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密丽精工的西昆体

与晚唐体基本同时活跃于宋初诗坛的另一个诗派是西昆体。这一诗派的形成，是以《西昆酬唱集》为标志的。欧阳修《六一诗话》云：

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

田况《儒林公议》更明载：

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乃编而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

这些记载表明了西昆体与《西昆酬唱集》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正是《西昆酬唱集》的行世才形成了西昆体这一诗派。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唱和诗风发展到顶点的必然产物。其中共收十七位作者的五言、七言近体诗二百五十首。其中杨亿七十五首、刘筠七十三首、钱惟演五十四首，三人所作占全集诗歌的五分之四以上，其余十四人的诗共计只有四十八首。

西昆体代表诗人是杨亿、刘筠、钱惟演。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浦城县）人，七岁能文，太宗甚为赏异，淳化三年（992）赐进士及第；真宗时为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刘筠（971～1031），字子仪，大名人，咸平元年（998）举进士，以大理评事为秘阁校理，《宋史·刘筠传》说：“筠，景德以来，居文翰之选，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钱惟演（977～1034），字希圣，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俶之子，真宗时授太仆少卿，命直秘阁，知制诰，预修《册府元龟》，官至枢密使。西昆体诗人中不仅杨、钱、刘三人为朝中高官，其余也都仕途通达，多有官居高位者，这是西昆体诗人的一个显著共同点，也是形成一部《西昆酬唱集》乃至形成一个风格趣味相类的诗派的重要客观条件。西昆体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锻炼新警之处终不可磨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们学习李商隐诗华美典丽的词藻、曲折隐幽的用典使事、朦胧幽约的感情表达方式，其优秀之作确深得义山艺术精髓。

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他们的写作目的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诗歌的写作目的决定了诗歌的题材倾向，纵观全集70个诗题，主要有以下几类题材。

一是咏物诗。《西昆酬唱集》中咏物诗约占五分之一以上，如《禁中庭树》《槿花》《馆中新蝉》《鹤》《别墅》《荷花》《再赋荷花》《再赋七言荷花》《又赠一绝荷花》《梨》《泪二首》《夕阳》《枢密王左丞宅新菊》《柳絮》《霜月》《樱桃》《清风十韵》《萤》等。如《荷花》，一共有杨亿、刘筠、丁谓、钱惟演的15首诗，有五言、七言排律、绝句两种体裁，其中有很多清空之句。如五言之“水国开良宴，霞天湛晚晖”（刘筠）、“水阔雨萧萧，风微影自摇”（钱惟演）、“相倚秋风立，兰言似有无”（丁谓）、“双鱼应共戏，休问叶西东”（杨亿）等诗句，写荷花生长的环境，写荷花的玉立风姿，写鱼儿嬉戏荷下，动态鲜明，栩栩如生。其七言之“已有万丝能结怨，不须千盖强障羞”（刘筠），则又将荷花进行了拟人化的描写，对藕丝、荷叶赋予了人的哀怨和娇羞，更令人别有一番体味在心头；丁谓《又赠一绝》中的末句“露渚烟汀养细腰”，则既写人又写花，用“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语义双关，情思无限，即使作者本人无意讽刺，但后人读来还会有所感发与触动。

二是咏史述怀之作。如《汉武》、《南朝》、《明皇》、《始皇》及《公子》等。这些诗篇就史、就人进行论述，并表达出一己之感慨。如杨亿的《汉武》：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此诗对汉武帝的政治成就及治国策略一概不提，而专写他迷信方士，祈求神仙。颔联中的一“劳”一“费”使讽刺之意不言自明。《古今诗话》即评为“义山不能过也”。

刘筠的和诗也持“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的态度。他们与司马相如一样，对帝王的这等事情无能为力。李宗谔的结句“西母不来东朔去，茂陵松柏冷萧萧”，很明显是化用李商隐的《汉宫》“王母不来方朔去”和《茂陵》“茂陵松柏雨萧萧”这两句，但融为一联，读来仍是铿锵有力，讽刺意味非常浓厚，这也说明了西昆体诗人对李商隐诗歌的锤炼功夫之深。这不仅表现在《汉武》这一首诗中。大中祥符元年（1008）七夕，杨亿等人的唱和诗借牛郎织女相会、民间供奉乞巧的故事，写出了“应将机上回文缕，分作人间乞巧丝”（杨亿《戊申年七夕五绝》）和“堪伤乞巧年年事，未识君王已白头”（张秉《戊申年七夕五绝》）的诗句，强调了不可轻信求仙，君王也如常人一样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这种冷嘲热讽的诗歌创作于真宗君臣热火朝天地准备东封泰山之行中，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西昆酬唱集》中还有部分感怀之作，反映了诗人们对现实的关注。感怀诗数量以刘筠存诗最多，杨亿次之。刘筠的诗大抵抒发了洁身自好的情操以及拯救天下的志向，如《怀旧居》诗云：

毛竹千丛蔽野亭，晓猿惊后乱峰青。

汉庭已奏三千牍，周室曾十二经。

紫殿深沉频视草，缁帷寂寞自飞萤。

振衣本为苍生起，肯向荀家祇聚星。

首联紧扣主题，书写旧居的竹丛、青峰，并借此来表明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环境和素来就具有的高洁之志。然而入仕以后，他怀才不遇，仕途蹭蹬，只能埋首治经。“已奏”与“曾”相对应，产生了很明显的压抑感，自然而然生发出颈联“深沉”“寂寞”之慨叹。尾联则阐明了自己的志向并非群居修史，拯济苍生才是其志向所在。

杨亿的感怀诗大都作于他反对真宗东封和册立刘妃之后。因其与统治者的关系日趋微妙复杂，诗作中大都表达了因与权贵相忤而产生的忧谗畏讥的情绪和高蹈避祸的感情。如《偶怀》诗云：

银砾飞晴霰，兰英湛冻醪。

年光侵葆发，春恨寄云袍。

燕重衔泥远，鸿惊避弋高。

平生林壑志，误佩吕虔刀。

以受惊的鸿雁自比，需要不时躲避弓箭的伤害，反映了他当时落寞寡合、忧心忡忡的心态。《因人话建溪旧居》中“终年已结南枝恋，更羡高鸿避弋飞”这一句中也出现了“鸿”这一意象，其反复出现说明了忧虑的浓重，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懊悔自己出仕。

三是宴集、送行诗，传达朋友之间的思念或友谊的作品，如《休沐端居有怀希圣少卿学士》《夜宴》《许洞归吴中》等。这一类题材是典型的宋代士人生活情趣的体现。诗作中反复使用绮宴、华灯、兰风、蕙帐等意象，反映了作为文学侍臣的情感和精神的空虚。如杨亿的《夜宴》：

凉宵绮宴开，酃渌湛芳罍。

鹤盖留飞舄，珠喉怨落梅。

薄云齐鬓腻，流雪楚腰回。

巧笑倾城媚，雕章刻烛催。

盘空珠有泪，炉冷蕙成灰。

巾角弹棋胜，琴心促轸哀。

醉罗惊梦枕，愁黛怯妆台。

风细传踈（疏）漏，犹歌起夜来。

钱惟济“喜宾客，丰宴犒”（《宋史·吴越世家》），此诗讲的正是诗人晚上在钱惟济家宴饮、游戏、作诗的场景。于觥筹交错、缓歌曼舞之中，诗人不知不觉地沉醉。我们从对环境、美人、佳酿以及歌舞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宋代文人对于宋太祖“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的响应与适应。

当然，《西昆酬唱集》中也有一些感情丰富、笔法细腻的作品，如钱惟演的《送客不及》：

桥阔川长恨已多，斑骓嘶断隔云萝。

遥山几叠迷朱旆，芳草经时驻玉珂。

高鸟可能追夕照，绿杨空自拂微波。

短辕白鼻何由淂（得），目送层楼一雁过。

诗人没来得及送客人，只好空对远去的雁影生发感慨。四联一一叠进，反复吟叹，尤其是颈联，以远向夕阳飞去的鸟来暗指自己的心也远随客人而去，又以杨柳枝拂水来暗指自己羁留难行的惆怅之思。上下远近相互叠变，使读者感受到诗人伫立远眺时的愁苦心境。全诗即景抒情，寓情于景，结构精致，无怪乎后来欧阳修、黄庭坚等大家也要称赞西昆体诗人时有佳句。

西昆体诗人由于自身生活环境的约束，其接触社会现实的广度、深度都受到了限制，因而咏物、咏史便成为他们创作的主要题材；运用典故、雕琢词句便成了他们争新斗奇的主要方式。西昆体诗人可谓躲在象牙塔中写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但他们的一些暗寓社会现实的咏史诗具有讽喻意味，一些咏怀之作直抒胸臆，也表达了个人的真情实感。一些咏物诗继承了前人的比兴传统，表现了一定的现实内容，即使有些缺乏现实内容的咏物之作，也呈现出比较清新雅正的格调，绝少有奢靡淫艳之作。在宋初诗坛弥漫着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的诗风背景下，西昆体的出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它初步反映出北宋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欧阳修《六一诗话》云：“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他又在与友人书中说：“杨、刘风采，耸动天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引欧阳修语）其形成的典丽雕琢之风，几乎被后人当作整个宋初时代的流行诗风，因而，其产生的流弊成为随后而来的诗文革新运动斥责的主要对象，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但西昆体对晚唐至北宋开国初的诗风是有一定冲击力的，元人方回认为：“西昆体诗一变，亦足以革当时风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瀛奎律髓》）这是很有见地的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