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时代云南党的建设的时代背景

新时代云南党的建设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这些背景构成了云南党的建设的必要性。时代是思想之母，创造性地为一切实践提供了可生长的土壤，使得人民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更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成果，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也应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理解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从而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实现云南党的建设的深入推进和发展。

一 世情：机遇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我国正面临的外部环境可以概括为“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三点。这是对我国外部环境的高度概括，指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宏观世情。

事实上，早在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而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依旧是主题，和平是政治问题，发展是经济问题，而在其中影响着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也是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一方面处理不好，则会使得全盘皆输。

从总体上来说，我党和我国虽然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重重的压力与困难，但就整体发展趋势而言，依旧是充满希望与动力的。我国既然身在这变幻莫测世界之中，参与了世界性革新变幻，那党和国家也必然需要正视世界整体格局和情况，才能在风起云涌的大变局之中，与风险和挑战共存，从而变“危”为“机”，贡献全球发展中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案，“推动建立起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再进一步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构建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超越意识形态束缚，实现更为民主平等、合作共赢的局面，成就和平与发展之路。

在世界经济方面，201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第十年和第二十年，在经历了十年的经济贸易双底部增长之后，世界经济终于迎来了触底性复苏，呈现恢复性增长。根据2018年10月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预计，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速约为3.7%，与2018年持平。然而，虽然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恢复性增长，但显得十分艰难乏力，主要特点表现为“动能趋缓、分化明显、下行风险上升、规则调整加快”[1]。存在这样的问题，除了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因素外，还在于众多影响经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的综合影响。

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给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就当前全球趋势来说，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容置疑的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商品、信息、技术、货币、服务等生产要素，已然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而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呈现全球性的流动态势，使得经济活动早已经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国界的范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额相互依赖性增强。”[2]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发展现状之下，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特点和经济历史因素，分别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表现为相互依存，优势互补。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3]也能够看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个不断消磨市场的个体特征，使市场不断迎合全球化特性的过程。因而，世界经济在实现恢复性增长的过程中，实际上需要世界各国的融洽配合，但逆全球化思潮的不断涌现，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的泛滥，却将这种大趋势推向了倒退的境地，甚至一度影响了国际政治格局的稳定性。如2018年11月30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就达成三方贸易协定，签署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替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违反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枉顾了他国利益，打乱了世界经济秩序。对此，我国商务部表示，“建立自贸区应当秉持开放包容原则，不应限制其他成员的对外关系能力，不应该搞排他主义”，此种对全局或局部的和平、发展、进步有破坏性的行为及其导致的后果，不单会对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阻碍，更会酝酿更深层次的变动和调整。

而在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美国等大国不断制造障碍的过程中，事实上，全球范围内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痼疾难除，也给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沉重阻力，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短板问题，如贫富差距、南北差距等。

世界总人口中有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过大，落后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不断地被边缘化，会使得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生产效率不高，甚至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社会一旦动荡不安，便会滋生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这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更是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如果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所形成的现有的生产方式不改变，旧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等国际经济关系体系不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不能被新秩序所取代的话，那这些痼疾终究会使世界经济秩序面临崩坏，在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令贫富更为悬殊，社会问题更加突出，不断出现恶性循环。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依靠经济关系而产生的接触和碰撞之中，文化及文化价值观冲突对经济的影响日趋显著。文化冲突（Culture Conflict）的存在，根本是由于种族、民族、职业、经济以及其他文化中所存在的差异而引发的对立文化之间难以调和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这些文化冲突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差异。如冷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制度的俄罗斯出现，按理说东西方之间长期的意识形态对峙状态也应当随之结束，但纵使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依旧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可以看出在苏联解体之后，事实上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度下降，对文化的忠诚度上升，文化在填补东西方对峙之后世界政治权力真空的同时，也把世界经济发展的问题卷入了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让不同的文化步入了经济交流的舞台上，决定着世界经济活动所能展开与合作的宽度和深度，也决定着文化之间的开放性、包容性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所能企及的高度。

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一脉相连，互相影响，在世界经济的问题之外，大国之间的政治问题自然也深刻地决定着世界经济问题的走向和解决的模式方法。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大国是否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扮演和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处理与他国的关系，都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冷战结束之后，两极格局被打破，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欧洲开始了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多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连成一线，关系日趋紧密，形成了共同体。而中国由于正确地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国策，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也开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从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变成了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多种经济体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平衡及合作关系。虽然多极力量制衡，但在这中间，美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与其他力量形成了相互牵制、相互平衡与发展的微妙局面。

但随着2012年开始的全球化衰退，多极格局的继续稳定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述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美国在过去国际政治局面中的优势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从旧的国际政治局面中衍生出来的相关国际协议协定中获得的绝对利益开始不断收缩。因而美国为了改变对己不利局面，开始从政治关系方面出手，采取了战略收缩的手段，从多边协商的政治策略转向了传统的以孤立主义为基础的单边主义道路，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社会，不考虑世界其他国家和民众的愿望，单独或者带头退出各个国际组织，挑战已经制定或商议好了的维护国际性、地区性、集体性的和平、发展、进步的规则和制度，其种种行为对世界或局部地区的和平、发展、进步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打压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声音，遏制他国的发展，加剧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失衡，挑战联合国宪章，迫使联合国改变规则，造成国际法则的破坏，使得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具有对抗性质的单边竞争的政治集团，让各类政治经济摩擦往更深更广的全方位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此类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也在层出不穷、不断加剧。而介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之间，还存在一些当今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重大问题。早在1992年，就有28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全球治理，即旨在治理那些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而所谓全球性问题（Global Issues）正是源自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众多关系着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际政治关系也在不断地平衡、动荡和调整，产生了诸如人道主义危机、局部战争与动乱、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毒品泛滥、环境污染、气候问题、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等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共有的问题，也是现今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基本现状。

而现今世界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的原因，一是国际格局出现变动。从“两极格局”到“单极格局”再到“多极格局”的迅速转变，使得原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随着国际格局的快速转变由一个地区向全球扩散开来。二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技术革命的爆发使得全球性问题产生的速度加快。三是传统国家治理机制失效，在全球性问题面前，一些国家出现治理失败，步入失败国家行列[4]。可以看出，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具有复杂性，很难用某个答案来进行解释，也很难用某个方法来进行解答，而且问题的解决速度远赶不上问题产生的速度。但这些问题一旦集中爆发，却会给相关的国家和人民造成致命性的伤害，甚至让世界各国都遭受重大损失。因而，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协同合作，也需要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参与。

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带来各国经济等领域互通往来、资源互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不和谐状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之中求出一条适合本国、本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即能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格局中、在持续反复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中，继续维持经济政治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这就需要执政党有着准确的预判和高效的行动，更需要具备全球视野和更高层次的眼光和战略思想。

在党的十八大上，我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的议题。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3月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里，更是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改为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写进了宪法序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正是我党在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局势，在面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所寻求的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展现我党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在面对机遇与挑战过程中，更好地体现我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的“中国智慧”，贡献的“中国力量”。

世情如此，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现状和情形如此，全球性问题早已摆在了我党面前，我国在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就更不容回避，就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党来引领全国人民努力化解和直面这些问题，因此，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这样的世情跟前，在全球化不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跟前，就尤为凸显。

二 国情：成就与阻力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这40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巨变，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到2017年，已经突破80万亿元，达到了827122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到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依旧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结构实现重大变革，服务业比重大幅上升，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城镇化率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提高；对外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逐步形成，货物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位，外商投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同时，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供给能力实现从短缺匮乏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交通运输建设成效突出，邮电通信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成果大量涌现，发展新动能快速崛起。在如此巨大的成就之下，人民生活也得到了不断改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从温饱不足迈向了全面小康，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处于低位，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发生率下降，扶贫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好、影响之深，举世罕见。此外，社会事业也持续繁荣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全面提高，公共卫生事业成就瞩目，“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已经取得了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发展中的阻力依旧存在，除了风云诡谲的外部世情之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部国情中，依旧有着众多不可回避的问题。

针对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习近平早在2014年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就已有了很好的解释：“改革是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这表明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同时也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因此，改革的成就与阻力事实上也是伴随而产生的，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不会把改革带入死局，而会因阻力而产生“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认为的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矛盾统一体在斗争和统一的过程中，实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而其总趋势是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的曲折前进的过程。

改革进程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别无他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自强不息、自我革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而我党也只有抱着这种死磕的精神和态度，才能够让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更进一步发展。

（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保住改革红利压力巨大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难题和痼疾开始显现，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阻力重重、道阻且长。“攻坚期”表明全面深化改革之“难”，“深水区”彰显继续强化改革之“险”。[5]我国社会主义经过多年的发展，“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6]，而这些硬骨头的来源又不是单一方面的，是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方面，是综合性、关联性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全国、全社会的，因此，要持续往前发展，社会面临的风险会越来越大，要啃这些硬骨头，改革必然会涉及和触碰一些重点利益调整以及敏感问题和重点问题，诸如人事制度、分配体制、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也正是因为都是硬骨头，除了难啃之外，还可能存在“不愿啃”的情况，即因涉及利益问题，一些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根除，而另一些问题则缺少推进力。

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最大的红利。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可见，改革的实质就是制度的变迁或者制度的创新，而改革红利正是由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带来的收益，要维持和激发改革红利，就应当如习近平所说，要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辩证统一起来，既大胆尝试，又精雕细琢。

我国除改革红利外，还有“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两类。人口红利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但是，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绝对下降，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我国经济出现了第一个“减速关”。要解决人口红利不断消失的问题，就必须如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所说，把“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转变，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底气”。而对于我国的资源红利，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希姆·施泰纳曾指出过：“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对国内外自然资源的需求，需求之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虽然经济增长让不计其数的人摆脱了贫困，但这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难题。”可见，地大物博的资源的确为我国带来了强大的资源“后台”，但这个后台在逐渐恶化甚至反噬经济的过程中，也让这个红利趋于消失，只有加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才能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中，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在改革不断深入推进中，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是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段不正常状态之后所达到的新的正常状态，是人类社会否定之否定上升发展中所呈现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经济新常态，就是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也就是说，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中以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为增长模式的时代已经过去。

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包括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经济新常态下，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旧发展模式让位于以转型升级、生产率提高、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可持续、包容性发展模式，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遏制生态环境退化、避免人口红利透支、提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透支性的发展转变为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此外还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

总而言之，在经济新常态下，提质增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十九大也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认为，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调整运输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在新的社会基本矛盾展现时，我国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和战略机遇期共存。马克思认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8]战略机遇期能够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与之相关的历史机遇期是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关键时期，蕴藏着稍纵即逝又至为宝贵的机遇。“机遇是事物相互作用的历史累积，是人民创造伟大实践业绩的时代呈现”，[9]只有妥善抓牢了历史机遇期和战略机遇期，才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更大的空间和美好前景。

既然我国的改革发展正面临众多的问题和矛盾，如何从这些问题和矛盾之中寻找出路和方法，就是我党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自身能力和素质的一次重大的考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建设质量便决定了这个力量能够在保住改革红利的过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

（二）多样社会思潮冲击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

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或集团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会反过来指导该阶级或集团的活动。因此，意识形态具有现实性，并非空洞的东西，总是指向现实、指向维护或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的。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由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地位而决定的。马克思作为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人，提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模型理论，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并组成了社会的意识形态，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重要性，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也是如此。

十九大报告中就已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这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0]而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我党也一直将意识形态问题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将意识形态工作看作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一项重要的使命。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1]，只有在思想上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才能够在其他方面无坚不摧，而政治思想工作，更被毛泽东同志认为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精神作用，是主观能动性的充分体现。邓小平同志在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时也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抓紧精神文明建设，正是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一个展现。

如今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使得众多威胁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潮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群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多样、相互交织，其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与全球化进程不无关系，人们的思想意识在不断开放和交流的过程中，也呈现更加活跃、更加独立以及选择性、差异性的特点，但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尤其是西方的“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也在这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伺机冒头，意图挑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敌对势力也会想法设想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加紧抹黑，进行价值观的渗透，策动“颜色革命”，让本应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反而成了不受关注、不受欢迎甚至被误读的对象，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与此同时，开放自由的市场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弱点和消极方面，在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接轨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必然会投射和反映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来，甚至不可避免地进入和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会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的挑战，可以说，“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交锋，已是一种客观存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长期并存、相互激荡趋势更加显著，引领社会思潮、凝聚思想共识的任务艰巨繁重”[12]。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3]。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安全在一个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14]。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正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如果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和冲击的话，势必会损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势必会造成我党和人民在精神层面上不信任、丧失信心、丧失理想信念等问题，也势必会威胁到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安全、政治信仰安全、道德秩序安全和民族精神安全，被敌对分裂势力“不战而胜”。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意识形态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不应当仅仅是针对相关的宣传思想部门，也应当是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还应当是每一个公民都自觉承担起来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5]。在这其中，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更是要以身作则，不断增强党的思想建设，带头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思想根源上就牢固树立起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将个人的思想紧紧贴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日常工作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坚定不移地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进。

（三）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治本式的制度建设亟待完善

习近平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16]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初步实现了“不敢腐”的目标，众多党员领导干部已经视腐败为洪水猛兽。201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做出了最新重大判断，认为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打虎”方面，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对70余名中管干部立案审查调查，对违纪违法行为的坚决从严查处，形成了强大威慑力，不敢腐的氛围进一步强化。在“拍蝇”方面，全国共查处腐败和作风问题13.31万个、处理18.01万人。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出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11829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288人，移送司法机关1649人，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23.87万个，处理31.60万人。在“猎狐”方面，我国已连续4年开展“天网”行动，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5000多名，其中“百名红通人员”56人，追回赃款100多亿元。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巡视工作也进一步狠抓，十九大以来中央第一轮巡视完成了对40个地方、单位的巡视监督，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也首次聚焦一个主题，对26个地方和单位进行了政治体检。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共对2120个党组织开展巡视，市、县两级党委共对12万个党组织开展巡察，发现各类问题97.5万个。这个统计数据表示，反腐败斗争事实上已经标志着我国反腐败斗争成果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转变，并在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为反腐败斗争的进一步巩固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

但是，虽然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从形成“压倒性态势”到取得“压倒性胜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却依旧严峻复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反腐败斗争中的胜利数字，也正表示着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一些问题和事件已经被揭露和发现了，但冰山之下可能还有着更多未被揭露和发现的问题。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不能因为当前的成绩而出现思想松懈的情况，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不断解决和处理老问题的同时，也要防止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因而除了要实现“不敢腐”的目标，还必须把“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把“不想腐”的堤坝筑起。

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建好笼子。笼子太松了，或者笼子很好但门没关住，进出自由，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17]因此在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更应当推进反腐败工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建设和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18]这个“治标”和“治本”的关系是否能妥善处理，也就预示和关系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深入推进，以取得事业的新辉煌和新突破。

因而，反腐败斗争不单是对政党内部而言，更是关涉整个国家发展和整个民族命运的重大事项，不反腐可能让改革开放40多年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也会让人民对我党失去信心，更可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严重的阻碍。

三 党情：风险与考验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因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这个文化，要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决不能因为有了成绩、见了成效就自满、懈怠、停滞，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怠毁事业，因而必须拿出滚石上山的定力与韧劲，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19]。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现如今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的情况下，我党依旧面临各类风险与考验，这是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息息相关的，也是由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将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所决定的。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现今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并且这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是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的。

执政能力一般指以执政党为主体、以国家权力系统为客体的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能力。我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执政党，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而进入新时代，我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指党在执政过程中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也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而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性成果的过程中，很多党员领导干部容易受到权力的诱惑，容易导致腐败，也容易出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容易脱离群众，将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抛弃，从而无法经受住执政考验。以苏联为例，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在执政的过程中没能直面职能所带来的诸多考验，在权力面前迷失了方向。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能够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正确认识权力、运用权力、把控权力，让权力运用到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开放是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变，实现了人民的生活从温饱向基本小康的转变。可以说，改革开放带来了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重大变化，从社会思想的整体变迁，到与之相关的经济制度、利益分配、文化特征等，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在新的历史形势和观念形态下，让党员领导干部承受住新情况、新问题的考验，则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中所需要不断探索和考察研究的。不能准确认识改革，则不可能正确地推动改革，更不能够让改革往正确的方向前行。

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资源配置形式。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有资源配置市场化，经济行为主体的权利、责任界定分明，其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市场竞争，实行必要有效的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国际化的特点。但是，市场经济在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使得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如市场经济过度强调功利性，趋利避害的思想严重，格外推崇物质享受和等价交换等。这些负面的影响则可能使腐败问题更加猖獗，导致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割舍，产生一定程度上的钱权交易，强调个人利益至上，抛弃了集体主义原则等。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它必然也有着与之相关的思想意识观念，但这些与党性背道而驰的思想意识观念会腐蚀一些党的观念不强、党性修养不够的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直接影响党内政治生态，无法凝聚党心民心，无法让党的领导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因而正如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会见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表示的，“现在经济领域有不少大家诟病的问题，像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诚信缺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当是道德经济”，这个道德经济，更应当是社会主义的道德经济。市场经济应当成为检验党性修养的试金石，让每一个党员对镜自照，整改问题，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让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经得起检验。

在经济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客观条件下，世界各国各地区越发联系紧密，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资源配置和互通有无，彻底改变了我国的国内国际环境，但也同时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程度的外部环境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党员领导干部在思想意识和行为上是否与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技术接轨，在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中，是否还是以过去“半封闭”状态下的观念看待世界、接纳世界。这也就决定了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对外开放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宽度与广度、能够将我国的发展推进到怎样的程度，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要求。二是在面对蜂拥而至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潮和观念时，能否有准确的判断，能否坚定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不为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所动摇，自觉维护好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进而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不断坚定广大干部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升党、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四大考验”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们主观意志所能够改变的，因此，全党在我们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不能人为地对这些考验视而不见，而是必须正视和面对这些考验，从而在增强执政能力的过程中，不断地解决和克服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弊端和不良后果，化问题为责任，化风险为力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改善、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党的执政环境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在党内容易出现一些负面情绪，如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等。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20]这“四大危险”准确地概括了新形势下我党执政所面临的危机，若不能在全党中加筑思想堤坝，让全党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面前依旧保持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高度警觉性，那我们如今所拥有的巨大成就、安稳环境和国际地位终究会岌岌可危，因而，必须要不断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让这些危险被扼杀于摇篮之中，以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能够继续维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够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同时，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了一席之地，拥有了令世界重视和不可忽略的话语权，这些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也是史无前例的。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的行之有效的配置手段，在具备众多计划经济难以匹敌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负面的思想，这些思想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深入众多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之中，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面前，他们产生了贪图享乐、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懈怠的情绪，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带坏了党内风气，使得人民群众对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甚至是抵触的情绪。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很容易令我们以往已经取得的成绩被击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会因此而滞后或搁浅。因此，必须严格防控精神懈怠，必须做到居安思危，有着严格的忧患意识，保持头脑清醒，保持战斗力，在面对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发展中不充分、不平衡的状况，不断为思想意识注入清醒剂，以昂扬的斗志继续应对下一阶段的挑战。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表示，改革中要冲破思想藩篱、大胆开拓，“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展问题要赶快改”。在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试验过程中，我党走过了一些弯路，但依靠实践出真知，取得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我们面前的道路也还是未知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必要的，但如何能够在以往大量的经验和实践之中更好地总结提升，这就是在深入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对我党能力问题的考察。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以加强学习的方式，来化解能力不足的风险、防范能力不足的危机，建设一个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切竞争说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也是先进生产力的创造主体，因此，要突出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素质，提升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将党员干部的能力问题与时代需求、市场需求、人民需求相挂钩，为更好地实现我党的奋斗目标去不断努力进取。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革命斗争年代，党能够赢得长期革命的胜利，群众路线是制胜的法宝，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实现我党事业的继续前进和蓬勃发展，更是需要将解决好群众的利益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好群众的切身需求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保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党的各项工作的成功。在当前的形势下，在党的长期执政过程中，在各项事业取得突出成绩的过程中，在缺少了外界生存压力和权力及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腐蚀性的利益诱惑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逐渐疏远了群众，对人民群众的愿望、人民群众的疾苦、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都漠不关心。不关心群众的真实生产生活情况，就无法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若是脱离了群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无法得到落实，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和失败。因此，必须避免脱离群众，让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沉下心来，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初步实现了“不敢腐”的目标，反腐败斗争已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不能腐”的笼子也在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尽管如此，一些消极腐败的现象依旧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和复杂。腐败问题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会严重伤害群众对党的感情，在十八大报告中甚至就此对全党发出警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因此，要解决消极腐败的危险，首先是要在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中加强作风建设，同时更好地强调制度对人的约束作用，对腐败问题的惩治达到无禁区和实现零容忍，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同时缚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才能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才能真正防治消极腐败的危险。

总之，四大危险说到底，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的一系列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而能否有效妥当地处理好这四大危险，事实上也关系着我党能否真正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双刃剑问题，是否能恰如其分地看待市场经济的两面性，从而发挥其优势，削减其负面效应。

“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都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我党执政能力的考验。“四大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四大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而这些考验和危险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面对这种问题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加强党的建设就变得尤为重要，只有不断地增强党自身的力量和能力，才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危险和考验，同时也必须树立起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特别是在国内国际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要不断地深入思考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中面临的新问题，也要不断地发掘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中出现的新情况，由此来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确保发展的持续平稳。

四 省情：落后与进取

云南作为人类早期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绵延已久。早在170万年前，云南就有元谋猿人生活，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和亚洲最早的人类，曾属九州之一的梁州，在秦朝前曾在云南出现古滇王国，西晋时改设宁州，唐宋时建立过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元时设立行中书省，明时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清时设承宣布政使司。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云南宣告和平解放，并于1950年3月成立了云南省人民政府，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将众多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的落后部族带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从区位来看，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从国内来看，东部与贵州、广西为邻，北部与四川相连，西北部紧依西藏，从国际来看，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和老挝、越南毗邻，共有陆地边境线约4060公里，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诸国的重要通道。从自然资源看来，云南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能源资源等都居全国前列，资源丰富，物产丰富，气候条件较好。云南基本省情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民族多，除汉族外，人口在6000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25个，其中15个民族为云南特有的，也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表现为民族交错分布，多民族的大杂居与小聚居共存。因此，立足于云南省情可见，云南有其超越其他省份地区的优势条件，但也有影响改革发展的制约因素。省情中落后的一面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必须要将劣势化为优势，将危机化为转机，抓住时代机遇，以求不断进取。

根据云南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云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保持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使得云南省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新动能正在加快形成、脱贫攻坚取得重大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空前、民生福祉不断改善[21]。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新时代党执政的使命自觉，这也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要把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视为我们党始终不渝的追求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现。

当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云南经济社会落后的局面亟待改变，现今云南的主要问题集中体现为：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步伐不够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较慢，固定资产投资没有实现目标；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欠账较多；营商环境不理想，民营经济发展不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任务十分繁重；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压力较大；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部分领域行政审批环节多、时间长、效率低，少数干部担当意识不强，一些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22]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的，不会迅速改变，但这些影响国计民生的问题，却是云南跨越式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也是为确保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而必须直接面对的。

因此，云南也必须将进取的态势继续保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缩小云南与其他发达省份的差距，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必须要将各项改革往纵深推进，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民生，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发展的重点；其次，必须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发挥边疆地区“桥头堡”的区位优势，将云南从整个中国开放的落后地区扭转为新时代开放的前沿，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再次，要将云南在资源环境上的优势扩大，改变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最后，正确处理民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扶贫帮困，让各族人民都能享受到国家富强和云南发展所带来的民生福利，更有效地履行和落实好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