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博物馆教育职能发展比较研究
徐虹王禹 卢学扬 刘家武[1]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430079）
摘要 教育是博物馆等科学场馆的核心职能，从萌芽到兴盛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场馆教育已经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我国的场馆教育起步较晚，尚未形成体系，教育价值还未得到真正体现。本文用文献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对美国和日本的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展过程做对比，以此为镜，反思我国的发展历程，以更好地规划未来国内场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为提高我国国民科学素养做铺垫。
关键词 博物馆教育 教育职能 科学素养
科学场馆是科普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主要包括科技馆、科学中心和博物馆。我国主要是科技馆，而西方国家大多是博物馆来承担科学传播的重任。因此本文以西方博物馆为例，展示其教育职能的发展情况。对于博物馆的定义，国际博物馆协会定义委员会负责人杰特·桑达尔在2019年重新进行了明确：“博物馆是应对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批判性对话的民主化、包容性和多层次的空间。博物馆意识到并解决当前的冲突和挑战，为社会代为保管人工制品和标本、为子孙后代保护各种记忆、保障全民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地传承遗产。”但该定义由于未涉及教育而未被世界所认可，在2020年会对博物馆的定义进行再一次明确。博物馆的职能是就其承担的社会职责而言的，[2]目前所确定的博物馆的三大基本职能为收藏、研究和教育，而教育被视为当今博物馆的核心职能，是博物馆实现社会效能的目标。[3]因此本文比较美日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展，为我国的场馆教育提供借鉴与参考，进而促进我国场馆教育未来的整体发展。
1 日本博物馆教育职能发展
日本博物馆萌芽于明治维新时期，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日本博物馆的建设理念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国家行政和政策的推动下发展，同时联合高校、企业得以壮大。博物馆便成为日本各阶层休闲、学习交流、普及科学教育的场所，同时也促进了日本终身学习社会的建立。
1.1 博物馆教育的萌芽
在明治时期以前，日本的统治阶级为了装饰自己的书斋，便将收集的奇珍异宝摆放在书斋中，到了重要法会，各人就将自己的藏品公开展览，这就形成了日本博物馆的雏形，但此时其只是统治阶级的炫耀手段，没有公共教育的职能。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大力向西方学习，将西方的先进思想引入国内，其中之一就是博物馆建设，此时博物馆的职能也悄然发生变化，不再只是统治阶级炫耀的工具，也不只是收藏的职能，而以展示、参观为主。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在《西洋情况》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博物馆的职能，将“教育”提到了纸面上，此时期日本博物馆的建立便是以“公共教育”为宗旨的。1871年设立文部省博物局来专门管理博物馆相关事务。文部省的田中不二麿对日本博物馆的教育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教育现状后，提出“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具有同样的地位”。而日本第一家与教育相关的博物馆就是“东京博物馆”，它以“实物教育”为核心目标，对学校的理论教育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此后，各地都开始建立教育博物馆，此时博物馆主要的教育形式除展示、图书阅读、演讲会、对参观者的解说、研究教具之外，还发行研究成果报告的杂志，借调地方教育展览会的资料。但由于《教育令》的发布，教育博物馆的地位开始下降，教育博物馆也逐渐消亡。[4]
1.2 博物馆教育的发展
大正时期，文部省普通学务局接管了东京博物馆，还设置了附属图书馆，东京博物馆就以收集藏品、相关图书为主要任务，并对外开放。为了提高社会科学教育的普及力度，博物馆还会外借馆内藏品，举办展览会和演讲，拓宽科普活动范围，让更多的公众能接受科学教育。为了进一步促进博物馆教育事业的发展，1929年文部省成立博物馆事业促进会，同时还发行图书，开展科学教育讲座。[5]此时期博物馆发展极快，新建了几百个各类型博物馆，博物馆专职人员也迅速增加，博物馆开展的教育活动也更丰富，科普范围也更加广泛。
1.3 博物馆教育的兴盛
二战对于日本的博物馆教育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社会教育的恢复以及《社会教育法》的颁布，使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得到了国家的重视。此后日本又颁布了《博物馆法》等法律，确立了博物馆的地位，明确了博物馆的核心职能——教育和培养博物馆专业学艺员的职责。1960年后，博物馆的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博物馆数量也大大增加，博物馆专业学艺员的专业性也更强，与社会的合作进一步增强，教育活动形式进一步丰富，博物馆开始举办演讲会、见学会和放映会等活动，也有研讨会、讲座、科学实验等形式。活动开展之后，还会进行教育评价，评判活动的有效性，以进一步改善活动。受到终身教育理念的影响，日本进一步实行整顿博物馆设施、提高学艺员科学素养、健全信息网络等措施，加大了博物馆教育的传播力度，博物馆教育进入正轨。到目前来看，日本博物馆专业学艺员占博物馆职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同时参与到馆校合作项目的博物馆有80%左右。馆校合作也不仅仅是针对学生，教师也能接受专业培训，共同提升科学素养。
2 美国博物馆教育职能发展
从美国建国之初，其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美国博物馆能够在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生生不息，依靠的是博物馆对普通群众的承诺与责任。从最早皮尔将博物馆向普通群众开放，到将博物馆视为美国外来移民接受文化融合教育的场所，再到推动科学教育的主阵地，一直体现了博物馆将科学教育视为其职责所在。
2.1 美国博物馆教育的萌芽
在18世纪，美国早期的博物馆实践孕育着教育理论，在1786年，皮尔在费城建立了美国第一座博物馆——皮尔博物馆，并在随后几年提出自己的观念，他认为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和教育那些缺乏正规教育的普通公众，一直让博物馆保持开放的状态，博物馆中不仅会举办许多文娱活动让劳工阶层享受到博物馆各种项目，还出版博物馆的收藏目录和指南以便人们接受博物馆教育。[6]此时皮尔博物馆在实践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民主与教育这两个重要的理念。这些理念在其博物馆的服务对象以及服务项目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些理念又因为皮尔博物馆模式（“先有博物馆后有收藏”的传统以及博物馆对公众教育的重视）仿效而逐渐演变成了美国博物馆的一种传统。该时期，博物馆的教育和娱乐等第三职能已经呈现，但是此时的博物馆教育只是部分人的个体意识，只是博物馆的附加产品之一，还不能算是一个大众的目标。
2.2 美国博物馆教育的新生
在19世纪，工业革命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为博物馆这种文化事业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基础。因此，美国的博物馆开始进入发展阶段，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博物馆发展很快，并且美国博物馆的性质和类型已经日趋清晰，虽然仍存在许多综合类博物馆，但是如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等各类博物馆都建立起来了，专业类博物馆开始蓬勃发展，博物馆教育也迎来了新生。美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古德开创性地提出了“教育性博物馆”理论，为博物馆教育角色的确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在随后的《未来的博物馆》中系统论述了博物馆在为国家培养人才和促进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7]此时博物馆教育多以基于藏品为中心而开展，其目标是传播知识，为大众创造自主学习的机会。
2.3 美国博物馆教育的发展
20世纪是美国博物馆的繁荣时期，一是科学技术发展更为迅速，社会各界对于科学知识普及的需求大力推动了科技类博物馆的发展，与此同时，“博物馆现代运动”的改革活动使得“博物馆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教育结构”的观点被社会广泛接受；二是美国本土没有遭受二战的影响，强劲的经济力量也推动了大量博物馆的建设，美国博物馆于20世纪中叶发展为世界一流水平。于1968年发表的《美国博物馆：贝尔蒙报告》明确了博物馆作为教育结构的角色定位，之前博物馆教育一直属于一个模糊的角色，虽然社会大众已经默认博物馆是一个教育机构，但是联邦政府却没有相关声明，该报告的发表明确了博物馆教育的权利和责任，确立了博物馆教育的核心地位，并为美国博物馆发展争取了国家政策和财务的支持。在20世纪后期，美国博物馆协会发布了《新世纪的博物馆》等一系列报告，肯定了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的许多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终身学习”和“非正规教育”两方面。这一时期，博物馆教育从“一个重要功能”演变成博物馆工作的核心，以教育为目的的多元化现代博物馆成了主要类型。
表1 日本和美国博物馆教育职能发展对比
表1 日本和美国博物馆教育职能发展对比-续表
2.4 美国博物馆教育的新时代
21世纪以来，美国博物馆大型化和集中化的趋势开始改变，博物馆建设向社区博物馆和地区博物馆等类型演变。而在博物馆教育方面，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伙伴型关系教育的学术浪潮的涌现，“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和开展“馆校合作”成为新时代博物馆教育的重点工作，让观众能不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随地了解博物馆，保持博物馆与观众的持续互动。[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日本博物馆教育起步晚于美国，国情也不甚相同，但在博物馆教育的发展中有相似的历程，日本和美国都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认识到了博物馆在“实物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也认识到了博物馆的地位以及对于公众教育的意义，同时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资金支持机构，让博物馆能顺利运行下去。为了让博物馆教育职能更好地发展，国家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做了很多调研，从国家层面和落实情况多方面引领博物馆教育的发展。但日本相对美国来说，博物馆活动形式还是不够丰富，资金方面的支持也不够多，大部分还是靠政府的支持和投入。这两个国家的优势是值得中国借鉴学习的，因为我国在博物馆、科技馆等科学场馆方面的投入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在国家层面有很多政策方针的支持，各科技馆的建设也是较好的，但实践落实情况还是不乐观，地方差异较为明显，博物馆数量和分布都不算均匀，未像日本、美国一样，将科学场馆社区化，很多偏僻地区是缺乏科学教育资源的。因此以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教育发展为镜，明确我国博物馆教育的不足，为未来的建设做进一步的规划。
3 美日博物馆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从美国和日本博物馆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兴盛是有相同原因的；而由于两国国情的不同，博物馆教育的发展有各自特有的形式。美国作为博物馆教育发展前列的国家，其经验和做法都值得我国学习；而日本的国情和文化背景都与我国相似，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具体的案例。因此以美日为镜，明确自身不足，可以有所启发。
3.1 明确场馆自身定位是普及科学教育的基础
西方的博物馆是当地社区文化传播的中心，其场馆定位十分明确，已经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承担了公共教育的责任。其开放性的资源满足了社区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不同需求。我国科学场馆作为普及科学教育的主要阵地，应该明确自身定位，认清其教育功能和价值所在，不能忽视了科技场馆在传播科学知识上的能动性。在现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我们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科学场馆是最佳选择。不仅学生，我国还需要向社会不同群体提供科学教育的机会，以落实终身学习的理念。
3.2 场馆职员的职业素养是普及科学教育的保障
博物馆教育工作者是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的保障。无论是进行馆校合作课程建设，还是向公众普及科学教育，场馆职员都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因此，做好场馆职员的职业培训，提升其职业素养是普及科学教育的保障。我国的场馆职员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开展的科学教育活动效果不佳。因此为了保障场馆职员的专业性，确保博物馆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有效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我们可以对场馆职员进行定期培训，同时与中学教师联动合作、对科学教育活动进行多元评价。
3.3 信息化资源建设是普及科学教育的催化剂
我国民众对博物馆的认识不够充分，科技馆活动的参与热情不高、参观次数较少等现象，都与大众必须走进科技馆才能获得学习资源有密切关系。公众由于社会压力无法经常去科技馆，进入科技馆后大多是走马观花，未深入了解和学习。大众由于缺乏参观指导和明确目的，在参与过程中就缺少了学习的主动性。加快信息化资源建设将解决社会大众出行难的问题，是加快普及科学教育的催化剂。科学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建设着力于解决社会大众的现实问题，公众可以借助网络资源随时随地参观和学习。
3.4 多方合作确保体现博物馆的公共价值
科技馆要充分展现其功能，向社会大众传播科学知识，而提升全民科学素养，需要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帮助。首先是与学校教育的联系，其次是与社区和相关机构的合作。西方国家在这种合作关系的构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值得我们效仿，科技馆等科学场馆可以通过与当地各种组织进行合作，以为促进当地发展提供技术服务为目标，开展多方合作，整合地方资源，体现科学场馆的公共价值。同时也要加大对科学场馆的资金支持力度，以政府为中心，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加大科学场馆的资金投入，实现多方共赢，提高公民科学素养。
3.5 多元评价体系促进博物馆教育发展
对于开展的教育活动，一定要实施有效的评价，才能更好地促进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开展和完善，和日本一样，在一个活动结束后开展多元评价，反思和改进教育活动，为以后相关活动的开展提供更有效的建议。因此，我们不仅要明确科普活动的数量和形式，更要对活动效果进行有效的反思，以更好地提升参与者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激发民众的科学兴趣。
参考文献
［1］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黄晓：《试论博物馆的职能与功能》，《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19期。
［3］〔日〕柿崎博孝、宇野庆：《博物馆教育论》，玉川大学出版社，2016。
［4］朱华俊：《日本博物馆教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5］张文立：《美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者——皮尔》，《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4期。
［6］张文立：《古德小传》，《博物馆学季刊》2009年第3期。
［7］王增华：《中美博物馆教育比较研究》，《西部学刊》2019年第4期。
[1] 徐虹王禹，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卓越教师计划硕士，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生物）；卢学扬，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卓越教师计划硕士，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生物）；刘家武，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物学课程与教学论。
[2]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黄晓：《试论博物馆的职能与功能》，《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19期。
[4] 〔日〕柿崎博孝、宇野庆：《博物馆教育论》，玉川大学出版社，2016。
[5] 朱华俊：《日本博物馆教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6] 张文立：《美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者——皮尔》，《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4期。
[7] 张文立：《古德小传》，《博物馆学季刊》2009年第3期。
[8] 王增华：《中美博物馆教育比较研究》，《西部学刊》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