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曹沫的兵学思想

有关《曹沫之阵》的成书年代，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笔者认为《曹沫之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曹沫的兵学思想，但是已非实录。如，文本中提到的“黔首”“便嬖”“并兼”“厮徒”等，已然是战国时期流行的词语，因此其当为战国时期写成。从其记载的内容来看，如有关鲁国的军制、鲁国的兵力以及关于动员大量的民众作为步兵出现，均是春秋晚期的情况，其成书年代的上限应当是春秋晚期。当然，其中并未提到有关骑兵战术等，因此其成书年代的下限应当是骑兵大规模出现以前。[14]关于该书的性质，学界有一定的争议。刘光胜、欧阳祯人等学者认为其为儒家论兵之作，[15]王青、日本学者浅野裕一等认为其为成书年代早于《孙子兵法》的兵学著作，[16]田旭东认为其当为战国写本的鲁兵书。[17]笔者认为《曹沫之阵》并不一定为儒家论兵之作，其应当是鲁国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优先的提法，非常注重政治对战争的影响与制约，也反映了鲁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一定要对其定性的话，笔者认为其可能仍属兵书性质，是典型的政论性兵书。而在楚地出土，亦可反映当时中原文化对楚地文化的影响。《曹沫之阵》属问答体、劝谏类文献，其内容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曹沫劝谏鲁庄公“邦弥小而钟愈大”之事而引发鲁国政治的变化，第二部分是鲁庄公和曹沫君臣之间以齐国为假想敌的兵学问答。从基本内容来看，《曹沫之阵》作为一部兵书，不仅仅着眼于战争，而是始终立足于政治来谈战争。[18]笔者认为《曹沫之阵》的兵学思想与传世典籍所载的内容有相通之处，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其兵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修政而善于民”，以政为本的思想。《左传》中就有鲁庄公与曹刿的对话，在曹刿问道：“何以战？”鲁庄公先后说道：“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曹刿认为这是“小惠”“小信”，不足以战。鲁庄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才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19]曹刿认为，争讼一类的事件，如果国君能够根据实情进行合理的裁决，才是对百姓尽了本职，维护了民众的基本利益，才能取信于民，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在《曹沫之阵》中，文本以“鲁庄公将为大钟，型既成矣”开始，此时大钟的模型已经做好了，曹沫正是在这个时候劝谏的：“昔周室之邦鲁，东西七百，南北五百，非山非泽，亡有不民。今邦弥小而钟愈大。君其图之。昔尧之飨舜也，饭于土簋，歠于土铏，而抚有天下。此不贫于美而富于德与！”曹沫非常不客气地指出当时鲁国领土不断遭受齐国的蚕食，对鲁庄公铸造大钟表达了不满，当然此处未明言他为何不满，我们根据下文提出的“恭俭”，推测鲁庄公此举一方面可能违背了礼制，另一方面是劳民伤财，太过奢靡。当鲁庄公问曹沫如何应对“邻国”（即齐国）时，曹沫提出：“君其毋愪，臣闻之曰：邻邦之君明，则不可以不修政而善于民。不然任亡焉。邻邦之君亡道，则亦不可以不修政而善于民。不然亡以取之。”不论“邻国”“君明”还是“君无道”，作为鲁国君主都应当“修政而善于民”。在具体主张方面，曹沫强调恭俭的美德，并明确提出：“然而古亦有大道焉。必恭俭以得之，而骄泰以失之。”当然，鲁庄公最终“毁钟型而听邦政”，接受曹沫以恭俭为本的建议，并且做到了“兼爱万民，而亡有私也”。鲁庄公经过一段时间的励精图治，认为鲁国可以与齐国一战，进而询问阵法和守城之法：“吾欲与齐战。问陈奚如？守边城奚如？”曹沫答曰：“臣闻之：有固谋而亡固城，有克政而亡克陈。三代之陈皆存，或以克，或以亡。”显然，曹沫还是认为政治为先，而城池、阵法居于次要地位，而且三代的阵法都在，各国或以其存，或以其亡，原因就在于政治比军事更为根本。当然，曹沫此处所提及的三代之阵，具体内容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考。曹沫进而系统提出：“不和于邦，不可以出豫。不和于豫，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战。是故夫陈者，三教之末。”在与鲁庄公的具体对话中提出“为和于邦”的措施：“毋获民时，毋夺民利。申功而食，刑罚有罪，而赏爵有德。凡畜群臣，贵贱同待，禄毋负。”总体思路为：不夺农时，不与民争利，赏罚得当，表达了其以政为本的思想。这种思想当然与儒家或者鲁国有一定的关联，其论述方式与儒家论兵之作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对政治的重视，亦是兵家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兵书往往是从政治讲起的，如《司马法》以《仁本》始，《吴子》以《图国》始，《孙子兵法·计篇》讲到的影响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都是将政治问题摆在了首位。

第二，“勿兵以克”的兵学思想。其实现主要是依靠以国君为首的贵族集团的示范作用。《曹沫之阵》提出“勿兵以克”的思想，并认为其为“战之显道”，笔者认为这亦是其政胜思想的延伸。具体而言，曹沫指出：“人之兵不砥砺，我兵必砥砺。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人使士，我使大夫。人使大夫，我使将军。人使将军，我君身进。此战之显道。”就是说在战场上，无论是在兵器上，还是在人才使用的优劣上，或是在指挥者身份地位以及军事素质上，要全面压制敌军，威慑敌军，那样就会获胜。在战场上，《曹沫之阵》多次提到君主应当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主张君主应当“君身进”“君自率”“君如亲率”，以提高军队的士气与战斗力。曹沫将战争的进程划分为邦、豫、阵、战四个阶段，君主都应当身处其中。在回答鲁庄公“为和于豫如何”的问题时，曹沫曰：“三军出，君自率，必聚群有司而告之：‘二三子勉之，过不在子在［君］。’期会之不难，所以为和于豫。”明确指出国君应当集结军队，亲自指挥，并且向诸将说明，战争胜负的责任皆由自己一人承担，与诸将无关，鼓励将军放手指挥作战，以体现对诸将的信任。同时，《曹沫之阵》提出“为和于阵”，具体而言：“车间容伍，伍间容兵，贵有常。凡贵人思处前位一行，后则见亡。进必有二将军。无将军必有数狱大夫，无裨大夫必有数大官之师、公孙、公子。凡有司率长，伍之间必有公孙、公子。是谓军纪。五人以伍，万人……”阵法为春秋时期非常重要的基本作战方式，此处并未就具体阵法内容进行介绍与叙述，仅仅提出了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战车与步兵应当配合，即“车间容伍，伍间容兵”。毋庸置疑，此种兵车与步兵的配置一定是综合了两个兵种的优势。而“为和于阵”的重点仍是要求贵族在面对生死存亡的战争时，应当有主动的担当意识，而不是畏畏缩缩，即“凡贵人思处前位一行”，一定要站在阵列的最前方，冲锋在前，充当战阵的先锋。进击时一定有左右将军在前指挥，若有特殊情况，也至少要有“大官之师、公孙、公子”等贵族成员。同时，在步兵人员配置中，必须有公孙、公子在其中，这些布阵的基本人员配备，当为“军纪”。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提法：“卒有长，三军有帅，邦有君。此三者所以战。是故长必约邦之贵人及邦之奇士，御卒使兵。”只有贵族统治者在战场上发挥不怕牺牲的示范作用，才会激励将士，提高士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打败敌人、威慑敌人，甚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第三，以“出师之忌”“散裹之忌”“战之忌”“既战之忌”等为主要内容的战争指导原则。《曹沫之阵》中有关于“出师之忌”的内容：“三军出［乎］境必胜，可以有治邦。《周志》是存……其将卑，父兄不荐，由邦御之。此出师之忌。”可见，曹沫还是非常强调政治的基本保障，同时他还提到若主将在整个军队指挥系统中的地位卑微，无法获得父兄的支持，并且国君还在后方掣肘控御其在前方的军事指挥，这是军队作战的大忌。因此，在军队开赴战场之前，这些问题一定要彻底解决，即政治的支持、将帅的地位以及绝对的军事指挥自主权。“散裹之忌”指军队尚未成阵时，在集散、行军时切忌穿越一些地形比较复杂的地区：“三军未成，陈未豫，行阪济障，此散裹之忌。”在战场上，所谓的“战之忌”是：“其去之不速，其就之不附，其启节不疾，此战之忌。是故疑陈败，疑战死。”所谓兵情主速，即进入战场后，一定要迅速集结成阵，形成战斗力，否则将会遭受敌军打击。同时，主将应当指挥果断，切忌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拖泥带水。战争结束后，还要进行必要的赏罚、慰问和善后等，其中要注意的问题，即“既战之忌”，其曰：“其赏浅且不中，其诛厚且不察，死者弗收，伤者弗问，既战而有殆心，此既战之忌。”当然，曹沫是以否定的方式来表达的，有军功者赏赐太少且不得其人，战场犯错有过失者仅仅一味地重罚而不加明察，对于战死疆场的人没有郑重地收殓其尸体，对受伤者没有前往慰问抚恤，这样的话，国内民众就会有懈怠之心，这些都是善后的大忌。《曹沫之阵》提出的这些思想在《司马法》《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兵书中都有反映，但《曹沫之阵》是较早较系统提出此问题并对其进行大篇幅论证的。

第四，“复战之道”的提出。《曹沫之阵》中最具特色的可能就是其有关“复战之道”的内容。从已有文本来看，“复战之道”主要包括“复败战之道”“复盘战之道”“复甘战之道”“复战有道”，核心的关注点是军队处于不利状况下该如何应对，当然由于缺简相对比较严重，因此其具体所指，学界仍有争议。所谓“复败战之道”，其曰：“三军大败不胜，卒欲少以多……［死］者收之，伤者问之。善于死者为生者，君不可不慎。不依则不恒，不和则不辑，不兼畏……”其意思大概为在三军战败之后，应当做好基本善后，抚恤死伤，提高士气，再次组织军队投入战斗。所谓“复盘战之道”，其曰：“既战复豫，号令于军中曰：缮甲利兵。明日将战，则旗旄伤亡，盘就行……□人。吾战敌不顺于天命，返师将复。战毋殆，毋思民疑。及尔龟策，皆曰胜之。改袐尔鼓，乃失其服。明日复陈，必过其所。此复盘战之道。”现存古籍中未有“盘战”的内容，学界也未有定论，笔者根据内容来判断，认为其应当是春秋时期阵战，当天并未决出胜负，所以有“明日将战”的提法，但是由于“旗旄伤亡”等问题，所以核心的要务是“缮甲利兵”，同时还要进行占卜，询问天命，最重要的是以天命的方式鼓舞士气。“复甘战之道”，编连可能存在问题，根据学者的重新编连，认为其当为“复酣战之道”，其内容为：“必失（秩）车甲，命之毋行。明日将战，思（使）为前行。谍人来告曰：‘其将帅尽伤，车连（辇）皆栽（载），曰将早行。’乃□白徒：‘早食拱兵，各载尔赃，既战将（掠）。’为之赏获諙闻葸，以劝其志。勇者喜之，巟（慌）者悔之，万民赣（黔）首皆欲或之。此复甘战之道。”[20]对战车甲士提出要求，在第二天的战斗中，其居于阵前；同时通过间谍手段，向将士透漏敌人的败象已现，准备撤退，鼓励士兵明日前往掠夺敌人的物资，以此来鼓舞士气。所谓“复战有道”，其曰：“收而聚之，束而厚之，重赏薄刑，思忘其死而见其生，思良车良士往取之耳。思其志起，勇者思喜，葸者思悔，然后改始。此复缺战之道。”“”的隶定存在争议，如田旭东隶定为“故”，浅野裕一隶定为“缺”。当然就其内容而言，应指如何在不利的情况下以赏罚为基本的手段，迅速恢复士气和军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