见的动物，你遇到一只老虎的概率只有2%，被老虎攻击的概率更小；我们学习的是如何处理令人不快的情绪，比如以下这条信息所传递的情绪：昨天这里来了一只老虎，它看起来很吓人。

几千年以后，这种缺陷依然存在。它被称为“描述—经验差距”（description-experience gap）。在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中，人们都没能将概率规则变成自己思想行为的一部分，不会基于呈现到自己眼前的数据做决定，反而基于诸如“预感”、“直觉”和“对的感觉”等做决定。人们需要训练自己从概率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即便这样，人们往往还是会忽略与自己的经验相悖的数据。人们相信自己希望看到的，而不相信研究所呈现的数据。这里我以近来很多人都在思考的一件事为例——灾害预防。为了应对因全球气候变暖而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比如飓风、洪水、地震，你会做哪些预防工作呢？如果再加上核战争或恐怖袭击呢？你觉得是否有必要想一想该如何应对呢？数据可以帮你决定是否需要为你的住房购买特殊保险，或者是否应该在某些区域购置房产，同样地，数据也可以告诉你是否需要担心核战争和恐怖袭击。你可以找到成为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概率，并对比一下在浴室滑倒而摔死或摔伤的概率。不过心理学家经常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无论给人们看多少概率图表，都不会改变他们对风险的认知，也不会改变他们由此做出的决策。到底什么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呢？答案是亲身经历一件事，或者认识经历过这种事的人。比如，如果在飓风“桑迪”袭击期间你在纽约市，那你肯定会购买洪灾保险。如果飓风“桑迪”袭击期间你不在纽约，那么你可能会在马里布购置一栋海滨别墅，即便数据表明，这片海滨很快就会消失，你的别墅也会随之消失。如果经历过“9·11”恐怖袭击事件，那你对恐怖袭击的恐惧就会被放大。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反应与数据是不一致的。并不是每一栋位于纽约的房子都需要购买洪灾保险，然而只有有过一次糟糕的经历，你才会有过度反应。海滨别墅是一个糟糕的长期投资，但是数据从未对你产生过影响，因此这次你才会反应不足。在洗澡时滑倒的可能性要比经历一次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大得多——不过你可以试试，看是否可以说服别人相信这一点，尤其是那些有朋友在双子大厦里丧生的人。

我们的经历胜过一切，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准确的：它们能教会我们一些东西，却无法把我们教得很好。这也是在日常决定中很难将运气和技巧区别开来的原因，因为这是一项统计工作，而且通常是我们无法胜任的工作。这让我联想到了扑克游戏：在扑克游戏中，如果经历得到正确利用，就能在概率情境的理解上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帮助。这种经历不能是一次性的偶然事件，它必须是一个系统的学习过程——在牌桌上也是如此。正确的、系统的学习过程能帮助你将运气从其他因素中剥离出来，而这种剥离方式是任何被硬塞入脑子里的数据或研究理论所不能比的。

在离开学术界几年之后，运气和技巧之间的对抗对我来说变得更加不容忽视。对于康尼科娃家族而言，2015年是不顺利的一年。1月的第一周，我的母亲——她在很多方面都是我的榜样——失去了为之辛劳了近20年的工作，简而言之，就是由于一场私人股本收购而被裁员了。她的同事们哭了，老板也哭了。他们为她请愿，希望让她回到公司。她是做计算机编程的，很擅长自己的业务。我以为她很快就能找到工作，结果，她却碰到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硅谷的年龄歧视愈演愈烈，尤其是对大龄女性的歧视。她50多岁了，相对于年轻群体来说，她年纪大了，但又没老到可以退休的地步。一年后，她还处于失业状态。我一开始觉得生活如此不公，不过，如果说母亲教会了我什么的话，那就是没有生活不公这个概念，只是运气不济而已，坦然面对就好了。

几个月后，我的祖母在夜里滑倒了。她之前是那样充满活力，那样健康，一直独立生活，然而在那天夜里，她碰到了铁制的床沿，摔倒在地板上，当时家里没有别人。第二天早上，邻居注意到原本不应该亮着的一盏灯还在亮着，这才发现她摔倒了。两天后，她就去世了，我们都没来得及和她告别。我甚至都记不清和她最后一次对话的情形，对话是那样平淡乏味，同样的话语，同样的语调，我们都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对方的新鲜事。她好像问了我，新书什么时候印好，尽管她读不懂，得等到俄语译本出来才可以读，但还是迫不及待地想拿到它。她肯定这样问我了，因为每次我们聊天的时候她都会问我。而每次我都会凶她：别问了，等印好了我会告诉你的。之后，我会变得懊恼，而她则会提高嗓门，并告诉我再也不会问我任何事情了。我应该对她更和蔼一些的，不过人往往都是后知后觉，事后才看得最为清楚。每次她在给我的语音留言末尾都会简短地说一句：“我是祖母。”好像她不说我就会认错人似的。而直到最后，我都没有及时回复她的留言。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最后却被光滑的地板和一只扭伤的脚打倒了。这不公平，又或者说，她太不走运了。如果这一步踏得更稳一点儿，她也许还能活着。

接着，我的丈夫也失去了工作，他加入的那个初创企业没能按照计划启动项目。于是，我一时间发现自己身处困境：凭借自由作家的收入支撑着整个家。我们离开了位于西村（West Village）的精美公寓，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尽力去适应新生活。此外，我还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不久前，我刚确诊患了一种奇怪的身体免疫性疾病。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是什么病，不过我的荷尔蒙分泌出现了紊乱，突然之间几乎对一切都过敏。有时候，我甚至无法离开公寓，皮肤一接触到任何东西就会长荨麻疹，而这时还是冬天，外面一片萧索。我抱着手提电脑，缩成一团，穿着一件肥大的旧T恤衫，怀揣着最美好的期望，找了一个又一个专家，换了许多种类固醇疗法，却只得到同一个答案：它是自发性的。这是医生的行话，意思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自发病（idopathy）的治疗成本是很高的。太不公平了！真不走运！不过真的是这样吗？也许这是很多年前我没听母亲的话偷偷跑去阳台玩耍的后果。毕竟，我出生在俄罗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的时候我还生活在那里。她当时警告我待在室内是有原因的。也许应该怪当时只有两岁的我。我坐下来读詹姆斯·索特的书，对他书中所提到的内容十分认可。“我们无法想象会存在这些疾病，它们被称为自发性疾病，是自己出现的。不过我们清楚地知道肯定还有更多的信息，它们肯定利用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弱点。我们无法想象它们就这样随意地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不管是否纯粹是运气使然，得这个病都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这是一种常见的思维方式。运气环绕着我们，无处不在—— 无论是走路去上班并平安抵达这样平凡的小事，还是从一场战争或恐怖主义袭击中幸存下来而离你几英尺远的其他人都没能存活这样极端的经历。即便如此，我们只有在事不遂人愿的时候才会注意到运气。在运气让我们得以免受伤害时，我们往往不会质疑运气的作用。当运气站在我们这边时，我们忽略它，运气就变成了无形的；当运气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它的能量，才会开始思考运气为什么会存在以及运气是怎样发生作用的。

一些人会从单纯的数据中找到安慰。我们简单地称之为概率。正如20世纪统计学家和遗传学家罗纳德·艾尔默·费希尔爵士所指出的：“毫无疑问，‘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是会发生的，发生的频率既不会低于又不会高于正常的水平，无论它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是多么惊讶。”考虑到现在全球有75亿人口，你可以确信，那种非常不可能的事正在以正常的频率发生着。而那种“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每秒都在出现。你亲近的人会在一场意外中丧生，有些人会失去工作，有些人会患上莫名其妙的疾病，有些人会中彩票的头奖。它是概率，是纯粹的统计数据，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好坏之分。如果奇怪的巧合与一次性的事件不会发生，那才是一件真正不同寻常的事情。

有一些人会将情绪融入概率，这样一来它就变成了运气，突然获得了一种效价，它有正价和负价之分，有幸运和不幸之分。还有一些人会将意义、方向和意图融入运气，这样一来它就变成了命运、因果报应和天意，一种带有计划的概率，一种命中注定。甚至还有一些人更进一步，将概率当成宿命。概率原本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自认为拥有的任何控制权或自由意志不过是纯粹的错觉而已。

那么扑克游戏与这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在开启这趟旅程之前，我不仅从未做过纸牌玩家、从未玩过扑克牌，也从未看过一场真正的扑克游戏。在我的脑海里，扑克牌是无足轻重的。然而面对一件又一件不顺的事情时，我按照以往的习惯，尝试通过阅读加以理解。任何能够帮助我理解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任何能够让我重新获得一些表面上的控制权的书，我都会读。在疯狂的读书热中，我偶然读到了约翰·冯·诺依曼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冯·诺依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和战略人才之一，他发明了我们每天都随身携带的机器——计算机（不过那时计算机还没有那么方便携带）；同时，他精心研发了氢弹所采用的技术；此外，他还是博弈论之父。《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是他的成名之作，以下是我从中了解到的内容：这个理论的灵感来源是一个游戏——扑克。现实生活由三方面组成：虚张声势，使用欺骗的手段以及揣摩他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意图。冯·诺依曼写道，“在我的博弈论中，游戏也包括这三方面”。

冯·诺依曼不怎么喜欢大多数纸牌游戏。他认为它们太无聊了，与那些浪费生命打纸牌的人一样无聊。这些游戏试图通过哄骗，从纯粹的运气中获得控制权——这是徒劳的。不过，在他看来，纯靠运气的游戏并没有比那些纯靠技巧的游戏差多少。象棋就是一种纯靠技巧的游戏。在象棋中，理论上所有的信息都是可以收集到的，每一步棋也都是可以提前从数学角度找出其合理性的。冯·诺依曼虽然质疑大多数游戏，但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扑克游戏。他很喜欢玩扑克游戏。对他来说，扑克游戏代表着制约生活的技巧和运气之间的不可言喻的平衡，既有很多技巧的成分，让你花费的时间有价值；又有很多运气的成分，让你可以任意挑战。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冯·诺依曼都是一个糟糕的玩家，然而这并没有阻碍他玩扑克牌。扑克游戏是终极之谜：他想要理解它，阐释它，最后破解它。他认为，如果自己能够弄清楚该如何将运气和技巧分开，该如何放大技巧的作用，并且学会缩小运气的不良影响，就可以为生活中存在的那些最大的决策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因为扑克游戏与其他游戏不同，它映射着人生。扑克游戏不是纯靠运气的轮盘赌，也不是集数学的优雅和完全的信息于一身的象棋。它和人们所栖息的世界一样，是由密不可分的运气和技巧构成。扑克游戏处在运气和技巧——人们生命中两个相反的作用力——的平衡点上。在一手牌中，在一个牌局中，在一场赛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走好运或者走霉运。运势一转，你可能会欣喜若狂；运势再转，你也许就已经出局，不管你的技巧如何，天资如何，做过哪些训练和准备。然而，说到底，运气是一个短期的朋友或敌人，而技巧则能作用更长时间。

扑克游戏除了涉及数学基础原理外，还掺杂了一些人的意图、互动、心理影响——微妙变化、欺瞒以及其他一些不一定反映真实情况但会帮助你胜人一筹的小花招。人不是理性的，信息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取的。因此，人的行为是没有“规则”可言的，只有规范和建议，而在某些宽泛的限制条件下，所有人都可以随时打破这些规范。而冯·诺依曼所感兴趣的是那些像生活一样，始终无法被清晰地规划的游戏。真实生活的基础就是竭尽所能地根据既有信息做出最好的决策，不过这些信息从来都是不完整的：你无法知道他人在想什么，就像你无法知道他人手中的扑克牌是什么样的。真实生活中不仅要建立最优决策模型，还要识别隐藏的、独特的人性，以及任何正式的建模永远都无法捕捉的变化无常和出人意料的人性。

冯·诺依曼曾选择用扑克游戏来探究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决定，当时他在为美国军队建言献策。在读到他对这一选择的原理阐释的时候，我豁然开朗。与我做过的调查和研究不同，扑克游戏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操性的，是基于经验的。扑克游戏展现的是一种最佳的人脑学习方式，并且它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换句话说，扑克游戏完全符合我的期待。

扑克游戏不是一个单一的游戏，它有很多种游戏方式，比如梭哈（Stud）、奥马哈（Omaha）、雷斯（Razz）、百得之（Badugi）以及HORSE。每种游戏方式都有一套独特的规则，不过任何一种扑克游戏的基本规范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一些扑克牌牌面朝上，所有玩家都可以看见，也就是公共牌；还有一些牌牌面朝下，只有那些拿牌的玩家才能看到牌面。你可以根据自己牌面的大小和对其他玩家牌面大小的判断进行下注（make bets）。因为能够确定的只有自己的牌面，所以你参与的是一个信息不全的游戏，必须基于自己所掌握的少量信息，尽可能地做出最好的决策。最后一轮下注结束后，最后一个尚在游戏中的玩家赢得全部赌注，也就是到最后一轮所下赌注的总额。

不过我选择继续探讨的玩法是扑克游戏中的一个特定游戏方式，恰巧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游戏方式——无限额德州扑克游戏（No Limit Texas Hold’em）。无限额德州扑克与其他形式的扑克游戏有两种差异。第一种差异体现在共同掌握的信息量和个人掌握的信息量上。在无限额德州扑克的玩法中，每个玩家会收到两张牌面朝下的扑克牌——底牌（the hole cards）。这是秘密信息，虽然我可以试着根据你的举止判断你拿到的是什么牌，但是我不能确定。我唯一能掌握的信息是在公共信息——发到牌桌中央的、牌面朝上的牌——已知的情况下你的下注模式。在无限额德州扑克中，公共牌的发牌有三步：前三张牌，叫作“翻牌”（flop），是同时发的；第四张牌，叫作“转牌”（turn），是在第二轮下注之后发的；第五张牌，叫作“河牌”（river），是在第三轮下注之后发的。总之，这时你手中有两张牌，只有自己知道，而牌桌中央有五张牌，所有人都知道，此外，还有四个押注圈（betting rounds，或称为streets），你要在押注圈中做出最好的判断，判断其他人的牌面和你的牌面相比怎么样。

有些形式的扑克游戏存在太多未知变量（其中一种扑克游戏给每个玩家五张牌面朝下的底牌），这让技巧成了不那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其他形式的扑克游戏的未知变量则太少（只有一张底牌），这过分地减少了猜测的分量。德州扑克则创造了一个尤为有益的技巧和运气的平衡。对玩家而言，两张底牌差不多是最合适的一个比例：既有足够的未知变量可以让这个游戏成为生活的模拟，又不至于让它成为一场彻底的豪赌。

让这种独特的游戏方式有别于其他方式的第二种差异体现在无限额这个概念上，这也是冯·诺依曼本人偏爱的一种方式。阿马利奥·斯利姆，当代最优秀的扑克牌玩家之一，在1972年成为世界扑克系列赛有史以来的第三位冠军，他解释道：“在有限额的游戏中，纯粹的诈唬（bluff）的力量是受限的。”因为有限额意味着你押注的具体数额是有上限的。有时，这个上限是通过赌场规则确定的，是一个任意的、不得超过的数额。有时，这个上限是通过游戏中的押注总额确定的，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底池限额”（pot limit）。无论如何，你的行动范围都是受到人为限制的。而在无限额的游戏中，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押上所拥有的一切。你可以“全押”（shove or jam）——也就是说，可以把手上的筹码一次性全部押下，放到底池中，这时游戏才会真正有趣起来。限额是给“那些胆量和蚯蚓一样大的人或那些以计算为生的‘会计师’准备的，”斯利姆说，“如果你不能‘逼近’（move in on）某人——意思是将你面前所有的筹码全都押上——那就不是真正的扑克游戏。”

正是因为这一点，用扑克游戏来比喻日常决策才显得尤为合适，因为生活中也是没有限额的：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没有额外的限制会阻止你赌上一切。什么能够阻止你在自愿的时候赌上金钱、名誉、热情，甚至生命呢？什么都不能。到了最后，除了只有自己知道的内心决定以外，生活中没有其他的规则。而且你周围的人在做各自的决定时，必须得知道：在你会赌上一切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投入多少？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边缘策略博弈（brinkmanship），它因另一位博弈论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而得到普及。在感情中，谁会先说“我爱你”，对这段感情“全押”呢？如果先说的那个人是你，你会不会被冷落呢？谁会先从商务谈判中抽身离去呢？谁会先发动战争呢？选择全押的能力，以及对周围的人都有可能全押的认知，是使得诸多决策异常艰难的关键变量。

当然，还有情绪因素。无论是在扑克牌桌上还是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风险会像全押那么大：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它可以让你的筹码“翻倍”——也就是，赢得最多筹码，使现有的筹码数翻一番——也可能让你因此出局。你可能会做成有生以来最好的一单生意，也可能会破产；你可能会找到共度一生的伴侣，也可能会在情感上受到伤害。与生活一样，无限额扑克牌也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世界扑克系列赛冠军通过无限额德州扑克赛来角逐，这一点绝非偶然。而我选择这种游戏方式也绝非偶然，如果想在生活中做出最好的决策，那么不如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替代物来进行练习。

在选择了要玩的游戏之后，你还要再做一个选择：玩现金游戏还是锦标赛？在现金游戏中，每一个筹码都有现金值。你支付一定金额买入（buy in）一个游戏，比如你支付100美元，就会获得100美元的筹码。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选择通过支付相应数额的现金增加你的筹码额，也可以在任意时间选择抽身离去。如果输掉了所有的筹码，你还可以选择重新买入，重新开始新的牌局。此外，赛制是保持固定的。如果你买入的是一个1美元或2美元的现金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在看牌之前，你必须要放入底池的盲注或者强制押注是1美元的小盲注（small blind），或2美元的大盲注（big blind）——那它永远都是一个1美元或2美元的游戏。你不会一转身发现该自己下大盲注的时候，大盲注的额度涨到了5美元。

在锦标赛中，筹码的价值则是相对于其他玩家的筹码价值而言的：它们只是一种记分形式。你花100美元买入，可能会得到10 000个筹码或者200个筹码，这并不重要。每个人获得的筹码数量是一样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积累筹码，最后的赢家持有全部的筹码。如果没有了筹码，你就出局了。在锦标赛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在比赛中走得更远。至于盲注，则显示在预先确定的一览表中。因此，虽然在开始的时候，盲注标准可能是1/2，但是在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后，又或者赛制规定的任意时长之后，盲注标准可能增加到2/4、4/8，等等。突然间，你筹码的价值下降了，因此你必须得赢得更多的底池，否则很快就会失去筹码（blind out），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所有的筹码都用来支付强制押注或盲注了。

这两种组织方式创造了非常不同的游戏方式。现金游戏相当于《战争与和平》，你都读了1 000页了，还是不明白战争是怎样平息的，虽然你可以尝试快速翻着往后看，但是事件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展开。而锦标赛在本质上更像莎士比亚风格的戏剧，你还没看到第三幕呢，剧中人物就已经死了一半了。如果你想要迅速地纵览一下生活，就应该选扑克锦标赛。我选的就是这个。

受冯·诺依曼的启示，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阅读关于扑克游戏的书目，看最优秀的职业玩家玩牌的视频和听牌局评论，然后开始认真地想：我最终真的能在扑克游戏中找到一种方式，克服自己在嘈杂的日常生活中、在试图将运气和技巧分开时常有的无力感，并且学会控制这种无力感吗？扑克游戏能帮我的丈夫弄清楚接下来的职业规划吗？能让他弄清楚什么时候该立即下场而不是坐等最好的牌到手吗？它能帮助我想明白什么时候该放弃医疗咨询吗？能让我想明白在计划今后的开支时该怎样处理随之而来的账单吗？它能帮助我的母亲平衡一下当前不利的处境、让环境于她有利吗？它能帮助我规划职业生涯，使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吗？我决定试着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