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书以俄罗斯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和2018年总统大选为背景，结合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发展道路为核心逻辑线索，着眼于国家治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俄罗斯国内发展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一 选题来源
当代俄罗斯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从根本上看，属于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转型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它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与基本概念，来考察俄罗斯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化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问题。它以研究俄罗斯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的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作为考察重点。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考虑，这是做好“俄罗斯政治”学科研究的需要。笔者对当代俄罗斯政治问题进行了分阶段研究：以观念演变和制度变迁为视角研究了1991～2010年的俄罗斯政治问题；以政治稳定为视角分析了2011～2015年的俄罗斯政治问题；本书拟定以发展道路为视角分析2016年以来的俄罗斯政治，当然并不局限于2016年以来的时间段。在做每一个项目的时候，笔者都追踪研究相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形势，并形成系统性认识，同时还对俄罗斯政治学科某一个基础性重大问题进行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笔者希望在此基础上逐步完成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的系统研究。
从应用研究的角度考虑，以“发展道路”为视角可以更好地完成新选举周期的政治研究。2016年俄罗斯举行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2018年举行第七届总统大选，发展道路的调整与完善，是这个新选举周期的核心议程。以发展道路为视角，可以对第七届国家杜马先举和总统大选进行比较透彻的观察，同时对事关俄罗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形成研究俄罗斯问题独特的观察视角、叙事主题和解释框架。
从基础研究的角度考虑，“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是对当今国际局势与世界格局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之一，也是不确定因素最多的问题之一。研究俄罗斯，首先就要回答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从涉我性研究的角度看，研究中俄关系的前提也是首先要理解俄罗斯，而认识和理解俄罗斯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对其发展道路的研究。
无论从学科的基础研究还是从学科的实际需要来看，研究俄罗斯发展道路问题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理论意义。
事实上，俄罗斯自独立以来，发展道路的基本含义并未发生重大改变，它依然是指俄罗斯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从更深的层次看，发展道路还涉及俄罗斯民族国家属性和文明归属的问题，即俄罗斯究竟应该纳入西方文明还是纳入东方文明，应该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文明传统，还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所有这些辩论归根到底集中为一个焦点：俄罗斯究竟应该走向哪里，即俄罗斯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应该选择哪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这些争论又或多或少地同俄罗斯19世纪中期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欧亚派思想，有内在的联系。[1]
其一，在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建设方面，俄罗斯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回到过去，还是建立另一种新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制度？俄罗斯作为新的独立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它的职能和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其二，在地缘政治方面，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欧洲的疆界被压缩到三百多年前即俄罗斯开始扩张前的范围内。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俄罗斯是应该永远尊重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独立，还是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一体化，逐渐使这些国家同俄罗斯重新联合起来，抑或是恢复苏联和俄罗斯帝国？也就是说，现在的俄罗斯应该像罗马帝国解体后的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土耳其那样，满足于自己的新角色，还是应不顾国内外环境，从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的特点出发，去完成恢复帝国的使命？
其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苏联解体以后，很多俄罗斯人产生了历史性的失落感，认为俄罗斯失去了自己的属性，因为至少在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的心目中，俄罗斯不是指“亘古以来的俄罗斯土地”，而是指建立沙皇制度以来的帝国。许多人认为，俄罗斯要“作为俄罗斯而不是别的什么进入世界文明”，就必须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属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作为支柱。但是，这种新的思想支柱又是什么？
其四，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俄罗斯应成为“西方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还是作为欧亚大陆上新的世界强国，奉行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全方位的外交政策？
其五，在政治的优先次序方面，是集中力量于国内的发展，把经济、生态、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提高到新的水平，以此作为强国之路，还是像沙皇和苏联时期那样，仍然把重点放到对外部的强大上，即把追求大国地位作为主要的民族国家属性，而把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关心置于次要地位呢？
所有争论的问题都直接涉及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内外政策。[2]由此可见，发展道路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概念，对发展道路进行宏观审视和深入剖析，可以抓住俄罗斯问题的整体、本质、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可以对俄罗斯问题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
二 研究思路
基于上述对发展道路内涵的理解，本书以俄罗斯国情为基础和出发点，坚持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的统一，希望通过对俄罗斯发展道路问题较为系统的分析，可以对俄罗斯政治转型这一复杂现象有总体把握和深层次的透视。
本书的研究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综合研究。发展道路的研究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这需要在跨学科基础上加强综合性研究。所以，为了从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的方位和更深的层次观察和研究发展道路，必须关注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社会问题，以及俄罗斯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自我国际定位，力求结合经济、社会与国际关系等因素，综合研究发展道路问题。笔者注意把握问题要素之间的互动联系并以此带动综合研究。在理解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基础上，笔者提炼出若干影响俄罗斯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逐一研究，力求形成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术体系。
第二，战略思维。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的历史、文化、民族性格都有鲜明的特性。正因为如此，诗人费·丘特切夫才写出了著名的诗句：“俄罗斯，用理智无法理解！”[3]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独特都是相对的。在比较政治学的视角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独特的，同时这种独特性也是相对的。因此，笔者对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对于什么是俄罗斯、俄罗斯何以为俄罗斯的问题，要从俄国历史去理解历史俄国，分析俄罗斯的独特性；二是对于俄罗斯会怎么样、俄罗斯发展前景的问题，要从世界的角度去看俄罗斯，而不是只以俄罗斯的眼光看世界，也就是说要研究世界政治中的俄罗斯和全球史中的俄罗斯。只有这样才能培养研究俄罗斯的战略思维，理解俄罗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本书在研究思路和论述内容上力求体现上述认识。
第三，学科意识。俄罗斯问题研究是以政治学为基础，综合经济、历史、文化、民族等其他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既需要深入了解俄罗斯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过程，又需要深刻认知俄罗斯的外部环境，从而更深切地认识俄国内政治的基本特征。为此，笔者选取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中的若干核心概念，强调科学意识和问题意识，提炼影响俄罗斯发展的重要因素，提出并牢牢抓住若干亟待研究和解决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笔者运用历史主义的写作方法，力求通过深入的研究和理性思辨，避免陷入理论和现有结论的教条中，科学辩证地理解和解释俄罗斯问题。
基于以上理解，笔者结合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内政治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影响审视和研究其发展道路问题。这里的国际社会是世界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体系的统称，它是指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各层次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对俄罗斯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对发展道路问题的理解也不断深化。本书的研究框架如下。
俄罗斯处于欧亚大陆板块，深受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变迁的影响，又通过自身变化塑造了欧亚大陆的政治图景。从世界政治史看，俄罗斯与世界政治的互动关系体现在俄罗斯是否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潮流一致；这种一致或者偏离对俄罗斯发展道路产生何种影响；俄罗斯发展道路一旦确定又会对世界政治的发展留下什么印记。第一章从这个视角分析在欧亚空间内俄罗斯与世界政治的历史脉络。
第二章到第四章以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和第七届总统大选为案例，分析俄罗斯政治道路的基本特点。俄罗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稳定、什么样的发展，稳定与发展是什么样的关系？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政治发展。真正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是互为促进的。政治稳定并非简单的保持现状，而是指不断的连续改善。[4]这种改善实质上是政治制度朝向更加稳定、不受一时一事影响的政治运动，它代表了政治体系的良性状态。如果只是维持现状，或者靠控制而不是依靠不断良性的体系运动，可能会导致出现稳定有余、发展不足的问题。第四章还对2020年普京修宪的政治意图进行了分析。
第五章研究俄罗斯的政治思想。这是支撑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观念基础。在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是俄罗斯坚持传统价值观的体现，是代表中派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符号。“普京主义”是俄罗斯保守主义在新时期俄罗斯意识形态的最新表述。本章以“三个普京”为分析框架，研究“普京主义”，分析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前景。
第六章以普京新时期“突破性发展”战略为切入点，研究俄罗斯的经济道路，分析俄罗斯经济的政治性特点。政治性是俄罗斯经济的内在特征，这是由俄罗斯的国家性质决定的。
俄罗斯国内对西方的看法与对国家自我认同和发展道路的辩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5]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从国际定位和国际秩序出发，研究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内部进程和外部变化落差日益加大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过程与内部政治秩序的变化互为影响。
第九章和第十章从外交决策和国家认同的基本特点研究俄内政外交的联动性。在强调时间性的历史情景中，战略文化赋予俄罗斯地缘空间与精英共识的超时空结合。国家对外行为与国内政治是以一种双向影响的方式相互联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具有不同的规律，决策者必须做出选择以应对其复杂性并决定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
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对于中俄关系的发展有特殊意义。中俄关系是一对特殊的大国关系，只有加深对彼此发展道路的理解，睦邻友好才能持久。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在理解俄罗斯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研究中俄关系在双边和地区层面的合作，力求分析双方的利益诉求与认知变化。
三 研究综述
如果以政治研究为主轴，审视发展道路作为一个综合性学术概念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基础性研究、相关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三个层面。基础性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政治制度。包含国家权力结构研究：以总统制为核心的国家权力配置的运行及其变化，以及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发展变化和最新特点。还包含国家结构形式研究：联邦制度的历史沿革与调整完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车臣问题等。第二，政治观念。指执政阶层的治国理念、政治文化、国民心态、民族心理、社会情绪、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国家特性等。第三，政治行为。指利益集团的发展变化，精英的出现及更新，社会阶层的分化与代际更替、社会自组织与政治公共空间治理等。相关性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政治与经济：垄断性经济结构与政治集权之间的关系。第二，政治与外交：国际政治观及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政治的影响。第三，政治与社会：保守主义取向的社会国家性质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第四，政治与文化：东正教政治文明与政治治理之间的相关性联系。理论性研究内容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俄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俄国。第二，现代化视阈中的俄罗斯发展道路。第三，全球史中的俄罗斯。总之，通过研究发展道路需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是俄罗斯，俄罗斯何以为俄罗斯？
（一）国内学者对于俄发展道路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
从1708年中国设立第一所俄文学校，即康熙皇帝下旨创立俄罗斯文馆开始，至今，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俄罗斯研究有了质的飞越。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和“全面学习苏联”的形势，促成了俄文在中国大普及的热潮。[6]从单纯的俄文教育转向苏联政治经济外交的研究，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经历了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两个大的历史阶段。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1991年底苏联解体以后，中苏关系变成中俄关系。俄罗斯进入叶利钦时代。叶利钦时代中国对俄罗斯问题的研究是在原有苏联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其他国际问题研究相比，俄罗斯问题研究有其特殊性，并经历了一个从建立到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其间研究对象本身也逐渐成熟和相对定型。
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新建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国内最早的专门研究苏联东欧国家的机构成立，如中联部的苏联东欧研究所等。就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需求而言，苏联问题研究的重心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包括主要关注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人事变动、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等。在这一阶段，苏联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体制中的若干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民主和法制问题》《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联国内政治形势》《苏联政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等。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研究成果有《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综述》《列宁关于反对国家官僚化的理论与实践》《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概述》《苏联的精神文明建设》等。上述研究成果大多具有开创性甚至具有本学科的奠基性质。
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不复存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成为独立国家。除5个中亚国家和3个南高加索国家之外，俄罗斯、乌克兰等7个国家均在欧洲东部地区。“东欧”这个地理概念涵盖了上述7国的地理范围。当时，我国外交部、新华社等单位也用“东欧”这一概念泛指原来的苏联东欧国家。因此，从1992年1月起，一些研究机构开始改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但是，“东欧中亚研究所”这个名称并没有将研究所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俄罗斯——强调出来。直到2002年10月，该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此名沿用至今。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改变了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重点。苏东剧变之前，重点研究的是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关系。苏东剧变之后，国内的俄罗斯研究机构面临崭新的研究任务：从转型学的角度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向所谓“现代文明”社会转变，这样的转变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还未曾有过，这是俄罗斯人民自己的选择，毫无疑问，不管这种转变是顺利还是遭受挫折，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在人类社会活动实践的历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变无疑会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为转型政治学和转型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丰富和新鲜的材料；与此同时，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角度看，俄罗斯同我国直接接壤，涉及我国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研究俄罗斯的基本国情，即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历史、民族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苏联解体前，我国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机构和学者主要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进行研究，而对其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俄罗斯的研究尽管也有涉及，但总的情况是俄罗斯研究包含在苏联研究之中，并且一般更注重对苏联联盟中央的研究，而从1985年到1991年，这方面的情况的确是必须加以重点关注的。因而，对作为苏联重要组成部分的俄罗斯的研究明显不足。主要表现是：以对叶利钦等民主派与苏共和联盟中央之间的斗争研究为主，而对俄罗斯本身的研究略显不足；对俄罗斯联邦内部的研究也是从苏联角度来进行的，对俄罗斯的联邦制，即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民族问题、对外关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空白。
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时代（1991～1999年），俄罗斯联邦作为独立国家开始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并受到极大的重视。俄罗斯独立之初，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形势错综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对俄罗斯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分析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发展，预测其发展的基本趋势；重点是研究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国家权力体系建立、党派斗争等迫切问题。这时的研究主要是追踪研究，分析各种政治现象并对发展趋势做出预测。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变化，到叶利钦总统辞职前后，本学科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研究不断深入，从开始时集中于政治领域特别是联邦中央权力斗争的研究，扩展到对联邦制及地方问题、民主政治、法治建设、政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思潮、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研究；从一般的形势分析研究，转向对俄罗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进行理论探讨，进而对俄罗斯转轨及发展道路做出理论总结。
叶利钦时期，我国对俄罗斯经济问题研究的主线是俄罗斯经济转轨问题。俄罗斯经济转轨问题囊括的内容较多：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对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再探讨；经济转轨的基本要素和全部内容，包括转轨的理论和学说；转轨的起始条件、目标模式、外部环境、转轨战略、转轨绩效；转轨中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所有问题，包括所有制改造、宏观经济体系确立及运行、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社会保障体制的重建、政府职能转换、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等。自俄罗斯独立以来，我国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7]该时期对俄罗斯经济的应用性研究成果颇丰，主要以对中俄经贸关系的研究为主。对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历史进行梳理，对合作的重要领域、发展潜力、主要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有分量的带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对策建议。
对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总体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静杰和郑羽主编的专著《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以及海运、李静杰总主编的《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俄罗斯与当代世界》论述了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政治与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俄主要政治力量与学术派别对国家外交政策方针的争论、俄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其主要内容，以及俄对“近邻”、西方、苏联原盟友及亚洲国家的外交情况。《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论述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阐述了这一时期俄对美国、欧洲、独联体、亚太地区和中国外交的实施情况，探讨了影响俄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诸如俄外交文化与决策机制、俄传统安全观和美国因素等。[8]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四个特点鲜明的阶段：叶利钦时期是大破、大立和大动荡的时期；普京执政前八年是调整、恢复和实现稳定的时期；“梅普组合”时期是应对经济危机、开启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时期；2012年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学术界一般称这之后为“普京新时期”。从时代内容和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来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转型与发展的近三十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
对于普京执政前八年的俄罗斯，我国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普京执政前八年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建设强大的俄罗斯；第二，重建国家的权威和垂直的权力体系，实现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的统一；第三，把经济命脉重新掌握在国家手中，俄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通过这三项有的放矢的国家治理，俄罗斯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经济快速恢复，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以强国的姿态重返世界舞台。这一时期由于俄罗斯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转变，我国学者对于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领域的国家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俄罗斯联邦发展史上普京执政的前八年基本认识较为一致，大部分学者认为，普京执政的前八年在政治上是根据本国国情完善和强化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体制的时期，是社会动荡走向政局稳定的时期，是“主权民主”主流价值观确立的时期；在经济上是以发展能源原材料部门为现实依托，以建立创新经济为长远规划，由自由市场经济向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过渡，实现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的时期；在外交上对西方是由以妥协求合作向以斗争保安全过渡的时期，是由反恐伙伴被迫成为美国战略竞争者的时期，是俄中战略协作全方位发展的时期，是突出务实外交、经济外交和能源外交的时期，是加速强军过程和恢复俄全球性大国影响的时期。
“梅普组合”时期，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从“普京计划”到梅德韦杰夫“新政治战略”的转变，开启现代化战略，宣称这一现代化概念是全面的，包括人的现代化，力求打破俄罗斯社会广泛存在的家长式作风。2012年普京新时期开启。总起来看，我国学者对于普京时期的认识更加深入，普遍认为，俄罗斯继续坚持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虽然尚不完善，却是不可逆转的。俄罗斯基本实现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尽管现在遭遇西方制裁等困难，但已为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创造了社会条件。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面临严重的困难和潜在的危机。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赶超西方，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贯穿俄罗斯历史的一条红线，也是当代俄罗斯发展进程的基本内容。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从全盘西化向俄罗斯传统回归，在继承叶利钦改革成果的同时，强调俄罗斯新思想和主权民主，强调在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保持俄罗斯特色并实现现代化。
“梅普组合”时期与普京新时期，俄罗斯一个共同的最大特点是均面临金融危机以来的诸多挑战。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俄罗斯首先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很多新特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全球竞争与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加深，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秩序调整加速，和平与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各国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国际反恐形势也日益严峻。
我国学者还普遍认为，这一时期俄罗斯还面临复杂的欧亚地区形势。欧亚地区国际战略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地区内各国求稳定、求发展所面临的内外压力进一步加大；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停滞和衰退危险；但俄对外政策积极主动，在国际重要热点地区和重大热点问题上频频出牌，赢得关注和重视；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继续深化，并呈现不断扩大趋势；新东欧国家在“西向”和“东向”之间徘徊；中亚国家保持总体稳定，但安全与稳定仍是各国面临的挑战，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因此，我国学者一致认为，俄罗斯向何处去仍然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大战略问题。虽然普京致力于实现俄罗斯重新崛起与复兴，但是俄罗斯的发展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如何把政治稳定与政治现代化结合起来，既能增强政治活力又能确保政治控制；二是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以避免经济衰退；三是如何应对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以实现大国崛起的欧亚战略。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学术界开始对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进行系统的总结与研讨。例如，201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室组织召开了一次学科建设会。明确以学科建设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为主题的研讨会在“俄罗斯政治”学科还是第一次。研讨会后，在对研讨会发言整理的基础上，经过与会学者精益求精的修改，形成了23篇笔谈，以《夯实理论基础 建立学科规范——“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建设笔谈》为题发表在《俄罗斯学刊》上。这组笔谈的作者涵盖了目前国内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主要专家学者；这组笔谈的内容涉及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及俄罗斯政治学科的本体论；这组笔谈的意义在于，在国内刊物上大规模讨论俄罗斯研究的方法、内容与层次，尚属首次，这是对学科发展的一次重要推进。[9]
我国学者还深入研究了中俄新型国家关系的特点与动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俄新型国家关系形成的过程。[10]中俄关系发展成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它自己的历史逻辑性。[11]对于当前的中俄关系，我国学者的看法也较为一致，核心问题在于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战略构想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之间的关系。
总起来看，苏联解体以后，我国学者对后苏联空间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已经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国同后苏联空间这些国家曾经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以这些国家的改革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将对中国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追踪研究这些国家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客观上成为中国学者重要的历史任务。中国学者的普遍性共识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后苏联空间转型国家在经历“休克疗法”的阵痛之后，开始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俄罗斯在普京时期重新恢复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控制，政府特别是在加强法治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公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再民主化是对传统民主制的发展和完善，那么一大批非西方国家则是刚刚开始民主制度的建设过程，其中包括后苏联空间的转型国家。大致来说，随着冷战的结束及西方国家的大力推动，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在建立以多党议会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方面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但是，任何政治体制的生长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之这些国家又普遍缺乏西方式民主的传统，甚至缺乏民主所必需的基本文化条件，所以这些国家在巩固民主制度及使民主本土化方面仍然面临严峻的考验。
其二，在历史上曾经尝试过西式民主的俄罗斯，如今的民主制可以说已经基本站稳脚跟，但其具体的制度体现仍然有待探索和完善。转型期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和矛盾使俄罗斯意识到，保证一种独立于社会利益纠葛的强势行政权力至关重要。因此，俄在制度上既没有考虑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相互牵制的美国式总统制政府形式，也没有考虑政府与议会中的多数同进退的英国式议会内阁制，而是选择了一种介于议会内阁制与半总统制之间的制度，使总统既能够获得议会中多数党团的支持，又能够作为不同政党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者和仲裁者。[12]
（二）国外学者对于发展道路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
在西方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中，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发展范式长期以来都是国别政治中类似政治模式与发展道路等问题研究的主导范式。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拉美以及东欧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先后出现国家政体大转型的政治变迁，这使得原有的主导范式无法有力地解释在这些国家与地区发生的政治变迁。
为了应对来自现实的挑战，比较政治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转型政治学”在20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转型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是一门相当重要的新的政治学领域，并已经出现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拉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学者菲立普·施米特，曾提出了“转型学”（Transitology）这一概念。转型学最初是在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形成的跨学科的理论学科。“转型学”这一概念把研究者的视线引导到转型的历史过程上来。从转型政治学视角来看，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可资比较的政治转型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南欧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俄罗斯东欧中亚模式等几种类型，各种政治转型模式都有其独特的转型特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以南欧、东亚、拉美及俄罗斯东欧中亚为核心的四个地区内，先后出现触及地区各主要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政治变迁。尽管从转型所内含的结构性变化、目标模式、具体内容与方式、内在动因以及转型作为现代化过程的深层背景等不同方面，初步显示出上述四个区域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是一个具有某种深层内在联系的客观同一的历史过程[13]，但是在普遍性的背后是独特性的展现。
政治转型范式第一个方面的理论资源是“转型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经济发展的泥沼，各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不断涌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转型经济学”应运而生。研究经济转型的专家热若尔·罗兰根据对转型国家的研究认为，发展理论框架内的“华盛顿共识”存在对“总体不确定性”假设忽视的重大不足；在经济转型中，政治约束具有重要意义，渐进改革有助于集结改革的支持者，加强政治上的可行性；即使事先的政治约束不太重要，休克式改革也只会增加改革的不可逆转性，而对经济效率的改善无所助益。与其说“转型经济学”是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因为其将经济学分析工具与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严密论证结合起来。对经济改革的研究难以绕过对政治改革的研究，经济学的理论资源被逐渐引入政治学的研究之中。比较典型的是斯迪芬·海哥德与罗伯特·考夫曼的著作《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4]
政治转型范式第二个方面的理论资源是新制度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批学者开始尝试性地运用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当今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政治转型现象。其最常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的“后韦伯主义”的阶级与国家构建框架，基于历史的事件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此外，新制度主义还将理性选择理论引入民主化研究之中。新制度主义不但关注正式的制度，而且也关注非正式的制度，这种研究取向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制度主义关注的另一兴趣点是制度变迁，这被引入政治变迁研究之中。如研究政党应该如何转型；新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联盟对国家有多大的影响。新制度主义是政治转型范式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它提供了新的语境。新制度主义对政治转型范式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整合宏观、中观与微观的分析框架，使三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分析成为可能，恢复了政治体系研究的生命力，给民主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整体性的观察视野。
政治转型范式第三方面的理论资源来自自然科学。20世纪70～90年代，自然科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突变理论、混沌理论与复杂性理论。其中对政治转型理论最具影响的是复杂性理论。复杂性表现为一种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是“交织在一起的东西”；复杂性表现了一种不可还原的特征，是一种将区分和关联相结合的思维，这一基本思想成为政治转型理论新的理论资源。整体性与交互性是复杂性理论基本的思维方式。复杂性理论还强调整体性，按照这种思想，转型必然是整体转型。在借鉴自然科学基本思想的基础之上，自然科学实验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出现在政治转型的研究之中。[15]
从研究成果上看，道路选择与发展前景问题依然是研究焦点。2016年西方研究俄罗斯政治比较重要的著作是《金融时报》驻莫斯科分社前社长克拉沃撰写的《黑风、白雪：俄罗斯新民族主义崛起》，该书通过乌克兰危机等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分析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影响，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这本书的作者从1998年开始常驻俄罗斯。该书认为，所谓欧亚主义就是坚信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是由其民族、地理和命运所决定的。乌克兰危机后，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和欧亚主义、保守主义理念很受推崇。但该书对杜金思想并不完全认可，反而认为俄罗斯的“新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乌克兰危机后的欧亚主义。就是说俄罗斯继承的虽然是欧亚主义，但又是新形势下的欧亚主义，是新民族主义。[16]
2016年最能代表西方国际问题研究前沿的《外交》杂志在5～6月一期出版了俄罗斯专刊。俄罗斯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卢基扬诺夫、特列宁、帕夫洛夫斯基等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深入论述了俄罗斯政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他在题为《普京的外交政策：寻求恢复俄罗斯的正当地位》的文章中指出：谈及在国际舞台发挥何种作用时，俄罗斯正在遭遇身份危机的阵痛，俄罗斯既没有融入自由秩序，也没有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可行替代方案。与此同时，俄罗斯认为，苏联解体只是西方试图实行全球统治的第一步，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和利比亚发动军事干预，以及在后苏联空间的国家引爆“颜色革命”，这一切可能将在未来西方推动俄罗斯发生政权更迭的企图中达到顶峰。这一根深蒂固的观点来源于一种坚定的想法，那就是西方不仅寻求继续进行地缘政治扩张，而且希望让所有人都按照西方的方式来行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采取劝说或是树立榜样的方式，而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诉诸武力。俄罗斯很难仅仅通过军事手段来扭转这一趋势。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影响力日益由经济实力所决定，而俄罗斯在这方面很薄弱，尤其是在如今能源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军事力量或纯熟的外交手段只能在短时期内掩盖经济问题。[17]
在《外交》杂志的这一期俄罗斯专刊上还发表了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谢尔盖·古里耶夫的一篇文章，该文深入论述了俄罗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这篇题为《俄罗斯受制约的经济》的文章中，作者认为，俄罗斯经济面临三大障碍：第一，它受制于众多根深蒂固的问题，包括腐败盛行、法治薄弱、监管过度以及国有企业和拥有政界人脉的垄断企业占支配地位；第二，油价崩溃严重打击了经济；第三，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后西方施加的制裁将俄罗斯与全球市场隔离开来，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即报复性地禁止从西方进口农产品和鱼类产品令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制裁将俄罗斯与全球金融市场隔离开来，放大了油价下跌的效应。如果俄罗斯在金融上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它就能向西方银行借钱，减轻油价的冲击力，但是制裁使俄罗斯不能向西方借钱，导致卢布急剧贬值，民众的实际收入和工资减少。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俄罗斯经济无法实现长期增长。在俄罗斯领导人中，对经济结构需要改革存在广泛共识。尽管俄罗斯经济现状不好，其长期前景却较为光明。虽然俄罗斯要实施结构性改革、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以及建立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不大容易，但是，只要俄罗斯领导人愿意改革，俄罗斯就能够较快地赶上较富裕国家。俄罗斯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一支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队伍；俄罗斯也受益于除油气之外的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耕地；尽管俄罗斯人口增长停滞，逐渐老龄化，但来自邻国的较年轻移民有助于抵消这些趋势。俄罗斯拥有很多关键的成功要素，包括储蓄和人力资本，但要促进经济长期增长，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法治、鼓励竞争、打击腐败以及融入全球经济。[18]
俄罗斯国内重要的报纸《俄罗斯报》是俄罗斯政府的机关报，俄罗斯国内一流政治学家经常在该报上发表文章。2016年5月26日，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卡拉加诺夫在题为《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阶段？》的文章中指出俄罗斯当前政治价值观的特点。他认为，当今俄罗斯社会精神状态和政治观念的特点是爱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其已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的信仰缺失和衰落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及90年代流行而如今被认为没有生命力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得到俄罗斯大多数人认同的传统价值观，在一度被崇拜西方世界的精英摒弃后开始回归。俄罗斯多数民众和精英都能感受到新政策背后的道德正确性。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耻辱感和讨好西方的愿望相比，这是一个根本性转变。[19]2016年9月19日，政治评论家拉济霍夫斯基发表文章《复制老杜马》。文章认为，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体现了俄罗斯社会最深刻、最基本的特质。与20世纪90年代的双头竞争模式不同，现有政治体制并无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选战也不如当年那般紧张。为避免社会分裂、内战爆发，俄罗斯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高度一体化的精英阶层。体制内政党虽各有所图，但都聚集在垂直轴心的周围。尽管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速度平缓，且大多数人的生活品质并未陡然滑坡。俄罗斯社会接受当前的政治体制，在任何政局稳定的国家中，社会与体制之间一定是匹配的。[20]
2018年俄罗斯发生的“黑天鹅事件”是“统一俄罗斯”党在地方选举中的全面受挫。2018年9月9日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刚刚公布，就立刻成为俄罗斯政治研究的热点问题。俄罗斯各主要媒体及智库分析网站围绕国家杜马代表补选情况、联邦主体地方议会选举情况及联邦主体行政长官选举情况撰写了大量的分析与评论文章。[21]哈卡斯共和国第二轮选举出现候选人不断退选的罕见现象[22]，以及对俄共候选人涉嫌污蔑的报道和分析[23]，都反映了此次地方选举错综复杂的局面，以至于政治民调在2018年出现了少见的预测失误。[24]滨海边疆区的第二轮选举费尽周折。一个联邦主体地方领导人的第二轮选举屡次延期，这在以前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是从未出现过的。[25]而对临时地方领导人的报道超出正常范围，也属于地方选举中的少见现象。[26]俄罗斯评论文章中出现“第二轮选举综合征”专有名词，特指各种地方选举中的罕见现象，包括候选人之间互相攻击这种现象在以往的地方选举中都是较少出现的。[27]可以说，对这次地方选举的分析是2018年俄罗斯政治研究的重中之重。[28]
俄罗斯民族问题复杂，对发展道路问题影响深远。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思潮、国家权力结构等问题相联系，亦同宗教与世俗化政权之间的关系相联系。而宗教与民族之间之所以存在关系，与主体民族信奉主导精神支柱有关。俄罗斯学者一直关注俄罗斯的民族关系。[29]普京在2012年总统选举前夕，先后发表过7篇重要的竞选文献。第一篇《俄罗斯要面对的挑战》是对时代特征及俄罗斯发展阶段的分析，这两个问题一向是俄罗斯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俄罗斯领导层制定国家战略和重大政策的依据，所以开篇论述时代特征很正常。但是，在第二篇竞选文献中，普京并没有像以往的竞选纲领或者国情咨文那样首先谈俄罗斯的经济问题，而是分析了民族问题。第二篇竞选文献的题目就是《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排在了随后论述的经济、政治、社会、安全与外交的前面，这本身就说明俄罗斯领导层对民族问题的极端重视。普京在《俄罗斯的民族问题》一文中表示，当前俄罗斯民族关系紧张的地区在扩大，宗教间紧张程度在加剧，激进民族主义和宗教排他性已成为俄罗斯极端主义组织和流派的思想基础。事实上，近年来俄罗斯由于民族问题引起的恐怖事件时有发生。在普京看来，全球性民族发展趋于多元化，很多国家也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而且全世界的移民现象还会加剧，这将会改变各大洲的面貌。他指出，这种过程是复杂的，很多国家都未能成功地同化移民。普京强调，尽管外在现象类似，但俄罗斯的情况是独特的。普京指出，俄罗斯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贯穿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文明的主轴线是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文化。他认为，必须巩固“历史性的国家”，用国家和文化来促进各民族和宗教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学者对民族认同与冲突问题非常关注，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民族问题上，尤其试图通过分析当代俄罗斯的民族关系建立一个能够预测和监测民族冲突风险强度的模型。[30]地方自治和政权垂直化管理改革问题是理解地方治理的重要问题。[31]除了政治治理，地方政权还要面临社会全方位转型带来的问题与挑战。[32]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个变化特点是代际结构的变化，青年问题因而成为影响发展道路选择与变革的重要因素[33]，青年的政治思想动态也是研究重点[34]。
对于普京时期的研究也是国外学者的关注焦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撰写的《长宿醉：普京的新俄罗斯和过去的幽灵》一书认为，[35]普京成功地“操纵”人们对历史和记忆的普遍看法，从而团结俄罗斯民众，并唤起他们的反西方情绪，有效地维持了自己的长期统治。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恢复平衡：美国抗衡与接触俄罗斯的政策选项》[36]的研究报告，由该智库的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组和美国与欧洲中心外交政策组联合完成。报告就乌克兰问题及俄罗斯对美国与欧洲大选的“干涉”提出应对建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后普京时代到来》[37]研究报告，认为对普京最终卸任的预期将对普京本届总统任期的内政外交政策造成重大影响，预计下一届政府不会是反普京的政府，但普京卸任后俄罗斯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将大幅下降。乔治敦大学欧亚、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杰拉·斯滕特2019年2月出版专著《普京的世界》，核心思想是俄罗斯的政策数百年来“始终如一”。普京的首要任务一直是重建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整体而言，斯滕特将这种重建视为一件“消极”的事情，而且认为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不再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打交道。这一点只从政治角度讲站得住脚；如果从金融角度来看，情况恰恰相反：克里姆林宫的内部人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为俄与国际体系密不可分。[38]
从总体研究状况看，俄罗斯国内外关注的主题仍然是变革与转型。[39]转型中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社会现代化都是俄罗斯关注的核心点，而转型之中的俄罗斯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俄罗斯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俄罗斯聚焦转型以来的社会-政治现状并进行反思，聚焦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经验，分析后苏联时代俄罗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问题，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存在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延续性问题。[40]俄罗斯社会中存在希望政权过度垄断的幻象，这种公共生活方式与个体的社会心理特点结合，就会形成一系列的国家行为特征，对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产生很大影响。[41]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的《俄罗斯社会和时代的召唤》，综合地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在时代的召唤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发展的动力。这本书向读者展示了外部世界政治势力以及世界经济局势的转变对俄罗斯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总结了俄罗斯社会各个群体在近年来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型条件下所持有的新的社会现实态度，这在新的时代呈现了新特点。[42]对于俄罗斯激进改革的后果及民主思想和价值的支撑问题，也是俄罗斯学者关注的焦点。后苏联时代在公民的政治偏好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需要增强政治稳定。[43]政治妥协精神和政治协商机制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较为重要的发展条件。俄罗斯学者致力于研究在未来政治体系民主化和以新的社会政策为基础的背景下，俄罗斯社会中政治协商的可能性问题。重点关注社会不均衡的变化趋势，在社会领域的政治治理和公民社会法律保障中寻找国际经验。[44]关注社会文化传统是达成政治共识的前提，并有助于促进政治妥协与协商的达成。[45]发展模式的稳定性是俄罗斯学者关注的焦点。[46]“人的因素”也是俄罗斯学者在研究发展道路问题时一直强调的问题。从2009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新政治战略开始，人的现代化一直被俄罗斯视为人力资源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素。[47]现在被列入国家项目的教育问题被视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早在苏联解体前夕，在多元化教育思潮中，虽然各派的理解和设想不一，但是人文化已经是民主化进程中一个响亮的口号。[48]教育的形式和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俄罗斯学者研究的重点。[49]如同世界各国重视家庭教育一样，俄罗斯也关注家庭教育的影响。[50]
本书力求以发展道路为核心对俄罗斯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笔者深知，对于俄罗斯问题还有很多没有研究透彻的领域。今后将继续加强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加强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从世界政治中的俄罗斯这个视角，培养国际眼光和全球视野，从而加深和拓展对于俄罗斯问题的理解。
[1] 李静杰、郑羽主编《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63页。
[2] 李静杰：《俄罗斯关于“文明选择”的争论》，《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
[3] Умом Россию не понять，аршином общим не измерить.
[4] Бег с препятствиями-Каким для России станет наступивш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год，http：//www.itogi.ru/russia/2014/3/197201.html.
[5] Игорь Зевелев，Реализм в XXI веке-Американ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выбор России，23 декабря 2012，https：//globalaffairs.ru/number/Realizm-v-XXI-veke-15792.
[6] 李明滨：《北京大学“俄罗斯学”发展历程》，参见李永全主编、庞大鹏副主编《“俄罗斯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7] 其中主要的专著有：《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陆南泉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经济转轨的进程与难题》（陆南泉、李建民、朱晓中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薛君度、陆南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参见庞大鹏《“俄罗斯学”发展历程》，载于《“俄罗斯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8] 其他关于俄罗斯外交的著述包括：郑羽的专著《从对抗到对话：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倪孝铨的论文《西方援助和俄罗斯对外政策走向》（《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3期）；顾志红的论文《乌俄关系现状及其发展前景》（《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2期）；姜毅的论文《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政策》（《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4期）和《俄罗斯与独联体的军事一体化》（《欧洲》1995年第12期）等。参见庞大鹏《“俄罗斯学”发展历程》，载于《“俄罗斯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9] 李永全等：《夯实理论基础 建立学科规范——“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建设笔谈》，《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2期。
[10] 专著参见姜毅《新世纪的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郑羽《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郑羽《全球多极化背景下的中俄关系（2012～2015）》，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等等。论文参见姜毅《安全两难与中俄关系》，《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5期；姜毅《中俄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的重大意义》，《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柳丰华《中俄战略协作模式：形成、特点与提升》，《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等等。
[11] 参见李静杰《新世纪的中俄关系》，选自关贵海、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2] 王缉思、唐士其：《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1期。
[13] 冯绍雷：《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
[14] 王金红、黄振辉：《从政治发展到政治转型：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的范式转移》，《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
[15] 王金红、黄振辉：《从政治发展到政治转型：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的范式转移》，《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
[16] Clover Charles，Black Wind，White Snow：The Rise of Russia’s New Nationalism，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
[17] Fyodor Lukyanov，Putin’s Foreign Policy，“The Quest to Restore Russia’s Rightful Place”，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
[18] Sergei Guriev，“Russia’s Constrained Economy-How the Kremlin Can Spur Growth，” 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6.
[19]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новый этап？https：//rg.ru/2016/05/25/specialisty-predstavili-svoe-videnie-prioritetov-vneshnej-politiki-rf.html.
[20] Леонид Радзиховский，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о，https：//rg.ru/2016/09/18/radzihovskij-golosovanie-otrazhaet-fundamentalnye-cherty-nashego-obshchestva.html.
[21] Данные протоколов № 1 окружны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комиссий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выборов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едьмого созыва по одномандатным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м округам 9 сентября 2018 года.
[22] Зимин снял свою кандидатуру с выборов главы Хакасии.https：//tass.ru/politika/5592192.
[23] Избирком Хакасии подал в суд иск об отмене регистрации кандидата КПРФ в главы региона.https：//tass.ru/politika/5664137，Мяхар просил прокуратуру проверить нарушения соперника на выборах в Хакасии.https：//tass.ru/politika/5665924，Врио главы Хакасии планирует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кандидатом в главы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яхаром.https：//tass.ru/politika/5671790，Выборы главы Хакасии перенесли на 11 ноября.https：//ria.ru/politics/20181015/1530645889.html.
[24]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жителей Хакасии против без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х выборов，показал опрос.https：//ria.ru/politics/20181017/1530841961.html.
[25] Олег Кожемяко назначен врио губернатора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http：//www.kremlin.ru/acts/news/58632.
[26] Кожемяко назвал гла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Приморья.https：//ria.ru/society/20180929/1529625085. html；Кожемяко хочет создать центры торговл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https：//ria.ru/economy/20181030/1531735104.html；Кожемяко：статус столицы ДФО потребует 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е новых соцобъектов.https：//realty.ria.ru/news_infrastructure/20181018/1530950530.html.
[27] В Приморье проверят ситуацию по долгострою строительной компании Ищенко.https：//ria.ru/society/20181005/1530028131.html.
[28]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Выдвижение и регистр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ов на выборах глав регионов，назначенных на 9 сентября 2018 года，https：//www.golosinfo.org/ru/articles/142798.
[29] Этн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россиискои политики：взгляд из республик，http：//ecsocman.hse.ru/data/754/370/1217/011Etnicheski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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