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青年与湾区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

主持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主席兼执行主席 吴学明

对话嘉宾：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学者 查尔斯·埃斯利

　　　　　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 何永昌

吴学明：大家好，我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主席兼执行主席，这个论坛由我来担任主持人，接下来有请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学者查尔斯·埃斯利先生演讲。

查尔斯·埃斯利：我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今天我非常高兴可以有机会和那么多的人在深圳一起去讨论很有意义的话题。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半投身科研，一半关注初创企业。若是提及科研与教育，我的关注点是企业家精神—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家精神。

斯坦福是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在创业和创新方面做得非常好，很多校友在经营营利性的企业，但鲜为人知的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校友和教师也非常积极地创建非营利性企业和社会企业。除了PPT上这些知名的营利性公司，我们有很多校友也创建了非营利性公司，如睿智基金（Acumen Fund）。

PPT中图片右侧是我的一名学生。她当时谈论的是我们教授的知识框架，这些知识可用于营利性企业，也可用于非营利性企业。她上了我的课—“科技企业家精神”，曾在课上做项目。毕业后，她的来自巴基斯坦的童年伙伴来找她，最终她们两个决定在巴基斯坦推动女性教育。她拒绝了伦敦一家咨询公司的高薪工作，和伙伴一起创立了一个基金会。该基金会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促进女性受教育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现在她也创建了一家风投基金公司，致力于培育中东女性企业家精神。这名女生是我所教过的最令我感到骄傲的学生之一，因为她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一个例子。斯坦福大学有一家名叫“拥抱”（Embrace）的公司，为新生儿提供孵化器。这家公司产生自一门课程—“可支付的极限设计”。让我讲一下这门课是做什么的。在发展中经济体如非洲的经济体中，孵化器是必不可少的。在美国，孵化器用于医院，价格很高，一件要2万美元。学生想在这个项目里为贫困地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做了比较便宜的孵化器，只需要25美元，可以保暖，也可以防水，这是工程上的技术创新。

再讲另外一个例子。明天下午三点的时候，我的一位同事，来自硅谷的黄学思，会具体地谈一下这个项目，所以我不会过多地讲这个项目。明天下午你们会听到一手汇报，他会介绍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主要针对非洲国家的村庄，在那些地方，有些儿童因使用煤油灯而被灼伤。这个项目为这部分在晚上使用煤油灯照明的人群提供太阳能照明，为南非5亿个无法得到电力供应的人提供安全便宜的夜间照明。

多年来，这些有关社会企业精神的项目和活动已经有了确定的模式，并且有了教育下一代、发展非营利性机构的特殊组织。斯坦福King国际发展中心是由King家族资助成立的，该中心这个暑期资助了一些学生，让他们前往泰国工作，促进泰国培育社会企业家精神和发展经济。斯坦福Seed是另一个项目，专注于创新减贫、促进经济发展。

我主要负责收集创业公司的数据，我们做了针对斯坦福大学校友的调研，这个调研针对14万名左右在20世纪30年代到2011年间从7个院系毕业的校友，跨度非常广。我们获得了2.7万份答卷。王教授分享了湾区的GDP数据，我们收集了斯坦福大学初创企业的数据，将它们的营收转化为GDP。若斯坦福大学校友组成一座城市，以GDP衡量，它将会是世界上第十大经济体。如果研究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贡献，我们会发现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斯坦福大学吸引了很多人才，有很多学生来自加州，可以看到有很高比例的人才毕业后决定留在加州，并且致力于为旧金山湾区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要么是自己创业，要么是在高新技术公司工作。所以大学是人才的磁石，为硅谷和旧金山湾区输送了很多人才，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我们问了一位校友，你来斯坦福大学读书是因为其在社会企业精神方面的声誉还是其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校友选择来斯坦福大学读书，这是因为其创业方面的声誉。

我刚刚也提到了，不仅有校友创建营利性的公司，也有校友创建非营利性的公司。大家可以看一下数据分布。有的校友创立了天使基金，有的校友成为早期的雇员，有的校友成为董事会的成员。可以看到，建立营利性公司和建立非营利性公司之间是存在联系的，他们通过营利性机构创造经济价值，同时通过非营利性机构分布价值。我们也调研了非营利性组织所在的行业，其中包括教育、经济发展、全球健康与消费者权益等。我们还可以看到创建非营利性机构的校友来自的院系，大部分校友来自法学院，然后是教育学院和商学院。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可以收集这些社会企业精神和非营利性组织的数据来做科研，来发现到底是什么促进了创业的成功？何种技术、何种教育经历可以让学生变得更具影响力、更加成功地建立社会机构？可以做这样的研究。

早年间，毕业生创建非营利性机构的趋势一直在上升，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投入其中。但在最近10年，这个趋势有所下降，因为他们需要人生阅历让自己判断是否能创建一个非营利性的机构且拥有足够的资源。其中让我感到非常振奋的一点是，2000～2017年的毕业生越来越感兴趣于创建营利性机构，包括刚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学生。

很多创建了营利性机构的校友后续又创建了非营利性机构，这体现了其在创造经济价值和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心态转变。他们在创立营利性机构之后，有了资金支持非营利性机构的运转，从而回馈社会，创造自己的财富。

最后我想提一下支持学生创业活动的斯坦福创新中心，其中一个已经有一些年份的中心叫作斯坦福社企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起，该中心帮助学生在非营利性机构寻求职业发展。Taproot基金会是另外一个机构，由商学院成立。这个机构为其他非营利性机构提供顾问咨询服务，可以帮助其他非营利性机构解决在信息技术、人力资源方面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个机构是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汉斯公共服务中心，支持学生在非营利性机构中获得实习的机会，并提供教育资料。Fusion是将未来社会创新人士和企业家聚在一起的机构。慈善和市民社会中心是最近成立的机构，专注于教学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等偏科研的方向，也就是说让这些学生分析数据、趋势或者寻找成功因子等。所以说这个中心可能需要基于证据做研究。

以上就是我想要展示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诸位的倾听，非常期待稍后的问答环节，谢谢。

吴学明：谢谢查尔斯·埃斯利教授的精彩展示。下面请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何永昌先生上台演讲，谢谢。

何永昌：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好，今天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你们分享香港青协的经验，我先用英文介绍今天的想法。另外一部分，可以和大家用普通话交流。刚才听了查尔斯·埃斯利在大学的经验，今天我想从青年服务的角度谈一谈。

先谈关于年轻人作为变革的实施者。为什么年轻人参与了社会创新的进程？我分享一下自己的见解。年轻人在四个方面具有优势。第一，年轻人更有动力，他们愿意追逐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不只是以财富为出发点。第二，他们更具有创新的能力，不必受传统模式的束缚。第三，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同时做多项工作，他们享受从事有意义的工作，也非常重视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第四，社会创新就是年轻人的教练，它能够教会年轻人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创新。没有比社会创新更好的教练了，通过社会创新，年轻人可以培养自己的技能，更清楚地理解一些社会问题。

我想分享一下为什么专注于这个领域。在2005年，很多人知道这样一个消息，当时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四项核心战略，主要是为了解决年轻人的失业问题，这四项核心战略是设立工作岗位、弘扬创业精神、增强可就业性、给予公平机会。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考量，同时我们开启了新的项目—香港青年商业计划，这是一个微型金融计划，旨在培养青年的创业技能，让他们有更好的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青年商业计划的路线图及我们对这一计划的实施。2002年，我们第一次涉足支持青年创业的计划，为他们提供的是创业培训，而且培养他们的创业思维，这和原先的就业服务所提供的内容是不一样的。2005年，我们提出了香港年轻人创业计划，用来支持年轻人商业国际计划，这是我们为香港本地青年创业家提供的首次“一站式”服务，填补了青年初创企业领域的空缺。2014年，我们有了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这是在2014年12月份开启的项目，它坐落于深圳前海。青年梦工场由前海管理局、深圳青联、香港青协三方发起成立，与香港青协和深圳青联有着战略合作关系。自青年梦工场成功引进了几十家青年企业之后，我们建立了新项目，有了香港青协赛马会社会创新中心SIC，这是2015年设置的，支持年轻人去创造以及执行自己的创业计划与创造可持续发展计划。

我们积累了17年的经验与智慧，我们在青年创业中有更长足的发展，我们创造出更多有用的服务模式、多种服务项目，可以让年轻人很快、有效地创立企业，并且更快地融入社会创新项目。2020年，我们将有一个新的项目在四川成都设立，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广泛传播给内地的合作伙伴。

我们给年轻人的支持是什么？我们为他们提供创新企业的服务，包括初创培训。作为一个初创企业的企业家，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初创知识，他们会获得更多的市场拓展和营销知识。我们也可以提供2万～20万元不等的初始创业基金，让年轻人在我们联盟的指导下创建自己的企业。我们也会安排不同的活动支持他们，包括全球创业家联盟论坛等。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有几点希望和大家分享。

首先，社会影响和可持续发展。大多数香港青年创业家很有创意，他们有很好的创业思维，让他们更好地去利用技术解决问题。但是有些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思考项目的可持续性，所以他们只想到方案，却没有想过这个方案要怎样可持续地进行下去。

我给大家讲一个成功的例子—一个年轻人创立绿行侠的项目，我们把它叫作生态绿色项目，该项目提供了环保解决方案。他对残余咖啡渣进行处理，把食物废物回收这样的意识反馈到社区中。这样的意识其实是可以进入市场的，并且可以超越市场，创造出产品。所以他能持续开展自己的项目。

其次，科技不是必要的东西，但是一定要有经验和热情。我们在和年轻人玩的时候会问他们，为什么要开启这个公司，他们说这很简单，因为他们可以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这个问题的焦点，并不是他们有这个问题，只是说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他们并没有依靠此技术发展相关的智能，所以我们支持年轻人的时候会问他们这些问题。我也问过一个室内设计师，他说他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他唯一的遗憾是，他的父亲在生前没有享受过舒适的家居，所以他成立了一个室内设计小团队，这个团队有15人，并在不停地扩张。这是非常好的创业家的精神。此外，成为企业家不容易，成为创业家更困难。

最后，我想要和大家分享我们在社会创新生态系统上的差距，或者是我们的缺口，这是我们需要支持的方面。第一，我们播下的公司的种子还不够多，因为培养企业家精神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早早开始，对青年人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第二，缺少跨界联合。在香港，其实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支持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大多数支持者是单独作战。所以年轻人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他们加入了一个项目，必须因为要得到资金的支持而不断开展重复的内容。第三，社会企业家没有得到定制化的支持。在未来的香港或者内地，应该有协同的力量一起去定制，为社会企业家定制支持，我觉得这会是年轻人非常需要的。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也希望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谢谢。

吴学明：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对答环节，我先用一分钟介绍一下自己。我从哈佛大学毕业，对EMS的市场非常熟悉。我在麻省理工读了研究生，现在做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的主席。现在谈到香港问题，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概念，不想要暴力，和平就好了，大家有诉求可以和平地说。我想先请教一下查尔斯·埃斯利先生，您也知道，全球有四个大湾区，有两个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还有一个在日本—东京湾区，我们今天探讨的是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您觉得其他几个湾区有哪些经验？或者斯坦福大学为大湾区提供了什么？中国有没有潜力追赶上旧金山湾区成为第二个硅谷？在深圳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查尔斯·埃斯利：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来到这里之前也听过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倡议，我当时没有想到湾区能够促进初创企业和科技的发展。认真地来说，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正在迎头赶上，但是还存在一些差距，我前不久看到了一些数据。尤其是最近，我们知道北京有最多数量的风投机构和初创企业，接下来就是上海、杭州，大湾区处在第三的位置。从风投的增长率来说，中国是占据高位的，可能是世界第一，尤其是过去一年，中国风投基金总额首次超过美国，好像是930亿美元∶910亿美元。不同的经济体有上升期和下降期，我们在考虑估值和资金流动的情况下，下一个起伏还未可知。

吴学明：谢谢您。接下来，我想请教何永昌教授，前海有非常成功的创业项目，我自己也做科技，你们有什么建议？在孵化器方面，我们怎么做到可持续性维持？怎么能持续投成功的创业项目？在这方面如何避免同质化？因为在深圳南山区已经有700多个孵化器，有这么多人创业吗？您怎么看？

何永昌：青年梦工场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香港和前海，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经验。但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个项目做到更好？因为在大湾区，不单单去前海创业，我相信青年创业最大的困难是去到不同的地方，他们可能面对不了解的情况，然后就不能进行他们的工作。这一方面，我相信可以在不同的地区，让青年对当地的认识多一点，让他们发展好一点。您刚才说孵化器的问题，我相信在大湾区也有很多的孵化器，有同质化的情况出现。每一个孵化器有各自的特点，现在很多不同的孵化器其实是让不同的青年对不同的重点有多一点的兴趣。比如在华强路，青年在那边发展有好处，其他地方也有其他地方的好处，我相信这不是同质化的问题。其他的地方有它们的优势，让它们的优势在青年创业的时候发挥作用，是一种很重要的分工，让不同的孵化器效果好一点。

吴学明：非常感谢何总干事。我再问一下查尔斯·埃斯利博士，您刚刚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就是关于如何发展大湾区。我们对于非营利性机构和慈善事业非常感兴趣，除了金融上的支持，您觉得还有什么因素能够吸引人才，保持人才？因为很多人才是做志愿者工作，没有薪酬。比如我们的总会，我们有200名成员，他们是做志愿者工作，只有2名是有薪酬的，怎么样让这部分志愿者有这样的使命感和动力免费做志愿者工作？他们都是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就要开始做全职的工作，我也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您能不能提供一些参考？肯定许多年轻人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查尔斯·埃斯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人才是最重要的方面，哪怕是对于营利性机构而言也已经很难保留人才，对于非营利性机构而言则更难留住人才了，所以存在挑战。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了，我们在硅谷看到一个现象，最有才能的人，希望从事的不仅是能够赚钱的工作，在有了资金的积累之后，他们希望从事一些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的工作。哪怕是那些在硅谷的公司，如果不能让工程师和经理觉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将为数千万的人带来福祉，能够改变世界，也是会在招聘上吃苦头的。我有一位朋友曾被塔利班枪击头部，但是她奇迹地恢复了健康，她有没有放弃开展鼓励巴基斯坦女性创业的活动，有没有不再有勇气进行公众演讲？她没有。她觉得女性需要受更多教育，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也希望激励更多人推动这个计划。然后她开始讲述这个故事，这都是很好的案例。

吴学明：谢谢您。您分享了非常棒的经验。我想问何永昌先生，社会创业和青年息息相关，怎么样让年轻人到大湾区创业？第二个问题，很多人愿意为斯坦福大学提供捐赠，但是对于非营利性机构，大家如何融资呢？我们如何说服人们捐赠呢？我们除了向自己的亲人或者是家族筹款，还有什么途径可以融资呢？

何永昌：我们也做了调查，香港青年不回内地创业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了解，没有接触过内地，所以就没有兴趣。所以让香港的青年回内地发展、创业，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先有一种感觉。我们做青年创业工作，很重要的是同理心的概念，我们让青年到一个地方发展、创业，要让他们建立对那个地方的同理心。

吴学明：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从查尔斯·埃斯利博士开始，这个问题是问两位的。非营利性机构如何筹资的问题，哪怕非营利性机构有非常高尚的目标，但是如何说服捐赠人呢？

查尔斯·埃斯利：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无论是为斯坦福大学融资还是为慈善基金会融资，还有我的妻子为美国糖尿病基金会筹款，她有很多融资的工作经历，我们一开始都比较恐惧，但这是技能，我们必须掌握和不断地练习。我们倾向于和一些想要投身慈善的人一起，所以我们必须要克服这样的恐惧，渐渐就能够建立起非常紧密的关系。

何永昌：我给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果我们可以让人们去思考这个项目的社会影响力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社会创新是个问题，让他们考虑这样的业务是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好的支持。

吴学明：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分享的经验，也给我们展示了如此具有启发性的对话，非常感谢，我们的分论坛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