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书和墓志中所见大中二年对党项之经略
随着开成五年回鹘汗国的灭亡以及会昌二年吐蕃王国的崩溃，生活在唐朝京西北地区的党项摆脱了吐蕃及回鹘势力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为足以影响西北政局的重要力量。面对党项的威胁，武宗先后采取了以招抚和军事打击为主要手段的处理模式，但由于会昌六年武宗暴崩，党项问题在武宗时期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宣宗即位之初，就面临着如何解决党项问题的严峻局势。
大中元年五月，吐蕃部众联合党项及回鹘残众侵扰唐朝的“河西”地区。对此，《新唐书·宣宗纪》“大中元年五月”条载：“吐蕃、回鹘寇河西，河东节度使王宰伐之。”[37]《新唐书·沙陀传》则载：“大中初，吐蕃合党项及回鹘残众寇河西，太原王宰统代北诸军进讨，沙陀常深入，冠诸军。”[38]虽新传所载的时间不如新纪确切，且对于与吐蕃联合入寇者的记载稍异，但两者所载明显为一事。《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元年五月”条则在整合新纪、新传及其他史料的基础上，对吐蕃、党项联合入寇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全新的描述。
吐蕃论恐热乘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诏河东节度使王宰将代北诸军击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为前锋，自麟州济河，与恐热战于盐州，破走之。[39]
对于史书中在吐蕃占领唐朝旧河西道之后所记之“河西”，学者早就指出应为黄河两条纵流所包含的地区；而具体到大中元年五月吐蕃和党项所入寇的“河西”，就是指盐州一带。[40]虽然《资治通鉴》言之凿凿，但会昌末至大中初年，论恐热主要的活动区域集中在陇右地区，未必亲自参与了大中元年五月的这次入侵“河西”。从结果看，此次吐蕃、党项联合入寇的规模应该不大且危害较浅，因为经盐州一战，其很快就败退而去。
《新唐书·李丕传》载：“大中初，（丕）拜振武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党项叛，徙鄜坊，卒。”[41]对于李丕出任鄜州节度使的时间，郁贤皓先生将其系于大中四年九月。[42]当年十一月壬寅，宣宗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十二月又为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加招讨党项使，[43]可知九月至十二月是宣宗为经略党项对藩帅及统辖系统进行调整的关键时期。李丕出任鄜州节度使虽未必在九月，但将时间置于九月至十二月之间则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全唐文》卷790崔珝《授李丕鄜州节度使制》载：“前振武节度检校刑部尚书李丕……顷者壶关不顺，方事阻兵，尔能蹈白刃而来，推赤心向国。洎累更符竹，咸兵讴谣……朕以烧羌作梗，朔塞成榛，祸结兵连，两经春秋。是用辍尔代北，委之雕阴……秋曹贰宪，再饰旌旄。”[44]根据制文中“两经春秋”的记载，可知党项作乱至李丕出任鄜州节度使之际已有两年。由此可知，唐朝讨伐党项的战役应开始于大中二年。制文中“烧羌作梗，朔塞成榛，祸结兵连”的表述，可与《张宁墓志》及《鲁美墓志》中“党项日横”“党项充斥”的记载相印证，足见大中二年党项之乱对唐朝京西北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宣宗才下定决心，希望通过“诏边帅四面举兵以窘之”即大规模军事征讨的方式全面解决党项问题。
对于大中二年唐中央所讨伐的对象，《授李丕鄜州节度使制》《鲁美墓志》等材料记做“烧羌”或者“党项”，较为笼统。而根据《张宁墓志》，大中二年夏州节度使李业先是以军候李茂曾由夏州领兵袭榆平，张宁则作为德静镇的监城使率六州蕃部及所管兵士五千人行进数百里为外应。对于榆平之地望，周伟洲先生指出应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东南；[45]德静镇由隋朝的弥浑戍改置而来，隋大业九年（613）升为德静县，其地位于今陕西榆林市西海流兔河（哈柳图河）东岸。[46]大中二年之际，聚集在榆平之地的党项，应该就是宋人赵珣在《聚米图经》中所言的“党项部落在银、夏以北，居川泽者”，即“平夏党项”。[47]只是因为平夏党项声势较大，李茂曾“怯不敢斗，引兵还”，以至于此次征讨无功而返。
相对于平夏党项，唐朝在大中二年面对的更强劲的对手是《张宁墓志》中所载的“南山贼族”。而对于河中将士及张宁运粮援助的对象，周伟洲、周峰两位先生均认为是寻求与“南山贼族”决战、驻扎在洪门砦的唐军。[48]但根据《张宁墓志》所载可知，一是所援的军食运自银州；二是在首次河中将士运粮失败后，监军使“自监城吐诚以召”，然后张宁再率河中步骑至银州，并顺利将军粮运回。在“旦暮危亡”之际，如张宁援助的确为洪门砦，则其应由夏州运粮，而不是屡次由路途更为迂远的银州运粮予以供应。此外，李业为与“南山贼族”决战，将夏州节度之主力及盐州之客军部署于洪门砦，不应称之为孤军。在节度使领兵出征之际，监军使留守于治所，由监军使所征召的张宁援助的对象为留守夏州城之孤军的可能性更大。也正是因为李业出征带走了主力部队，“南山贼族”才会趁机围攻夏州城，以至于出现“守城壁皆被创，羸饿之士不满千人，城之门昼不敢启”的危境。
对于南山及南山党项的得名，冈琦精郎先生据《通鉴考异》卷22引《唐年补录》所载的“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认为“南山”原在松州南，在党项内徙渭北后，南山一名被带到了渭北。[49]周伟洲先生认为南山党项所居之南山，应该就是《宋史》卷264《宋琪传》所载的“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党项的南山部落，应指居于鄜、延二州之北山地的党项部落。[50]但既言南山，应该以山北之地作为坐标才符合情理。赵珣《聚米图经》曰：“党项部落……在安、盐以南，居山谷者，谓之南山党项。”[51]赵珣所言之安州，应指侨寄于夏州境内的安化州都督府，此处应代指夏州。结合上文赵珣所言平夏党项之活动范围，可知其是以夏州、盐州、银州一线作为南山及平夏的分界：活动于银、夏之北者，为平夏党项；聚集于夏、盐至鄜、延之间山地者，则为南山党项。在隋末唐初之际，党项的种落有宕昌、白狼等。[52]自唐初内属至贞元年间，党项形成了六府部落、居庆州的东山部落以及居夏州的平夏部落等。[53]会昌六年正月二十六日，李德裕《论盐州屯集党项状》针对党项“出师，则鸟散山谷；抽兵，则蚁聚塞垣。日往月来，渐成边患”的现状，建议趁唐军屯集未散之际，“乘此兵力，驱出南山。其打破城堡及于叱利镇屯集者，即且驱出，令于平夏放牧，不得更过山险”。[54]此处之“南山”是地理名词，尚未作为党项的代称。在唐中央大中五年四月颁发的《平党项德音》以及当年七月颁发的《洗雪平夏党项德音》中，南山党项已经明确被记作唐朝所打击的党项部落。[55]由此可见，随着唐朝对聚集在南山地区的党项部众的不断征讨，南山的指向越来越明确，最终由地域演化成为党项部落的名称。而在上述演化过程中，《张宁墓志》记载大中二年李业所讨伐的“南山贼族”，是目前所见最早将南山之地域与党项之种落相结合的表述，可以视为上述演化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形式。
《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四年九月丁酉”条载：“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馈不已；右补阙孔温裕上疏切谏，上怒，贬柳州司马。”[56]如称“连年无功”，则针对党项的讨伐最迟在大中二年已经开始。但在《资治通鉴》及两《唐书》中，除了大中元年五月那次吐蕃联合党项、回鹘侵扰“河西”，继而被王宰率军击溃的记载外，在大中元年至四年九月之间并没有留下党项为患的记载。所以，本条记载所谓的“连年无功”就显得颇为突兀。而如果我们将大中二年开始的征讨党项之役视为宣宗整个经略党项过程的一部分，“连年无功”之说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新唐书·刘晏附刘潼传》载：
（刘）潼，字子固。擢进士第，杜悰判度支，表为巡官，累迁祠部郎中。大中初，讨党项羌，军食乏，宰相欲以潼为使，难其遣。潼见宰相曰：“上念边馈，议遣使，潼畏不称耳，安敢惮行？”遂命为供军使。会复河、湟，调师屯守，以潼判度支河、湟供军案。[57]
对于刘潼出任征讨党项之供军使的时间，李锦绣先生推测应在大中五年十月，即白敏中被任命为“招讨南山、夏、党项兵马都统制置等使，并南北两路供军使”之际。[58]而据《新唐书》刘潼本传的记载，可知其在出任供军使之后，又因唐军转而收复河湟即三州七关地区，故改任判度支河湟供军案。由此可知，刘潼所参与的征讨党项之役应发生在大中三年宣宗收复三州七关之前。如果结合大中元年五月吐蕃、党项曾联合入寇的记载看，刘潼出任供军使似有可能是为了应对此次入寇。韩荫晟先生在编纂《党项与西夏历史资料汇编》时，就径直将《新唐书·刘潼传》的记载附于大中元年。[59]但此次吐蕃、党项联合入寇时间较短，唐军尚不至于出现“军食乏”的状况。另根据《新唐书》所载，刘潼出任供军使及判度支河湟供军案是前后衔接的两件事。吐蕃和党项联合入寇在大中元年五月，唐朝筹划收复三州七关是在大中三年初，其间尚有一年半的时间间隔。如果将刘潼参与征讨党项之事系于大中二年，则其出任供军使与其后主管度支河湟供军案的任职才可顺利衔接而无阻隔。
虽然唐政府以刘潼出任供军使，以图解决大中二年征讨党项之唐军军粮供应问题，但京西北“边地无积粟，师无见粮”，且“不先屯田，随日随饷”，从而导致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供应很难得到保障。正如《张宁墓志》所载，在李业率军与南山地区的党项决战之际，夏州遭到了党项的攻击，以至于唐军陷入“食既尽，爨无樵苏。贼声喈喈，出必掠去”的窘境。虽然有河中的军队对物资运输进行沿途保护，但运输线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党项的阻截，唐军将银州之军食运送至夏州都极其困难。
此外，根据《新唐书·沙陀传》，河东节度使王宰在大中元年率领代北诸军进讨吐蕃及党项之际，“沙陀常深入，冠诸军。赤心所向，虏辄披靡……宣宗已复三州、七关，征西戍皆罢，乃迁赤心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60]由此可知，虽然大中元年吐蕃、党项联合入寇的时间较短，但在其败退后，唐政府所调集的征讨吐蕃及党项的军队并未及时撤离。直至大中三年七月收复三州七关之后，宣宗才罢归此前征西之戍卒。据此可以推测，原隶属河东节度使王宰所管、大中三年方罢归的沙陀等“征西戍”应该也参与了大中二年征讨夏州等地党项的战役。《张宁墓志》所载的“援军食于银州”的河中主将及步骑五百人，应该也属于《新唐书·党项传》所载的“征西戍”，也就是杜牧所言的“诛讨党羌”之际征调的“关东兵”。
通过《张宁墓志》等资料的记载可知，宣宗早在大中二年就开始征讨党项，除了调集夏州、盐州等京西北的藩镇军队外，还从河东、河中等关东藩镇调集了大量军队参与其中。为了保障作战部队的物资供应，宣宗以刘潼为供军使，负责调配军粮等军事物资。但受到地理环境、作战形势等因素的限制，唐廷的举措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杜牧在写给周墀的《上周相公书》中指出：
昨者诛讨党羌，征关东兵用于西方，是不知天道也。边地无积粟，师无见粮，不先屯田，随日随饷，是不知地利也……昨者以步骑战，百不当一，是谓不知人事也。天时、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计量短长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灭朴樕之虏，此乃不学之过也。[61]
根据杜牧由睦州入京任职及周墀出任宰相的时间，杜牧致信周氏应在大中二年十二月至三年四月之间。[62]从文中“昨者诛讨党羌，征关东兵用于西方”的表述看，杜牧所批评的并非武宗朝的举措，因为会昌年间武宗基本上是在利用京西北诸镇对付党项。而大中元年五月的战斗时间较短且以胜利而告终，所以杜牧所批评的应该是大中二年征讨党项之际的情形。征关东兵参与讨伐党项，虽然可以充实京西北唐军的实力，但关东军队对京西北地区的地理及军事环境并不熟悉，无法在短期内发挥最大的效能。此外，虽然在征讨党项之际设置了供军使以主管物资供应事宜，但由于党项叛军的声势浩大，不仅频繁攻击唐军的营垒，还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唐军的物资运输路线，唐军的战斗力受到了极大影响。许道敬在墓志中极力夸耀张宁保障军粮供应的功绩，但从“孤军稍震，莫不赖之”的表述看，张宁的所作所为只是起到了缓解危机的作用，并不能彻底扭转唐军在征讨党项中所处的不利局面。[63]
虽然大中二年征讨党项之役似乎规模很大，但实际效果应该并不理想。更重要的是，随着大中三年正月论恐热的归附，宣宗君臣的注意力由党项转移至吐蕃。以往学界没有注意到大中二年唐军已经在与党项作战的史实，故多认为唐政府在收复三州七关后才有经略党项的意图。但现在看来，三州七关的收复才是打断经略党项进程的偶然性事件。凤翔节度使收复清水，尤其是论恐热来降，使得宣宗的注意力从夏州等地的党项转移到三州七关的陷蕃失地。随着中央全力筹划并实施收复陷蕃的三州七关的战略举措，征讨党项的战事被迫暂时中止。直至大中三年七月完成对三州七关的收复工作后，唐政府才再度将经略党项提上议事日程。无论是大中三年七月宣宗“诏邠宁节度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64]还是《大唐故夏州节度押衙兼洪门四镇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侍御史上柱国谯郡曹公墓志》所载的“大中三年，南山征行”，[65]以及《陆耽墓志》所载陆耽在大中三年初宣谕论恐热后，出任“讨逐叛羌”的“供军粮料使”，[66]都可以视作征讨党项之役的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