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纪泽（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

字谕纪泽儿：

吾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太湖县途次痛闻吾母大故，是日仍雇小轿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写京中家信料理一切，命尔等眷口于开吊后赶紧出京。二十六夜发信，交湖北抚台寄京。二十七发信，交江西抚台寄京。两信是一样说话，而江西信更详。恐到得迟，故由两处发耳。惟仓卒哀痛之中有未尽想到者，兹又想出数条，开示于后：

一、他人欠我账目，算来亦将近千金。惟同年鄢勖斋（敏学），当时听其肤受之愬而借与百金，其实此人并不足惜（寄云兄深知此事）。今渠已参官，不复论已。此外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从前黎樾翁出京时亦极窘，而不肯索穷友之债，是可为法。至于胡光伯之八十两、刘仙石之二百千钱，渠差旋时自必还交袁亲家处，此时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间有借我者，亦极窘，我亦不写信去问他。

一、我于二十八、二十九在九江耽搁两日，雇船及办青衣等事，三十早即开船。二十九日江西省城公送来奠分银一千两，余以三百两寄京还债，以西顺兴今年之代捐贡银及寄云兄代买皮货银之类皆极紧急。其银交湖北主考带进京。想到京时家眷已出京矣，即交寄云兄择其急者而还之。下剩七百金，以二百余金在省城还账（即左景乔之百金及凌、王、曹、曾四家之奠金），带四百余金至家办葬事。

一、驮轿要雇即须二乘，尔母带纪鸿坐一乘，乳妈带六小姐、五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则道上与众车不同队，极孤冷也。此外雇空太平车一乘，备尔母道上换用。又雇空轿车一乘，备尔与诸妹弱小者坐。其余概用三套头大车。我之主见，大略如此。若不妥当，仍请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为定准。

一、李子彦无论中否皆须出京，可请其与我家眷同行几天。行至雄县，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甚绕也。到清江浦写船，可请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湖广划子二只亦可。或至扬州换雇红船，或雇湘乡钓钩子亦可。沿途须发家信。至清江浦托郭姻伯寄信，至扬州托刘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托陈姻伯，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至湖北托常太姻伯寄，以慰家中悬望。信面写法另附一条。

一、小儿女等须多做几件棉衣，道上十月固冷，船上尤寒也。

一、我托夏阶平老伯请各家诰封：一梁献廷、一邓廷楠、一刘继振三教官。我另有信与阶平兄，尔须送银十二两至夏家去。至家中请封之事，暂不交银，俟后再寄可也。

一、御书诗匾及戴醇士、刘云所写匾，俱可请裱匠启下，卷起带回。王孝凤借去天图，其底本系郭筠仙送我的，暂存孝凤处，将来请交筠仙。

一、我船一路阻风，行十一日，尚止走得三百余里，极为焦灼。幸冯树堂由池州回家，来至船上与我作伴，可一同到省，堪慰孤寂，京中可以放心。

一、江西送奠仪千金，外有门包百金。丁贵、孙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金，尚存四十金。将来罗福、盛贵、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八九两。渠等在京要支钱，亦可支与他。渠等皆极苦也。

一、松竹斋军机信封五寸长者、六寸长者、七寸长者三等，各为我买百封并签子。

一、我写信十余封至京，各处有回我信者，先交折差寄回。

一、我在九江时，知府陈景曾、知县李福（甲午同年）皆待我极好。家眷过九江时，我已托他照应，但讨快不讨关（讨关免关钱也，讨快但求快快放行，不免关税也）。尔等过时，渠若照应，但可讨快，不可代船户讨免关。

一、船上最怕盗贼。我在九江时，德化县派一差人护送，每夜安船后，差人唤塘兵打更，究竟好些。家眷过池州时，可求陈姻伯饬县派一差人护送。沿途写一溜信（上县传知下县，谓之溜信），一径护送到湖南，或略好些。若陈姻伯因系亲戚避嫌不肯，则仍至九江求德化县派差护送。每过一县换一差，不过赏大钱二百文。

一、各处发讣信，现在病不知日，没不知时，不能写信稿，只好到家后再说。（八月初八日蕲水舟中书）

沿途寄家信封面写式：

内家信，敬求加封妥寄至湖北巡抚部院常署内转，求速递至湘乡县前任礼部右堂曾宅开拆为感。某月某日自某处发。（家眷不出京，此式不用了。此后写信，但交顺天府马递至湖北抚署转交我手便是。十二夜批。）

（此信写后，余于十二日至湖北省城晤常世兄，备闻湖南消息，此后家眷不出京，我另写一信，此信全用不着了。十二夜批。）

余于初八日在舟中写就家信，十一早始到黄州。因阻风太久，遂雇一小轿起旱。十二日未刻到湖北省城。晤常南陔先生之世兄，始知湖南消息。长沙被围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胜悲痛焦灼之至。现余在武昌小住，家眷此时万不可出京，且待明年春间再说。开吊之后，另搬一小房子住，余陆续设法寄银进京用。匆匆草此，俟一二日内续寄。

涤生字（十二日夜在武昌城内）

评点 再嘱应办事宜

十天后，曾氏在湖北蕲水船上，又想起了一些赶紧应办的事。再过几天，他上岸进了武昌城，因时局有了变化，原来的某些想法不得不改变，于是又有了这封发自湖北武昌的家信。

正在曾氏为银钱一事而焦虑的时候，一笔意外的大收入让他大大地舒了一口气。本来，曾氏将江西的乡试主持完毕，他可以得到包括程仪和谢师银在内的大约二千两银子的进款，这对于一直处在扯东补西过日子的礼部侍郎来说，是巴望已久的事。但因为母亲的去世，主考做不成了，这二千两银子也就得不到了。不料，走到江西九江的时候，遇到了及时雨：省城公送来奠分银一千两。可以想见曾氏当时接到这笔银子时，心里是如何充满感激之情的。由“公送”二字可知，这笔钱很可能出自江西省筹办壬子科乡试的公款。这自然是笔额外的开支，因为曾氏的正主考的缺得另有人来补，此人该得的钱还得给他，但从一个省的闱款中挤出一千两来，还是有办法的。显然，这是当时官场中惯有的慷慨——借百姓的血汗钱来结私人的情——的一种表现方式。

在信中所交代的十余件事里，我们除再次看到曾氏虑事的细密周到的个性和对妻儿的关爱深情外，还可以感受到他的怜贫恤苦的品性。他首先嘱咐儿子的是，尽管家中此刻亟需钱用，但对那些借钱的朋友万不可索取，因为他们都是光景甚窘之人。至于那些留京候下科会试的欠钱举人们，更是清苦异常，他们即便送钱来也要退还。他对儿子说，既然自己不能还清别人的债务，反过来又逼穷友还债，这种做法是不恕。

此处所传达的，不仅是曾氏在叫儿子办事，更是在向儿子传授做人的准则。儒家学说的核心，一为忠，一为恕，即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释为：尽己之为忠，推己之谓恕。在孔子看来，忠恕是达到仁的最重要的途径。曾氏抓住这个机会，以自己处理债务的做法为例子，告诉儿子什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

世上许许多多的家长在教育儿女的时候，也是可以说出成套大道理的，但在处理与个人利害攸关的事情时，却又不能以大道理来约束自己。这样的家教显然缺乏力量。常言道身教重于言教，既以己身行事为实例，又从中抉出普遍的大道理来，将会使儿女感受更深，获益更大。这或许是曾氏家教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氏原来叫家眷在开吊后尽早出京，到了武昌见到常南陔的儿子，方知湖南已处于兵凶战危之地，于是改变了主意，叫“家眷此时万不可出京，且待明年春间再说”。

常南陔是谁？他原来就是湖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大人，名大淳号南陔，湖南衡阳人。因为同是湖南老乡，故曾氏路过武昌时就住在他的节署里。不料四个月后，太平军攻克武昌，这位常抚台便投井自杀了。

湖南这时的情形究竟如何呢？

太平军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两个月后，太平军首领洪秀全自封天王，定国号为太平天国。再过半年，太平军打下永安，洪秀全在此正式建立国家政权，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又制定了一套较为严格的组织制度。太平军得到广西民众的拥护，很快壮大起来，广西的政府军队不是它的对手，朝廷派下的钦差大臣也无济于事。虽在攻打全州时，遇到挫折（南王冯云山死于此役），但还是顺利地冲出广西，进入湖南，一路势如破竹般地打下道州、永明、江华、郴州，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兵临省垣长沙城下，司令部驻扎在南门外妙高峰上。太平军与守城清军在南门一带多次展开激烈的战斗，西王萧朝贵便在此中炮，不久伤重而亡。洪秀全亲督部队奋力猛攻，然围城八十余天，终不能下长沙。太平军从广西打到湖南，一路顺利，节节得手，却没有想到长沙城如此顽固，于是放弃长沙，沿湘江北上，果然又恢复了势如破竹的局面，相继拿下岳州、武昌、九江、安庆，于咸丰三年二月进入南京城。于是改南京为天京，将太平天国的首都定于此。当然，这是后话了。曾氏来到武昌的时候，正当太平军围攻长沙城之际，湖南全省到处布满了太平军，往日宁静的三湘四水，眼下正是一片刀枪厮杀的战场。

手无缚鸡之力的曾氏，面对着凶危的旅途，不免胆怯起来。他决定在武昌小住一个时期，暂时避一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