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王牌导演

本周二《火光》首映礼俘获地球人。

——《亚利桑那共和报》头条

一辆豪华轿车停靠在剧院的华盖下，一束追随而来的聚光灯掠过凤凰城闹市的夜空。导演和演员们缓步下车，四周的镁光灯频繁发出刺眼光芒。剧院内观者如市，期待着一部“科幻史诗巨作”的世界首映。在接下来的2小时15分里，这位美国艺术家将带领观众沉浸于前所未见的奇幻场景——从天而降的神秘火光劫掠人类至外星动物园。当美好的一夜接近尾声，凤凰城小剧院以每人75美分票价售出的票房，足以使这部影片赢利。

那天是1964年3月24日，那部电影名叫《火光》。影片的制作成本不足600美元。然而这是一名高三学生自编自导的第一部电影长片，这名高中生正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这个早熟的17岁少年在片尾的演职人员表中将自己署名为“史蒂夫”而非“史蒂文”，不过他的一些同学经常嘲笑地喊他“斯皮尔虫[2]”。据史蒂文回忆，那些年里他可能确实看上去像个“书呆子”或“软骨头”，但拍电影的事已经令他扬名凤凰城。他的母亲骄傲地称他为“塞西尔·B.戴斯皮尔伯格[3]”。成长于持续扩张的欧裔新教徒郊区，这个犹太孩子总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一样”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于是拍电影便成为其寻求社会接纳的一种方式。这一拍便是着魔般的七年多，这种近乎偏执的投入几乎让斯皮尔伯格忘记了学业、恋爱和运动，以及其他青少年时期该有的正常追求。

“那时我是一个对一种爱好倾注满腔热血的男孩，但这种热情逐渐失控，并在某种程度上耗尽了我的生命，”多年后，史蒂文如是说，“……我发现了一件我能做的事情，人们会对它感兴趣，也会对我感兴趣。在拍完我的第三或第四部8毫米短片后，我知道这将成为我的毕生事业，而不仅仅作为一种爱好。”

史蒂文的小学同学史蒂夫·萨格斯忘不了七年级的某天，他接到一个他与史蒂文共同好友打来的电话，对方问他：“斯皮尔伯格正在拍一部电影，你想加入吗？”那是一部关于二战的电影，名叫《战斗机小队》。

史蒂夫·萨格斯当时是校队的运动员之一，他与斯皮尔伯格并不熟：“我对他的才华水平一无所知。他一点儿也不擅长运动，也不像是个聪明的孩子。表面上看，我们每天在学校朝夕相处的六到八小时里，他没有任何过人之处。我担心他会让他的手下站出来指挥我们，让我们在电影里扮成女孩。”

“我去了斯皮尔伯格家，他父亲开车载我们去了机场。史蒂文居然设法弄来了一架战斗机和一架轰炸机！他拍了一段我在战斗机上中弹、嘴里喷出番茄酱的镜头。他手里有份拍摄脚本，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不是男孩子们出去胡闹，他非常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他是个有点书呆子气的孩子，不是那种酷酷的家伙；但他一到外面，突然就变成了掌控全局的人。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如此不同，就连我这个七年级的学生都对此印象深刻。他把所有的橄榄球队员和聪明人都聚集在一起，指挥他们怎么做。而一小时前，在家里或在学校，他还是那种任人欺凌的软骨头。”

“这太神奇了，让我大吃一惊。就好像你听到一个书呆子在弹钢琴，突然间这个呆子就变成了范·克莱本[4]。”

凤凰城的人很快开始对这位年轻的电影制作神童关注有加。当地电视新闻摄制组对斯皮尔伯格拍摄的40分钟二战题材电影《无处可逃》（完成于1962年）进行了报道，该片在州级业余电影人大赛上荣获一等奖。1963年12月，《亚利桑那共和报》用两篇文章和数张照片报道了《火光》的摄制过程，并称赞他为“少年版塞西尔，一个受人尊敬且秉持专业态度的业余电影爱好者”。

“我们都很支持史蒂文的爱好，”他的母亲莉亚对《亚利桑那共和报》说，“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他朋友们的父母也能知道，这些孩子都跑去了哪里——他们不是在中央大道上闲逛。”

在《火光》中，莉亚总是开着那辆被淘汰的军用吉普车在城里转悠，格外显眼。她有时会用头盔遮住金色短发，在儿子的战争电影中扮演一名德国士兵。“我们家就像个摄影棚，”她回忆，“我们真的在努力为他工作。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会像疯了一样唠叨你，把你的生活数落得一文不值。史蒂文就是这样导演一切的。不仅是他的电影，还有他的生活。他指挥我们全家……他在学校是个糟糕的学生，但我从来没想过他将来会怎样。如果我当时想过这些，很可能会为他的前途而感到担忧。”

莉亚对缺乏学习兴趣的儿子非常宽容，经常允许史蒂文待在家里假装生病，这样他便得以剪辑自己的电影。为了让母亲相信自己生病，史蒂文只需要“把温度计放在灯泡上，并把电热毯盖在脸上”——在《E.T.外星人》中，他让亨利·托马斯扮演的埃利奥特捉弄母亲时也是用的这个伎俩。史蒂文的父亲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是一名计算机工程领域的先驱，他对史蒂文对待学业的态度感到沮丧。“我唯一做错的一件事，”阿诺德谈道，“就是试图哄骗他成为一名工程师。我劝他：‘史蒂文，你得学数学。’他抱怨：‘我不喜欢数学。’他会让我帮他做化学作业。他甚至从来不做那些该死的化学实验，他只用放学回家对我说：‘爸爸，我要填这个实验表。’我会说：‘你没有任何数据，我怎么知道你得到了什么结果？’所以我只好试着为他重做这个实验并填写答案。第二天他从学校回来告诉我：‘天哪，爸爸，你不及格！’”

“莉亚意识到他确实不适合搞科学。她安慰儿子：‘史蒂文，我以前也有两次化学不及格。不要再尝试了。’大约一年之后，我放弃了。他告诉我：‘我想当导演。’我回应道：‘好吧，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导演，你必须从基础做起，必须先做一名打杂工，然后一步一步向上爬。’他说：‘不，爸爸。从我拍第一部片子起，我就要当导演。’而他确实这么做了，这让我大吃一惊。那需要很大的勇气。”

阿诺德资助了《火光》以迁就他叛逆的儿子。他还帮史蒂文设计了微缩布景，为史蒂文在摄影棚（他们家的车库）里拍摄的场景布置灯光，并为精心设计的移动镜头打造了一台移动摄影车。移动镜头当时已经成为斯皮尔伯格影像风格的标志。史蒂文也让他的三个妹妹安妮、苏和南希参与了《火光》的拍摄。安妮担任场记，南希扮演了被外星人绑架的小女孩这一关键角色，她们三人还要在车库内的吉普车引擎盖上蹦蹦跳跳，让吉普车看起来像是在夜晚驼峰山周围的沙漠中飞驰。

尽管年龄小，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野心却很宏大。在拍摄《火光》时，他便告诉小伙伴们：“我立志成为科幻片界的塞西尔·B.戴米尔。”

由于如此沉迷于拍电影，他的老师、同学和邻居们都认为他是个“怪咖”或“蠢货”，但“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说他爱吹牛”，他的高中好友里克·库克回忆道：“很多人对他获得的机遇持怀疑态度，但我认为没有人会不赞同他会为此而拼尽全力。”

《火光》首映时，少年斯皮尔伯格已经踏上自己的逐梦之旅。他遇上了环球影业的一位前辈，这位前辈意识到斯皮尔伯格作为一名电影人的非凡潜力，还为《火光》的拍摄提供了建议，并热切地期待有机会一览成片。斯皮尔伯格把《火光》看作是通往好莱坞导演的敲门砖。他希望说服环球影业支持他把自己的科幻故事搬上大银幕。尽管环球影业5年后将跟他签订一份导演合约，那也是在他当过电视行业学徒并导演了当时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影片《大白鲨》之后。他也由此得以从另一家制片厂筹集到1900万美元，用于拍摄《火光》的升级版影片——《第三类接触》。

成为一名专业电影人之后，斯皮尔伯格便公开贬斥《火光》为“5部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电影之一”。但是，对于1964年参加凤凰城首映式的所有人来说，斯皮尔伯格非比寻常的职业前景是显而易见的。“《火光》跟那些深夜档电视观众爱看的科幻电影水平相当，尽管这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批评，”《亚利桑那共和报》的评论员拉里·贾勒特写道，“这部电影的情节、动作和基本素材都有可取之处，不像好莱坞影片中的一些所谓的‘科幻’那么遥不可及。”

20世纪60年代末，斯皮尔伯格曾邀请与自己合作过《E.T.外星人》《紫色》和《太阳帝国》等影片的摄影师艾伦·达维奥观看《火光》。“《火光》没有超出你对一部出自小孩之手电影的期望，包括其中的表演等方面，但是天哪！有些尝试是如此大胆！”达维奥说，“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影片的特效——他对此非常用心。他用弄皱的铝箔纸和碎果冻在厨房桌子上做出的效果令人惊叹。”

斯皮尔伯格自我推销方面的敏锐天赋在其少年时期便已充分显现，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当时和现在一样，他的这种天赋被他表面上看起来的害羞、谦逊和顺从深深隐藏。凤凰城的人们至今仍然用肃然起敬的口吻谈论着斯皮尔伯格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口才，弄到一架真正的喷气式飞机并获得许可在医院和机场里拍摄《火光》的。

“他拍摄《火光》时，需要进入一家医院，”他的父亲说，“他来到凤凰城的浸信会医院，说服他们给他一间病房。他借来氧气罐之类的东西，并把一个女演员安置在床上，给她戴上氧气罩。这一切全靠他自己完成，我根本没有帮他。他问：‘我该怎么做？’我说：‘给医院办公室打个电话问问。’‘好的。’他又问：‘可我怎么爬上一架飞机呢？’我说：‘你直接到（天港）机场[5]，问问美国航空公司，你是否可以在飞机着陆后再次起飞前，借用飞机大约10分钟。’他居然征得了他们的同意！”

“我只是给他一些提示，但他会自己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帮他去问，他就不是真的亲力亲为。他比我更有勇气，如果换作是我，我会说：‘哦，他们会拒绝你的。’此外，他上过报纸，在凤凰城还算个后起之秀，他又是个聪明的孩子。所以人们理解他，也非常愿意合作。他有些特殊的过人之处，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尝试，也有这样做的决心。”

贝蒂·韦伯的女儿贝丝和珍曾参与《火光》的拍摄，她还让史蒂文在她家拍了部分镜头。贝蒂是凤凰城非营利性小剧院的一名志愿剧务，她说服剧院董事会成员为首映式捐赠了设备，并在当地报纸和广播电台大肆宣扬这位年轻导演的事迹，还在《亚利桑那共和报》上安排了照片的刊登，确保《火光》的标题出现在全城各大商家的广告牌上。影片的女主角贝丝·韦伯负责油印当晚分发给观众的节目单。而把史蒂文和演员们带到剧院的豪华轿车是由其中一位演员的父亲提供并亲自驾驶的，这位父亲在当地拥有一家酿酒厂。聚光灯则是从附近的一家购物中心借来的。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帮史蒂文为这部电影播放了复杂的音轨，莉亚·斯皮尔伯格爬上梯子将儿子生平第一部故事长片的名字悬挂在剧院的告示牌上。她这么做的时候心中在想：“这真是个不错的爱好。”

1964年3月那个胜利的夜晚标志着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成熟。他作为电影人的首次亮相也是他对亚利桑那州童年时光的道别。首映后的第二天，他和家人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他告诉当地媒体，他希望在高中毕业前的暑假去环球影业工作，之后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学院就读。

拍电影“在我身上生根发芽”，史蒂文宣称：“我无法摆脱它。我想写电影剧本，但我更喜欢当导演。我唯一确定的是，我已经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现在不能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