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代主流意识抵触武力战争态度的发展与延续

宋真宗即位初，完全继承了以往的治国方略和御辽战略部署。但面对辽军的不时南犯，却一筹莫展，河北、河东前线形势持续紧张。咸平二年（999）年底和咸平六年四月，辽军先后两次南攻，爆发了瀛州之战、望都之战，宋军都惨遭失败。咸平五年三月，军事重镇灵州城被党项军攻陷，北宋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受到很大威胁。可以说，宋廷陷于极大的边防困境，却茫然不知出路何在。

景德元年（1004），辽太后与辽圣宗率军大举南下，大有问鼎中原之意。宋朝在走消极防御之路不通的情况下，只能被迫发动全面抗战，宋真宗也赴澶州亲征。当辽军在黄河北岸遭到宋军有力抗击、双方交战僵持不下时，虽然宰相寇准等人希望坚持抗战，用武力手段彻底解决对辽问题，但宋真宗和多数朝臣无意恋战，主张抓住辽朝有意和谈的机会，通过议和达到休战的目的。于是，以付出经济代价换取辽军停战的澶渊之盟就此缔结。其实，这也是宋太宗朝以来国防战略转变后宋廷及主流意识的现实选择。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统治集团避免了与辽朝的一场殊死决战，更重要的是双方依照条约放弃武装敌对，维持现有边界，结为兄弟之邦，并互通边境官方贸易。随后，对冲突不断的西北前线，宋统治者也转为以议和的方式解决。就在澶渊之盟订立的同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即位，宋廷又借机主动与之议和，承认其割据现状，缓和了双方的紧张敌对关系。

如果说此前宋朝因为连续两次的北伐失败而挫伤了自己的锐气，宋真宗登基初又不断遭到辽军的打击，形势迫使北宋像西汉初年对待匈奴、唐初对待西突厥那样，也暂时采取守势，以财货换取对方撤军，然后着手聚集力量，待国力强盛后再适时发动反击，则属于审时度势下的权宜之计。但澶渊之盟订立后，宋朝却延续了对外消极防御的思路，标志着其走上了与以往王朝不同的发展路线。

宋朝与辽、夏议和后，调整了军事部署，裁减了前线驻军，减免了对地方的征调。其中在对辽前线，“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令有司市耕牛给之”。“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都部署为一”，“罢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39]在西北前线，“缘边屯戍量留步兵，余悉分屯河中府、鄜州、永兴军，以就刍粟”。[40]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宋真宗还下诏将前线原敌对性的地名改为有通好之意的名称，如威虏军（治所在今河北徐水西）改为广信军，破虏军（治所在今河北霸州东北）改为信安军，定羌军（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南）改为保德军，等等。[41]

分析当时的各种记载，不难发现宋统治者显然从议和中获得了一种启示，即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据以后宋人自己承认：本朝虽然向辽支付了岁币，但相较与辽交战的军费开支，不足百分之一二。[42]因此，宋真宗君臣认为突破了长期无法解决的边防困境，为内部的统治和建设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巩固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可以说，从宋真宗朝以后，主和、反战的主张长期占据了庙堂的主导地位，成为朝廷的主流意识，并有意引导社会意识的趋向。虽然某些官员和许多在野的士人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并不完全认同议和政策，却不能左右主政者的走向。

景德二年，宋真宗在幸临国子监时对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赞美：“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43]而宋人曹彦约对此指出：“臣前读《符瑞篇》固已略举用兵之害矣，上而为君不免宵衣旰食，下而为臣不免罢于奔命。此古之圣贤所以偃武而后修文，息马而后论道也。真宗皇帝四方无事之语发于景德二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自是绝口不谈兵矣。”[44]即说明宋真宗对澶渊之盟深表满意，对用兵动武则表示怀疑和抵触。宋真宗曾对身边的近臣说：“自契丹约和以来，武臣屡言敌本疲困，惧于兵战，今国家岁赠遗之，是资敌也……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45]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亲自撰写《崇儒术论》，向全社会表明尊崇儒学的坚定决心。他还对臣僚说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其意大致是：儒术渊深，当发扬光大，国家理应尊崇。以往历代凡崇儒者则国运盛，凡抑文者则王业衰。本朝太祖、太宗“崇尚斯文”，才改变五代流俗。朕继承先帝遗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在宰相王旦的建议下，御撰《崇儒术论》被刻碑立于国子监。[46]

在此形势下，主张加强边防的呼声和官员都受到压制，武将群体也进一步被边缘化。如力主压制党项的西北守将曹玮、孙全照等，先后被调回内地。[47]大中祥符三年，当有将领反映西夏“颇不遵守誓约”时，宋真宗询问宰相王旦道：“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则说服道：“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深以为然。[48]大中祥符九年，河西节度使石普以天象变化为由上书，请求主动对党项用兵。结果被逮捕下狱，遭到罢官和监管的处分。[49]

宋真宗朝后期大规模的封禅活动，劳民伤财，遭到后世批评，但其实是宋朝运用神道为自己正统地位与“主和”路线所做的一场全民宣传动员。因此，宋辽、宋夏议和后，当政者在沿袭以往“守内虚外”思想的同时，又极其现实地将议和作为处理边患的一种手段，这便进一步对宋朝以后的主流意识和边防战略产生很大的影响。

到宋仁宗朝，推行“崇文抑武”方略的力度更甚于以往。历经长期文治建设，以至于连当时的僧人也认为“文儒之昌盛，虽三代两汉无以过也”。[50]因此，虽由于元昊称帝让宋廷有失脸面，使得北宋不得不对西夏采取打压行动，但战场上被动挨打与劳民伤财的结果，却再度引发宋统治者的厌战情绪。如知谏院张方平所反映：“今自陕西四路、河东麟府，远近输挽供给，天下为之劳弊，而解严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51]以后宋人也指出：“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麒、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52]庆历四年（1044），宋与西夏签订庆历和议的妥协做法，其实与澶渊之盟精神相通。至于对辽关系，则长期依赖议和条款为保障，在北部边防上未做出任何变动。庆历二年，辽朝利用宋夏战争僵持不下的机会，派使臣以索要关南之地为名向宋朝进行要挟，宋廷仍力求通过和谈解决。最终北宋同意每年再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53]宋仁宗朝后期，因为边防压力舒缓，当政者得以维持内部相对安宁的形势，而这一时期还被宋人美誉为“嘉祐之治”。[54]由此可见，宋朝对武力战争持抵触态度的主流意识，至此已根深蒂固，并成为一种惯性思维。

北宋中后期，统治集团基本维持以往的内政外交路线，特别是消极防御的思想，并视其为祖宗之法，[55]虽然在个别阶段有所调整，但其主体与精神基本上未被放弃，对西夏采取的主动“开边”举措，不过是有限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宋神宗时代试图通过实施变法措施，缓和社会矛盾，扭转已然下降的国势，并达到理财整军、改变对外屈辱状况的目的，但遭到人数众多的传统派官员反对。其中在边防问题上，传统的主流意识仍具有很大影响。如宋神宗征求元老大臣富弼、文彦博及张方平对经营边防的意见时，三人均流露出抵触情绪。富弼更直接告诫道：希望天子二十年“口不言兵”。司马光、范纯仁、郑獬等一批官员也先后上奏批评对西夏用兵的企图。[56]甚至宋神宗与王安石对此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血气方刚的宋神宗有意走汉唐之路，主张积极对西夏采取攻势，而王安石虽对强国抱有期望，但对用兵作战之事则持慎重的态度。[57]因此，熙宁年间除了对河湟地区松散的吐蕃等族实施控制活动外，很少发起重大边防战争。如宋军对交趾的自卫反击战，便是战火燃遍南疆后被迫采取的行动，且最终主动撤军。王安石对保持与辽盟约关系也持肯定态度，如熙宁五年（1072）讨论有关应对辽朝挑衅问题时，王安石明确要求宋神宗坚守双方盟约，“臣愿陛下于薄物细故，勿与之校，务厚加恩礼，谨守誓约而已”。[58]元丰时期，宋神宗亲自主导变法后，抛开朝臣的反对意见，一度对西夏发动攻势，主要支持和参与者为武将和宦官，却都以失败告终。宋神宗信心大受打击，史称“深自悔咎，遂不复用兵，无意于西伐矣”。[59]宋神宗还因此忧愤成疾而死，主动用兵的主张遂宣告终止。

宋哲宗元祐年间，主政者在废除变法举措的同时，也将此前对夏“开边”活动视为弊政，全面加以清算，如将统军对夏作战的宦官李宪以“贪功生事”之罪，予以贬官监管；[60]实施“弃地”议和，将获得的缘边部分土地及城寨退回西夏；[61]等等。可以说，宋统治集团继续了排斥武功的趋向，立足于维持内部的稳定。这一时期被以后的宋人奉为全盛时期之一，其内政外交路线正集中代表了宋朝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特征。朱熹曾不满地指出：“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施设一事，方得天下稍宁。”[62]宋哲宗亲政后的数年里，虽在西部前线有所举动，其影响却未超出局部“蚕食”的范围。

宋徽宗时代，统治日趋腐朽混乱，在政坛投机风气的冲击下，传统的治国思想虽然根深蒂固，但相关举措以及许多制度遭到破坏，武备更为涣散。在大宦官童贯的主导下，宋与西夏发生时断时续的交战，这在当时和后世都遭到正统士大夫的抨击。正如宋人所说：“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63]北宋末，统治集团还利用辽朝即将灭亡的机会，仓促导演了联金攻辽的投机举动，试图假手他人收复燕云，也遭到许多官员的批评。[64]至靖康时，面对金军的两次围城，宋钦宗与主和派仍抱议和幻想，试图以和谈方式换取对方撤军。当幻想破灭后，宋廷有限的抗战力量终是无法挽救覆灭的结果。

通览南宋历史，不难发现：虽然宋廷长期处于外患的巨大压力下，民间要求抗金的呼声不断，许多文官武将也不甘屈辱现状，如辛弃疾与陆游的诗词、陈亮及真德秀的上疏，都集中体现了强烈抗战的愿望，但在长期惯性思维与制度的推动下，主和仍然成为影响朝廷的主流意识，抗战主张受到压制，被动求和成为边防不力下的无奈之举。南宋主和派长期当政，虽然他们在维护统治与抵抗女真、蒙古军队进攻时，不能不现实地选择战争手段反抗，然而在精神上却继续怀疑、抵触武力，不敢也无力主动用军事方式收复北方失地，只能满足于偏安江南。

宋高宗君臣甚至不惜借杀害岳飞之举，压制主战派力量，促成与金朝的“绍兴和议”。宋高宗赞扬秦桧的话“尽辟异议，决策和戎”，[65]反映了当时朝廷当政者主和避战的态度。秦桧死后，宋高宗还特别告诫执政大臣延续既定路线：“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无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66]其后，唯有在宋孝宗、宁宗朝，抗战主张曾一度冲击了传统的主和意识，并有过两次主动北伐行动，反映了长期遭到排斥者强烈的抗战要求，不过北伐既短暂，又告失败。战场的失利再度引发失败主义弥漫庙堂，主和派很快又占据主政地位，遂先后出现“隆庆和议”“嘉定和议”。揆诸其时其势，不满现状的宋孝宗虽心有不甘，也不免最终厌战。如宋人诗云：“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言厌兵。”[67]据记载，开禧北伐开始时宋宁宗便心存疑虑，事后他对大臣说道：“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68]以宋宁宗名义下达给将士的诏书云：“岂不知机会可乘，仇耻未复，念甫伸于信誓，实重起于兵端。故宁咈廷绅进取之谋，不忍绝使传往来之好，每示固存之义，初无幸衅之心。”[69]说明之所以坚守议和盟约，关键在于不愿引发战祸。这其实表达的正是当时主政者及朝廷主流意识的主张。如南宋名臣真德秀批评：“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积安边之金缯，饰行人之玉帛。金邦尚存，则用之于金邦，强敌更生，则施之于强敌，此苟安之计也。”[70]

南宋后期，内外交困，江河日下，统治者面对空前强大的蒙古军的猛烈进攻，更难以应对，只能一面抵抗，一面继续寻求议和的解决之道，于是又产生了贾似道与忽必烈达成的议和密约。南宋末，在元朝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宋廷已经失去和谈的资本，却依旧寄希望于议和，最终因遭到拒绝而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