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回到古典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在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时，也零星地有过一些力图保存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努力。罗森（Rosen，1983，p.44）指出，杨格（Young，1928）的研究代表了“将专业化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最高水平”。杨格对那种宣称外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驱动力的所谓技术决定论，以及宣称“能且只能”通过加大现有储蓄才能提高未来生产力的投资决定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投资率的提高只是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提高的一种反映。杨格的这种资本理论，同斯密认为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中分工水平的一种工具的古典投资观是一致的（Smith，1776，p.371）。根据杨格和斯密的观点，一个社会创造、吸收新知识和发明新技术的能力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反过来又受分工水平的制约。马歇尔（Marshall，1890，p.256）也将巴尔顿和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原因归于发明活动中分工水平的提高。杨格提出了所谓的杨格定理：“递增报酬的实现取决于分工的进化”；“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同样取决于分工”；“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定理意味着，如果缺乏足够高水平的分工和足够大的市场，新技术就不能发明，即使被发明了，在商业上也不能被大范围推广。

霍撒克（Houthakker，1956）用一个图形将斯密内生绝对优势的概念进行了数学化。他表示，这一概念比李嘉图外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更具有一般意义。并且，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可用来解释总合生产力的内生进步。正如斯蒂格勒（Stigler，1976，pp.1209-1210）指出的：“斯密最后一个令人可叹的失败在他著名的分工问题上。作为他那鸿篇巨制开章的分工问题，以及书中不朽的制针工厂的例子，怎么竟被视为一种失败？他们不是经常被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加以引用吗？的确，多少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不相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来，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但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这些致力于保存古典发展经济学的零散的努力，已逐渐形成一股汹涌的思想洪流。这一洪流由三个独立发展的支流汇聚而成。首先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文献。它们是复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以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文献，以及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宪政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文献，则进一步推进了这一思想。而关于交易成本和合约的正式模型的文献，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思想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其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世界银行及一流的发展经济学家，像克鲁格（Krueger）和斯瑞尼万森（Srinivasan），发起的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批评，则将这一思想付诸政策实践。^[19]最后是近来兴起的以福基塔（Fujita）、克鲁格曼（Krugman）、墨菲（Murphy）、谢勒夫（Shleifer）和维西尼（Vishny）为代表的高级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文献，以阿洪和荷维伊特（Aghion and Howitt）、卢卡斯（Lucas）、格罗斯曼（Grossman）、赫尔普曼（Helpman）及罗默（Romer）为代表的内生增长文献，以及以贝克尔（Becker）、墨菲（Murphy）、罗森（Rosen）和杨小凯（Yang）为代表的内生专业化文献，它们为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数学化提供了复杂的技术工具。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系统地涵盖上述三方面的文献。这些文献使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我们将这些文献综合称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下面简单地勾勒一下这些新文献的轮廓。

第一部分，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文献。这一流派以科斯和布坎南为代表，而科斯无疑称得上是复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以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将科斯等人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而关于交易成本和合约思想数学化模型的文献，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流派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

这些研究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将他们的理论视为对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继承。他们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些人中，科斯（Coase，1946，1960）、布坎南和斯特布利宾（Buchanan and Stubblebine，1962）都提议使用超边际分析的概念。^[20]科斯（Coase，1937，1960）、张五常（Cheung，1970，1983）运用超边际分析，对庇古（Pigou）对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的边际分析进行了批评。他们内生外部性水平的理论认为，外部性水平是由界定及行使产权的交易成本与不明晰行使产权带来的扭曲之间的两难冲突决定的。这一理论后来被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lls，1990）、米尔格龙和罗伯茨（Milgrom and Roberts，1992）、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龙（Holmstrom and Milgrom，1995）的一些模型数学化了。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刘孟奇（Lio，1996）研究了扭曲、交易成本、总合生产力以及分工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很多委托-代理关系模型、交易成本和内生专业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及策略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模型，则将关于产权、交易成本、合约及制度的思想数学化了。米尔格龙和罗伯茨（Milgrom and Roberts，1992）、哈特（Hart，1995）、波尔顿和斯加夫斯特（Bolton and Scharfstein，1998）、吉本斯（Gibbonst，1998）、霍姆斯特姆和罗伯茨（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杨小凯和刘淑香（Yang and S.Ng，1998）、马斯金和许成纲（Maskin and Xu，1999）都曾对这些方面的文献进行过综述。

以诺斯（North，1981，1990），墨克（Mokyr，1990，1993）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也对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做出了回应。他们的理论表明，18～19世纪英国和西欧的发展经历以及古典的经济发展思想，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他们认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在于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及制度缺陷带来的巨大交易成本。诺斯还特别阐述了分工演进、交易成本、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很多关于内生专业化和交易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新经济史学派的很多思想进行了数学化表述。^[21]

第二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一些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批判，推动了这一流派思想在政策上的实践。如果说第一部分的新文献还可能会因为属于发展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声音而被忽略，那么以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6，1997）为代表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以克鲁格（Krueger，1995，1997）、贝尔曼和斯里尼瓦桑（Behrman and Srinivasan，1995）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批评则实难被忽略。这些批评指出，政府掠夺和剥削性政策、对宪政秩序不可信的承诺、对市场的不信任（无论是对国际市场，还是对国内市场，均是如此），以及那些视经济发展为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障碍，这些障碍远胜于所谓的市场失败，或者是市场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时，他们的新政策建议，同18世纪英国及19世纪西欧成功的发展经历，以及斯密和其他一些古典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十分相似。此外，以布坎南（Buchanan，1991）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家，则发展了对宪法规则的寻租效果及发达国家中影响经济发展的国家机会主义的研究。这些文献显示，决定宪政规则演进的政治-经济机制，远比给定宪政规则下决定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机制重要。一些对发展政策进行的反思以及新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思想，已经被一些承诺博弈论模型（Maskin and Xu，1999）和很多其他博弈论模型数学化，而这些模型都被收入本书。

发展经济学经历的这样一个大回转说明，如果我们不真正理解早期英国和西欧成功的发展经历，以及诸如大危机之类的新发展现象背后的发展机制，那么原先犯过的错误将会一再重复，有用的教训也得不到吸取。

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多经济学家已经熟悉超边际分析的技术实质（非线性规划），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家都没有将这些新工具用来对古典发展经济学进行数学化。自20世纪70年代后，有三类文献为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数学化提供了技术实质。这部分内容包括三条线索：以福基塔、克鲁格曼、瓦布勒斯、墨菲、谢勒夫和维西尼为代表，发展起来的势头很猛的高级发展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文献；以阿洪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卢卡斯、格罗斯曼、赫尔普曼（Helpman）和罗默为代表，发展起来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文献；以贝克尔（Becker）、墨菲、罗森和杨小凯为代表，发展起来的内生专业化文献，它们为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数学化提供了复杂的技术工具。本书将包括所有这三条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再思考的线索，并将上述三方面的文献（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派，以及自由化改革的政策研究）与它们合成新的发展经济学教材。

第2章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李嘉图模型和赫克歇尔模型。我们将证明，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可以作为分工网络演进的一个结果而内生地提高。这种李嘉图模型和赫克歇尔模型的超边际分析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如果交易成本系数非常大，则均衡和有效率的总合生产力就不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均衡的分工网络会扩张，而总合生产力将进一步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个模型的有趣特征是：即使规模经济不存在，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也会随着均衡分工网络和相应的市场范围的扩张而提高。这类在没有规模经济时随分工网络的扩张而递增的报酬被杨格称为“社会递增报酬”，被布坎南（Buchanan，1994）称为“一般递增报酬”，被罗森（Rosen，1978）称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同样，这个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意味着，总合生产力作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一个结果而提高。

在这两类模型中，当交易效率提高导致均衡的分工网络扩张时，下面的发展现象就会出现：每个人或每个国家均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市场的范围扩大；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度、职业的多样化程度提高；商业化程度和贸易依存度、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和总合生产力提高。超边际分析还可以揭示同时决定相互依赖的政策和分工水平的一般均衡机制。

第3章和第6章将斯密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数学化。它意味着，不同专业生产力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Smith，1776，p.28）。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比李嘉图外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更具一般性，因为前者可以存在于事前完全相同的个体中，而如果所有人都事前相同，则它不可能在后者中存在。斯密-杨格的内生比较优势模型被用于揭示经济发展的均衡机制。经济发展的均衡分析说明，总合生产力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会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而提高，即使在嗜好（需求方）和生产条件（供给方）不发生变化时也是如此。

第三部分，内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杨格模型被用于揭示企业家和企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还被用于揭示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和分工演进。第10章用几个斯密-杨格模型，将配第关于城市化和分工之间内在关系的思想数学化。在第11章，杨格关于工业化和迂回生产中分工之间的关系的思想被数学化。

第13章用斯密-杨格的动态一般均衡将杨格关于分工网络和市场规模自发共同演进的思想数学化。第14章用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将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发现和有限理性的思想数学化。它可以预见社会通过社会试验获得的组织信息和分工同时自发演进。在第15～17章中，斯密、杜阁和其他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投资、货币、景气周期、经济发展和分工之间关系的思想被数学化。特别是，我们还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批评技术和储蓄决定论。

斯密和杨格所有这些模型都证明，一旦经济学家掌握了将古典发展经济学数学化的工具，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灵魂就能在超边际分析的现代躯体中复活，从而发展经济学也就能重新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在第4章、第5章、第10章和第12章中，我们用有规模经济和内生商品种类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比如，Dixit-Stiglitz，1977；Ethier，1982；Krugman，1979，1980；Romer，1987，1990；Murphy-Shleifer-Vishny，1989；Fujita-Krugman，1995；Krugman-Venables，1995，1996）将高级发展经济学（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2；Scitovsky，1954；Fleming，1955；Myrdal，1957；Hirschman，1958）数学化。这些模型显示，当经济学家掌握了有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技术实质时，很多发展问题，诸如产业联系的网络效应、因果循环，以及不同部门的决策交互依赖、工业化、二元经济和城市化等，都可以用一般均衡分析来进行更好的研究。这些模型显示，不仅工业化程度依赖于城市化水平，而且后者同样取决于前者。同样，商品种类数、产业联系的网络规模、生产力和市场范围也是相互依赖的。有些模型证明，每个人选择交易网络的决策依赖于交易网络和产业联系的规模，而网络规模又由所有人的参与决策来决定。

罗默模型（Romer models，1987，1990）和第12章中的其他一些经济发展的动态均衡模型，则将杨格（Young，1928）关于中间产品数目的自发演进（它被杨格称为“分工的质的方面”），以及新产品出现和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相互依赖的猜想进行了数学化。高级发展经济学所有的模型都证明，市场的作用就在于协调自利决策者，以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好处，虽然市场在发挥这种功能时可能也是不完善的。

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都集中在经济发展的古典问题上，即为什么一些国家要比另一些国家更加富裕，而不是新古典的资源在市场上如何配置的问题。在很多新兴古典发展模型中，对称性都被当成一个假定，所有消费品或投资品的均衡使用数量都一样，且个人的天生条件相等，在爱好、生产和交易条件方面都是对称的。经济发展中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诸如分工演进和相关市场规模、结构变化以及工业化，都能用模型讲述出来。在这些模型中，新古典模型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就显得太简单乏味。在第5章、第7章、第10章、第16章、第17章中，我们引入不对称模型，讲述分工演进过程中发生的关于城市化与二元结构的出现、货币、商业周期和企业制度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