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方实力派的界定、产生与构成

一 地方实力派之概念界定

大体而言，学界对“地方实力派”一词的使用有一个变化过程。该词源自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对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与判断。毛泽东在1940年3月11日发表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正式使用了“地方实力派”概念。毛泽东指出，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并认为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基于此，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与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一并被列入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范畴。[1]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地方实力派的使用主要是依据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对中共与抗日的态度。

学界对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相关研究是从统战史的视角切入并取得突破的。正如唐纯良所言：“地方实力派对于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有历史性的特殊贡献，功不可没，历史应专门记载一笔。”[2]因此，地方实力派最初仅指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出现的政治力量就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谢本书、牛鸿宾所著《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关系较具代表性的成果。书中对于地方实力派的表述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控制着一定地盘，掌握着可观军队，具有相当的实力，进行着反抗日本侵略势力的斗争，而又不属于蒋介石中央嫡系的地方军事（或军政）领袖及其派别。”[3]据此，对全面抗战前的地方实力派则称为“地方军阀”。

实际上，仅就地方实力派的抗日态度以及在蒋介石的国民党与中共之争中的中间立场而言，以全面抗战为界将地方实力派分地方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其实并不准确。早在局部抗战时期，无论是第十九路军，还是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尤其是1936年前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都有明确的抗日立场，且与中共有过接触，甚至密切合作。显然，即使就对中共以及抗日的态度而言，地方实力派若仅指全面抗战后才出现的政治力量，必然在解释诸如第十九路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与中共的关系时出现概念上的尴尬。因此统战史视野下的地方实力派的概念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把全面抗战前的“地方军阀”也称作地方实力派。顾关林对地方实力派概念的使用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地方实力派一般是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地盘的军事政治集团和无地盘的杂牌军。”[4]在这里，没有加上“抗战时期”的限定词。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各种新史料的出版，大陆学界对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相关研究不断突破既有统战史的范畴，日趋多元与丰富。对地方实力派概念的使用，也主要依据地方实力派本身的性质以及行为方式而非其对抗日与中共的态度。

台湾学界所使用的相应的主流词语是“旧军阀”，以凸显其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反动的面相。至于使用“地方实力派”一词的学者，亦不乏其人。大体而言，主要在两种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一种以陈进金为代表，主要是从学术中立的角度使用“地方实力派”一词。陈进金认为如果以军队私有、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以及控制一定的地盘来看，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与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并无多大区别。之所以使用“地方实力派”而不用“军阀”一词，主要是考虑到“军阀”多含有轻蔑、非难等负面意思。故“地方实力派”一词的英文翻译与“军阀”一致，都用“warlord”。[5]另一种以杨维真为代表，是从国民党党治与北洋政府时期的统治具有本质区别的角度使用“地方实力派”一词。杨维真在点评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的文章中指出：若就形式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与北洋政府时期的地方军人似无太大变化，都是依靠拥有军队、控制地盘，操持地方大权。但若从权力结构来看，就有本质上的不同。国民党北伐夺取全国政权后，积极推动党治，以党治国，党统取代法统，一种新的力量出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亦自此展开。以反蒋而言，1929年桂系与唐生智的反蒋，打的是“护党救国”旗号；1930年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电报战也是争党统。这些显然都与之前不同。因此“地方实力派”一词指称国民党党治时期的地方军人，应较直指军阀为宜，在英文翻译中则不宜用“warlord”一词指代。[6]

笔者陋见，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在翻译为中文后，较少使用“地方实力派”一词。薛立敦使用的词语是“残余的军阀主义”，韦慕庭使用的是“军事地域主义”，柯博文使用的则“地方领袖”。尽管名称各异，但所指对象没有大的差异。[7]

本书研究内容是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是在中央—地方关系视角下使用地方实力派的概念。所以是打着党统还是法统旗号、对于中共与抗日的政治态度如何均不在本书使用“地方实力派”一词的内涵之内。具体而言，本书的“地方实力派”一词，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有一定的实力，或掌握一定军队，或军队与地盘兼而有之；二是与中央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二 地方实力派之产生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目的在于消灭北洋军阀，实现国家统一，重建中央权威。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北伐完成，国家统一，但国民政府远未实现真正的统一与整合。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正式提出“中国已真正统一了么”的命题。蒋介石说：

我们只要看一看实际政治状况，就可断定中国实际上还没有统一。北伐完成以后，形式上已经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而且地方军事领袖，也没有不以服从中央相号召了，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地方把持财政，购买军械，私增兵额，都听地方为所欲为，中央丝毫不能加以干涉，而且不仅地方的行动中央不能干涉，甚至地方常以军事的实力威胁中央，要挟中央，中央对于地方，如果有什么要做的事，都以协商的方法去征求同意，而地方对于中央，如果有什么请求，反以志在必得的方式来要挟，中央的法规，既然不能规范地方的行动，中央的命令，也不能强制地方以服从。[8]

蒋介石的发言自有其目的性与针对性，但也反映出北伐统一后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关系的真实样态。

对于北伐后的地方实力派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大体而言，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偏于理论的解释。一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经济基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传统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形成了一整套解释体系，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在经济基础上，民国时期封建半封建的农业经济是普遍存在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保持了自给自足的状态，在生产力水平上表现为个体的小农经济的落后形式，反映出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没有形成国内各地区经济上紧密联系的纽带。这是地方实力派割据一方、建立独立王国的经济基础。

第二，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对中国采取分裂剥削政策，各拉拢和支持某一派别，促进了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立。

第三，在传统文化思想上，受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和封建宗法制的传统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封建家长制传统的影响，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急需一个政治中心人物，而蒋介石掌握中央政权，虽以领袖自居，却因种种因素难以服众，以致政治上缺乏凝聚力而离心倾向长期存在。[9]

这种解释偏重于理论分析，是一种宏观与整体的把握，从横向上分析了地方实力派的环境背景。另一个层面偏重史实分析，从纵向上追溯地方实力派的产生，认为地方实力派很大程度上就是北伐时期蒋介石收编政策的结果，是晚清巨变以来出现的军阀主义的残余。为西北军领袖冯玉祥作传的薛立敦指出：“这种军阀主义残余，至少部分地是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奉行的政策的产物。在北伐军挺进时，许多军阀的军队不是与北伐军交战，而是整个地加入革命的阵线。国民党‘收编’这些部队，仍保留其编制，也未更换其主要将领，只是给他们一个番号，他们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以这种方式收编的部队并不真心献身于国民党的事业，仅仅是为了保存其自身的力量，最后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原来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到达长江流域时，三四十支军阀的部队加入。北伐开始后六个月，军队的规模差不多是原来的三倍，这主要是军阀的部队依附的结果。到1928年4月，即北伐最后阶段，国民革命军由五十支独立的军队组成，其中多半是原军阀的部队。他们尽管改换了身份，但仍不折不扣的是原军阀的队伍。”[10]

本书感兴趣的是，北伐时期蒋介石为什么以较具妥协性的“收编”而不是更为彻底的方式解决“军阀”？回答这个问题，或需要从北伐决策中寻找线索。

蒋介石一向被国民党塑造成对孙中山北伐遗志始终不渝的奉行者。如台湾学者李国祈在《北伐的政略》一文中称：“北伐消灭军阀统一全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生前虽一再进行，但因内在外在的障碍，未能得到成功。孙先生去世后，蒋中正先生视此为实现孙先生的遗志，进行三民主义的首要之图，坚决予以奉行。”[11]

衡以实际，蒋介石对北伐的态度有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1925年7月7日，已跻身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蒋介石提出革命“六大计划”。这是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首次对国民党的重大战略方向发声。在“六大计划”中，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北伐战略不以为然：“我革命政府统一广东之后，若仍率由旧章，以北伐为志，则英帝国主义者，必将助长江军阀，迎击我军，复利用其香港地势，扰乱吾人后方，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是正中英人之诡计也。”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人应先经略西南，使其成为第二革命根据地，“由西南延长至西北，据此大陆，以与帝国主义者在东南沿海、沿江、沿铁路而至之侵略形势相抗拒，造成中国大革命之决战场”。因此，蒋介石建议在1927年内应该将川滇黔等西南数省“一律置于国民政府之下，使西南重新团结”，与倾向国民革命的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相衔接，“悬此鹄的，并力以赴，再积三年之备”。[12]

然而，未过半年风向突变。1926年初，声称先经略西南，再积三年之备的蒋介石转而大力推动北伐。1月4日，蒋介石公开表示，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13]1月6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负责军事报告的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已确实有了力量“向外发展”。[14]“二大”结束后，蒋介石在2月24日提议“早定北伐”大计。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提出三个月内出兵北伐建议书。[15]

蒋介石的态度为何出现急速转变？

首先是蒋介石在国民党权力格局中地位骤升。1925年7月蒋介石反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时，虽已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但仅是八个委员之一，还不是象征国民政府权力中枢的国民政府委员，其影响与地位显然囿于军事领域，且国民党内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是许崇智。[16]8月20日，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遭右派暗杀。廖仲恺遇刺案间接促成了蒋介石地位的上升，汪精卫与蒋介石联手将胡汉民、许崇智逐出广州。8月24日，蒋介石就广州卫戍司令职，借此逐步取代许崇智掌握了广州的军队实权。8月26日，蒋介石出任编组后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9月，蒋介石取代许崇智出任东征军总指挥。1926年1月6日，蒋介石当选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革命阵营内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遭到打压，汪精卫离职出国。蒋介石的地位与权势进一步上升。个人权位的剧变，使蒋介石雄心勃勃，急欲有所作为，北伐统一就成为其建功立业、进一步巩固地位的重要途径。

其次，蒋介石从反对北伐到极力支持北伐的态度转变也与广州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试图通过北伐解开困局密切相关。随着个人地位的骤升，蒋介石开始当仁不让地以“革命重心”自居。[17]此时国共两党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已公开化与尖锐化，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的地位甚至组织生命面临着共产党的严重威胁，北伐就成为摆脱困境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东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18]

罗志田在对北伐的研究中指出，北伐之际南方革命阵营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潜在优势。[19]这或许为真。既是“潜在”，后来者凭借“后见之明”或能洞察，当局者却并不容易捕捉与认识。至少作为北伐的主要决策者与执行者显然没有意识到，以至于几十年后蒋介石仍反复强调南方与北方的巨大差距。[20]1926年初，蒋介石在公开场合极力声称国民政府军政实力已可向外发展，似乎是其鼓动北伐的策略之需。在急于摆脱困境、势力又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蒋介石对愿意加入北伐队伍的北洋军阀势力，几乎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三 地方实力派的构成

地方实力派虽具有某些相似特征，但并不是一个整体。各个派系的形成各有历史渊源，内部构成极其复杂，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关系亦是各有差异，变化不定。

在共产党领导下在隐蔽的情报战线工作的郭汝瑰，曾长期是陈诚的心腹、土木系的核心成员。他将地方实力派依据军队情况做了这样的划分：

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表面上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辖的二十九军，山东省长韩复榘所辖的第十二军、五十五军、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剿共”的孙连仲部、留陕西的杨虎城部、甘肃省的邓宝珊部等仍保持半独立状态。至于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广东的陈济棠（后余汉谋）、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邓锡侯、刘文辉及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清、马守援等地方军阀割据一方，表面上打着青天白日旗，但蒋介石并不能指挥调动，有的甚至公开对立。

蒋介石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一般人都说有嫡系、准嫡系、杂牌三种。但事实上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大约可以这样说：

张宗昌余部徐源泉、孙传芳余部上官云相、郭松龄余部郝梦龄、云南出去的范石生、贵州出去的谢彬、四川出去的郭汝栋、赖心辉等部都是归顺蒋介石的杂牌军队（当然从广义说东北军、西北军、桂系军队等也可称为杂牌）。……

准嫡系军队最初是北伐时期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第四军的一部分如陈铭枢等，但以后黄埔学生毕业多了，他们奔赴各杂牌军，逐渐掌握权力，于是这些杂牌军也逐渐成为准嫡系。

嫡系部队，最初主要是北伐时期的第一军发展起来的，以后新成立的部队及吞并的杂牌军，凡主要干部都是黄埔学生的，都是嫡系部队。[21]

郭汝瑰的划分大体上反映了地方实力派的基本情况，但并不完整与准确。贵州的王家烈与犹国才、湖南的何键、新疆的盛世才等也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实属典型的地方实力派。至于孙连仲部原属西北军系列，1931年被调至江西“剿共”后，已属于中央军指挥序列，列入蒋介石指挥得动的杂牌似更为合适（有关孙连仲部的基本情形参见第三章）。张学良的东北军甚至阎锡山等人的部队，蒋介石也并非完全不能调动。

以能否指挥得动来划分地方实力派，虽也能反映地方实力派的基本情况，但不足以表征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关系，更不足以区别国民政府对不同地方实力派的策略。因此，本书试图依据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态度将地方实力派分作四类：一是公开反蒋者；二是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但又暗中或参与或从事反蒋活动者；三是虽处于半独立状态，但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中常常拥蒋、挺蒋者；四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序列中的非嫡系将领。

第一类大致可以中原大战为界分作两个阶段。中原大战之前，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代表的最大的几个地方实力派依据较为强劲的实力，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志不在地方。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相继发生。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四分五裂，冯玉祥本人几成光杆司令。阎锡山的部队虽得以整体保存，但也只能依托晋绥两地自守。李宗仁的桂系退守广西。地方实力派基本上失去了挑战蒋介石中央权威的硬实力。因此中原大战特别是1932年后，公开举起反蒋大旗者实已寥寥无几。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两广实力派虽与胡汉民等国民党在野元老结合形成长达四年之久的西南半独立局面，并高举“反蒋”“剿共”“抗日”大旗，但也只是在内政外交上对南京中央杯葛寻衅，反蒋军事活动是“只打雷不下雨”。其中桂系李宗仁等人虽仍有与蒋介石一较高下之意，然所据广西向来贫瘠，反蒋是有心无力。粤系陈济棠掌控广东军政实权，虽有相当实力，但长期依违于胡汉民和蒋介石之间，图谋自保。1936年的两广事变很大程度上是铤而走险的无奈之举。这一时期，高调反蒋且付诸实践的反而是一度拥蒋挺蒋、属于蒋介石准嫡系的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

第二类是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实力派的主要类型。包括1932年后的晋绥系、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韩复榘、宋哲元、孙殿英、石友三等，湖南的何键，陕西的杨虎城，新疆的盛世才，西北的马氏兄弟，川黔实力派，等等。这些实力派名义上服从南京中央，大多未公开从事反蒋活动，但割据一方，自行其是，且暗中与公开反蒋的两广多有往来。

第三类地方实力派虽亦处于半独立状态，但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拥蒋、挺蒋的。这类地方实力派以东北军张学良、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为代表。这三人中，以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最为密切。胡汉民在制定反蒋策略时，认为张学良与蒋介石实属同一阵营，张学良坚定执行蒋介石的政策，故把去张当作孤立蒋介石的重要手段。[22]在蒋介石本人的认知中，张学良值得信任。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多次收到张学良“通共”的情报，却仍然前往西安“督剿”，应该也与他对张学良的信任有关。[23]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地处西南边陲，与蒋介石关系类似。在南京势力进入西南以前，龙云、刘湘与蒋介石的关系密切，在西南地方实力派中以拥蒋、挺蒋著称。龙云多次对蒋介石表示“始终拥护”“一切服从”，且在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中，以实际行动表示“对蒋的效忠”。[24]蒋介石则认为“滇龙效忠中央，当信任之”。[25]胡汉民等人本欲联合云南等西南诸省共同反蒋，但因龙云“轻粤重蒋”而颇感无奈。[26]于此也进一步反映出龙云与蒋介石的关系。刘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积极拥护蒋介石，蒋介石则在四川实力派中重点扶持刘湘（详见第六章）。当然，张学良、龙云、刘湘与蒋介石之间并非没有矛盾。陈红民对张学良与胡汉民关系的研究，尤其是杨奎松对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一度准备自成局面，甚至不惜与蒋介石翻脸动武的披露，在在反映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27]至于龙云、刘湘与蒋介石的关系，在1935年南京中央对四川军队进行整编后，双方矛盾渐生，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第四类是郭汝瑰所指出的蒋介石指挥得动的中央军序列中的杂牌军乃至准嫡系。这部分实力派及其军队在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的融合中虽不无龃龉，但在国民党派系之争中，基本上都是拥蒋与挺蒋的。其中颇为值得注意的是有“杂牌军领袖”之称的何成濬以及经其收编拉拢的杂牌军。其中指挥较久的部队有王金钰部（后易为上官云相）、萧之楚部、徐源泉部、刘桂堂部、魏益三部、刘荣春部（后易为郝梦龄）、李宗鉴部、薛预屏部、张连三部等。曾短暂归何成濬指挥的部队有杨虎城部、范石生部、张万信部、郭汝栋部、容景芳部、罗启疆部等。[28]透过原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经陈红民编辑整理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可见包括何成濬、徐源泉在内的这类实力派暗中参与了胡汉民等人策划的反蒋活动（详见第八章）。当然身处“中央”的这部分杂牌军的反蒋更多的是在时局不明情况下“多个朋友多条出路”式的考量，其主流是拥蒋与挺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中央化。比如徐源泉部，原属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北伐时期被蒋介石收编。1929年徐源泉升为第十军军长，至1936年丁治磐出任第十军参谋长时，徐源泉部已经中央化。[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