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31年第二十六路军调赣

在蒋介石征调地方实力派军队参与“剿共”的事例中，1931年孙连仲部赴赣是较早的一个。早在事发不久，反蒋舆论即将蒋介石此举视为削弱异己之阴谋，“驱异己军队进剿，兔死狗烹，一举两得”。“除将长江流域各异己军队，尽使剿匪之外；并且连北方冯系孙连仲的队伍也抽来了……”[19]本节拟利用新近公开的相关资料，试图重构蒋介石调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赴赣的前因后果，以期深化对国民政府在“剿共”场域整合地方实力派策略的认识。

孙连仲（1893～1990），字仿鲁，河北雄县人。1912年入伍从军，编入陆建章统领的左路备补军，为备补军前营营长冯玉祥所赏识。1918年冯玉祥任湘西镇守使，其陆军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南常德，孙连仲升任炮兵营营长，与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等人并称冯军的“十三太保”。[20]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连仲因表现英勇先后调任国民军第一军炮兵旅旅长、骑兵第二师师长。1926年北伐战争后，孙连仲先后被任命为东路第二军司令官、第十二师师长、全军总执法等。1927年冯玉祥所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孙连仲又先后出任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1928年北伐胜利后，孙连仲先后进驻青海、甘肃等省，1929年一度出任甘肃省主席。1930年东调被任命为冯部第八路军总指挥，参与反蒋的“中原大战”。战败后，孙连仲所部接受蒋介石收编，改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为总指挥。

出身于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最为世人所知的事件应是全面抗战初期顽强坚守台儿庄击退强敌的壮举。实际上早在1932年，孙连仲就因其所部一万七千名官兵在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宁都起义”而具有相当的知名度。[21]本节考察的1931年孙连仲部调赣，在很大程度上是宁都起义的背景。

一 调孙连仲部赴赣背景与动机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疯狂的反共“清党”，在长江流域举起了武装反抗的大旗，重新燃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蒋介石在1930年10月取得中原大战的决定性胜利后，逐渐关注军事“剿共”，并着手相应准备与部署。12月5～26日，蒋介石亲至江西、湖北筹谋“剿共”，并组织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征调孙连仲部到“剿共”前线的江西，当然有“剿共”的目的。国民党的官方媒体《中央日报》连续关注孙连仲部赴赣，也主要是基于“剿共”角度。[22]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虽然在中原大战结束后关注“剿共”，并有切实准备与部署，但对红军崛起的认识并不充分，甚至不乏轻视之意。1930年12月，蒋介石亲赴赣鄂等地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巡视，自信满满地声称所谓三个月肃清“共匪”，“一定没有什么问题”。在行动上，当时负责江西“剿匪”的鲁涤平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增兵，均遭蒋拒绝。12月1日，蒋介石致电鲁涤平称，江西“剿共”，兵力甚多，不必等待友军到齐，要求鲁涤平“严令各部猛进”，务必于一个半月内“将江西所失各县收复，不得延误”。不久，蒋介石再次致电鲁涤平，要求后者“严督各部，如期清剿，请勿推诿”，“所请增兵，应毋庸议”。[23]既如此，蒋介石调孙连仲部赴赣或许另有隐情。

实际上，弄清楚蒋介石调孙连仲部赴赣之隐情，需从其在中原大战后的善后策略考察。蒋介石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最终胜利，但妥善处置实力尚存的地方实力派军队，防范其东山再起，并非易事。蒋介石对此高度警惕，时刻戒备，“广西之桂军……山西之叛部，山东之冯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处置妥备。不使生变，牵一发而全身动，可不慎欤？”[24]

对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与其所属军队区别处理，是蒋介石惯用的策略。对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蒋介石往往以迫其下野、离开所属军队为主要手段。为此，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致电国民政府，对于所有政治上与军事上的罪犯，一概予以赦免，取消通缉，复其自由，甚至仍得“享受一般公民应有之权利”。蒋介石对中原大战中高举反蒋大旗的阎锡山，虽咬牙切齿、不许特赦，但最终也只是以促阎下野离开山西告终。其他参与反蒋的头面人物，如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同样如此。如对桂系，只希望解散张发奎部，李宗仁、白崇禧离开广西，“则可安置矣”。[25]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的这种有限惩罚，除因其实力受限外，是否与国民党的政治文化有关，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地方实力派所属军队，蒋介石以裁编招抚为主。1930年8月22日，蒋介石致电国民政府，声称如果阎锡山、冯玉祥能够引咎远去，对于其部下，“概许自新”。[26]10月4日，蒋介石对“逆军官兵”的“剀切告谕”可视为其招抚地方实力派所属军队的范文。其“招抚”逻辑分为四个层次：

其一，肯定“逆军官兵”的光荣历史。蒋介石颇带感情地说，你们原来都是“中央的军队”，都是“本总司令的旧部”，过去也曾为“国民革命出了不少死力”，“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本总司令所最不能忘情的”。

其二，参与反蒋叛乱在性质上是遭受威胁后“误入歧途”。蒋介石把这种行为比作良家子弟在偶遭匪类诱惑后抛家不顾之举。

其三，“逆军官兵”是继续“附逆”还是“去逆效顺”，命运相差悬殊。苟不觉悟，继续“附逆”，是“自寻死路”“万无生理”；对审时度势迷途知返者，“必如父兄之待子弟”。

其四，对归顺的不同层次明码标价。“官长带队来归者，升一级，所部发饷一月”；“士兵带枪来归者，赏洋二十元”；“士兵徒手来归者，发饷一月”；“官兵带机关枪来归者，赏洋五百元，带炮一门，赏洋一千元”。[27]

蒋介石对不同的地方实力派所属军队，处置亦大有差异。对阎锡山的晋军，蒋介石令张学良整体收编，结果被编为4个军8个师以及正太护路军（6个旅）、骑兵部队（4个旅）、炮兵部队（11个团）（其具体编制序列参见表3-3）。晋军数十将领以山西境内难以承担巨额军费，主动请求南下“剿共”。[28]蒋介石并未乘机征调晋军南下进行分化，反令吴铁城设法转请张学良辟谣，所谓征调晋军南下“剿共”之说，绝无其事，“显系造谣之徒，淆惑听闻”。[29]在此后数年内，蒋介石也并未征调晋军助“剿”。如此，晋军虽经缩编，实力受损，但作为整体得以保存。

表3-3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缩编后编制序列

蒋介石对西北军的策略则是化整为零。这或与西北军的自身状态密切相关。据顾关林的研究，冯玉祥对西北军的支配主要还是私人依附性质与父家长式的支配。这种支配类型有赖领导者必须不断地在挑战中取得成功，从而证明其领导资格。一旦失败，其团体就面临解体的局面。[30]由于西北军在对蒋斗争中不断失利，西北军实际上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中原大战之前，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先后叛冯投蒋。中原大战后期，随着战场上的逐渐失利，西北军更呈土崩瓦解之势，接连倒戈投蒋。西北军的瓦解为蒋介石对其进行化整为零提供了可能。蒋介石明确指示何应钦收编西北军的策略：如其各个来接洽者，“请切实进行收容”；若整个来接洽者，“拒绝之”。[31]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在战争后期倒戈投蒋者编入蒋军序列。西北军大部战败后退入山西者交由张学良收编，缩编为以宋哲元为军长的第二十九路军、以庞炳勋为师长的第三十九师、以孙殿英为师长的第四十师（中原大战后期原西北军编制详见表3-4、表3-5）。至此，西北军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成为历史。

表3-4 中原大战后期西北军投蒋部队改编序列

表3-5 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战败部队改编序列

对蒋介石而言，改编后的西北军各部驻扎北方各地，仍是潜在威胁，以“剿共”之名将西北军分调南方各省遂成为其合乎逻辑的策略选择。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任命吉鸿昌为“鄂豫皖边防剿匪副司令”，其部第二十二路军调至湖北“剿共”。梁冠英部先调至江苏，随后调至安徽“剿共”。[32]至于宋哲元部，蒋介石亦一度准备将其调至湖南，终因宁粤对峙局势紧张、无暇顾及才作罢。[33]

1931年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南调江西“剿共”就是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对西北军分化策略的具体实施。其直接诱因则是蒋介石防范西北军在韩复榘的旗帜下进行新的抱团。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通电下野，其所属庞大的西北军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早在1929年即投靠蒋介石的韩复榘因据有山东省固定地盘而可能成为西北军再度结合的中心。据孙连仲参谋赵大璞回忆，中原大战结束不久，孙连仲即派参议屈益斋、参谋李汉辉向韩复榘请求接济、协商出路，想与韩复榘、石友三两部联合，“形成一个能以存在的力量”。韩复榘有野心，想乘孙连仲处境困难之际，使孙部听其指挥，借此扩大实力。[34]意在将西北军化整为零的蒋介石对于西北军可能的新的抱团十分警惕与防范。蒋介石在指示何应钦安排归降的梁冠英部驻地时，特别强调：“不宜使其与山东部队相联也，请注意之。”[35]

1931年初，蒋介石先是得悉石友三与韩复榘在济南会面，认为二人“将有联合，以图抗拒”。[36]随后《中央日报》又传出孙连仲与韩复榘、石友三会面的消息，更令蒋心忧不已。[37]更何况，在此之前，同属原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与石友三在新乡辉县有过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企图将准备归顺于蒋介石的刘春荣部缴械。[38]

为防备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新的抱团，蒋介石决定对三人采取不同策略。石友三多次附蒋叛蒋，反复无常，且无固定地盘。[39]因此，对于石友三，蒋介石认为若不除去，“国家不能安定”，[40]决定万不得已时，“以全力解决石部而除后患”。[41]对于拥有固定地盘的韩复榘，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蒋介石并不打算轻易动韩。例如，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曾主动电蒋，表示愿意“屯垦甘肃”，将山东交予蒋介石的亲信“顾军长祝同治理，以奖有功”。对于此类试探性表态，蒋介石并未顺水推舟，反而去电安抚，称：其一，论才，山东地位重要，“正赖长才坐镇，幸勿稍存谦抑”；其二，论功，韩复榘“守正不阿”“苦战奋斗”“有裨大局”，不在顾祝同之下。[42]蒋介石期待其“明白事理”，不做任何处置。[43]

相较于石友三的反复无常，蒋介石认为孙连仲“诚实可靠”，[44]因此将其调离较为可能，也可借此削弱韩复榘、石友三声势。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多次强调调孙连仲赴赣的重要性。1月9日记：“石友三、韩复榘将有联合，希图抗拒，此时孙连仲部如能开至江西，则统一即可实现矣。”2月21日记：“孙连仲部逐渐南下，余计其将实行，则统一实现，更有把握。孙部南移与否，实为统一成败之大关键也。”[45]不难看出，对于调孙连仲部赴赣，蒋介石强调的关键词是“统一”，而不是“剿共”。

二 调孙连仲部赴赣经过

为了促成孙连仲部离开北方而南下赴赣，蒋介石颇费周折。从其曲折过程中或可窥探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打交道的方式方法。

首先，蒋介石充分运用经济资源笼络孙连仲部。

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记载了接待孙连仲及其部将的情形。1月16日，“晚宴孙仿鲁”。1月20日，会见“孙部各官长”。1月22日，“对来京之师旅长各别交谈，高树勋似有感化，而季振同则为各旅长中之佼佼者也”。2月5日，“令经理准备款项，待孙连仲部到浦口时，各兵每名发二元，官发十元，点名发给”。[46]

相较日记的记载，相关亲历者的回忆可见更多细节。赵大璞回忆：“我跟孙同车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热烈欢迎。听说蒋对部下是从没有这样客气过的。”“我们到了南京，蒋安排招待的住处是南京最好的中央饭店和安乐饭店，吃的餐餐是盛宴。”“此外，蒋还不时请孙去他家中共进晚餐，白天浏览名胜古迹，晚上看戏。”[47]

对于南京方面热情款待情形，《中央日报》也有详细报道。当孙连仲部抵达南京浦口时，“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已指派励志社干事三人，预在浦口恭候，并携有电影，准备在浦口十二号货栈内映演，以娱兵士”。“更备有毛巾、食品等八十大箱，分发全部士兵，用示慰劳之忱。”[48]比较赵大璞的回忆与《中央日报》的报道，两者同样渲染了热情的招待，但高级文武官员尤其是蒋介石是否亲自到浦口迎接，似可存疑。

其次，蒋介石极力容忍孙连仲部的拖延、违纪等行为。

蒋介石明令孙连仲部调赣后，孙连仲部迟迟未有行动，一再改期，一度引起外界猜测，甚至传出孙连仲部改派豫西之说。[49]对于孙连仲部的拖延，蒋介石极力容忍，只要2月15日能集中南浔路，则输送日期，“可由仿鲁兄自定之”；“如有不得已之情形，也可延期至2月25日集中南浔路”。[50]就在孙连仲部即将南下之际，因受韩复榘之煽动，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一营自由行动，使孙连仲部南下再度生变。蒋介石一方面自称要“忍耐”，不予追究；另一方面宽慰孙连仲，“此乃少数不明是非，罔知利害之官兵，受人煽惑所致”，“而我高级官长皆深明大义”。[51]

再次，蒋介石妥善处理突发事件，排除各种干扰。

蒋介石对于可能影响孙连仲部南下赴赣的突发事件，要求迅速、秘密处理，以免成为孙连仲部拒绝南下的借口。2月初，驻扎于陇海、津浦线附近的第十二师第六十九团、第七十团发生兵变。津浦线是南北要道，是孙连仲部南下赴赣的必经之道。兵变发生后，蒋介石十分担心孙连仲部借此“延不开赣”。[52]为此，蒋介石一再电令时任津浦路守备司令王均等人“严守秘密”“勿使声张”，“从速进兵，限三日内平定”。经蒋介石亲自过问，此次兵变很快平定。就在孙连仲部南下之际，鲁西一带连降大雨，影响孙连仲部兵运。蒋介石获悉后，一方面准予稍延日期，另一方面派人准备雨伞帐幕运至鲁西。[53]

孙连仲部调赣最主要的干扰还是来自韩复榘。时在北方参与善后的宋子文告诫蒋介石，“韩（复榘）畏仿鲁他调，组新团结”，在方针决定前，“请设法勿令仿鲁离京为佳”。[54]韩复榘之所以阻挠调孙连仲部南下赴赣，原因在于一方面韩复榘对驻扎于鲁西济宁的孙连仲部有染指之意，希望与孙部联合扩大势力；另一方面也担心所部步孙连仲之后尘，被征调南下“剿共”，若能滞留孙连仲部，或可增强抵制声势。

蒋介石拟调孙连仲部赴赣后，判断韩复榘可能从中作梗、有意阻挠。1931年1月13日，蒋介石记：“闻韩复榘以调孙连仲部赴赣而起疑惧，小人难养至于如此，堪叹也。”[55]在孙连仲自南京向蒋介石“请训”返回济宁后，韩复榘即以孙连仲“目疾”为由，前往济宁谒孙。[56]韩复榘与孙连仲相见后，蒋介石即接韩复榘电，告知孙连仲部不宜调赣。2月初，韩复榘又在暗中制造事端，致使张华棠的骑兵师“受韩之煽惑，竟中途生变，不能开赣”。[57]对于韩复榘的阻挠与抵制，蒋介石内心深处难抑气愤，在日记中以“小人难养至于如此”“狼子野心殊不可驯”问候；在实际处理中则理智谨慎，尽力安抚。针对韩复榘对南下赴赣的忧虑，蒋介石明确告知“仅调第廿六路仿鲁兄部赴赣，已足清剿”，至于韩复榘部，“有在鲁震慑之必要，不宜调动”，“不惟山东，即北方全局，亦甚重要”。即使孙部南调，因为“皆系旧属，自能尊重兄意”，“听兄劝导，完成其使命”。[58]在韩复榘未能阻止孙连仲部调赣而牢骚满腹时，蒋介石“恐其恼羞成怒”，“故善意劝诫之”。[59]同时对于韩复榘部的军饷亦给予优待，“本月份饷当先发清，其余欠款亦命令经理处陆续发还也”。[60]

纵观蒋介石征调第二十六路军赴赣的背景、经过，或可得出以下两点认识。第一，蒋介石征调地方军队“剿共”，长期以来有蒋介石借“剿共”削弱异己的说法。就征调第二十六路军而言，总体上讲是成立的。蒋介石并不讳言，“冯部之孙仿鲁军能遵命开至江西，则共匪与冯部可以妥帖”。[61]第二，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的军事重心逐渐转向“剿共”。但所谓的“讨逆”之战并未能真正解决地方实力派问题，妥善善后、防范地方实力派在蒋介石的决策中仍占据重要位置。蒋介石调第二十六路军赴赣，最主要的目的无疑是分化西北军，防范西北军新的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