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碰撞与整合：族群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必然选择
李先生《互动研究》在详细阐释古代中国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体系嬗变的同时，更加注重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碰撞、交融与互动，主张边疆游牧族群的游牧行国体制与内地农耕族群的王朝藩属体系在初期形成时，由农耕族群主导着古代中国社会的演进，但随着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碰撞、交融与重组，游牧民族不断吸纳农耕族群的成分，发展重心也逐渐向农耕地区迁移，导致农牧族群相互结合的混合王朝。这种农耕混合王朝不断发展与完善，最终完成了由游牧族群主导的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农牧混合体制。
综观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演进历程，李先生主张秦汉时的匈奴游牧行国体制和汉王朝藩属体系所构筑的两大“政治体”成为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碰撞、交融与重组，“其结果则是游牧行国被纳入王朝藩属体系之中，成为王朝藩属体系的组成部分，两大族群之间也实现了第一次碰撞之后的交融”。[61]在笔者看来，李先生的这一判断切中鹄的，是先秦以来古代中国“五方之民”二元结构体系下边疆游牧族群与内地农耕族群碰撞、交融与互动的必然结果，自此开启了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农牧混合王朝的“天下一统”的道路。
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行国体制和王朝藩属体系互动的显著特点就是“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势力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存在众多政治体、族群难以实现大规模凝聚的主要原因，其结果虽然出现了分裂乃至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但也为隋唐时期游牧族群、农耕族群‘大一统’的出现创造了条件”。[62]隋唐时期，经过400余年的社会动荡后，古代中国北疆的游牧族群先后凝聚、构建出突厥、薛延陀、回纥（回鹘）等游牧行国体制，而内地农耕族群亦被隋唐两朝成功地实现了天下一统的局面，并构建起王朝藩属体系。随着基于地域的、经济的乃至文化上的游牧行国体制和王朝藩属体系的发展壮大，“出现碰撞是正常的现象，而势力对比的变化决定了游牧行国被不断纳入王朝藩属体系之中”。[63]故此，李先生《互动研究》细密地考察隋、唐、宋时期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碰撞、交融、重组后指出：“从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藩属的互动看，无论是游牧行国体制还是唐王朝的藩属体制，都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处于一个静止不变的状态中。之所以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一方面是因为和任何事物一样，两种体制本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建立到完善、再由完善到衰亡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两种体制的内部结构也相应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双方关系的发展，不免受到空间的限制，导致两种体制也必然经历不断的重组和整合，而这种重组和整合在进入两宋时期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游牧族群逐渐在与农耕族群的互动中占据优势，突出表现即是游牧行国的权力核心不仅开始挑战农耕王朝权力核心构筑的‘天下’核心的地位，而且取得了成功。”[64]诚如李先生所论，经过隋唐时期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体系之间的碰撞、交融、重组之后，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的互动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游牧族群建立的诸多游牧行国先后为契丹建立的辽和女真建立的金所整合”，农耕族群区域“出现了相对‘单纯’的农耕王朝，这就是北宋和南宋”，导致“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又一次呈现对峙的状态”，但辽金与宋的对峙与魏晋南北朝的对峙有所不同：“一是游牧行国从单一的对游牧族群的整合发展为对牧农混合族群的整合，具有了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的双重特征；二是在对峙中具有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双重特征的辽、金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并最终取代农耕王朝成为了‘天下（中国）正统’”[65]，以致宋朝皇帝“愿去尊称，甘自贬黜，请用正朔，比于藩臣”。[66]故此，李先生缜密地考察金朝与南宋的碰撞、交融与互动后指出，“金与南宋的对峙从表面上看只是金王朝的统治区域向南有了一定程度的拓展，但从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的互动视角言，这种对峙和辽王朝与北宋王朝的对峙，甚至与历史上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的对峙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游牧族群在互动中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地位，开始主导两大族群关系发展的轨迹”。[67]诚然，古代中国北疆游牧族群在与农耕族群的碰撞、交融与互动过程中，游牧族群经历了从最初的“共存共生”，到冲击“华夏正统”，再到取代农耕王朝成为“天下正统”的过程，由农耕族群主导的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到由游牧族群主导的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转换成为古代中国社会演进的总体特征。这种总体特征在元、明两朝表现得尤为突出。李先生在讨论蒙元帝国由游牧行国向传统王朝时明确指出：“正是蒙古汗国由游牧行国到传统王朝的这种转变，不仅使被蒙古汗国整合的游牧族群密切了和农耕族群之间的联系，而且对中国传统王朝‘正统’的认同和追求也推动着两大族群互动朝着构建多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68]清朝更是如此，努尔哈赤“实现了对建州女真各部的凝聚，进而通过八旗制度构建起了比游牧行国体制更加完善的政权体系，不仅完成了女真的重新崛起，而且也走上了入主中原、整合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构建多民族的‘大一统’王朝的道路”。[69]
在笔者看来，李先生《互动研究》在讨论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碰撞、交融与互动的过程中，发潜阐幽，新见迭出，故而，李先生总结道：“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等这些大的游牧行国之所以能够将草原众多的族群凝聚在一起，除了生存和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外，也说明这些游牧族群在文化上，包括语言文化上有着很多共同之处。”[70]“从五代至元王朝时期，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互动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尽管农耕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代十国、两宋等诸多政权，草原地区也先后出现了契丹（辽）、女真（金）及蒙古等，但总体上是游牧族群在互动中逐渐占据主动地位。纵观这一时期两大族群互动的历史，贯穿其中的一个主线即是游牧族群建立的王朝不断与中原农耕王朝争夺‘天下共主’的地位，并最终取得胜利。”[71]“辽、金、元等王朝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得到了认同，‘中国’已经变成更多民族之‘中国’。”[72]“和以往的中国传统王朝不同，清王朝的疆域在发展的过程中和沙俄势力范围的东扩形成了碰撞，而其统治者‘夷狄’的身份也受到了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关西方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还没有形成和传入中华大地，实现‘大一统’的清王朝统治者即已开始有意或无意间试图通过签署国际条约的形式对疆域的范围进行规范，与此同时在弥合族群差异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试图实现对‘臣民’（国民）的整合，其中也包括了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73]“‘中国’含义由最初的指称京师到指称中原，再发展到指称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疆域，反映了不同时期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凝聚过程，而‘中国’成为一个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名称，既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长期争夺‘中国’‘正统王朝’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疆域进入最后形成阶段的标志，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则标志着形成阶段的结束。”[74]李先生的这些“论断”无不闪现着中国边疆学者的智慧光芒，无不彰显着中国边疆学者的人文关怀与中国学术特色，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75]的边疆游牧族群构建的游牧行国体制与内地农耕族群构建的王朝藩属体系的碰撞、交融与互动来阐释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状态下的“大一统”的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或许就是李先生《互动研究》一书的现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