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1]
梁景和
本文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概念进行讨论，重点探索生活质量的概念与研究价值、生活质量的研究方法，以及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研究的可行性等几个重要问题。
一 概念、价值与一般方法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于1958年在其所著《富裕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活质量”这一学术概念，此后生活质量在欧美国家作为学术用语成为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开始探讨生活质量问题，但至今为止历史学对此却鲜见研究。人们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主要有两大视角。其一是从客观生活条件发展程度来理解生活质量，[2]认为生活质量是指“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口生活条件的综合状况。换言之，生活质量就是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3]这里强调生活条件，是偏向客观性的一个维度，实质是指客观生活质量。其二是从主观的感受和评价来理解生活质量，[4]认为生活质量是“对于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5]这里强调感受和评价，是偏向主观性的一个维度，实质是指主观生活质量。如果从史学角度来研究生活质量，史学既可以研究客观生活质量，也可以研究主观生活质量，还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两者的互动以及综合关系。所以站在历史学角度来看，所谓“生活质量”就是指人们客观生活[6]的实际状况以及对其的满意程度和幸福感受程度。[7]这里既包含客观生活质量，即社会生活条件的实际状况，也包含主观生活质量，即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是指“人们对生活各方面的‘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差距的主观认知和评价，它是人们对于‘生活应该如何’与他们所看到的‘生活实际如何’之间差距的一种主观反映”；而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的一种满足的、满意的、愉悦的、快乐的心理和情绪的感受、体验或感觉”。[8]
研究生活质量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在于：肯定和确立提高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的目的与欲求，是人类整体生活和人类个体生活的目的与欲求。生活质量既反映在社会生活条件方面，也反映在人们的幸福感上，幸福感是人类生活永恒美好的追求，正如休谟所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9]“对幸福生活之向往和追求，可以说是不同时代、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共同欲求。从这一意义上说，幸福似乎可以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理想。”[10]“幸福的内涵是开放着的，幸福的理解是历史性的。”[11]“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是伴随着时代变迁与文化价值的转移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不同的幸福观，使人们对‘什么是好的生活’或‘什么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生活’作出不同的回答，并进而影响其获得幸福的方式。”[12]研究生活质量的理论意义还在于要探寻生活质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概念或界定；设计并确定生活质量这一崭新学术研究领域在不同时代的基本框架体系；探讨不同时代不同需求层次的人[13]对生活质量认识、理解和判断的合理性、差异性和谬误性及其造成此种现象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等的基本缘由；研讨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的联系与相互作用所产生各种功能的基本根据；探求不同时期人类个体主观生活质量复杂性形成的基本原因；探索不同时代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和幸福感表现出的层次相同以及“处于相同物质生活水平的人们，对其自身生活的评价和满意度可以大相径庭；反之，生活满意度相同的人，其实际物质生活水平可以相距甚远”[14]的基本因由；研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目标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要求的两者间内在的基本逻辑；等等。对上述问题的探究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在于：以史为鉴，了解和认识以往社会人们生活质量的实际状况，使今人可以从中获取经验教训，获取人生和生命的智慧，启迪人们去感悟人生，去选取适当的生活方式，去提高个体人生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进而树立科学、平和、适时、适度的生活价值观。史学不但有鉴古知今的效能，还有参与建构社会新模型的未来学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生活质量等社会文化问题可以直接服务于当今与未来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这种建设和发展不能忽视与脱离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这样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问题；只有这样，史学的现实应用性效能才可以得到更多体现，并增强和拓展历史学多功能的学科价值。
研究生活质量的一般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关于生活质量，既可以宏观研究，又可以微观研究。[15]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主要关涉时间、空间、人群等相关概念。诸如既可以研究长时段的生活质量问题，也可以研究短时期的生活质量问题；既可以研究大区域的生活质量问题，也可以研究小区域的生活质量问题；既可以研究多群体的生活质量问题，也可以研究单一群体的生活质量问题。关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宏观与微观的相对研究，有助于研究的理论化以及细化和具体化。
其二，综合与分解的研究方法。研究生活质量，既可以把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也可以把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分开进行分解研究。[16]综合研究既关注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的互动，即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关注影响生活质量的诸多因素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环境生活、劳动生活、公民素质等多方面的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比如，“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但环境污染严重，社会保障程度很低，社会秩序恶化，则不能说生活质量好。所以，生活质量不仅表现在生活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物质、精神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17]分解研究既包括对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也包括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两种研究是分别进行的。其中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社会条件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大范畴和大背景在具体的教育、医疗、居住、就业、养老、保险、娱乐、健康等诸多方面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了什么，它反映了社会整体的发展状态和发展水平。而主观生活质量研究则注重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这种心灵的感受更显至关重要，它主要是通过问卷、心理测量和研究者的逻辑分析、判断来完成的。
以往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反映在社会学等领域，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设置一些指标体系，通过具体指标来对生活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得出相应的结论。[18]另外在医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人口学、性别学、休闲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亦很丰厚，此不赘述；但在历史学领域至今还未看到相关的研究成果。
二 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生活质量
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生活质量问题，这在以往做得很少，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自然很多，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需要学人们不断地开辟与创新，在此笔者仅谈三点意见，抛砖引玉，作为参考。
1.在关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同时，还更要关注人们的主观感受。生活质量作为一个研究概念，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概念在感觉上似有不同。传统史学的研究概念更多地体现在它的显现性上，研究的概念似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它确确实实的存在；一般而言，传统的史学是一种“事件的历史”，给人以存在和清晰的感觉。相比之下，希望运用于史学领域的生活质量的概念还需要人们逐渐地认同和理解。生活质量在感觉上似乎不易看得见、摸得着，所以作为这样的史学概念怎么能研究或如何去研究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和意义，要引起关注，而且需要认真地对待并加以解决。以往我们理解的社会文化史是指“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19]相对而言，这里的社会生活更直观、更外显、更实在，更容易理解和把握，而观念形态则相对显得虚幻一些。但观念也是一种事实存在，也是一种客观现象，只是由于它肉眼看不见，身体触不着，所以需要用人的思维去感知它。观念形态就是思想意识。思想意识从最为宏观的群体划分，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精英思想，另一类是指民众意识。精英思想是系统化和抽象化甚或理论化了的观念形态，而民众意识是粗浅的和庞杂的观念形态。正如有学者认为的，一般民众的意识是“零散的、不自觉的、缺乏理论色彩的观念和信仰”，而精英思想则是“思想史、哲学史聚焦于思想家、哲学家具有理论色彩、成系统的思想和观念”，精英思想“追求更严肃、准确的分析和论证”。[20]精英思想一般有思想史专门研究，而民众意识一般则由社会文化史去探讨，当然社会文化史不排除对精英思想的观照，就如思想史也需要观照民众意识一样，只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研究社会文化史中的生活质量问题，在关注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关注和研究群体或者个体的主观感受是至关重要的，这里可以展开讨论。我们知道，感受与观念有不同之处，观念主要的特点是指人们对主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判断、理解和评价，而感受则是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心灵之后，受其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身心的反应和感觉，这种感受不是指那种一时的短暂的心灵波动，而是一种比较稳定、比较深刻的主观体验或体会，“比如，责任感、幸福感、荣誉感、骄傲感、廉耻感等，都较深刻地反映出个人意识或群体意识”。[21]那么，这种感受为什么会是长时段的，为什么会是稳定和深刻的，它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谓的感受由于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它是可以成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的。从主观感受的视角去研究生活质量，就是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去研究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与客观生活质量有关，同时也与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趋向有关，与个体经济收入和生活状态的历史、现状与理想有关，与个体的期望值有关，[22]与个体的社会关系诸如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是否和谐等有关，与个体视野的宽隘及与他人生存状态的比对有关，[23]正如“自己优于别人，就感到幸福；低于他人，就感到不幸。许多研究发现，向上比较会降低主观幸福感，向下比较会提高主观幸福感”，[24]就是这个道理。可见，关注人们的主观感受是研究社会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视点和方法。
2.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文我们曾简略讨论过研究生活质量的一般方法，这里再谈几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其一，传统的史学文献研究法。我们认为不是物质生活越丰富，生活质量就越高，正如上文所言，物质生活的丰厚与个体的幸福感未必成正比。历史学研究主观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找到群体或者个体的真实感受，包括幸福的感受和痛苦的感受。而要真实地了解到这样的实际情况，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传统的史学文献研究法，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和解读，深入剖析和阐释历史上的群体或个体的身心感受。比如，台湾学者蒋竹山运用传统的文献研究法，通过阅读《有泰驻藏日记》对驻藏办事大臣有泰日常生活的研究，就是一例。[25]蒋竹山认为，“这部日记可视为是晚清拉萨城市生活史的缩影，内容包含：拉萨的环境与气候、宗教仪式、藏人饮食、礼物文化、古物收藏、皮毛买卖、民俗活动、城市景观、河川变化、物价与货币、休闲娱乐、官员日常作息、洋务局的政事、花卉癖好、园艺、市场买卖、马市、拉萨的气味、服饰穿着、城隍庙会、官方宗教等等”，[26]这些内容是可以用来探索某些人群的生活质量和身心感受的。比如，日记中谈到高原上的物质纵乐：上好的各式各样的毛皮洋布、舶来品颇多，相机、留声机、足球、望远镜、寒暑表、西洋镜、洋表、洋药、瑞士刀等应有尽有；日记中记述了有泰自己的花卉消费，谈到他如何搜集拉萨的奇花异草，他周遭的官员及部属知道他的喜好，常会帮他到处张罗花花草草，有的是商家当作礼品送的，有的是部属孝敬的，也有许多是有泰命令部属到各地找寻的；日记还有对通过礼物文化关系建构人际网络的记述；日记中还经常谈论拉萨天气的燥热，大风、尘土，阴晴雪雨雷电的无常变化，以及空气中臭味弥漫，蚊子很多，老鼠窜行，令人难耐等事象。[27]通过这些日记的内容是能够反映有泰本人以及周围人群的某种程度的生活感受，或曰其生活质量及其生活幸福感之类的。正如蒋竹山所说：“我们觉得‘感觉的历史’是个可切入的角度，如何透过有泰在拉萨的嗅觉、味觉、听觉、视觉等个人性的感官，转化成晚清的社会群体的身体经验，是日后要处理的当务课题。”[28]蒋竹山所要表述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群体和个人的主观感受与身心体验，是可以成为史学的研究对象的，而我们再深入一层，即把主观感受和身心体验放到生活质量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把它视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和新领域。根据蒋竹山的研究，我们可以扩而广之，就是运用传统的史学文献研究法，诸如利用日记、回忆录、传记、游记、书信、文集、图录等文献资料，是可以在特定范围内研究和探讨生活质量问题的。
其二，指标体系与幸福指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生活质量时，可以把指标体系与幸福指数作为具体研究时的一个问题阈。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无论是长时段研究还是短时期研究，无论是大区域研究还是小区域研究，无论是多群体研究还是单一人群研究，都要有各自关注的指标体系。比如，对世纪之交大区域内不同区域生活质量的比较研究，大致要关注的主要指标体系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居住面积、自来水普及率、液化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工业废水处理率、文化教育娱乐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重、城市就业率、每万人拥有医生数等。[29]再如，对世纪之交城市青年主观生活质量研究，大致要关注的主要指标体系有：身体健康状况、个人精神状况、日常饮食与衣着、个人婚恋、个人娱乐消遣、受教育程度和再学习、目前从事的职业、工作条件、目前个人收入、个人社会交往状况等。[30]各类指标体系很多，诸如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小康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人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全国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监测指标体系、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等，[31]这些指标体系均可以用来作为观察和研究生活质量问题的一个参考。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幸福指数来研究生活质量问题。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6年以来，国内很多城市在关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同时，开始关注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维度，即老百姓的幸福感（SWB），把“国民幸福指数”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纳入社会发展计划和考核内容中。那么幸福指数也可以作为观察和研究生活质量问题的一个参考依据。幸福感可以通过幸福指数来反映，所谓“幸福指数”就是把人们对幸福的感受，通过一套测量体系进行数字化的比较和分析而得出的数据与结果。幸福指数的方法就是通过对人们知足充裕、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家庭氛围等诸多方面的数字化考察，将人们的幸福感用数字展现出来，更加直观和具体，进而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状态等民生问题。[32]比如，深圳市把幸福感概括为由生活和事业的满足感、心态和情绪的愉悦感、人际与社会的和谐感构成。[33]而北京的国民幸福指数在问卷设计上的主要指标体系是，以人们的公平感、成就感、归属感、安全感、愉悦感、和融感、满足感等为架构，以日常生活中影响人们主观幸福感受的主要因素的现实表象为内容，涵盖了家庭、事业、健康、人际关系、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情况。[34]以上以深圳和北京为例，旨在说明把城市对幸福指数设计的内容作为研究生活质量的具体问题，显得实际而有说服力，的确不失为研究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法。所以，研究生活质量就特别要关注社会的各类指标体系。不同时期设置的指标体系是不同的，不同历史阶段设计指标的具体内容不同，所反映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人们关注的具体问题不同，这恰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以及不同时代与生活质量相关的不同要素是什么。比如，21世纪初，人们注重追求饮食质量、住房条件、教育水平、交通状态、文化娱乐等生活要素，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关注以往生活要素的基础上又开始注重追求绿色环境、绿色食品、信息条件、医疗保障、空气质量、生态旅游等生活要素。追求的指标不同，反映着人们的主观感受不同，也就体现了具体时代人们生活质量的高低优劣。
其三，多学科理论方法互鉴的研究方法。生活质量及其幸福感是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学、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对幸福的追求史，就是一部通过对幸福追求而不懈深入探究人的存在意义、存在方式、存在内容的反思史。”[35]哲学与伦理学有“快乐主义幸福观”和“完善论的幸福观”等理论，“快乐主义幸福观”将快乐的最大化作为生活的目标和幸福的源泉，而“完善论的幸福观”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善”的程度是评价幸福的关键因素。[36]心理学主要有“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三种研究取向，它们从不同视角丰富着人们对幸福的理解，这些视角的互补、交融、统合而成的有机体构成了幸福的总体框架”。[37]经济学则是运用多种统计方法来评价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进而透视人们的幸福感受。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反思，再通过文学艺术的形象塑造反映人类对幸福的认识、理解和价值追求。医学是通过将人的身体健康与寿命长短作为观察的视点，进而同人生的生活质量和幸福联系起来。而社会学则注重具体问题的探索，关注具体地域、具体时段、具体阶层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例如，要研究婚姻家庭问题，有学者就注重挑选某个地域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文化程度有一个切实的调研，[38]进而研讨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问题。历史学探索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问题时则更为关注一种宏观景象的底色，一个发展变化的脉络，追问发展变化背后的原因以及给予人们的经验教训，等等。以上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显然不同，比如，历史学与社会学相比，社会学注重运用某些具体的具有统计精确意义的研究方法，并注重对数据的采集，对问题进行量化的分析，给人以清晰实体的具体图像。[39]历史学的方法则更具归纳性和提炼性，注重一般特征的描述，而研究社会文化史则还要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观念形态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但包括理性的认知成分，还包括感性的情感成分。理性的认知成分与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有关，感性的情感成分与身体、性格遗传的关系较大。综上所述，以上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无疑有助于启发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幸福本质的深入认识和理解。各学科的理论、方法不同，各学科在以本学科理论、方法为本位和立场的同时，还可以关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或受启发，或可借鉴。历史学同样在以史学的理论、方法为本位和立场的同时，也可关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或受启发，或可借鉴。
具体而言，历史学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生活质量的研索。比如，青年历史学者李慧波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民众婚姻生活质量问题进行采访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在她的大量访谈中，我们发现其中涉及幸福的婚姻生活，如因为夫妻有稳定的收入，子女孝敬，尤其是儿媳孝敬，而感到婚姻家庭幸福；[40]因为恋爱阶段女方对男方的关照，婚后男方与女方家人相处很好，而感到婚姻幸福；[41]因为生活和睦，有满足感，而感到婚姻幸福。[42]在她的访谈中也涉及不幸福的婚姻，如因为老伴不爱清洁，不爱干家务，不会处理邻里关系而感到婚姻不幸福；[43]因为觉得妻子文化水平低，生活中没有共同的语言和爱好，而感到婚姻不幸福；等等。[44]这些访谈资料，无疑是我们研究生活质量可供参考的史料。历史学可以运用社会学的访谈方法来进行生活质量的研究。此外，我们还可以运用现代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等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心理测量[45]、实验研究、调查研究、档案研究[46]，来深入思考和挖掘人们的心理状态与感受，依然可以从事生活质量的研究。也可以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从事生活质量的研究，诸如“中国式”的“亚健康状态”就是一个关乎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概念。通过“身心亚健康状况的量化标准”，可以对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控和筛查。而“造成亚健康状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人们内心的不稳定、不平衡会造成个人的身体负荷及其社会适应不良，多数人的心理失衡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47]这恰是运用心理学的方法从事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和例证。
其四，多维史料运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生活质量，需要把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史学研究的多维史料。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统计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课题和成果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史料。每年此类相关课题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很大，诸如“七五”期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和社会指标”的课题和成果；[4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活质量测度和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04BTJ017）的课题和成果；[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自由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08BKS003）的课题和成果；[5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评价”（03JZD0012）的课题和成果；[51]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教育与幸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AA080081）的课题和成果；[52]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重点项目“恩格尔系数改进与国民生活水平统计评价方法研究”（编号：2002-3）的课题和成果；[5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全面小康与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构建及其评价”的课题和成果；[54]等等，类似的课题与成果较多，以上只是举例而已。1999年就有学者估计“全国至少有50个以上的生活质量课题组曾经或正在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55]21世纪以来类似研究的数量就更多了。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国内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医学等学科都在关注和探索生活质量问题，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都是历史学重要的研究资料。相关国家机关、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也是历史学重要的研究资料。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口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生活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及众多高等院校等单位[56]多年来发布相关的统计数字[57]和科研成果，均是历史学的多维研究史料。同时，我们还要把相关的诸如以生活方式或生活质量为主题的众多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作为历史学研究生活质量的参考史料。此外，还可运用文学的方法，如通过阅读和观看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使史料多元化，把这些文艺作品视为与其他史料融为一体的研究生活质量和身心感受的史料之一。
3.研究生活质量的基本内容。西方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后社会史，中国的历史人类学、区域社会史、新社会史、新史学、社会文化史、医疗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等研究的内容，无论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均可谓蔚为大观，极为丰富多彩。研究内容概括起来包括十大类别。一为人群研究：包括人口、老人、妇女、儿童、个人、群体、阶级、阶层、等级、流民、移民、仕宦、劳工、妓女、秘密团体、族群、种族、民族等；二为家庭婚姻研究：包括宗族、家族、家庭、姓氏、亲属、谱牒、婚姻、夫妻、情爱、抚养、隐私等；三为衣食住行研究：包括居宅、家具、衣冠、服饰、时装、内衣、鞋、装饰、头发、美发、肌肤、文身、饮食、菜场、人参、营养、农作物、烟草、宠物、消费、咖啡馆、茶馆、饭店、酒店、宴会、旅店、旅游、交通、街道、建筑等；四为休闲娱乐研究，包括收藏、礼物、文物、书籍、书写、书场、阅读、出版、语言、聊天、叙述、声音、视觉、色彩、幽默、搞笑、品位、游乐场、跑马场、跑狗场、剧场、赌场、公园、艺术、戏曲、舞蹈、体育、时尚、节日、庆典等；五为日常用品研究，包括商品、洋货、货币、花卉、镜子、五金等；六为表象情感研究，包括图片、图像、表象、形象、想象、感官、感觉、感知、记忆、心态、心性、情绪、情感、情调、色情、调情、友谊、接吻、恐惧、喜怒哀乐、哭泣、眼泪、失眠等；七为卫生医疗身体研究，包括疼痛、排气、气味、厕所、垃圾、沐浴、清洁、卫生、疾病、麻风病、瘟疫、辐射、医学、医疗、保健、医药、迷药、毒品、肉体、性、性别、性伦、怀孕、乳房、男根、阳痿、自慰、成长、健康、身体、生命等；八为信仰习俗研究，包括自杀、死亡、丧葬、迷信、魔鬼、巫术、祭祀、神幻、宗教、信仰、民谣、民谚、礼仪、廉耻、礼俗、习俗、仪式、行为、伦理、节日、庆典、岁时风俗等；九为时空物质研究，包括历法、时间、空间、广场、环境、污染、气候、景观、建筑、城市、村落、学校、校园、冶金、能源、煤、石头、地震、灾荒等；十为文明野蛮研究，包括考试、教育、教士、权力、刑法、组织、“国族”、实践、科学、技术、网络、骚动、暴力、枪炮、凶杀、贪婪、欲望、罪犯、犯罪、流浪、慈善、救济等。以上所举，是已经有了研究成果的相关内容，还有更广泛的领域等待开发，可见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的内容是多么的丰富和广博。社会文化史在研究生活质量时，以上内容可作参考，因为上述很多内容是可以用来探讨生活质量问题的。
如果仅就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主要知识架构体系而言，研究生活质量问题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休闲娱乐、流行时尚、装饰美容、强身健体、休养生息、医疗救治、心理卫生、生老病死、福利保障、民俗风情、节日旅游、日常消费、宗教信仰、迷信祭祀、求职就业”[58]等诸多内容中进行探索。而刚刚开始从生活质量的视角来研究社会文化史，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从庞博的社会生活中选择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来着手研究，社会生活的内容太多太广，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会不断地增大。然而社会生活无论怎样庞杂多样，其中贯穿人类社会过往时代的基本范畴却是几种相对恒常的具体内容，那就是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两性伦理、休闲娱乐、生老病死，等等。这些最为基本的生活内容贯穿于长时段的历史阶段中，它们的现状以及发展变化恰恰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所以研究生活质量首先可以从这些社会生活的基本范畴做起，既实际又可行。
研究上述最为恒常的基本范畴的具体生活内容，从学术的角度而言，其目的在于，探讨特定历史时期内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认识和理解；研究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生活方式、物质发展，以及特定时代生活质量的标准认同；探究特定历史阶段特定人群具体生活的实际状况，以及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的实际状态；研讨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人群会是追求那样的生活质量，会去那样地生活，会有那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向往，是什么样的“社会存在、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等因素”[59]决定的，只有如此，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
三 生活质量研究的可行性问题
按照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60]可知，经济增长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61]受这种理论的启发，可以认为追求生活质量是相当长历史阶段中人们的生活目的和所要追求的一种生活目标，那么也就自然凸显了研究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在界定了生活质量的概念和探讨了生活质量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问题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历史学研究生活质量的可行性问题了。研究历史有两个常识性的前提问题：一个是研究什么，另一个是能否研究。研究什么，一般而言是由时代决定的，即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决定我们去研究什么，回顾以往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内容的变迁就可以理解和说明这一点，研究什么即史学研究的内容，一般是由时代的客观需要决定的。而能否研究是由时代的具体条件是否成熟决定的，其中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有没有为从事研究提供的基本资料，资料是我们能否从事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条件。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生活质量特别是研究主观生活质量问题，从今天的实际看，距今较近时期的历史资料相对会多一些。如果仅从这个意义讲，历史时期离我们较近，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或许更方便些，这不但与资料的丰缺多寡有关，还与是否能够近距离体察人们的切身感受有关。历史上的生活质量问题，要通过爬梳大量的史学典籍和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日记、书信、笔记、文集、墓志铭、宗谱、文书、契据、民间传说、小说、诗歌、歌曲、绘画、戏曲、竹枝词等资料而后才能进行研究，以此探讨不同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衣食住行现状、娱乐休闲生活的特征等，进而探索历史上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并通过类似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可以深入思索、想象和判断历史上人们的主观生活感受，从而探讨历史上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
而研究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即20世纪下半叶至今，包括改革开放30余年）的生活质量，条件似乎好一些。这60余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所要研究的一个时段。改革开放前30年虽然文献资料相对有限，但可以借助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口述、测量、个别访谈、集体座谈以及问卷等方法来获取更多的资料，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诸多便利。当然比较起来，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的生活质量问题，条件就显得更为充分。然而，人们往往会对此质疑，认为从事历史研究要与今天有一段距离，要相隔一段时间，等到尘埃落定之后再进行研究评述才会更加客观而贴近事实和接近真实，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生活质量因时间距今太近是否有些不妥。这话当然有些道理，但不绝对如此。历史研究的可能性是时代和条件决定的，不是某个时间点决定的，不能说距今天5年、10年、20年之前的历史才能研究，而之后的就不能研究。条件不具备，几千年前的历史也无法研究；条件具备了，昨天的历史也可以研究。关键看是否具备了研究的条件和可能性。其实研究当下时期的严谨史学著作并不少见，如魏源在咸丰年间就撰写了《道光洋艘征抚记》，这是一部研究当代史的杰出史著，记述鸦片战争的经过，揭露英国走私鸦片、发动战争、侵略中国的事实，是记述鸦片战争史事的学术名著。这本书是鸦片战争刚刚过去十几年后撰写成的。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从戊戌维新写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东北易帜，这部书1930年就已经出版，距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年。蒋廷黻的名著《中国近代史》写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而这部书是1938年写成的，距离誓师北伐也不过相隔12年的时间，也是一部当代史名著。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从1919年五四运动写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套书1962年就正式出版了，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13年，而初稿完成是在1959年，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10年。金冲及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2009年出版发行，距离21世纪的钟声仅有9年。可见，条件具备了，任何时段包括近时段的历史都可能进行研究。戴逸在1996年指出：“在下一个世纪的历史研究中，近现代史将更加被重视。尽管尘埃尚未落定，盖棺犹难论定，但人们惯常要回顾刚刚走过的那段路程，迫切地希望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获取教益，增长智慧。”[62]如此，我们现在不但要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也可以思考并着手研究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包括思考并着手研究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历史。当然我们仍然强调要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进行研究。研究近期历史，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便和困难，但可以把这种研究视为一个初步的探索，是研究的起步，是为未来再研究和更为深入的研究做一个铺垫或奠定一个基础。
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质量有其独到的便捷之处。如上文所说，我国许多学科诸如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经济学、文学、伦理学、医学等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索，[63]这些学科对于生活质量的研究直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同时，史学研究者仍然可以通过口述访谈以及问卷的方式来获取更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有了资料就为我们历史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生活质量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历史学科发展的需要，是民生文明前行的需要，是社会不断进化的需要。以改革开放为界，研究历史上的生活质量问题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质量问题，前后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研究条件不同，资料来源不同，研究方法亦会有所差异。但两个阶段都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研究条件，可以着手进行尝试性探索。
四 结语
本文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进行了讨论，不但探索了生活质量的基本概念，同时对它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也进行了讨论，尤其是对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生活质量以及研究它的可行性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文章强调历史学研究生活质量问题，不但要靠传统的史学方法即文献研究法，而且也要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多学科的交叉互动能发挥其积极的催化作用。若从现在做起，再过十几年、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生活质量的研究成果、研究价值、研究功效将会不断地显现出来。我们相信，以生活质量为切入点研究史学问题将成为当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方法、新角度、新视阈和新亮点，这是时代赋予史学研究的新任务。
[1] 本文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时有删改，兹按原稿补充。本文可与《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参照阅读，两文的关键词和主要理念基本相同，但两文的视角和侧重点有差异。
[2] 它反映了社会物质发展、经济发展、科学发展的某种程度。
[3] 冯立天主编《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第4页。
[4] 这种主观感受和评价，虽与客观生活条件有联系，但不完全成正比。
[5] 林南等：《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
[6] 客观生活主要包括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劳动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环境生活等多方面的生活。
[7] 这个概念界定虽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没有本质的差异，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比较，则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8] 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9] 《休谟散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第81页。
[10] 王露璐：《幸福是什么——从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谈起》，《光明日报》2007年11月13日，第11版。
[11] 苗元江：《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12] 王露璐：《幸福是什么——从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谈起》，《光明日报》2007年11月13日，第11版。
[13] 按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有5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友爱与归属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14] 冯立天主编《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第107页。
[15] 宏观和微观都是相对概念，宏观是相对微观而言的，微观是相对宏观而言的，所以这里舍弃了中观的概念。
[16] 国外生活质量主要指国内的“主观生活质量”，而客观生活质量已经演变为“社会指标”，越来越淡出社会质量研究的领域，成为人类发展研究领域的一种指标了。参见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17] 王海敏、陈钰芬：《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估》，《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8期。
[18] 如冯立天主编《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王海敏、陈钰芬《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估》，《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8期；李莹《天津市青年主观生活质量的调查分析》，《青年研究》2003年第3期；卢淑华《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生活质量分析》，《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4期；王培刚、衣华亮《中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张鸿武、王亚雄《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与居民生活水平评价》，《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年第1期；等等。
[19]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页。
[20] 罗检秋：《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21]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第185页。
[22] 期望值理论认为，期望值与实际成就之间的差异与SWB（主观幸福感）相关，高期望值与个人实际差距过大会使人丧失信心和勇气，期望值过低则会使人厌烦。参见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心理学动态》2000年第4期。
[23] “与他人生存状态的比较”的观点在“社会比较理论”中也持此种观点，认为“个人与周围人比较，如果自己优于别人则感到幸福”。参见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心理学动态》2000年第4期。
[24] 苗元江、余嘉元：《幸福感：生活质量研究的新视角》，《新视野》2003年第4期。
[25] 蒋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第五章 从日记看日常生活史研究——以《有泰驻藏日记》为例”，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26] 蒋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第138页。
[27] 蒋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第五章 从日记看日常生活史研究——以《有泰驻藏日记》为例”，第137～169页。
[28] 蒋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第五章 从日记看日常生活史研究——以《有泰驻藏日记》为例”，第168页。
[29] 王海敏、陈钰芬：《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估》，《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8期。
[30] 李莹：《天津市青年主观生活质量的调查分析》，《青年研究》2003年第3期。
[31] 刘延年、陈正：《生活质量评价方法研究》，《统计教育》2006年第9期。
[32] 方舟等：《对幸福指数研究的哲学思考》，《西安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3] 乐正：《幸福指数的构成和影响因素》，《南方日报》2006年6月22日。
[34] 马士龙：《北京先行试算国民幸福指数》，《数据》2006年第8期。
[35] 苗元江：《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36] 苗元江：《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37] 苗元江：《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38] 卢淑华：《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生活质量分析》，《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4期。
[39] 卢淑华：《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生活质量分析》一文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如此。
[40] 李慧波访谈《有钱就有权，没钱就没权》，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三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9～17页。
[41] 李慧波访谈《我完全按照回民的生活习惯生活》，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三辑，第339～343页。
[42] 李慧波访谈《现在说离婚就离婚，那会儿没有》，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三辑，第65～69页。
[43] 李慧波访谈《我们两个人是“抓阄”夫妻》，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三辑，第83～86页。
[44] 李慧波访谈《文化层次差异太大，在生活中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三辑，第273～275页。
[45] 关于心理测量是心理学的重要方法，随着交叉学科的繁荣，青年学者知识结构的扩通，未来历史研究者是可以掌握这种方法并把它运用到史学研究领域的。
[46] 时蓉华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28～34页。
[47] 小白：《迈向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19日，第4版。
[48] 潘祖光：《“生活质量”研究的进展和趋势》，《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49] 刘延年、陈正：《生活质量评价方法研究》，《统计教育》2006年第9期。
[50] 朱成全、汪毅霖：《自由发展视野下幸福指数体系的构建》，《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51] 王培刚、衣华亮：《中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
[52] 苗元江、朱晓红、陈浩彬：《从理论到测量——幸福感心理结构研究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53] 张鸿武、王亚雄：《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与居民生活水平评价》，《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年第1期。
[54] 王凯、周长城：《生活质量研究的新发展：主观指标的构建与运用》，《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55] 陈义平：《关于生活质量评估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1期。
[56] 类似这样的单位是很多的。
[57] 如《中国统计年鉴》等类似的年鉴。
[58] 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一辑，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页。
[59] 王露璐：《幸福是什么——从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谈起》，《光明日报》2007年11月13日，第11版。
[60] 罗斯托把经济增长阶段最终划为6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61] 详见冯立天主编《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第10～14页。
[62] 戴逸：《中国历史学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光明日报》1996年12月31日。
[63] 参见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