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概念群的“发明权”之争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将社会研究概括为对三个主要问题的探索：“（1）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种种社会秩序有什么不同？在此结构中，使其维持和变化的方面有何特定涵义？（2）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构建历史？（3）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或迟钝？我们在这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13]也就是说，社会概念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概念体系，包括对社会的内部结构、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和社会中人的处境三个方面的考察。正如施泰因在1842年的著作《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就已经明确说明的那样，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试图成为关于社会的科学，要理解社会运动或者有意识地推动社会运动都必须首先建立关于社会的科学（详见本书第四章）。社会主义与后来成为独立学科的现代社会学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法国早期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圣西门正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的老师。

马克思和施泰因的社会概念同样也要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语境中回答上述问题。以往对于马克思与施泰因思想的比较研究，集中于对两个热点问题的争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发明权”之争。

1842年9月底至10月初，由于对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上有关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报道和施泰因著作《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版引起的反响，德意志报界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14]（Allgemeine Zeitung）第284号发表了主编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批评《莱茵报》刊登了两篇有关共产主义的文章，指责《莱茵报》把“邻国的混乱”引入德意志。正是为了反驳上述批评，10月15日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这是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之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5]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16]这段话有两个要点：一是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站到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二是马克思承认对施泰因前述著作中已经讲到的法国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还缺乏必要的研究。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了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17]这个回顾更是确认了前述两个要点。

正是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为后来研究者们围绕社会这一概念群而展开的“发明权”之争埋下了伏笔。1896年秋季学期，德国著名学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苏黎世发表了多次关于19世纪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的讲演，讲稿很快就在耶拿结集出版。讲演现场听者众多，讲稿先后再版了7次，译为十多种语言，受到广泛的关注。桑巴特在讲稿中对施泰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桑巴特认为，社会阶级及其规律、社会主义理念是在法国被首先提出的，是法国现代社会运动的思想成果。而这些成果在德意志学界最具有影响力的继承者就是施泰因和马克思。虽然人们熟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但是最早将法国人提出的无产阶级概念介绍到德国的是施泰因1842年的著作。在桑巴特看来，对现代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法国人是布朗基（Louis Blanc），德国人就是施泰因，后者虽然不是一个投身实践的社会主义者，但仍然不失为第一流的理论家。[18]

桑巴特对施泰因的高度评价及其讲演和讲稿的巨大影响力，激怒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理论家梅林（Franz Mehring），也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传》的作者。在梅林看来，桑巴特将本应该属于马克思的荣誉让给了施泰因，贬低了马克思的成就。1896年，梅林先后两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刊物《新时代》上发表文章，严厉批判桑巴特的观点。在他看来，施泰因著作的历史重要性仅限于资产阶级的范围之内。[19]施泰因不过是一个编纂者，当他提出自己的观点时，要么是情绪化的控诉，要么是对社会君主制（das soziale königtum）的美化，对于研究法国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施泰因的书没有任何价值。[20]梅林只是承认“马克思可能读过施泰因的著作，但是早在施泰因的著作面世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具备了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关于施泰因对马克思的影响的讨论，不包含一丝一毫的真实性”。[21]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梅林的语气稍显缓和：“施泰因揭示了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描绘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施泰因的著作是一个尚未成熟的酸涩的果实，不过同样是科学之树上的果实。”[22]

由此，社会概念群的“发明权”之争的帷幕拉开。具体来看，学者们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施泰因对马克思可能存在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是对社会因素的强调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有学者认为，在德意志思想史上，施泰因是第一个强调不是观念或政治力量而是社会因素决定历史进程的思想家。例如，赫伯勒（Rudolf Heberle）认为，施泰因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思想体系与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本质联系，为后来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学解释设定了两个层面的范式：一个是在概念上清晰地区分了理论与真实的社会运动；另一个则是将社会运动置于社会学体系的研究中心。面对社会运动，需要借助社会学分析社会阶级的起源和运动及其对国家形式的影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所有不把共产主义与对社会的研究、与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在一起的理论体系视为乌托邦，正是根源于施泰因设定的上述两个层面的范式，或者说马克思的批判要归因于施泰因的启发。[23]

门格尔贝格（Kaethe Mengelberg）是施泰因著作《法国社会运动史》一书的英译者。该书也是前述施泰因1842年著作的第3版。门格尔贝格在译者序中提出，尽管施泰因的著作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仍然可以被看作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认为施泰因的这本著作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其一，它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和重要的宣言。19世纪40年代初，施泰因在巴黎接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构成他的理论出发点。工业化初期，遭受剥削的劳动者阶级参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这种状况促使施泰因意识到，只有通过社会改革缓解阶级之间的敌对状况，才有可能避免暴力革命。他开始认识到，社会结构是决定政治发展进程的基础性因素。在马克思之前，施泰因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从社会历史出发的研究视角，清晰地界定了无产阶级的概念，以及阶级关系在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而马克思也非常熟悉施泰因的著作。其二，通过上述分析，施泰因以社会学分析为根据，提出结构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对于维护工业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由此他成为社会改革的最初倡导者之一。其三，为了给上述探索提供坚实的基础，施泰因第一次将社会视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进行研究，这在19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24]

也有学者认为，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对社会因素根本性地位的强调，是时代状况给当时大部分学者带来的启示，不能单独归结为某个学者的贡献。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起应当归功于19世纪40年代的学术气候，并且通过许多学者的工作共同呈现出来，无法归功于某个学者个人的功劳。他说：“施泰因的阐释来源于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也阅读了他们的著作，虽然比施泰因稍晚一点。另外，与马克思一样，施泰因属于黑格尔派；他们各自思想的发展循着几乎平行的路径。我承认，借助施泰因的著作，马克思可以更好地梳理自己的想法；不过，与施泰因的教科书式的著作相比，圣西门、布朗基对马克思的影响可能更直接、更深刻。”[25]西姆柯维奇（Vladimir.G.Simkhovitch）认为，马克思和施泰因对19世纪40年代的政治事件的解释路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施泰因不仅都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也同样都受到法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巴黎，受工业社会的到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启发，新概念、新思想层出不穷。马克思和施泰因先后到达巴黎，接触到同样的思想资源、同样的学者群体、同样的学术氛围以及同样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对立同时也充满生机活力的时期，如何抓住社会最关键的问题并做出解释，是当时诸多学者共同的目标。马克思和施泰因也不例外。所以，在非常细节的问题上追究是谁先提出问题、谁对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26]

第二个方面是无产阶级概念。施泰因可能的第二个原创性的贡献则是最早对无产阶级进行了社会学的解释。他把无产阶级视为现代社会的劳动者，看作具有阶级意识的、试图通过斗争来争取自身利益的阶级。在对无产阶级的认识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受到了施泰因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构成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决定性的转折点。马克尔（Friedrich Muckle）认为，施泰因第一次把无产阶级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分离出来，最早对无产阶级做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并意识到了无产阶级在未来历史发展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27]西姆柯维奇认为施泰因是第一个讨论“第四等级”的历史学家，最早且不带偏见地对有关“第四等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28]图克（Robert Tucker）则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之中的角色的观点，“所有内容都出自施泰因”。[29]

也有学者认为不应该高估施泰因在这一方面的影响。阿德勒（Max Alder）认为，将马克思的基本概念贬低为施泰因的概念的变形，这种观点是经不住考量的。施泰因在研究法国革命时，自己并不持任何立场，他试图提出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的立场。施泰因认为资产阶级在力量上占有优势，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并不能提出一个有效的替代资产阶级统治的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立场，他们认为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传统国家权力的消解，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将在工业社会中生长出来。[30]

阿维纳瑞也认为不应高估施泰因的贡献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他提出施泰因的著作并不是马克思最初接触无产阶级概念的唯一或者主要的来源。早在施泰因之前，甚至属于保守派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米勒（Adam Müller）和巴德尔（Franz Baader）就已经讨论过无产阶级的概念。前者主张劳动分工削弱了劳动者的个性；后者主张有钱阶级将税收负担几乎全强加在无产阶级身上，使无产阶级参与政治生活并成为成熟的公民几乎不可能。虽然他们提出的解决无产阶级问题的方案是新的封建的、合作的和浪漫主义的制度，但是已经初步说明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特征。施泰因的著作对于马克思来说并非必要。[31]

学者们争论的第二个热点问题是促使马克思和施泰因走向不同的思想道路的关键性因素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也展开了多次讨论。

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施泰因。他认为施泰因为其著作《法国社会运动史》（1850）所写的序言“社会的概念及其运动法则”可以被看作德意志第一部社会学著作。马尔库塞借助社会学（Soziologie）这一概念来说明为什么他会将施泰因置于德国社会学的奠基人这样一个思想史的位置。这里的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概念结构和独立的方法。要使社会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从既有的学科中解放出来，就意味着它必须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与哲学相分离。在法国，社会学这个概念是由圣西门的学生孔德提出来的，孔德坚持要将社会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由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在精神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在德语学界完成这一分离的任务就更加困难。正如孔德希望按照自然科学的范例对社会生活的法则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一样，施泰因也试图探究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当然，马尔库塞也承认，施泰因的著作只是开始尝试构建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学。黑格尔的思想遗产对施泰因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显著的，颠覆这一思想基础并不容易；而施泰因从圣西门、傅立叶等法国社会批判思想家那里学到的具体的历史的视角，与自然法的思想传统很难达成一致。马尔库塞把施泰因放在黑格尔的观念论、以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中心的法国社会批判、以孔德为中心的早期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三种思想的交汇中来理解。

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和施泰因的关系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看法。其一，施泰因早期关于法国社会运动的著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很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前的著作中接受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判。[32]其二，马克思和施泰因都受到了黑格尔的极大影响，但是影响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是在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辩证理论；而施泰因则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与实证哲学体系相调和，最终“把辩证法变成了一个要求把社会变革作为所有矛盾的恰当解决方式的客观规律的象征，并使辩证法的批判因素中立化”[33]，将辩证法转变为社会学。

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一书中，也提到了施泰因与马克思在市民社会问题上的差异。他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市民社会当作“需要的体系”（System der Bedürfnissen）来分析。这个体系以利己主义为基本原则。他们的批判分析的区别在于，黑格尔在扬弃中保留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而马克思却想在清除的意义上扬弃这种差异，为的是建立一个拥有公有经济和公有财产的绝对共同体。[34]而施泰因则居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中间。施泰因的国家概念还完全以黑格尔为依据，但他的社会概念已经围绕工业阶级的兴起展开讨论。自国家在法国革命中丧失了它的合法权威以来，它就也只能通过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权力和自由。国家由此被纳入社会运动之中，并且必须尝试把公民权扩展到工人阶级。国家的真正目的虽然是促进所有公民自由、平等人格的发展，但由于参与国家管理是以财产和教化（Bildung）为条件的，所以国家自身就成为现行社会秩序的一种表现，而这一社会秩序正是一切自由和不自由的源泉。因此，施泰因的自由理念完全处于国家与社会的矛盾之中。[35]

科斯洛夫斯基（Stefan Koslowski）是目前德国学界从事施泰因研究的一位重要学者。[36]他认为，施泰因对工业社会分析的深度和批判的激烈程度与马克思相比毫不逊色，但是施泰因为解决工业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提出了不同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1841年10月到1843年冬在巴黎的旅行和学习并没有促使施泰因倒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立场，而是将施泰因推向相反的方向。写作《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介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施泰因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无法治愈工业社会的危机。施泰因从一开始就将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置于个人自由而不是平等理念之上，要求尊重个体与共同体之差异。而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来看，马克思将无产阶级视为被所有的社会历史关系抛弃的阶级，这个阶级能够通过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来领导整个人类的解放。最后，一个没有上帝的上帝之国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弥赛亚主义的最终目标。施泰因走向了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而马克思则开始了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ekritik）。

在科斯洛夫斯基看来，施泰因与马克思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在于施泰因并没有真正接受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根据黑格尔的否定哲学，不应当轻易地否定矛盾对立，而应将之视为一个复杂整体的两个方面；而且，既存的矛盾将在另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中得到解决。科斯洛夫斯基认为，黑格尔的双重否定对于施泰因的社会哲学来说具有与其原义相反的意义，不是谋求整体与个体的最终统一，而是认为整体与个体一样，都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确证各自的独立性。阶级矛盾或者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通过社会革命以构建新的更高的统一，而在于缓和阶级对立。这就是贯穿施泰因1842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做的社会学分析的核心思想。科斯洛夫斯基还提到，施泰因离开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原因在于黑格尔过分强调普遍性，甚至导致普遍性只有以牺牲个人的人格性为代价才能得以展开。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主张与黑格尔具有一致性。

以往的学者对马克思和施泰因社会概念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但是仍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第一，关于施泰因对马克思社会概念形成的影响的讨论还有继续深入的可能。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施泰因的思想都处于形成时期，在不同时期完成的著作中包含不同的思想内容。或者说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一位思想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以往的研究有时并未对文本进行认真区分，只是对马克思和施泰因的社会思想进行一般性的比较。比如，把1842年《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的施泰因与1850年《法国社会运动史》中的施泰因混同，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进行比较。这样的分析方式，只能得出含混和模糊的结论，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或者施泰因各自思想的形成过程，也不能理解二者在思想史上各自独立的地位和贡献。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格律恩的部分，马克思引证了施泰因1842年出版的《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详细比较了格律恩和施泰因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描述。这一点可以说明，马克思确实读过施泰因1842年出版的《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关于马克思究竟是在何时读到施泰因的这一著作，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要讨论这一著作对马克思的影响，或者施泰因在这一著作中提到的社会概念是不是提供了马克思社会概念中的关键因素，就需要弄清楚三点：①施泰因在1842年著作中对社会概念的阐述，而不能直接使用施泰因在更晚的著作中构建的社会概念；②厘清马克思社会概念形成的基本线索；③比对施泰因在1842年著作中构建的社会概念与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形成的线索，从而确定施泰因的这一著作对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可能存在的影响和发生影响的时期或语境。

第二，讨论导致马克思和施泰因在相同的历史背景和相似的思想背景下，构建不同的社会概念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既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二者对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不同理解和继承展开讨论的。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两方面的工作值得继续推进。①目前《巴黎手稿》研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在这个文本中黑格尔的因素是不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促使马克思提出了真正属于“马克思”的社会概念。通过比较黑格尔否定辩证法在施泰因和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可以作为思考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②除了黑格尔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思想线索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那就是源于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因素，在施泰因社会概念的构造中是不是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将施泰因推向了社会学的道路；而萨维尼实际上延续了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和以施勒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思想传统。这一思路是不是可以作为区分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和施泰因的社会概念的另一条关键性的线索，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马克思和施泰因的思想体系都非常宏大，留下来的著作数量惊人，他们各自的思想也都经历了逐步发展的复杂过程。对马克思和施泰因的思想进行一般性的比较研究，恐怕不是一本书能够完成的工作。本书希望能够完成的任务是以两位学者在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二者思想形成期的关键性著作为文本依据，特别是以1842年《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作为连接马克思和施泰因二者社会概念的关键点，来讨论施泰因的社会概念对马克思社会概念形成的影响，对二者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概念进行比较研究。根据上述议题的设定，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章将通过对19世纪初德意志学界统一民法之争的分析，一方面说明当时蒂堡[37]、萨维尼[38]和黑格尔[39]三位学者分别代表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否定的辩证法对启蒙理性的继承和反思，另一方面阐述以三位学者为代表的19世纪40年代之前德意志学界对于市民关系或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关系的看法，为后续章节讨论萨维尼的历史主义因素在施泰因社会概念形成中的建构性作用，讨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和市民社会理论架构的继承提供思想史背景。

到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虽然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政治状态，仍然将国家问题看作最重要的关切，但是与法国类似的社会问题也已经出现，甚至更为严重。施泰因在基尔和耶拿时就已经注意到，在巴黎又目睹了“劳动与享受的分离、市民部分与劳动者部分的分离”。马克思也是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时“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贫困这一社会问题也已经成为德意志民族潜藏的危机。施泰因、马克思以及当时的很多青年学者都开始批判包括黑格尔、萨维尼在内的前人有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思想，并逐渐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移到社会问题上。第三章旨在说明施泰因和马克思从一开始观察社会问题时就具有不同的哲学信念，施泰因倾向于历史主义，而《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则在很大程度上遵循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念。这构成了他们后续观察社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初视角。

第四章将集中讨论施泰因社会概念的形成和变化。首先，阐述施泰因是如何通过1842年出版的《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将社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系列概念介绍给德意志学界的，详细说明施泰因对上述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界定。其次，阐述施泰因在1850年出版的《法国社会运动史》一书第一部分“社会的概念及其运动法则”中提出的比较成熟的社会学体系，并对这一成熟形态与1842年的最初形态中的关键概念进行比较，以此来说明施泰因的社会学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说明施泰因从一开始就对无产阶级革命持相对保守的看法，并不像以往学者所说在1848年三月革命前后发生断裂或者转向。最后，以往的研究常常将施泰因的社会理论置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的影响之下，将施泰因视为黑格尔主义者。这一章试图说明，虽然施泰因的社会学在概念体系的外在形态上表现出与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某些相似性，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继承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和市民社会的规定性；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思路在施泰因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更具建构性的作用。

第五章讨论马克思以施泰因1842年的著作为中介，以源于法国的社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为基础，在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并赋予了这些概念新的内涵，从而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具体来讲，施泰因与马克思年龄相仿，活动范围也有交叉。本章将通过一些事实和细节来说明二位学者可能的交往。在作为《莱茵报》编辑与奥格斯堡《总汇报》进行争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面对共产主义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通过概念使用语境的比对，可以推断马克思此时应该已经接触到施泰因1842年的著作，熟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其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界定。《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时期，马克思批判国家中的形式自由，要求在社会中实现人的自由的规定性。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重构，并且逐渐用社会概念代替了市民社会概念，要求在社会自身之中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因素，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社会解放。这种转向本身是在与黑格尔的理论对话中完成的，但是马克思很可能借鉴了施泰因对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界定，才找到了社会中能够承担革命任务的普遍性力量。

第六章讨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如何完成共产主义转向，并提出新的社会理论。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借助《笔记本Ⅰ》中异化劳动的概念揭示了处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矛盾运动之中的无产阶级的本质和命运。在《穆勒评注》中发现了交往异化中蕴含着人的真正的交往和人的社会本质。在《笔记本Ⅲ》中，回顾了以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进而提出了不同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和新的社会概念，提出要在新的所有制的基础上构建人的真正的共同体，重建人的社会，恢复人的社会本质。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几乎不再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而直接使用社会的概念。马克思在回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时，还保留了与施泰因的描绘相似的一些线索和痕迹。但是从这时开始，马克思在继承和扬弃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否定辩证法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不同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和共产主义的概念，初步建立起新的独立的社会概念体系。简言之，虽然马克思最早可能是通过施泰因接触和理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巴黎手稿》之前受到施泰因的一定影响，但是由于各自社会理论背后的哲学理念差异和阶级立场，马克思和施泰因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体系。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对社会、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独立的理解。

第七章将对全书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对施泰因和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体系进行一些具体的比较，包括市民社会与社会概念的差异、社会不自由的根源、社会自由的途径，以说明施泰因的实证社会学的基本主张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观的相同之处和关键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