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虚与抗战前的僧侣救护队
受红十字会战时救护模式的影响,民国初年,中华佛教总会即有组织中华佛教会黄卍字会的尝试,[2]但直到北伐战争期间,僧侣救护队才在太虚法师的倡议下得以真正创立,并在常惺等的组织下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这里首先考述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的创办过程,并简要介绍太虚与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的关系。
(一)漳州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的创办经过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佛教界最早发起组织的救护队是福建漳州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关于该救护队创建经过等相关情况,《漳州南山学校校刊》所载《本校医药寮与卫生救护队之由来》一文对此有详细介绍。
沙弥学童在南普陀母院时,正国军将克复漳州之际,闻道院长有组织战地救护队之议。乃析楮为带,书大悲救护队队长队员名,分发同学,悬佩肩腰之间;截竹为杠,扣毯为床,郑重遣发,俨然作救护之状,但少药剂师耳。广箴师嘉其勇敢先人,即为之聘医师为指导,医士杜尊恩,并赠紧要药品以备万一。同时小规模之医药寮乃先成立,传球,传游,传教,广耻诸生分掌寮务,转逢、性愿、觉斌、常惺,诸师并捐金相助,以为之勉。至是院生有病,即由诸生看护与医治,然救护队尚未实际成立也。未几诸生过南山,寮亦随之而移。爱仁医院辛医士法名仁音,曾皈依太虚师为弟子,欣然发心为救护队兼医药寮指导,乃由爱仁医院购备药品能足供救护之用,并制备救护用品全具(两款均由南校与母院筹助)。至是卫生救护队乃正式成立,时民国十六年赴拥蒋大会日也。队之出发赴会场救护此为第一次,嗣此每有会必出队(漳州学生之组织救护队,殆以本校为始;上次常惺教务长留滇,为四众佛教会组织战地救护队,亦拓大此规模为之者。)而药品则由佛诞、佛成道两纪念节母院与两校师生捐助之所余,以资添购,临时不足则校内开支。医药寮规模亦缘此日隆。现时救护队队员十余人,每周由辛师调教其救护常识,□□□□□□□□□□ □□□□□□。[3]
据此并结合相关史料可知,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又名大悲救护队,1926年11月[4]发起于厦门南普陀寺,1927年4月9日正式创立于漳州南山寺。[5]
漳州南山寺是临济宗喝云派祖庭,有“南州法窟”之称。晚清民国时期,更是名僧辈出,如会泉、转道、喜参、转逢、宏船、广洽等都在该寺出家或受戒。[6]因此厦门南普陀寺、泉州开元寺等闽南丛林与该寺多有渊源。随着以南普陀寺为首的闽南丛林由子孙庙改为十方丛林,大力推行佛教革新、创办佛学院等,该寺也深受影响,后来,在转道、常惺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将闽南佛学院的小学部迁移至南山寺,定名为南山佛化学校。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在经费、教员等方面给予南山佛化学校大力支持,该校在实质上相当于闽南佛学院的分校。[7]南山佛化学校校长为转道,教务长为常惺,校务主任为转逢,性愿为事务长,广箴为事务主任,觉三为校务协理,辛清波、杜尊恩为校医,太虚、圆瑛、转道、常惺、性愿、转逢等皆为校董。该校的资金和物资主要来源于南普陀寺和转道、常惺、性愿及太虚门下诸信徒等的捐助,亦受益于新加坡、菲律宾等南洋闽南籍僧众的资助。[8]
因该救护队主要由南山佛化学校的学童组成,其组织领导者应与南山佛化学校相同。但据上述资料可知,实际负责人应是广箴、觉三和辛清波、杜尊恩等。广箴是福建南安人,毕业于安徽佛教学校,是常惺和觉三的学生。辛清波则是太虚法师的在家弟子。因此,他们在实践上颇能践行太虚及常惺两法师的理念。从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的装扮和组织形式等来看,应是对当时影响较大的红十字会救护队的借鉴与模仿。从其“析楮为带”挂于“肩腰之间”等装扮来看,类似于红十字会救护队佩戴的红十字标志;其组织僧众和学僧进行医疗和救护训练,教授救护知识,奔赴重要的集会和战地进行救护的组织和行动模式也基本上是对红十字会救护队相关模式的借鉴。
救护队开展的救护活动主要是负责各类会议的会场救护工作。如救护队甫一成立,即参与所谓的“厦门拥蒋大会”的救护工作,不久又参加了太虚任南普陀寺住持和闽南佛学院院长的欢迎大会会场救护工作,还曾参与五四运动纪念会会场的救护工作等。该救护队主要由南山寺的学童组成,除了参与过几次会场救护工作外,并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地救护工作。因此,漳州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实际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战地救护队。[9]
该卫生救护队依托南山佛化学校而建,随着转道、常惺、性愿、觉三等法师的离开,寺内僧团间的矛盾激化,南山佛化学校在1933年前后停办,卫生救护队至迟亦在此时停止。
(二)太虚与漳州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
漳州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的最初发起即来自太虚的倡议。上引史料中的“院长有组织战地救护队之议”,应是指太虚法师在1926年11月自新加坡返回上海途经厦门时所提组织僧侣救护队的倡议。
1927年初,会泉法师在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任满,力邀太虚主持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工作。该年4月,太虚法师正式就任南普陀寺住持及闽南佛学院院长。《本校医药寮与卫生救护队之由来》一文撰写于1928年,时年太虚仍在南普陀寺住持及闽南佛学院院长任上。因此,史料中所指的院长应该是太虚。而刊载于《海潮音》1926年第7卷第11期上的《太虚法师莅厦记》一文可进一步证明“组织战地救护队之议”是由太虚提出的。该文云:
太虚法师前应星洲宣讲会之请,前往演讲佛学,及今竣事,乃乘德加太(大)轮回国。……日昨十八号晚六点钟,德加大轮抵港,有闽南佛学院院长常惺法师,南普陀会泉方丈,暨诸代表,下轮迎接太虚法师上陆。先到鼓浪屿日光岩休息十分钟,休息后,法师向欢迎各代表开示。谓现今国内战事,甚为猛烈。当此天气寒冷,负伤兵士及战线内难民,殷殷待救。我等以慈悲为宗旨,须从速组织救护队,前往战线以拯救伤兵,及一切难民。斋姑可作看护妇。出家人无家属之累,牺牲、冒险、耐苦,乃应尽之义务。当实行菩萨救众生之道,方是佛教之真慈悲也!若空谈学理,在寺岩中诵经拜忏,安受坐享,非真佛教之主旨,请诸君注意![10]
太虚乘“德加大轮”于1926年11月11日自新加坡出发,于11月18日晚抵达厦门,受到厦门教内外各界的热烈欢迎。太虚在抵厦门当晚即有组织救护队之倡议。
太虚抵达厦门时,正逢北伐军与军阀孙传芳的军队在漳州、泉州等地激战,造成了大批伤兵和难民。太虚睹此时局,大发悲愿,契理契机地向僧俗信众提出了组织救护队的倡议。太虚强调佛教界应走出“空谈佛理”“在寺岩中诵经、拜忏,安受坐享”的传统弘法模式,应以“慈悲为宗旨”“实行菩萨救众生之道”,积极组织救护队,发扬出家人勇敢无畏的慈悲救世精神。太虚法师组建救护队的倡议得到了时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和南山佛化学校教务长常惺等的支持,随即便有了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的创办。
总之,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是在太虚法师的倡议下,由常惺、转逢、广箴等领导创办的第一个佛教救护队。其宗旨、理念和救护实践,都深刻体现了太虚法师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精神。该救护队虽然规模不大,存续时间不长,亦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且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地救护工作,发挥的救护作用亦相当有限,但它的创立在佛教界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此后不久,曾参与其事的常惺法师,便将这一模式带到了云南、上海等地,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僧侣救护队最终发展成为抗战时期佛教界创办的最具影响力的卫国护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