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代沟”：作为命题的研讨
简圣宇[1]
摘要 所谓“审美代沟”，即审美的代际差异在某个特定时段或者场景中，以较为显著的形态显现出来的状态。代际的审美差异必然发生，区别只在于显著与否，它本质上是一种代际变化而引发的认同与区隔现象。共同的社会记忆在“审美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审美认同”是一种从感官到观念的双重结构，关涉个人生命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随着社会繁荣期的到来，审美差异的主要呈现形式也将发生变化，过去那种以年代为划分依据的所谓“代沟”，逐步让渡给更细分的群体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 审美代沟 共同记忆 区隔 身份认同 感官感受
Abstract The so-called “Generation gap in aesthetics” refers to the state in which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aesthetic cognition appear in a more prominent form in a specific period or scene. The aesth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generations are bound to occur，and the difference is only significant or not. It is essentially a phenomenon of identification and distinction caused by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s. Common social memor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esthetic identity”. “Aesthetic identity” is a dual structure from the senses to the concept，which concerns the self-identity of individual life. With the advent of social prosperity，the main forms of aesthetic differences will also change. In the past，the so-called “generation gap”，which was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time，is gradually giving way to the more subdividedamonythesocial groups.
Key Words generation gap in aesthetics；common memory；distinction；identity；sensory perception
“审美代沟”是文化研究领域里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命题。有学者将“代沟”定义为：“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基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而导致不同代之间在社会的拥有方面以及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及冲突的社会现象。”[2]这段语言表述虽然略显欧化，但已基本勾勒出代沟的轮廓和要点，但也由于过于强调外部环境变化而略显偏颇。实际上如果我们从长时间段上看，代沟其实就是一种代际的差异，无须“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这一变量也会发生，只是“急剧变化”会让这种差异性更显眼而已。审美的代际差异亦然，它是必然出现的，区别只在于对比显著与否。
故而所谓“审美代沟”，其实就是审美的代际差异在某个特定时段或者场景中以较为显著的形态显现出来。代际的审美差异必然发生，区别在于有时候不同代际的对比很显著，有时则很细微，以至于常被忽略。尽管“审美代沟”只是一种现象性的呈现，但其实背后包含了各种值得寻味的审美议题，本质上是一种审美代际变化而引发的认同与区隔现象。以相对缜密、系统的学术话语对“审美代沟”这一命题加以研讨，有利于我们透过其纷繁的现象外观去洞见其中的本质内涵，理解共同的社会记忆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思考审美认同是如何从浅层发展到深层等重要议题。
一 因共同记忆而产生的审美认同现象
谈到审美的代际差异，就必须先厘清审美认同现象，即为何特定群体会对某种审美的判断标准产生集体认同。追溯历史，对于“人与人之间如何达成审美认同”这一问题，美学家们也各有一套说法，但传统上多倾向于从形而上的角度加以阐释。比如，康德就以“共通感”来作为不同人群之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他认为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在认知方面具有共通的结构和功能，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这类解释虽结合了心理因素，却缺失了社会性的维度。如果脱离了这一维度来谈审美的“共通感”，就必然将这个包含着丰富的实践和历史内涵的范畴，简单化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辨性的概念，无法洞悉“共通感”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由社会性因素构成的深厚基底。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审视，个体的审美意识必然构建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主动或者被动地共享着自己所处时代的共同记忆，而共同记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共同审美情感，正是建构审美集体认同的基础条件。学者倪梁康曾谈到，个体人格的形成不但包含“单子的个体性”，而且包含“作为交互主体的精神人格性”。[3]我们的人格情感的个体属性背后，是交互主体属性；社会意识形态对个体意识的渗透是多层次的，不但渗入意识层面而且渗入潜意识层面。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以“想象的共同体”来定义“民族”概念。但从广义上说，其实任何相对稳定、有相对稳定理念的族群都可被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也即所谓“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叙事身份的获得”，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叙述身份的特定话语的认同。[4]甚至有学者将之视为“强大的语义场”之内的“代际想象”。[5]今日我们习惯通称的所谓“某某后”，以所谓“70后”“80后”“90后”这类带着显著标签意味的群体指称为例，他们所成长的这个共同的时段让他们具备了某种共同记忆，而正是这种被铭刻在彼此认知结构中的共同记忆构成了他们的审美认同的基础。况且这种所谓“某某后”在边界上其实是相当模糊的，更多是出于叙述方便而进行的全称判断用语，比如“80后”群体中的1980年、1981年生的人，他们与“70后”群体中的1978年、1979年生的人在审美上差异并不大，而他们与同是“80后”群体中的1988年、1989年生的人的差异则相对更为显著。
群体的审美认同，构筑于他们共同的社会记忆之上。正所谓“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6]，以歌曲这种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共同记忆载体为例，它不但是一种运用在抒情消遣场景中的艺术形式，而且还同时具有承载一段社会记忆的审美功能，而这些社会记忆有时是有意识塑造的，而有时则是在无意识中被建构的。中国的“80后”在听孟庭苇、周华健、王菲等人的歌曲时，正同时处于诸如升学、初恋、奋斗等某种社会性认知和实践过程中，由于这些歌星和歌曲乃这一时期成长的人群的共同面对的社会现象，故而天然构成了这一代人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在构建其社会意识时所涉及的共同话题，亦成为锚定某些社会记忆的标杆。比如，当某人失恋时正好处于某类歌曲的流行时段，那么这类歌曲就极可能锚定其这段记忆，而“80后”的恋爱时段虽有个体差异，但大致固定于某一时期，结果这段时间流行的歌曲就跟这样的社会记忆在不经意间奇妙地黏合在了一起，为“80后”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获得一种集体习得和产生某种集体无意识打下了基础，而对某种审美情感的共鸣就继而产生了所谓“代际审美认同”。
从审美心理学角度审视，此处所呈现的乃一种“定格效应”：身份认同、情感接受和思想观念等因素被在不经意间定格在某一时段的特定艺术载体上。胡塞尔曾言，“每个回忆都还有期待意向”[7]。一段被听过的旋律再次被听时，其包含的“再造回忆”不是散漫的，而是在特定意向指引下，指涉着特定情感体验。而这段情感体验自带着某种时空视域，日后当回忆者一旦耳边飘过这些加载着自己曾经那段经历的歌曲时，那么与歌曲相关联的被定格那段记忆就会被唤醒，就会让回忆者带着超越昔日记忆本身的后续体验、增递的情感和感悟反思，重返昔日的时空视域。这时在回忆者的意向性结构中，既往的情感经验不但被激活而且还与现在的情感体验交错在一起，构成过去与现在的交叠互构，审美情感也就在此过程中获得升华。而当有相似经历和审美体验的人群以“想象的共同体”的形式发生共振时，群体性的审美认同也就在这一过程当中产生并且进一步巩固。这就是“80后”群体聚会时，会在一同吟唱某些歌曲时热泪盈眶，甚至泣不成声的原因，他们唱的已经不再只是歌曲，而是一段感伤的记忆，这一段记忆勾连起了那段逝去永不回的流金岁月，触动了他们内心深层中的那根心弦，而彼此之间的共鸣则加大了这根心弦被拨动后产生的情感共振效应。
文化记忆往往会借助一系列媒介载体和符号系统来实现自身。[8]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那些能够让前一代人如“60后”“70后”深受触动的歌曲，如邓丽君、谭咏麟、许冠杰、童安格等人的歌，而在“80后”这里却遭遇漠然冷感，或至少与之相当隔膜，原因如前述，正是因为这些歌曲没有承载“80后”成长过程中的社会记忆，所以无法激发情感共振和审美认同，而这种隔膜就是所谓“审美代沟”。同样的道理，“80后”对“90后”喜欢的周杰伦等人的快节奏唱法虽然也颇有微词，但依然可以产生某种情感共振和审美认同，因为这些歌曲同样承载了“80后”和“90后”的某种共同社会记忆，故而在听到这些歌曲时依然会感到某种亲切和感动——不仅是对歌曲本身的感动，还包括对歌曲所承载的情感记忆的感动。
有学者注意到，特定时段内的流行文化除了凝聚着当时大众的一段情感记忆之外，还关联着这个历史时段的具体文化政治和思想状况。比如，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邓丽君歌曲的流行对当时的一代人产生了启蒙作用；有学者提出，由于邓丽君歌曲流行的时间与彼时“新主体性与新公共领域的建构”同步，故而本身也成为彼时社会启蒙运动的一部分。[9]“这是审美意义上的启蒙，也是情感和人性意义上的启蒙”。[10]这表明，文化政治对审美的渗透，促使代际审美认同融入了诸如文化启蒙等思想性的因素。实际上每一时段的新生代都有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启蒙文艺载体。比如，对于“90后”而言，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启蒙往往来自诸如“超级女声”海选，《潜伏》之类的影视剧，以及“锵锵三人行”“晓说”之类网络谈话节目等“泛文化政治”的当代文艺消费品。[11]
代际审美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代际经验差异造成的。陈思和教授曾坦言自己基本不看“85后”和“90后”作家的作品，“因为看不懂，不是看不懂文字和内容，也在读，但是激不起对作品和时代关系的联想”。[12]其实“85后”和“90后”作家在接受“知青文学”“伤痕文学”题材的文学文本时也多多少少带有着类似的隔膜感。老一代作家常常诧异于年青一代在文艺接受方面表现的“虚无主义”倾向：年轻人对近在几十年前的苦难史如此漠然，而对虚妄的科幻作品和职场影视剧之类却津津乐道。年轻人这种“对于虚拟世界的内向沉溺”，[13]在老一代作家看来就是一种时代的悲哀。不过客观说来，新生代的这种取向虽然有着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但撇除这类因素之后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其背后清晰的审美逻辑：苦难时代的那些具体“事件概念”可以以文本形式直接传达，但缺失那一个时段的切身经历的年青一代，的确很难在面对文本时直接就构建起老一辈人那种源自情感深处的情感共振和审美认同。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这种苦难场景，无法如同老一辈人那样只需要凭借自身的“切身体验”就可以实现，他们必须通过“想象”这种“非切身体验”而在脑海中重现和模拟其中的情感体验。所以如何顺畅地将这些新生代的“非切身体验”以巧妙的场景再现和情感植入的方式来转化为同样打动人心的“虚拟切身体验”，就是相当考验创作者的事情。毕竟在都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新生代面对的已经是与父辈年轻时差异性极大的时代语境，所谓“乡愁未除，城愁又添”。[14]现实生活中的期许和焦虑才是这一代人最无法抽身故而最关心的问题。与老一辈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对数字娱乐的淡漠和对既往苦难意识的执着不同，新生代更关注的是诸如日常娱乐消遣、价值认同，以及自我身份建构和身份焦虑等与自己存在状态息息相关的切身问题。[15]
除了前述这些由共同记忆带来的代际差异之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实际因素“年龄错位”。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其知识结构、认知能力、习得渠道、关注焦点、审美需求都各有不同。年轻人正处于认识探索的初始阶段，对外界事物充满了不竭的好奇，故而往往越是新奇、反常规的艺术内容和形式就越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力。而中老年人更倾向于稳定的、不变的、低调的艺术内涵和外观，这些类型的艺术更让人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所谓“中老年”，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一种心态的变化，即愈加害怕遭遇到新的持续挑战，愈加喜欢把自己像小船一样停泊在平静的港湾里。所谓“中年危机”，就是面对的要求愈加高，而获得的机会便愈加少。而“老年危机”则是“中年危机”这种失落和彷徨状态的加强版。可以说，人的年龄越大，就越渴望生活的稳定和心有所归属，故而他们的审美喜好也由此相对更显得“保守”。许多在他们青年时期不太可能成为审美对象的事物，如旧物，如今也被纳入日常审美的范畴之中。旧物由于包含着既往记忆而显得尤为可贵，它们能在主体内心中构造出连接过去的意向性时空。当回到故地，看到的旧房子、老树之类，都能唤起对已逝岁月的追缅，而这种追缅带着审美情感在主体意向性结构中呈现时，审美认同就自然而然地在特定场景中形成。
人的审美需求是一种由变化和稳定彼此交错上升的双螺旋结构，变化给人以浅层次的新奇感，而稳定给人以深层次的安全感。“年龄错位”问题其实也跟这种双螺旋结构的年龄差异有关，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所谓理念分化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方面资深者求稳与另一方面年轻人求新之间的理念冲突。[16]如果把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结构比喻为河床的话，那么个体生命在岁岁年年中遇到的各种事情，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情绪和记忆，就是不断流过的河水带来的沉积物。大部分沉积物会被水流带来又带走，但总会有许多沉淀下来，作为河床的沉积层而逐年递增。为什么在审美上，青年人倾向于追求变化中的风尚，而中年人倾向于稳定的风格？因为青年人的沉积层很薄，所以对新奇事物格外感兴趣，而中年人已经有了一定厚度的沉积层，而且阅历也变得更加现实，讲究“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父辈和年轻人之间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审美差异。那些爱跳爱闹的年轻人在审美趣味上常常跟进入老成持重年龄阶段的父辈们产生冲突，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父辈们已经开始转型，倾向于沉稳低调的中老年审美风格，而这也就是父辈通常“看不惯”晚辈审美趣味的原因之所在。实际上，现在的父辈在年轻时，其审美趣味也往往不被他们那时的父辈所欣赏。这些在当下看不惯“洞洞牛仔裤”的父辈之中，有很多人当年在这个岁数也曾因为留长发、追星、玩摇滚乐等“非主流”行为而被他们的父辈所深恶痛绝。那时的他们也曾嘲笑过自己父辈的那种保守、古板的心态，但此时此刻的他们也步入这种沉稳低调的审美心理阶段，轮到他们开始给年轻人挑刺了。所以正如时下一句流行语说的那样：“二十年之后，我们都活成了曾经讨厌的模样”。
二 以趣味区隔显现的当代审美差异
如果将社会状况比喻为海面，而将大众比喻为船只的话，那么大众这一艘船的起伏变化就与社会整体状况有着直接关系。一般说来，作为基底的社会变化越是显著，人们的代际审美趣味的变化幅度就越大。在社会转型那段时期成长起来的人，其审美趣味每隔若干年就会出现较大变化，如20世纪，中国由于社会在不断动荡和整合中前行，各代际的文化差异和审美差异就非常显著。成长于20年代、40年代、60年代、80年代的各代际的人，历经各种战乱、动荡、鼎革、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和时期，所以他们虽然同在一片土地上生活，但代际的审美趣味则大相径庭。[17]但开始享受改革开放红利期的舒适生活的这几代人，如“80后”“90后”等，其实他们在深层结构上差异性并不大，他们之间所谓的“审美代沟”也不过只是在浅层次的感官认知层面有一定区别而已。
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繁荣期的到来，审美差异的主要呈现形式也将发生变化，过去那种以年代为划分依据的所谓“代沟”，已逐步让渡给更细分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推动各细分群体之间产生审美趣味区隔的，除了传统的政治、地域、族群层面的意识形态因素之外，消费也愈加成为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个体的消费能力必然限制其所能接触的审美和泛审美的范围，同时也就限制了其审美活动的多样化和可能性。从20世纪末兴起的互联网科技潮，一方面让各种产品变得愈加智能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推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因为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而抬高了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运行成本，导致这样的文化消费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资本筛选机制，人为制造了所谓的“趣味区隔”。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用以投入文化消费的资本，也就自动丧失了为自己培养某种审美趣味的资格，被价格门槛挡在审美活动之外。
当然，情况也并没有布迪厄所声称的那样悲观，从长远时间上看，市场经济下的文化消费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依旧是一种让人乐观的趋势，因为商家制造和销售产品时那种内在的逐利本能，往往促使他们推动该产品走向大众化，而消费该产品所需支付的价格也就在此过程中逐步降低，一度昂贵的产品价格也就继而消解在由购买者数量增加而带来的价格分摊效应当中。诸如智能手机、触屏电脑，以及虚拟现实设备等都莫不如此，这类产品在升级过程中必然从少数高净值人群走向大众，由众人瞩目的奢侈品变成平淡无奇的日常消费品。所以现实表明，所谓“区隔”乃一种动态过程，并没有布迪厄所描述的那样牢不可破、僵化森严。无论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都必将推动文化的持续普惠化，这在大趋势上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与文化持续普惠化同步的是愈加深入的文化多元性趋向，通常一个区域的经济繁荣程度，与其所包含的文化多元性成正比关系。[18]在以和平和发展作为主题的时代，随着选择的多元化，审美趣味的个人化趋势也在逐渐加深，由于有了更多选择，所以旧的文化矩阵日益分化为更加碎片化的“文化微单元”。所谓的“趣味区隔”，在这样的环境中就演化为一种不断形成和被打破的过程。所谓“00后”的这一代人，其群体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审美趣味差异，可能大于与作为前辈的“70后”和“80后”之间的差异，因为“00后”已经进入“趣味差异扩大化”的社会繁荣期，他们遇到了能够进行多元化选择的时代契机，具备以消费来区分各种“想象的共同体”的经济实力。而相比之下，“70后”和“80后”作为改革开放初启阶段的一批人，多元化的娱乐和文化选择并不多，这也让他们彼此之间享有更多的共同记忆。我们或可称这种变迁为“从审美代沟到趣味区隔”的过程，所以学者吕鹤颖要强调，假若仅从宏观视域对代际差异加以概括，就会出现“趋向简单化与片面化”的问题。[19]强调时间维度的作为宏大叙事思维中的宏观命题的“审美代沟”虽然依旧存在，但已经日益被强调空间维度的细分化的各个“文化微单元”之间的趣味区隔给取代了。
正所谓“记忆或者回忆虽然是对过去的一种记载或曰表征，但这种表征或记载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于过去，而且还在于当下和未来之中”[20]。当人们长期浸染于某种特定文化场域时，该场域的审美和意识形态气氛就会由浅到深地影响他们的行为和认知。以最为日常的饮食趣味为例，具体偏好的微妙差别就很可能引发深层次的认同或区隔问题。是多一分甜还是多一分咸，是加几分辣还是减几瓣蒜，是食用偏荤还是偏素，荤菜是否涉及某种肉类禁忌（猪肉、狗肉），以及是白斩、清蒸还是煲汤、煎炒等，都会牵扯出复杂微妙的地域、族群、阶层、教育背景等一系列群体认同的边界问题。而且往往越是在趣味分布的细微之处，群体的边界就越清晰，可谓由一道菜就可能分出几个甚至几十个群体。这种“文化微单元”群体，不像“90后”“00后”那样的宏观的代际群体一样，具有边界的模糊性，他们之间在文化认同上的边界是直接的、具体的、细化的。所以有学者指出，审美差异还可能以更加多维和复杂的形态显现，即“时间纬度的两代人叠加上空间纬度的两代人、年龄结构镶嵌进阶层和地缘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沟壑”[21]。这种差异和冲突不是以相对明晰的代沟显现出来，而是以交错复杂的立体结构显现出来的，各种交叠产生的就是所谓“自塑”和“他塑”之间的微妙博弈状态。[22]
宏观上看，无论民族、国家还是族群，只要是以“想象的共同体”出现的群体，就都需要基于某种文化认同。同样，这些群体在审美趣味上也需要某种审美认同作为划分自我与他者之间边界的依据，这直接关涉个人生命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所以其实“审美认同”和“趣味区隔”是一体两面的概念，群体需要在内部构建认同，并且以特定的趣味作为边界，将群体内外划分和区隔开来。可以说，是否接受彼此的趣味，决定了不同代际的群体在身份观念上是选择认同还是区隔的直接因素。
三 审美认同从感官到观念的双重结构
严格说来，审美认同也分深、浅两个层次。就个体而言，所谓“浅层”审美认同，更多受到的是由外界带来的感官刺激和记忆的影响，由于在成长过程中会不断目睹、听闻乃至嗅到、触摸到各种外在事物，由此产生的记忆就会构成审美认同的底色。以视听艺术为例，“55后”“60后”青年时代的审美认同的底色，往往来自诸如宣传队的歌舞模式、日用器具的简朴粗实风格、服饰的统一纯色取向等；对于他们而言，那些作为他们后辈的“65后”“70后”在青年时代追随的“港台歌曲风潮”“喇叭裤时尚”等就是一种喧嚣浮躁、华而不实的审美取向。而生长于网络时代的“90后”“00后”，对于电子产品的接受度和融入度又让他们对之前几代人的相对单调的审美取向感到陌生，这正是所谓“数字化代际冲突”[23]。毕竟，如今的移动互联网平台几乎集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各种风格的审美作品，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加剧的今天，多元共生和异质共存成了新一代人天然具备的审美底色。不过以上所述都只是浅层的，处于一种非自觉的、随大流的、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有待进一步整合的审美心态之中，更多地呈现出感性、零散性、片断式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巧合性、流变性、可塑性。
而相比之下，深层的审美认同则基于且超越感官认知层面的内容，是一种主动自觉的、经过反思性判断后的认同。可以说，所谓“深层”审美认同，是指具有一定的显著价值取向的观念认同，它建立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之上，有意识地依据特定价值观念的脉络而不断生长，呈现整体性、稳定性、主动性。与浅层审美认同更多的是依据感官记忆不同，深层的审美认同所依据的是特定的稳定观念，如个体所处区域或场域内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信仰等，涉及的是个体所处文化圈、族群、阶层、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等深层次的问题。同一个代际的群体，比如“90后”，他们在感官感受上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社会记忆，在欣赏音乐、绘画、文学戏剧、影视作品等的趣味生成方面也具有相似的背景，故而格外容易产生天然的浅层审美认同，但由于成长的场域让他们发展出各种不同的观念，所以在涉及具有显著价值取向的观念认同问题上，仍然会产生对立和冲突。[24]比如，攒钱去听交响乐音乐会，还是去听某个流行歌星的演唱会；周末是逛博物馆欣赏艺术品，还是去路边烧烤摊“撸串”；有限的婚礼资金是应该全部用来在村里承办宴席，还是两个人“放飞自我”去国外旅游；是应当支持民族服饰审美的复兴，还是强调现代服饰的“去特征化”；是该在百货商场购买价廉物美的批量化手包，还是应该去奢侈品店咬牙买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牌包包；认为古典戏剧是应当如同青春版《牡丹亭》一样更青春化时尚化，还是竭力保持传统的原生态；等等，这些涉及阶层、族群、区域等因素的趣味差异就直接涉及价值观念上的深层次冲突。实际上，在前面所谈的婚礼资金案例中，很多年轻人在感性上的确认同“旅行结婚”是一种浪漫、时尚的选择，但真正面对家长和家族施加给自己的心理压力时，往往会出现认知冲突，都市出身的一方坚持“旅行结婚”而农村出身的另一方希望遵从家长压力而把资金投入承办宴席中。这些冲突反映了所谓“价值观念渗入行动选择”，造成深层的审美认同或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毕竟，高品质的审美趣味通常不会随着日常生活阅历的渐次增长而自然获得，它需要通过一定量的审美文化训练才能培养出来。[25]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笔者这里之所以将审美认同分为深、浅两个层次，只是依据审美认知的次序及其所涉及的观念结构方面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感官刺激带来的记忆在认同的“黏着度”上会逊于那些带着思想价值取向的观念认同。一般说来，人类借以把握对象的思维除了侧重于抽象概括和理性逻辑判断能力的语言思维之外，还包括侧重于感性直观和感性情感判断能力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在认知对象时，会逐渐从片面化的形象认知升级为立体化的形态认知，这就是所谓“场景意象”。场景意象是一种通觉形态，除了目睹之外，还包括耳闻、身触，乃至鼻嗅、舌尝等诸多感觉的相通相依。比如，当一对恋人在电影院看影片，情绪正浓时，女孩偷偷亲吻了男孩的脸颊，那么这个场景就会被以通觉形态留存在记忆当中。正所谓“怀旧是个体对时间逝去的主观感知，是对记忆中所保存生活事实的追忆”[26]。很多年之后，当这对男女再看这部电影时，当时电影播放的配乐，黑暗中的光影流溢，那时彼此的气息，唇吻微妙的温触感受等，都会立体复现在他们的记忆中。“机缘巧合”造就的那一段场景意象铭刻在个体生命的记忆之中，虽然这种记忆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有些模糊，但这种立体场景的美好却升华为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意向性呈现，而且是一种存在于个体生命的意向性结构里的“片刻永恒”，虽然在认知属性上属于感性的浅层次审美认同，但在由记忆带来的认可“黏着度”上却并不亚于深层次的审美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单纯从哲学美学出发研究审美认同问题，就很容易低估蕴藏在感官刺激所带来的记忆中的强劲动力。实际上，习得记忆在构造审美认同过程中最有效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赋予审美认同以“天然合法性”。正所谓“知识和权力、强制是在具体的事件中发生关联的”。[27]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会在宏观上参与个体生命的“前理解”结构的建构，从而形成某种稳定的审美观念，这就是所谓社会形态对审美形态的塑造。[28]我们作为此在被抛入历史长河的一个片段之中，知识结构和审美认同很难逃离这一代人的共同底色，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一时段里的一个个具体事件来构建自己对所处时代的基本认知的。而且与我们对本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往往天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叛逆和反抗不同，我们对本时代的审美风尚往往天然带着不假思量的认同：在青年时期听邓丽君歌曲的一代人，很难不天然地把邓丽君歌曲视为经典。从小吃辣椒长大的湖南人甚至不会意识到美食里面其实也可以不需要辣椒。西南山区的姑娘曾经诧异问北京来的姑娘，你们不对山歌怎么谈恋爱？老一辈在目睹年轻人穿白色婚纱时大吃一惊：你怎么在大喜之日不穿大红嫁衣而穿上不吉利的白色“丧服”？诸如此类。可以说，两个群体之间的认知和审美冲突，正是习得记忆所赋予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天然合法性”带来的。恰恰是被认为缺少思辨性、系统性、概念性的那些所谓“低级认知”的感官记忆，尤其是其中那些还黏附上了成长过程中某些情感因素的部分，最能不经反思地直接获得合法性，然后进入社会个体的认知结构中，成为他们做出审美判断时所依据的“不证自明”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个体愿意接受何种审美形态，且由此产生怎样的审美观念，是否会从浅层发展为深层审美认同，等等，往往跟与这种审美形态接触的时机有着重要关系。有些诗歌、小说、电影、音乐等对我们影响之所以非常深远，其原因就在于除了跟它本身的内容和形式有关之外，还跟它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时机有着直接关联，这就是所谓“机缘巧合”。有学者将之称为审美上的“境域性缘发构成”，意指审美认同与主客体所处的特定场域、境遇、时机等境域性因素存在着微妙的内在关联。[29]我们在自己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有自己特别渴望的东西，而审美需求即其中一个关键部分。如果某种审美思潮、观念、形式等恰好在那个时机出现，填补了我们特定时刻的精神空白，那么它就很可能永久性停留在那里，构成我们审美认知结构的一部分，天然具有某种合法性。无论它出现的时机早一些或者晚一些，都对我们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因为空白要么还没出现，要么已经被填满了。所以这种机缘的存在，就使得审美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处于大背景之中的必然性，又有某种缘发的偶然性。
结语
审美的代际差异和认同，在现象上由于机缘的不同而呈现变化多端的具体形态。但如果追溯其发生发展的脉络，则可以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寻觅到蕴含于其中的内在规律。差异带来对比，从而使彼此思想的碰撞产生火花，为促进思想创新提供基本条件。毕竟，在审美上缺少基本认同，则社会容易陷入无谓的心理冲突之中；而过多的认同则容易导致社会产生同质化趋向，不利于突变性创新。所以一个社会在认同和差异之间存在微妙平衡才有发展的动力，无论在文化的大领域还是在审美的子领域，皆是如此。辩证理解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差异并且依据其脉络来合理对待，有利于我们立足当代审美理念，在差异之中谋求共识，构建“和而不同、差异有序”的和谐社会。
[1] 简圣宇，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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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21页。
[8] 鲍士将：《文化记忆、凝聚性结构与影像的互文性建构》，《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9] 陶东风、杜安：《回到发生现场与本土文化研究的超越——陶东风教授访谈》，《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10] 陶东风：《回到发生现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以邓丽君流行歌曲为个案的研究》，《学术研究》2018年第5期。
[11] 张健：《技术革命、市场逻辑与“脱口而出”的新境界——网络谈话节目的类型生成简史》，《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10期，2018。
[12] 孟繁华：《代际审美冲突与文学实践——当下小说创作代际审美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3期，2019。
[13] 林品：《从〈哈利·波特〉与〈魔戒〉的接受状况看中国社会的审美代沟》，《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3期，2019。
[14] 唐亚林：《区域中国：乡愁和城愁的交融与舒解——兼与李昌平、贺雪峰、熊万胜商榷》，《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
[15] 石晋阳、陈刚：《社交媒体视域下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问题与反思》，《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16] 罗红霞、杜娇、王明飞：《国际亲职教育生成：路径、特点与选择》，《江汉学术》2019年第6期。
[17] 对于某一代际的形成和划分，学者陶东风提出可用“重大历史事件”来划分。按照这种划分方式，人们在其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重大历史事件”会形成一个共同记忆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形成代际认同。比如，我国的“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以及美国的“二战”“越战”“9·11”事件等，都会影响代际的形成。同理，2019年末以来“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综合征带来的广泛影响也将镌刻在经历者心中，这是一种超越年龄而属于这一事件经历者的共同记忆核心。
[18] 王晓华：《差异、多元共生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12期，2018。
[19] 吕鹤颖：《“80 后”青年问题与代沟弥合》，《学术研究》2019年第8期。
[20] 闫宏秀：《记忆何以创构未来——数据与记忆的未来指向》，《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1期。
[21] 马中红：《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审美裂变和文化断层》，《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3期，2019。
[22] 罗小凤：《自塑与他塑的互文性建构——论朱自清散文对“扬州”形象的重构》，《写作》2019年第4期。
[23] 王斌：《数字化代际冲突：概念、特征及成因》，《当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1期。
[24] 虽然也有例外，但总体来说，缺少高品质审美趣味的人群往往对产品的设计附加值缺少敬意，而更倾向于把产品价格直接降格，还原为低层次的物质材料。比如，他们很难接受时装的价格，因为他们觉得布料不值这样的高价，至于时装背后所包含的设计师智力付出的成本则基本不在他们认知的范围之内。如果一个社会的受众审美趣味普遍处于较低层次的话，这个社会在保持着朴素审美观的同时，也很有可能由于智力附加值得不到承认而无法在整体上将审美趣味提升到更高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层次。
[25] 梅文慧：《作为文化批评的认知美学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6] 桑森垚、尼玛：《探索怀旧视角下的旅游现象：怀旧的时间、空间和意义属性》，《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8期，2018。
[27] 陶东风：《启蒙、批判与同时代——对三个理论文本的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28] 王建疆：《别现代：从社会形态到审美形态》，《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29] 江业国：《美与精神价值关系或美的境域性缘发构成》，《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