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平安浙江建设与风险社会及社会转型
当今中国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外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中国来说，也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正大踏步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但是我国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繁重。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各种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交织叠加，一些重大问题敏感程度明显增大，处理不慎极易影响社会稳定。同时，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居乐业的要求越来越高。”[24]由此可见，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改革发展的坚实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大局。因此，我们要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一 平安浙江建设与政治稳定理论
政治稳定理论是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的代表性理论，该理论来源于其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动乱的分析。通常情况下，贫穷往往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似乎较为发达国家的政治状况比较为落后国家的政治状况更加稳定，但是亨廷顿发现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状况打破了贫穷和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必然联系，他发现，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极端贫困落后的国家较少出现政治动荡，政治上非常稳定，反而在一些已经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经济上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动荡最容易发生，这种状况被称为“现代化挫折”。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挫折”的根源在于其进行了现代化而又未取得现代性，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是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发生巨大变革与转型的过程，这种变革与转型往往会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秩序混乱、社会矛盾纷争的重要动因。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也指出，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在其开始改革之际。综合来看，政治稳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差距理论，即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满足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存有差距，有可能导致社会失序。
亨廷顿的“社会稳定理论”和“差距理论”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非常好的借鉴价值。其所描述的现象也有一定合理性。对中国来说，需要反思现代化进程，要思考如何才能跳出亨廷顿的理论而找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如今，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应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现代性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尤其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挥棒影响下，我国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比严重滞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告诫说，“必须要清醒看到我们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面临不少苦难和挑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25]。所以，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说，随着人民基本生活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人们开始追求更高水平的满足感，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但是，国家的满足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却有较大的差距。党中央也认识到了“差距”的存在，并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新的概括，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亨廷顿的“差距理论”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必然会影响我国现代化质量，影响社会秩序。
有学者指出，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与“差距理论”对于当前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有效发挥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构建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吸纳不断增长的参与需求。”[26]而这些具体做法与“平安中国”“平安浙江”建设不谋而合。《“十三五”平安中国建设规划》中明确指出，平安中国建设“坚持把维护政治政权安全放在首位，社会政治大局更加安定团结。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统筹运用各种资源，健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各项机制，坚决遏制敌对势力的颠覆渗透和分裂破坏活动，有力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从而确保发展是政治稳定下的发展，政治稳定是发展中实现稳定。另外，“平安浙江”建设之初，浙江省委省政府就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各级党委政府将其作为“第一责任”。“平安浙江”建设致力于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均衡优质、公平普惠，通过加强和改进公共服务、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切实发展和改善民生；通过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切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公众协同、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着力完善群众权益保护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社会治安防控机制、公共安全预警机制。我们相信，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能够有效地解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差距”问题，共建共享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满意的平安浙江，打造“平安中国示范区”，为“平安中国”提供丰富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地方经验支撑。
二 平安浙江与风险社会理论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风险社会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随后在其《世界风险社会》和《反思现代化》等著作中丰富和完善了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当下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制定相关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贝克把风险社会定义为：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人类的主体性。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吉登斯、卢曼等人的认同。人们认识到，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风险的积累和释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也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贝克说：“人类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人类也进入了“反思现代性”阶段，开始从风险的视角去审视现代化，这也是风险社会的逻辑起点。如今，正处于从传统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风险成了这个社会的主导特征。
如今，中国已深深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风险社会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境况，而且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我们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的风险考验。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压缩型的现代化”，具有时空压缩的特性，中国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别国可能要几代人上百年才能达到的工业化，但与此同时，别国几代人上百年纷纷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各种风险，在当代中国也以“压缩”形式集中地出现了，也就是说传统、现代、后现代三种社会形态被压缩到了同一时空之中。在这个阶段，社会风险状态既不是纯粹传统的，又不是纯粹后现代的，而是一种混合状态。除了前工业社会的传统风险，如自然灾害、传染病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失业问题、诚信危机、安全事故等工业社会早期的风险正处于高发势头，同时，现代风险的影响已超越国家疆界，如国际金融风险、环境风险、技术风险、生物入侵等随时可能对我国的安全造成威胁。这种“压缩型的现代化”除了为我国带来后发优势之外，也带来了后发劣势，即先发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解决，而我国在如此有限的时空条件下，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消化解决这些问题，如仍然有诸多的结构断裂和制度空白，尚未达到现代社会的合理均衡状态，而这恰好就为社会风险聚集提供了条件。
浙江作为改革先行、市场先发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发展也有较大进步，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露。如今，浙江社会快速、全面的转型，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社会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震荡”、失衡或错位。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还没完全解决，而新的社会风险及潜在的社会冲突与不稳定因素不断出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高发、社会风险增多的阶段，涉及社会群体而引发社会冲突、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屡见不鲜。同时，现代化的成长性与风险性并存，如通货膨胀、收入分配、失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老龄化、劳资纠纷、环境污染、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社会二元结构、诚信缺失、官员渎职腐败、社会公正现象等。目前社会风险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就曾尖锐指出，“成熟阶段是一个提供新的富有希望的选择的时期，也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时期”[27]。
应该说，党中央对“风险”有着强烈的警觉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风险”一词共出现了九次，报告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8]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强调风险防范的重要性，他多次强调，要“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并提出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月5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我们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29]风险与平安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安中国”“平安浙江”战略的提出，也正是基于风险视角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新审视和反思，面对现代风险社会，必须牢牢守住平安和民生这两条底线，唯其如此，才能为改革发展筑牢社会根基，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
三 平安浙江与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理论是一个关注社会发展范式的理论，我国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时提出和引入了这一理论概念，并使其成为当前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理论支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也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极大的关注，人们普遍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着巨大的变化。这也激起了国内学者的学术关怀和学术责任，他们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变化进行解释，作出预测。郑杭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概念，来概括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他对“社会转型”的含义做了界定：“所谓‘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30]
中国学者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基础上所构建起来的“社会转型理论”，具有很大的创新性：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压缩型”和“赶超型”的特征，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用了二三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现代化，也要在较短时间内面对发达国家在二三百年间所遇到的发展中的问题；二是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转型并非“西方化”转型，而是保持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三是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内容更加丰富，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等；四是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转型并不是单一的经济方面的转型，而是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在内的综合性的社会变革过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和“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二元范式也受到了挑战，开始从二元范式转变为三元范式。在经济结构方面，如今随着网络和信息化的发展，中国所要完成的社会转型目标不仅要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也要实现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从文化角度来说，中国社会也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转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国家总体上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这种转型对于经济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社会结构变化与之相协调；经济高速发展，要求社会事业发展与之相配合；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要求社会安定有序。
转型必然会带来风险，当前，浙江已进入人均GDP 6000美元并向1万美元跨越的发展新阶段，已进入工业化发展后期，是现代化的先行地区。相关国家与地区的发展表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000～10000美元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深刻转型的过程。在这一深刻转型过程中，如何根据社会发展新的阶段特征来加强与改善社会治理，特别是如何应对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加速发展背景下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矛盾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带来的挑战，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社会转型使浙江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特征。一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使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新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所有制结构、阶层结构变化重大，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就业方式更加灵活。二是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基本社会权利保障需求与这种需求供给、保障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浙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面临转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财政增收难度加大，公共需求急剧增加与层次提高，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结构复杂、需求多样的特点。人民群众的社会权利意识也日益增长，共享社会发展机会、成果及参与成为社会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需求。三是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特征凸显，信息流动更加频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因素增多、渠道扩大、程度加深，对形成社会共识、扩大社会认同提出了更高的社会管理要求。四是降低社会风险、减少社会冲突、形成社会发展合力已成为改善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改革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需要推进的改革具有涉及面宽、利益调整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等特征，改革的普遍增益性在降低，人民群众对改革成果的分享预期在提高，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的难度在加大。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风险相互交织、多重矛盾碰头叠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挑战依然严峻，这些都要求浙江要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平安浙江”、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区”。
当前浙江已经进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提出了“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使命新定位。如今，浙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提高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水平的先行实践，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典型示范，“平安浙江”建设到了翻篇归零再出发的时刻，必须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应对社会转型、矛盾转变的社会现实，以“更进一步、更快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的总要求，始终坚持“大平安”理念和“五个更加、六个确保”的总目标，紧紧抓住互联网发展机遇，以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为引领，着力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着力优化“互联网+社会治理”机制，着力完善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平安浙江”建设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实现从平安中国先行区到示范区的新飞跃。
[1] “五个更加”是指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六个确保”是指确保社会政治稳定，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加强；确保治安状况良好，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继续保持全国前列；确保经济运行稳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各类事故高发多发的态势和重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确保社会公共安全，防范和处置各类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明显增强；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 转引自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浙江日报》2018年7月25日。
[4] 转引自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浙江日报》2018年7月25日。
[5] 转引自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浙江日报》2018年7月25日。
[6] 《习近平就建设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人民日报》2013年6月1日。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0]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奋力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的决定》，《浙江日报》2017年11月14日。
[1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12]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8日。
[13]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
[14] 郑杭生：《促进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的本质》，《光明日报》2012年10月17日。
[1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6]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7]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8] 丁开杰：《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阐释、变迁动力与划分阶段》，《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19]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5日。
[20] 转引自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2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十三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62页。
[22]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23] 参见〔日〕藤泽弘昌《明代的农村支配体制》，《史学研究》1962年第82号。
[2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146页。
[2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6] 邹静琴、谢俊平：《现代性获取危机与社会稳定：亨廷顿“差距理论”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6期。
[27] 〔美〕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2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8日。
[29]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30] 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