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王涌

最初，是四川大学陈实教授向我隆重推荐楼秋然的，说这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生云云。我心里嘀咕，优秀的学生我在法大见得很多。

当然，陈实的推荐我还是很重视的，我和陈实的友谊始于1999年。我的博士论文《私权的分析与建构》完成时，陈实还是北大硕士生，他专程到法大找我讨论霍菲尔德。他对逻辑真理的痴迷于我心有戚戚焉，于是我们就“心心相印”了。

我选学生的程序一直非常严格，需要见面深入谈话，从学术潜力到三观，问一个透彻，感觉是像发展“会道门”，至少也是像相亲一样慎重。现在，招的学生多了，我的教育哲学也变化了：教育就是教育，不是掐尖。所以，难以再一一面试，有时看看邮件中的自我简介，凭直觉决定，因为学生等不起，我也无暇细聊，就看纸面缘分。

秋然从成都专程到北京昌平接受面试，那天是2012年11月17日，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正是第十三届江平民商法奖学金评选笔试，也是民商经济法学院秋季论坛。我在两个活动的间隙时间，与他见面。

秋季论坛开幕式上，院领导解读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法治目标和法治精神，提出法学家要有自豪感和使命感，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来推进科研，大家群情激昂，期待法治国的到来。随后进行优秀论文颁奖活动，我悄然退出会场，快步走到端升楼江平民商法奖学金评选笔试现场监考。

监考之暇，面试秋然。旁边的教室，学生们正在笔试，沙沙的书写声萦绕在耳边。秋然的气质有点像理科生，说话逻辑性很强，知识面像一个小百科全书，温文尔雅，虽然只是一面，我就很喜欢。

当然，我对秋然的喜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浙江舟山人。我的童年有一段时间是在舟山度过的，那时我父亲在舟嵊要塞区工作。我们回到江苏盐城老家后，一直怀念在舟山的美好时光。秋然勾起了我童年的舟山回忆。其实，我对舟山的印象，只有大海和大军舰，想不起闻名遐迩的普陀山的模样。

2013年秋天，秋然入学中国政法大学。他的推演能力、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写作能力，在我所教过的学生中很少见。在我脑海里，秋然就像一台思维敏锐的小电脑，像一只精力充沛的小豹子，像一尊永远面带微笑的小弥勒佛卡通。他那横断面的发型，就像春节年画中的喜娃娃。

连我的看家本领——霍菲尔德的概念和逻辑，他也能搞得很明白，他还写了一篇论霍菲尔德的“privilege”概念的论文，思辨精微，多少有一点英美分析法学论文的况味，令我惊叹，真是后生可畏。我有时遐想：“为师者有哪些才华，是他不可能超越的？”也许写诗，他入门无望。

我曾问他的志向，他说要做律师。我笑笑说：“凭你的才智，做律师显然可惜了，应该立志做学问。”在企鹅读书会上，我当着全体企鹅的面，嘲笑了他的律师理想。他终于被洗脑了，立志为学。

在读硕时，他和萧鑫协助我处理一些重大诉讼，例如海航诉国美案，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紧张时刻，我们通宵研讨和准备，我甚至几夜不眠。我猜测，他在海航案中体验到的恐怖的诉讼强度，也是他放弃律师志向的原因之一。

2015年，秋然完成了硕士论文《股权本质研究——范式的提出与运用》，提前毕业，攻读博士学位。他是我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算是博士大弟子。2016年9月，秋然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李本（Benjamin L.Liebman）教授担任他的导师，2017年9月回国。在美国，他阅读了大量的英文论文，有100多篇。

读博期间，他发表了数篇法学核心期刊论文，成果之丰硕，连老师都羡慕。在《政治与法律》上就连中两元：《评估权中的少数股权折价问题研究》《美国法上的网约车监管理论与实践》。在《证券市场导报》上发表了《上市公司治理的监管模式选择——向“遵守或者解释”规则转变》。

我对秋然的培养主要是在企鹅读书会上。最初，他并不适应读书会。他有自己的读书计划，难免有疑惑：“我为什么要按老师固定的书目去读呢？”我也担心，读书会的密度和强度会让学生没有时间自我学习，甚至没有时间恋爱了。

但是，秋然坚持了四年，除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一年外，从硕到博，年年参加。作为一个博士生，他也主动参加读书会，是读书会上会龄仅次于我的“企鹅长老”。他和硕士师弟师妹们一起讨论问题，并充当难题终结者的角色。他至少参加了90期企鹅读书会。

2018年春季，秋然应聘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我没有向贸大法学院的领导和教授推荐他，因为我相信他的实力。他在12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后来，我在贸仲遇见石静霞院长，她对秋然赞不绝口。我作为导师，脸上自然有光。

秋然显然没有辜负贸大的“慧眼识珠”，他工作勤恳，上课深受欢迎，对“00后”的学生很有耐心。他向我学习，组织学生读书会，并取了一个很萌的名字——法喵读书会，至今已有30期。他在贸大受到学生欢迎，听到此消息，我比自己当年被评为法大最受欢迎的教师还要高兴。

我曾聘任秋然担任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秘书，他邀请嘉宾，安排会议，筛选报名者，工作井井有条。后来，因贸大工作繁忙，他辞去了洪范秘书一职。

2019年初冬，在洪范的学术会议上，我见到秋然的太太唐彬彬，她研究刑事诉讼法，她对我说：“王老师，秋然现在越来越像你了。”我哈哈大笑。

即将出版的《股东至上主义批判——兼论控制权分享型公司法的构建》是秋然的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我没有操心多少，没有提多少修改意见，不像今年疫情期间修改企鹅的毕业论文，甚是费心，光书面修改意见就写了15000多字。

《股东至上主义批判——兼论控制权分享型公司法的构建》有公司法哲学的意蕴，他的核心论证在于：股东至上主义已被证明并不具有“历史”和“理性”的正当性基础，未来公司法的构建自然应当体现“控制权分享”的要求。而众多的可能方案之中，限缩公司全部利益群体的“直接权力”并重塑董事“信义义务”的方案是最为可取的。

秋然的写作没有纠缠于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或是局部问题，心比较大，运笔洋洋洒洒，有恢宏之势。他要为未来公司治理的发展，思辨出一个方向来。当然，这种或许行之有效的方案，目前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想象，有待验证，因为在他的设计中，董事多少有点像是上帝派到公司里去的圣人，虽然戴着公司法为他精心打造的“锁链”。

我有严重的拖延症。几年前，秋然的师兄杨祥出版他的博士论文《股权信托受托人法律地位研究》，提前半年向我约序言，被我活生生地拖黄了，很是内疚。秋然去年底就向我邀约，并吸取杨祥教训，隔时微信笑脸提醒，我因忙于法大密集的本硕博课程和毕业论文审阅，又拖延下来。

我觉得为学生写一篇书序，需要先整理回忆，酝酿感情，再下笔，方得不入八股之俗套，但所谓“整理”和“酝酿”，竟然成为拖延的理由了。

秋然的专著清样马上就要送印刷厂了，眼看“序言事故”又要重演。今天凌晨我从梦中惊醒，坐到台灯前，挥就此序。

2018年6月21日，秋然毕业那天，雾霾重重，我曾赠诗一首，一并附录：

为师羞披黑红袍，

蓟门尽说稻粱谋。

本有灵犀致良知，

何必霾日再言道。

2020年5月7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