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一个公正、完善和良性社会的深切渴望是贯穿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之一。如何在世俗而不完美的世界中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是这个梦想反复遭遇的挑战。对于每一种乐观的愿景（柏拉图的《理想国》，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美国理想——《论自助》，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阶级社会，以及斯金纳的《沃尔登第二》），都有反对的实用主义者，甚至是愤世嫉俗者的怀疑论（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塞缪尔·巴特勒的《乌有之乡》）。不可避免地，这样宏伟的愿景与人性固有弱点的严酷现实发生碰撞。固然这些弱点是古老的驱动力。
今天，西方社会正在上演同样的悲惨斗争，西方启蒙运动的民主统治理想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持续不断的科学发现正在逐渐破坏关于人类理性和完美性的许多基本主张，而迅猛发展的技术变革以及全球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压倒了民主制度有效统治的能力，并最终击溃其合法性。曾经无懈可击的选举流程已经被破坏，神圣的制度性审查与制衡机制也被规避。“监管之人，谁人监管？”（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这个古老的问题依旧像几千年之前那样困扰着人类。
对于如何设计有效的自我治理这个基本问题，本书的许多作者（即使不是大多数）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回答。我们该如何设计更有效透明、更负责任且自我修复的制度？随着个人和公共生活日益充斥着来自传感器和计算设备的数据，并受其塑造，“数字的”和“有形的”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从商业和治理再到教育和社会生活，我们正在迅速进入一个沉浸式数据社会生态。
这种转变不仅带来了重新思考和重新设计基本制度的新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是一种新的当务之急。我们的民主国家在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扩展而有效的政府方面所面临的看似棘手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治理结构不完善造成的。18世纪发明的制度已无法应对全球即时通讯、数据驱动式商业、自组织虚拟社区和非国家数字货币等21世纪的社会现实。社会诸多基本功能的虚拟化、大数据的兴起，以及无处不在的计算，本质上要求我们为所有类型的人类互动和治理设计新的规则，或者能设计新型的自我执行的社会契约就更好了。
创造和交换货币的新方法以及核实“数字资产”的身份并将其货币化的新方法都呈爆炸式增长，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能体现这种过渡。曾经需要中央银行或主权机构的权威才能做到的，现在可以通过开放的、分布式密码算法来实现。国家边界、传统法律制度和人工干预越来越没有实际意义。比特币对银行业的挑战与火人节对社会习俗的挑战并非孤立现象。它们预示着所有人类事务的实施与治理方式都将必然发生变化。它们还指向了新的治理制度类型，个人与社区更具参与性的新作用以及新的道德规范与世界观。
能够即时且无成本地验证并安全清算交易的比特币作为一种先锋数字货币的崛起，不过是对传统制度（不只是金融制度，而且是所有行业的成熟制度）的持续攻击中的首次冲锋。它的效率、便利性、问责制和亲社会潜力实在太大。比特币本身是否能继续存在，抑或是持续的大规模社会和经济试验中的第一轮，这还要拭目以待。
很明显的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高度分布的自治基础设施，它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最基本规则之一——对身份的正式承认和管理、资源的获取权以及风险管理。在这种新的数据生态中，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数字资产”——身份、货币、证券、合同、抵押、衍生品、商品、服务、奖励、基因组、许可证、头衔、证书，等等。这些资产的身份、价值和安全性可以通过各种复杂的新的认证和加密方法来验证，例如OpenID Connect、OAuth 2、“零知识证明”、拜占庭容错（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默克尔树（Merkel Trees）和同态加密——为全新形式的社会和市场交换打开了大门。
这种“万物数据化”已经对现有的政府、商业和国际关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毕竟，当所有重大的数字交易和行为都能被记录和监控时——而现有制度证明不具备条件提供可靠、透明的治理和问责制——人们自然希望开发新形式的数字化监管和治理方式。新的数字平台支持“基于性能”的监管和治理，能够使用政府认可的算法和API提供更有效、更不易腐败的实时监督，而不是诉诸繁琐而无效的监管和干预形式，比如“通知与同意”、“不收集”清单和“数据保留”指令等。
互联网的这种新的“数字资产生态”与其之前的“内容和社交媒体”截然不同。在社交媒体中，侵犯隐私往往被轻忽为现代生活不可避免的代价或无关紧要的事情——所谓“忘了它吧”事件。但如今，互联网已成为各种形式的健康、国防、金融、交通和主权互动的关键基础设施。因此，在为中央银行验证和运送数万亿美元资金或在控制人员、卫星和无人机等军事资产时，隐私与安全具有全新的意义、严重性和紧迫性。缺乏隐私——即不必要和不合法的监控，以及对可信连接、控制、关系和制度的破坏——并非可随便处理的事务或“忘了它吧”事件。它们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主权以及支柱机构的信任和财富，从而可能激发赤裸裸的“动力”力量的行使。
物质的与数字的在新的数据生态中的融合，为设计和测试新型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当局与企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与其让必要的制度职能（例如证照审核、注册、认证、授权、管理监督、审计、执行、纠纷解决、造市和清算）成为依赖于人类的实体流程，事实上现在有可能，甚至有必要，将这些流程数字化、算法化、自主化、透明化和自我纠正化。这种改变不仅为解决“监管之人，谁人监管”的问题带来希望，而且有可能解决涉及集体行动、声誉完整性、系统风险监督和机密数据的受保护共享等广泛的体制方面的挑战。
当传统的治理制度和机制被嵌入数据生态中时，许多形式的腐败、串通、欺诈、搭便车、欺骗和胁迫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政策和实践的“机制设计”来解决。这些自治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或者至少减少这些失败的发生。迄今围绕着监督、公平代表制、规则制定和裁决的所谓棘手的“政治问题”，现在可以用具有高度集中、独立而负责任的人类监督的算法和软件代理来取代，或至少作为补充。
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度设计和监管设计方面的挑战变成了“以表现和证据为基础”——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或服从于隐藏的特殊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与治理机制的设计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技术类别，它是可复制的、可测试的、可扩展的，并且可能受益于摩尔定律（Moore's Law）的“魔力”。难以想象在未来，治理不再被视为不可避免的成本和失败的根源，而是一个受技术创新约束的可变成本，而且其本身就是价值的创造者！
总部设于波士顿的Institute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y Data-Driven Design（简称ID3）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从事研究与教育的独立的501（c）（3）非营利性组织，隶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ID3的使命是通过研究、教育和开源服务平台Open Mustard Seed（简称OMS）的支持来开发一个开放的数据生态系统。这项努力力求通过给予个人和群体更大的数据控制权，以及在全球部署新一代可信、去中心化、自主组织和机构的能力，来解决现有制度在基础设施和治理方面的严重局限。
本书的计划
本书集合了18位不同作者的贡献，其中许多人自三年前ID3创立之初就参与其中。大多数投稿人参加了去年在新罕布什尔州杰斐逊市举行的务虚会，探讨和辩论了本书谈到的许多主题。在这次务虚会上，与会者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目标感和愿景，这些都反映在名为《Windhover转型》（“The Windhover Transition”）的数字宣言中（参见本书结语）。该宣言以John Clippinger位于附近的农场命名。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代表了关于一个新的数字生态可能如何演变的三种基本观点。第一部分，“绘制数据新生态”，提供了一个介绍性框架，用于了解分布式计算的威力、大规模参与的增长以及大数据作为标准元素的兴起——所有这些正在汇合起来，以创建新型的制度、治理甚至人类身份。
第二部分，“数字货币是社会变革的工具”，探讨了从这些趋势中产生的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本书在这一部分描述了补充货币的重要性、比特币的意义，以及目前正在出现的其他具有潜在变革作用的货币，包括Ven币、建议非洲创造的Impala货币以及旨在促进环境改善的绿色币（Green Coin）。
最后，第三部分，“开放社会的开放体系架构”，探讨了在建设一个开放、稳定、强健而有利于创新的未来时必须解决的一些概念性和技术设计问题。本部分的文章以前两部分的逻辑为基础，解释了整体系统设计（“合弄论”）的重要性，共有资源自治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ID3开发的新软件平台Open Mustard Seed如何试图让用户能够控制自己的数据并构建自己的可信治理系统。
数据的新生态
虽然传统的启蒙观念认为理性的个人是民主政体与经济的基本单位，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以下简称“MIT媒体实验室”）人类动力学小组的Alex “Sandy” Pentland教授在他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社会行动和选择还有其他来源，这对许多核心启蒙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和质疑。
在第一章中，Pentland使用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分析移动社交网络上的语音、文本和面对面交互，并指出，人类学习和集体行动往往更多地受到同伴和同事的影响，而非“理性”或“个人选择”。Pentland目前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社会物理学”，其目标是确定支配集体行为和学习的规则与“规律”。
这些问题非常及时，因为全球已经见证了对等软件、服务和其他活动的显著增长。正如我在第二章“为什么自治很重要”中所概括的，有一种我称之为ODESS堆栈（The ODESS Stack）的新生代服务和协议，ODESS代表“开放式—分布式—新兴的—安全的—自我反省的”。ODESS模式的软件和服务非常受欢迎，因为它们不需要外部的制度权威——即易腐化的人类第三方——就能够有效运行。相反，它们是“自省的”，因为它们本身包含必要机制来托管、验证和清算交易，以及自我审查与自动纠正错误和违规行为。它们的设计可以防止它们违反自己的操作政策，因而对外部操纵和入侵有很强的抵抗力。
这个主题在David Bollier和John Clippinger合著的第三章“互联网的下一次巨大冲击：权威与治理”中得到进一步探讨。这篇文章的核心是David Reed先生的见解，即在互联网等开放网络上，日渐更加协调一致的团体，或Reed所谓群组创建网络（Group Forming Networks，简称GFN）会产生更大的价值。曾在MIT媒体实验室工作的Reed认为，价值创造的最低层次出现在基于“最佳内容”的广播模式，而以拥有“大多数成员”的集体为基础的对等交易网络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水平。Reed说，最有价值的网络是那些促进团体关系的网络。
如果我们将Reed思想的逻辑应用于当代环境，那么很显然，释放网络上储存的巨大价值的最佳方式是开发可以促进GFN的工具。正如Bollier和Clippinger所写的：“这将是互联网带来的下一次巨大冲击。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开发一种网络架构和软件系统，能够用以用户为中心的可扩展方式建立信任和社会资本。”帮助互联网实现其真正增长和价值潜力的一个好方法是采用新的认证和治理机制。Bollier和Clippinger提出共有资源管理的八项设计原则作为起点，这些原则是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研究这种治理形式数十年之后所确定的。
这个主题——自治原则，或“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也再度出现。最显著的是在Peter Hirshberg所著第五章中关于火人节历史的部分，以及Jeremy Pitt与Ada Diaconescu合著的第十二章“共有资源的算法治理”。根据奥斯特罗姆的设计原则，任何成功的共有资源必须能够明确其社区和治理的界限，使治理规则与当地需求和条件保持一致，并确保受规则影响的人能够参与修改规则。其他原则还包括——人们必须能够监督规则的遵守情况，制裁搭便车者和规则破坏者，并提供解决争端的低成本系统。
正如开篇几章所表明的，开放网络的新环境非常重视人们之间的关系模式，而不仅仅是交易模式。在更透明的易变化的环境中，社区文化的特性具有更大的意义。在第四章“新一代工匠文化”中，Maurizio Rossi指出：“每个人都在成为一个更大社区中的同伴——利用各种平台经营各种各样关系的个体生产者和企业家——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机器的关系。”
Rossi认为这有助于复兴手工艺文化Mestieri。在他的家乡意大利，由于对工艺和高级设计的重视，手工艺文化依然兴旺发达。他认为工匠文化变得“超级高效，更不用说对客户友好了，因为它的设计、生产和零售都将利用开放网络带来的模块化优势”。Rossi还认为品牌塑造也在变化，变得不那么专有而封闭，而是更为开放——不是由公司独家拥有，而是属于“工匠、公司、供应商和客户的协作社区，所有这些人都参与到共享的生态系统中”。他声称：“开放品牌将具有社会真实性——信誉和深度——这在当前很少与品牌产品联系在一起。”
文化在新的自治模式中的重要性也在Peter Hirshberg引人入胜的关于内华达州沙漠中举行的火人节的介绍中得到强调。已有28年历史的火人节目前每年吸引世界各地6万多人来参加这个为期一周的扎营和狂欢活动，并参与建造一座“快闪城市”。Hirshberg记述了火人节从混乱的“疯狂的麦克斯”式的无政府状态，演变为强大的、繁荣的变革型社区的过程。这个社区正在影响着“现实世界”中各种城市设计和自治的创新。
创始人Larry Harvey说：“我们拒绝了枪械，设置了接待员，重组了游骑兵队并改变了他们的用途，建立了街道网，规范了交通，增加了人口密度，并给了每个人一个地址，这些措施使得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互动。主题营增加了两倍，村庄兴旺起来，整个社区开始活跃起来。”
尽管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无政府主义社区，但火人节也认识到高度集中规划和共享文化在促进分散参与蓬勃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火人节的十大原则宣布了彻底包容的重要性，无条件馈赠的文化，去商品化与非商业主义的伦理，彻底的自力更生，激进的自我表达和公民责任，从而为那些希望重建世界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数字货币是社会变革的工具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数字货币在当代生活中的急剧增长。比特币最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但从瑞波币（Ripple）到Ven币再到M-Pesa的许多其他数字货币对此也有所反映。
虽然新型货币可能具有破坏性，并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麻烦（例如比特币的洗钱能力），但它们也开创了一些新的、更有效且更具社会建设性的交流机制。
在第六章“货币的互联网”中，现任花旗战略顾问并曾在IBM负责创新和战略业务的Irving Wladawsky-Berger对数字货币现象及其引发的监管和商业问题做了精彩的介绍。这些新型货币在使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和分布式架构来“分散信任”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这些资金不需要第三方机构来担保货币本身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但这也造成了令人烦恼的政策问题，因为新型货币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资产类别——数字资产，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估值和交换。
监管机构面临着如何对数字货币进行分类的挑战。一方面，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将比特币归类为一种财产和资产，其价值的增减必须申报并缴纳相应税款。考虑到比特币自诞生以来波动性非常大，这种分类使得将比特币作为支付货币变得不现实。另一方面，负责货币监管的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 Department）则将比特币归类为货币，因而要求它遵守“了解你的客户”（KYC）和反洗钱（AML）的规定。比特币似乎遭遇了两种分类中最糟糕的部分！
现有货币体系需要时间和独创性来适应新来者，但正如Bernard Lietaer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应该欢迎世界经济出现的货币多样化。Lietaer在第七章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在货币这样的复杂流动系统中，效率必须与弹性保持平衡（弹性是指适应环境变化并经受严重破坏的能力）。这是可持续性的精髓。
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单一货币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过度关注效率会造成曾在历史的每个繁荣和萧条周期中反复出现的那种泡沫经济……”。Lietaer指出，如果我们把全球货币体系看作一个“复杂的流动系统”，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可持续性是基于“其结构多样性和互联性的突现属性”。对货币体系而言，这表明各国政府有必要摆脱“单一种类货币模式”，并开始接受除了传统的银行债务类国家货币之外的其他货币类型。
另外三篇文章探讨了特定货币创新的迷人能力。瑞士联邦理工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未来非洲行动主管兼《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驻非洲记者Jonathan Ledgard提议创建一种泛非洲数字货币，它将利用点对点技术实现在智能手机上完成低价值交易。正如Ledgard在第八章中解释的那样，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对该货币作出调整，但无论如何它会帮助用户建立信用记录，以确保获得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小额贷款。政府和援助机构也可以使用该货币，从而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准确地核实它们的资金拨付情况。
在第九章中，Hub Culture与Ven币创始人Stan Stalnaker描述了首个真正的数字货币Ven的起源。2007年诞生的Ven币目前是一种互联网储备货币。作为一种商品支持货币，Ven以其稳定的价值、全球影响力、安全性和对绿色举措的支持而著称。在第十章中，绿色货币的概念——绿色币——是由FCC前主席及绿色资本联盟（Coalition for Green Capital）现任首席执行官Reed E. Hundt及其同事Jeffrey Schub和Joseph R. Schottenfeld提出的。通过非营利性的绿色资本联盟，作者们正在探索如何根据比特币的一些设计原则（特别是分布式账本）来创建一种太阳能加密货币以激励人们，尤其是房屋所有者，采用太阳能。
开放社会的开放体系架构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思考了开放网络上的设计架构，这些架构是在支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弹性的同时提高制度性能和增强个人自由所必需的。这些问题在之前的部分章节中已进行了探讨，特别是Bernard Lietaer关于复杂系统和货币的章节，但是这里作者着重讨论了系统协议和软件设计。
第三部分开篇为合弄论（Holonics）理论家Mihaela Ulieru所著第十一章，介绍了合弄系统的逻辑。她写道：“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未能理解，人类的努力是整体的生命系统的一部分。这些系统有自然的也有人造的，其构成要素是相互界定、富有表现力并不断演变的。在实际情况中，个体不能被置于群体之上、之下或对立面；个人实际上是嵌套在动态的社会组织形式中的。生物体具有嵌套在更大的生命系统中的主观性、互相主观性和行为。”
一旦我们接受这个一般情况是真实的，它就对有关宇宙及其因果逻辑的（误导性的）牛顿学说有深刻的影响。作为合弄论学者，Ulieru的使命是使我们摆脱对物理动力学和人类动力学的传统理解，并为我们指出自组织系统的复杂而动态的规则和规律。她帮助我们理解组织等级制度的局限性，并将制度视为嵌入更大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中的生命系统。
通过采纳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开始融合多种科学和人文学科，并专注于合弄结构（holarchy）的作用，以了解新兴的自组织代理如何协作推进共同的目标。Ulieru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知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每天在万维网上发生的一切。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这些原则来建立更有效的组织，促进生态管理并释放更具生成力的人际关系。
分别任职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和巴黎高科国立高等电信学校（Telecom ParisTech）的计算机科学家Jeremy Pitt与Ada Diaconescu深入分析了他们如何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关于共有资源配置的设计原则应用到软件设计中。他们的工程目标是“为电子社会系统中的共有资源管理提供一个算法基础”。在第十二章中，Pitt和Diaconescu解释了他们对于结合软件平台的性能与活跃的社会系统的动态的兴趣，从而产生了“社会技术系统”，体现了John H. Clippinger在本书前面的章节所描述的ODESS（开放式—分布式—新兴的—安全的—自我反省的）原则。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挑战，但它是一个已经证实的方向，已经得到奥斯特罗姆教授对共有资源的研究、人们在开放平台上的实际行为，以及理论家David Reed所描述网络价值的主张的验证。
那么如何设计一个可以实现奥斯特罗姆规则的信息通信技术框架呢？Pitt和Diaconescu认为，我们需要将算法框架设计为一种“中间层治理”，它可以在有可能不一致或不理想的自组织治理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结果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可能成为自治平台上一种新型“社会工效学”的基础。
Open Mustard Seed，或称OMS，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它试图实现Ulieru、Pitt、Diaconescu和其他理论家所勾勒的许多原则。OMS旨在成为一个多功能平台，让人们在开放网络上开发他们自己的基于ODESS的社会生态系统。OMS的核心是能够让人们在一个合法建立的“信任框架”内共享他们的所有个人数据，以及能够安全地存储和处理用户自身数据的自启动“个人数据存储”（PDS）。
MIT Consortium for Kerberos and Internet Trust的技术主管兼执行董事Thomas Hardjono, ID3首席技术官兼OMS首席架构师Patrick Deegan，以及ID3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在MIT媒体实验室人类动力学小组担任研究员的John H. Clippinger在第十三章中介绍了OMS的通用技术框架。Hardjono等人描述了信任框架的各种元素——开放认证、存储、发现、支付、审计、造市和货币化的“应用商店”服务——是如何以一种集成的方式协同工作的。OMS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从设计着手保护隐私”（privacy by design）原则——即绝对的隐私、安全性和可信交换被融入系统的设计中。
在第十四章中，ID3首席技术官Patrick Deegan更深入地介绍了OMS背后的理论和操作原理。在“关系矩阵”一章中，Deegan指出，互联网的初始架构没有规定一个安全可行的身份基础设施，也没有规定个人主张其个人数据控制权的方式。他认为，由于当前的基础设施不能简单地拆除和替换，因此任何设想的“认证、隐私和共享层”都必须在现有层之上有机地发展。幸运的是，现在有可能通过将服务的自部署和管理技术与新的加密、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技术与协议相结合来实现这一点。Open Mustard Seed（OMS）平台代表了一种开源努力，旨在全球范围内支持这样的架构。
为了确保这些新型的自组织治理能够在网络上生根发芽，Harry Halpin认为，数字化和开放网络的逻辑需要一种开放标准的“新语法”，以确保自由和创新的兴旺。Halpin是万维网联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简称W3C/M.I.T.）的研究科学家，负责密码学和社会标准方面的工作。他写道，开放的社交网络对于自组织行为和安全数字身份的未来至关重要：“为了防止我们的数据集中到一个新封建主义数字政权手中，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危险，我们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开放标准的新生态系统，从而允许从个人到机构在不‘锁定’现有参与者的情况下都可以部署的安全的数字身份。”
Windhover转型
2013年8月，ID3邀请了15位顶尖的思想家、程序员、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在新罕布什尔州杰斐逊市召开为期三天的务虚会，试图命名、捕捉并提炼出目前正在兴起的数字文化的逻辑。本书正是那次会议的成果之一；而另一项更简洁的成果是名为《Windhover转型》的声明。该声明试图描述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转型的大致轮廓，并呼吁加紧履行其承诺并迎接挑战。
因此，本书以该宣言结尾。我们希望，《Windhover转型》声明和本书将有助于重新构建关于未来的一些对话，并刺激新的举措以实现我们许多人所预见的愿景。新兴范式的细节及其许多要素尚不完全清楚。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则和普遍的趋势似乎相当有力而明显，并将我们引向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多久才能认识到这些更深层的潮流，并重新调整我们的能量和想象力，以便利用这些趋势？
John H. Clippinger
David Bollier
ID3
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2014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