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容成氏》与“九邦叛殷”

周文王是周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其带领下周族获得了重要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历史上周文王作为商纣王的臣属而存在，尽管其不断扩充国力，但是并未背叛商纣王。20世纪以来，顾颉刚先生一反前说，提出了“文王是否是纣臣”的论题，他认为：“周本是商代时的强国，他对于商的关系也可知了。”[4]这就否定了商周之间的臣属关系，此观点得到部分学者的赞同，但是亦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站在今日史学研究水平来看，否定商周间的臣属关系是比较困难的，但是顾颉刚先生的观点亦有较大启发性，商周之间虽然存在臣属关系，但这不影响周人暗自发展势力，甚至为灭商做准备。兼顾“名”与“实”是认识商周关系的重要原则，上博简《容成氏》相关记载为我们认识商周关系并深入了解周文王的军事扩张情况提供了重要材料。

上博简成于战国时期，内容涉及诸子学说与历史记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中有《容成氏》一篇，它是“战国人所写的一篇相当有系统的上古史”。[5]该篇记载了周文王与商纣王的关系以及周文王征伐九邦的事情，这对我们认识战国时期学者观念中的商周关系以及商周之际的历史事实有重要帮助。今先把原文抄录如下：

汤王天下三十有一世而受作。受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为，于是乎作为九成之台，置盂炭其下，加圜木于其上，思（使）民道之，能遂者遂，不能遂者内而死，不从命者从而桎梏之。于是乎作为金桎三千。既为金桎，又为酒池，厚乐于酒。溥夜以为饮，不听其邦之政。于是乎九邦畔（叛）之：丰、镐、郍、、于、鹿、耆、崇、密须氏。文王闻之，曰：“虽君亡道，臣敢勿事乎？虽父亡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受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文王于是乎素端、屦、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廌（存）。一人为亡道，百姓其何罪？”丰、镐之民闻之，乃降文王。文王持故时而教民时，高下肥毳之利尽知之。知天之道，知地之利，思（使）民不疾。昔者文王之佐受也，如是状也。[6]

这段记载内容完整，叙事清晰：商纣王荒淫无道导致九邦背叛，周文王作为商纣王的臣属毅然肩负起为其平定叛乱的重任，他依靠自己的德行使九邦中的七邦投降，另外两邦丰与镐则顽强抵抗，但最终为周文王德行所感动进而投降，由此刻画出周文王忠心佐纣的形象。因而，这段记载具有浓郁的儒家色彩，[7]体现出了该篇作者的历史观念，他通过对史料的编定刻画出了自己理想中的周文王形象。为了达到此目的，作者夸大商纣王的残暴来衬托周文王的“文德”，至于商纣王是否有那么残暴则可以置之不理。

《容成氏》作者对史料最显著的建构体现在“九邦叛殷”一事上。九邦叛殷是该篇作者的一种历史建构，其目的是为周文王征伐九邦提供合法的口实，换句话说，《容成氏》篇记载的九邦叛殷实际上反映了九邦与周族之间的矛盾，九邦是商王朝的属国，是商纣王的支持者，[8]它们的存在阻碍了周文王伐商的步伐，因而，周文王与九邦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在这种情况下，周文王对他们的征伐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叛乱”的色彩，如何使周文王的征伐行为变得合法化，这是《容成氏》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他通过矛盾的转化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即把原本属于九邦与周族的矛盾转变为九邦与商纣王的矛盾，周文王作为商纣王的臣下，其征伐九邦的行为便名正言顺了，这是该篇作者的高明之处。[9]然而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该篇乃是作者的历史建构，因为九邦是商纣王的属下而为周文王的敌人这一事实在传世文献中有着较为明确的记载，是不容易被改编的历史事实。

九邦中地望较为明确的是丰、镐、于、耆、崇、密须氏六邦。《史记·周本纪》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10]这段文字记载了周文王征伐的主要对象。这些征伐活动发生在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放回之后，周文王回到周邦后虽然没有公然举起反商大旗，却在暗中扩张势力，而这些扩张行为与商纣王没有关系，也没有得到商纣王的授权。[11]《诗经·大雅·皇矣》记载了周文王征伐密须氏一事：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12]

《皇矣》篇是周人的史诗，它记载了从周人获得天命定都周原一直到周文王时期的史事。周文王征伐密须氏的起因是密人“不恭其职，敢拒逆我大国”，[13]即密人不听从周族的指使而讨伐周族，侵犯周人所属的阮国和共地。周文王大怒，进而起兵讨伐密须氏并将其消灭。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密须氏背叛商纣王的迹象，有的只是密须氏与周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很可能与周人的军事扩张息息相关。

耆即黎，其地“在今山西省长治县西南”，[14]距离商朝都城殷不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尚书》记载了周文王戡黎一事：“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15]周文王戡黎在祖伊心中引起了巨大恐惧，他甚至视其为商人天命终结的象征。如果按照《容成氏》作者的记载，耆背叛商王朝，周文王替商纣王讨伐耆，在听闻周文王平定耆后，祖伊与商纣王应该高兴才是，不至于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动。可见，周文王戡黎不仅不是商纣王的旨意，更是把矛头直指商纣王，这才引起了商王朝朝野的震惊。

《诗经·大雅·皇矣》记载了周文王伐崇一事：“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16]周文王征伐崇表面上是出于商纣王的意志，实则是周文王意志的体现。《史记·周本纪》记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17]从这段记载来看，崇侯虎是站在商纣王一方，其所言周文王“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的情况亦属实情。因而，崇侯虎不可能背叛商纣王，他是坚定地站在商纣王一方的，因而遭到了周文王的征伐，最终被周文王消灭。

传世文献中有关丰、镐、于三邦的记载较少，但是它们既然一起被称为九邦，其性质应该和密须、耆、崇一样，是商王朝的属国、周族的敌国。由此推测，其他三邦郍、、鹿虽然不见于传世文献，但是性质亦当类似。所以，九邦为商王朝属国、周族之敌国，周文王征伐九邦不是出于商纣王的意志，而是周人意志的反映，周文王对九邦的征伐是周人军事扩张的表现，《容成氏》作者力图掩盖这一事实而建构起周文王忠君的形象，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周文王军事扩张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