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研究对象
菲利普·拉金[1]（Philip Larkin，1922—1985），20世纪50年代后英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运动派”杰出代表。W.H.奥登（W.H.Auden）曾称其为“英语语言大师”（a maste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2]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也对其在诗歌形式方面的成就赞赏有加。[3]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nders）认为拉金以冷嘲热讽的洞察力勾画出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动，是二战后的核心诗人，并指出拉金“回避现代主义实验和夸张的语言，赞成传统的韵律形式和严谨朴实的用语……不仅表明了拉金对他那一时代旋律听觉的敏锐，而且也表明了一种新的、在当时有点激惹人的坦率”[4]。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认为日常生活“直到拉金的出现……在英诗中才获得了非常精确的定义”[5]。中国学者王佐良则指出拉金“以回到以哈代为代表的英国传统的方式写出了一种新的英国诗……结束了从20年代起就开始树立于英国诗坛的现代主义统治”[6]。简而言之，学界大部分学者认为拉金是二战后英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主要成就在于对日常生活清晰具体的书写和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反拨。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自20世纪中叶拉金登上诗坛以来对他的研究，就会发现，围绕拉金及其写作的争议是一直存在的。詹姆斯·布斯（James Booth）在其编纂的论文集《拉金新说》[7]（New Larkins for Old）的序言中曾慨叹，在他编纂的这本论文集中，还很难“发现共同的批评或理论线索”[8]，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判断。简而言之，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拉金的诗歌取向与现代主义诗歌之间的争论、诗歌的地方性、拉金与读者的关系以及拉金对待死亡、女性和帝国主义的态度等方面。
一 成就
学界对拉金成就的肯定往往会涉及他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具体来讲就是拉金在诗歌书写中注重普通人每天都要经历的各种平凡的行为事件，而不是超验世界或高高在上的人所专注的宏大功业；书写的形式相较于现代主义诗歌更注重结构的清晰易懂，语言也更接近日常语言，使普通读者更容易进入；对于诗人的身份，拉金不认为诗人是超出普通人的特殊角色，而是和普通人无异的平凡人，他的职责就是诚实地书写包围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让更多的人理解到日常生活的本质和价值。这一点和以叶芝和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构成鲜明的对比——对于叶芝和艾略特来说，日常生活往往是一个需要逃离的领域，即诗歌最终要从破败不堪的日常生活指向超验存在，他们所持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态度，所使用的诗歌形式和语言往往是高度实验性的。
拉金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注意与欧洲19世纪以来的思想演变有关。首先是宗教。欧洲基督教信仰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不同地区的演变细节有差异，但总体来看，是一个逐渐世俗化的趋势。[9]世俗化从本质上来讲是基督教在人类生活领域的大规模撤退，无论是上帝还是天堂，其真实性都受到广泛的质疑，难以再赋予人类生活意义和价值。这激发了欧洲人不再从超验的上帝，而是转向具体的人间追求意义和价值。其次，与基督教在欧洲的演变相类似，欧洲人的思想也渐趋向日常生活世界靠近。这主要表现在传统哲学到现代哲学的演变中。传统哲学主要关注外在于日常生活的超验或先验的秩序和系统，并且有强烈的贵族倾向，这些哲学身处高位，往往自认为可以代普通人立法或者阐释整个世界，建构出绝对意识、绝对精神、绝对理性和绝对物质等形而上学体系，并覆盖到整个世界。但是，自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传统哲学受到质疑，哲学日趋远离绝对形而上学体系，向着日常生活世界靠近。赵敦华称“19世纪后期是西方哲学的危机时期，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自然科学的挑战以及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对哲学传统的激烈批评，都使哲学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于是才有了本世纪初的‘哲学革命’时期，产生出两大新的哲学运动：分析哲学和现象学”[10]。但是，赵敦华认为这两大哲学运动均未完成自己的革命目标，在之后的哲学发展阶段，这些哲学日益“走出纯理论、纯思辨的象牙塔，面向生活，面向日常语言，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11]。我们可以以胡塞尔晚期的哲学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来说明这一点。胡塞尔针对欧洲科学的危机——“自然主义的科学把价值规范与自然规律等量齐观，不能面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问题”[12]——提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一切目标以它为前提，即使在科学真理中被认知的普遍目标也以它为前提”[13]。“生活世界”是一个和本文引用的“日常生活世界”相类似的概念。“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14]胡塞尔对“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的换用显然印证了两者的相似性。对于和日常生活世界相类似的生活世界，胡塞尔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和意义，是弥合他所面对危机的基石。在这一思想转变过程中，人对天堂以及超验或先验秩序和系统的关注弱化了，更加关注此在的日常生活。
二战后，英国也处于这一大的演变之中。基督教的进一步衰退和诸种宏大理论的幻灭促使人更加倾向于从日常生活中寻找价值和意义。二战后，英国基督教的衰落在理性和科学精神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加速了。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基督教对世界的解释和救赎。深受理性和科学精神熏陶的英国人已经难以接受上帝创世说，而感受过世界大战的惨烈，内心绝望的受害者以及同情者们更难再有救赎的信心了。另外，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使人们更加乐于追求花样翻新的现世享乐，而不关心上帝为何物了。社会的进一步自由化和平等化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人们拥有了更多宽松的表达空间，于是反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权威渐成流行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信众急剧下降，仅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教会成员在……20世纪80年代……比20世纪初低了一半”[15]。教堂也大规模出现了关停现象，甚至出租给商店、体育场、舞厅和夜总会等行业，接受商业文明的“洗礼”。这些无疑都是日常生活凸显的表现。至于诸多宏大理论，回顾二战前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源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当然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未来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建立公有制）的和谐想象，当然吸引了不少英国人的目光。然而事与愿违，这种勇气在欧洲却变得矛盾重重。国家社会主义的秩序效率同样对二战前的英国人产生了吸引力。然而，二战的爆发以及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让英国人对这种狂热的极权主义丧失了信任。这些宏大理论的失效无疑促使英国人更加趋向于日常生活。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思想转变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二战后，奥威尔一改193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烈的恐惧，希望退回到具体个人经验当中去，不以抽象的主义代替现实，压迫现实。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运动派诗歌”延续了奥威尔的思路。傅浩曾指出，运动派诗人特别注重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自认为是“非浪漫时代的普通人”[16]，不是特殊生灵，只是有工作责任的普通公民，他们的作品总透露着一股平凡的味道，认为平淡即美，崇尚写日常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反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超验写作和自我膨胀。运动派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罗伯特·康奎斯特[17]（Robert Conquest）在其编纂的《新诗行》（New Lines）序言中鲜明反映了这一倾向。他指出，运动派诗歌的观念“最重要的共同点是既不服从理论建构的宏大体系，也不服从无意识命令的混乱。这就避免了神秘和逻辑的压迫，并且，就像现代哲学，对所碰到的一切采取经验主义的态度”[18]。这段文字很好地说明了包括拉金在内的运动派转向日常生活的原因以及关注日常生活的哲学基础，即现代主义、新浪漫主义和天启文学各自的超验性追求对运动派诗人已经无效了，它们是虚假的、高蹈的和教条的，必须转向并采用经验主义的态度来观察分析日常生活。
尽管拉金本人不承认自己是运动派的一员，但很明显受到了这一发展趋势的影响。拉金对基督教和超验秩序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无神论者。拉金的父亲曾告诉他“永远不要相信上帝”[19]，他本人似乎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在写给萨顿的信中就曾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人已经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了……上帝搞得我很抑郁，这卑鄙的家伙在哪里？”[20]另外，他热衷于从日常生活中提取诗歌题材，不遗余力地对日常生活展开具体书写。拉金喜爱日常生活，视自己为普通人，声称“无意超越平凡，我喜欢平凡，我过着一种非常平凡的生活。日常事物对我来说是可爱的”[21]。拉金本人的诗歌转向也证明了他对宏大理论的拒绝。1946年，在阅读了《哈代诗选》中《听到菲娜的死讯，想起她》（Thoughts of Phena at News of Her Death）后，拉金的诗歌写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诗歌楷模从叶芝转向了哈代，进入了诗歌写作的成熟期。对于这一转变，他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哈代作为一个诗人，并不适合年轻人。当然，说我二十五六岁时已不年轻，听起来可笑得很，不过，至少我已开始明白生活是怎么回事，而这正是我在哈代的诗里发现的东西。换言之，我是在说，我喜欢的首先是他的气质和他看生活的方式。他不是一个超验作家，他不是一个叶芝，他不是一个艾略特；他的主题是人，人的生命，时间和时间的流逝，爱和爱的枯萎……我读哈代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是我本来不需要努力硬撑着自己，按外在于自己生活的诗歌观念去创作——也许这正是我感到叶芝在怂恿我做的事。一个人只需回到自己的生活，从那里写开去。[22]
从这段材料来看，拉金对叶芝的批评焦点是他们的写作是超验的，是远离他的生活的。注重超验意味着注重超出人经验的抽象存在，而反其道而行则意味着注重和人具体相关的日常生活世界。拉金反对超验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现代主义诗歌拉开距离。他批评叶芝和艾略特在写作中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比现实经验世界更为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蕴含着真理和秩序，可以赋予人的存在以意义。对于叶芝来说，这个超验的世界主要是他借助凯尔特文化传统发明的个人神话体系，对于艾略特来说，则主要是基于基督教的宗教体系。这些超验追求，对于拉金来说，无疑是虚假的，不诚实的，是需要硬撑的诗歌概念，已经丧失了真实性，只有回到日常生活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写作。
二 争议
围绕拉金展开的争议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拉金的评论最早是在运动派与现代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不同诗歌流派之间的辩驳中展开的。最早对拉金的诗歌展开评论的是罗伯特·康奎斯特。康奎斯特1956年编辑出版了标志着运动派诞生的《新诗行》。该书收录了拉金的9首诗。在该书序言中，康奎斯特认为他所选择的诗人都反对现代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文学的超验性追求，他们专注于日常生活，基本的哲学观念则是经验主义。而此时，查尔斯·托姆林森[23]（Charles Tomlinson）对运动派和拉金提出了批评。托姆林森在1957年为《新诗行》所撰写的书评《平庸的缪斯》（The Middlebrow Muse）中指出《新诗行》所选的诗人被“日常陈腐的情感”折磨，“对于外在于他们的连续统一体至关重要的意识，对于受造宇宙中体现出的和他们对立的神秘，他们表现出异常的匮乏，无论何种程度的清晰，他们也无法感受到”[24]。托姆林森的这段话一方面认识到了运动派诗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运动派日常诗歌写作的批评态度。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两种精神取向的对立，托姆林森认为从“受造”的宇宙中是能获得肯定的超验性回应的，而以拉金为代表的运动派诗人则在这一点上充满了怀疑。另外，戴维·洛奇[25]（David Lodge）对运动派和拉金也持批评态度。洛奇认为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两种文学倾向的相互辩驳始终贯穿于当代，呈现出一种钟摆式的运动方式：二战后的年轻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继承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传统，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运动派则是钟摆朝相反的方向摆动。在洛奇看来，金斯利·艾米斯[26]（Kingsley Amis）、菲利普·拉金以及约翰·韦恩[27]（John Wain）等人是反现代主义的，他们“对文艺创作中表现形式方面的探索实验即使称不上是反对至少也是持怀疑态度。从写作技巧上他们满足于使用稍经改变的20世纪三十年代和爱德华王朝时期的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他们自己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语气、态度和主题上。对于诗人们来说，迪伦·托马斯集中代表了他们蔑视的东西：词义的晦涩、矫揉造作、写作时的浪漫狂热。他们的目标是清晰而简洁地把他们对现实的感受如实的表达出来，使用不加渲染的、克制而稍稍压抑的文体”[28]。洛奇本人更倾心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性，因此对运动派和拉金多有贬低，认为拉金的形式过于保守，过于散文化，“可能被误认为是麦克尼斯或奥登在某种情绪上写的作品——甚至也可能被误认为是某位乔治王朝诗人的大作”[29]。
其次，随着运动派的式微以及拉金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针对拉金的争议就更为具体深入了，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拉金的地方性和对死亡的态度。比如，阿尔瓦雷兹（A.Alvarez）[30]就认为菲利普·拉金不能承担伟大诗人的称号，这个称号对于他来说过于沉重，如果拉金是伟大诗人，“那将是一个遗憾”。[31]阿尔瓦雷兹给出的理由是拉金是一个杰出诗人，他的杰出之处是“他了解自己的限度，正如他精确地了解自己的力量一样，并且他对两者都不做高估……（拉金的主要成就）可能是为那个特殊的，地方化的时刻创造出一种特殊语调”。[32]唐纳德·戴维[33]（Donald Davie）在其《托马斯·哈代和英国诗歌》（Thomas Hardy and English Poetry）中讨论了拉金的诗歌。戴维阐释了哈代和拉金诗歌的关系，他们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在讨论过程中，他认为指责拉金诗歌过于褊狭和地方性的流行论调是不成立的。戴维的辩护侧重于拉金书写内容的英国性和其建立在英国性基础上的普遍性，在他看来，拉金写出了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的经验，是具备普遍性的，因为这种工业化已经开始在全球蔓延。[34]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偶然、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中为说明“自我的偶然”，引证了拉金的《继续活着》（Continuing to live）。罗蒂指出，在这首诗中“拉金讨论的是对死亡和消失的恐惧”[35]，而对抗这种恐惧的是如“装载单”般记录下来的个体的独特感受，因此，罗蒂认为拉金是一个如布鲁姆所言的强健诗人，即不是一个复制品和仿造品的诗人，而是一个发现自己的独特性，某种意义上通过自己的诗歌战胜死亡的诗人。但是，希尼对拉金的死亡态度则提出了批评。在《欢乐或黑夜：W.B.叶芝与菲利浦·拉金诗歌的最终之物》（Joy or Night：Last Things in the Poetry of W.B.Yeats and Philip Larkin）中，希尼指出，尽管拉金诗艺精湛，但拉金的诗对于死亡造成的空场过于消极暗淡，他“坚持顾及全部的消极现实”，“不能希冀以由爱和艺术所激发的巨大的‘是’字来回应”[36]死亡，其晚年的《晨曲》，则完全聚焦于死亡，认为“哀叹与抗争对于死亡并无分别”[37]，这种态度和叶芝的勇气相比无疑是丧失了人类精神伟大劳役的责任感。拉金的诗对于希尼来说当然是独特的，但对于希尼来说，这种独特性是不够的，唯有对死亡吼出的“不”字才能产生真正的抵抗力。切·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对拉金的诗艺也表示赞叹，但是面对拉金对于死亡的态度，和希尼一样，也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其晚年的《反对菲利普·拉金的诗歌》（Against the Poetry of Philip Larkin）中，米沃什拒绝了拉金“生活都是可憎的”说法，认为虽然“死亡不会错过任何人”[38]，但对于诗歌来说，这不是一个得体的主题。詹姆斯·布斯（James Booth）则对希尼的批评做出了反驳，“西莫斯·希尼对拉金面对死亡时的畏缩感到不快。他谴责《晨曲》在诗人需要做出的确实的精神纠正方面的失败。埃德娜·朗利更喜欢爱德华·托马斯对‘探索未知积极的好奇心’，而不是‘拉金被动地屈服于必然性’。‘人宁可和托马斯一起沿着“通往森林深处的绿色道路”漫步’，她写道，‘也不愿“沿着墓地之路”和拉金跛行’，好吧，某些读者可能确实偏爱托马斯阴郁冷静的斯多葛主义，但其他读者更喜欢拉金黑色幽默和戏剧性的倒霉困境”[39]。布斯在这里把围绕诗歌的争论演变成一个权利问题，即读者有权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诗人。
最后，围绕拉金展开的权力批评引发的争议。这些争论涉及拉金是否为一个保守主义分子和厌恶女性的人，以及因此引发的对他诗歌的判断。1990年代初，随着安东尼·史威特编辑的《菲利普·拉金书信选》（Selected Letters of Philip Larkin）和安德鲁·莫辛撰写的拉金传记《菲利普·拉金：一个作家的一生》（Philip Larkin：A Writer’s Life）的出版，大量拉金的私人信息得到发现。这些信息为拉金诗歌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信的材料，极大地促进了拉金诗歌研究。然而，诸如种族主义的、蔑视女人的和咒骂工人阶级的言论也颠覆了拉金一直以来呈现给公众的谦逊有礼、勤奋公正、幽默嘲讽，略带古怪色彩的诗人形象，引发了对拉金铺天盖地的批评。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在其1993年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诗人向人传递不幸》（Poet Hands on Misery to Man）中认为“拉金本质上是一个小诗人，仅仅靠些局部和临时的原因才得享盛名”[40]。汤姆·波林（Tom Paulin）则依据拉金的书信集对拉金展开了批评，他认为这些信件“揭示了……拉金这座国家纪念碑下的阴沟”[41]。丽莎·贾丁（Lisa Jardine）则批评了拉金保守的民族主义意识，提出针对拉金书信的争议应该启发当代英国多元文化共存合理性的思考，另外她还希望读者要注意拉金源源不断的污言秽语和对女性的蔑视。由此，贾丁进一步提出，应该在课堂上少讲拉金的诗歌，而且她本人也是这样做的——“在英语系，我们已经不太讲拉金了。他为之欢呼的英格兰本土主义在我们修订的课程表上坐不稳了。”[42]除此之外，据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在其专著《拉金，意识形态和批评暴力：不合法定罪案例》（Larkin，Ideology and Critical Violence：A Case of Wrongful Conviction）中的介绍，1990年代中期针对拉金已经发明了很多指责性的标签，诸如“同性色情诗人纳粹菲利普·拉金”、“野蛮的怪物”、“虐待狂”、“压抑”、“乏味”、“毫无写诗天赋”和“从没想过写首好诗”等。针对上述对拉金的一系列批评，詹姆斯·布斯和约翰·奥斯本为拉金做出了辩护。布斯在其2005年出版的《菲利普·拉金：诗人的困境》（Philip Larkin：The Poet’s Plight）中辩护的主要立足点是拉金和他诗中的叙述主体并不是一回事，即“拉金的作品经常折射出在伪装的形式中的诗人常见的原型或老一套的困境”[43]。布斯以此为依据把自己的研究“集中于诗歌本身，而不是诗歌中的其他因素，尽管这些可能有趣或重要”[44]。奥斯本在《拉金，意识形态和批评暴力：不合法定罪案例》中回击了围绕拉金因传记和书信集引发的“意识形态”式的批评。奥斯本的回击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他批评了用传记资料分析拉金诗歌的缺陷。奥斯本首先回顾了“包德勒式删改”（bowdlerism）的历史，他引用汉丽埃塔·包德勒（Henrietta Bowdler）[45]和其弟托马斯·包德勒（Thomas Bowdler）对莎士比亚文本的净化等例证，说明了把文本中的叙事者和作者等同起来会严重影响对文本文学价值的判断，遮蔽对文本的真实理解。奥斯本认为拉金在1990年代初所受到的批评和莎士比亚文本所遭受的命运本质上是相同的，“当‘包德勒式删改’在20世纪后半期再度出现时……拉金是一个主要受害者”。[46]除了上述批评之外，布雷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曾指出拉金有操控读者的嫌疑[47]，傅浩也曾指出拉金有精英主义倾向，这与拉金对普通读者的偏爱似乎矛盾。这些批评本质上也可列入权力批评的范畴，毕竟涉及的是文本阐释权问题。
为什么围绕拉金及其诗歌出现如此多的争议呢？主要原因包括如下两点。
首先，拉金本人及其诗歌写作是极为矛盾和复杂的。在生前，拉金展现给大众的是一个孤独避世、机智有趣的形象，而当他去世，随着《菲利普·拉金书信选》和传记《菲利普·拉金：一个作家的一生》的出版，私人信息得以暴露，人们却发现他是一个脏话连篇，颇有歧视女性、黑人、工人阶级之嫌的帝国主义分子，可以说他的公共形象和私人形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毫无疑问，这反映了拉金的复杂性。具体到他的诗歌，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诗歌中也存在着众多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处于一种“既……又”和“既不……又不”交织的临界状态，任何一方都无法战胜对方，并不是黑白分明的绝对对立关系。这种矛盾关系特征决定了拉金的诗歌中总是充满了怀疑和否定，判断与判断之间总是在进行持续不断的辩驳，因此，他的诗歌中的态度或者说判断总是摇摆的，令人难以确定。莫里森曾指出，“在他（拉金）自言自语的时候，邀请读者来聆听，大胆地做推测性的解释，然后用另外一种解释推翻它，他讲的话里充满结结巴巴和自我修正（‘是，真实；不过……’‘没，没什么不同；相反，多么……’）似乎为代言人的诚实做担保”。[48]这无疑是一个精准的描述。另外，莫辛在《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中指出拉金的诗歌虽然是反现代主义的，但“事实上，拉金吸收和改进了许多来源于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策略……拉金在其早期并不是简单地把叶芝替换成了哈代……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他的两位导师的态度和品质之间选取了辩证的形式”。[49]莫辛在这里强调了拉金和现代主义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反对关系，无疑从诗歌谱系角度验证了拉金诗歌的复杂性。如果我们承认拉金及其诗歌的矛盾和复杂，那么围绕拉金出现如此多的争议也就顺理成章了，毕竟在众多摇摆的认识中找出相对确定的立足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次，以拉金传记为基础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权力批评的兴盛。这些批评的产生实际上是20世纪文学理论围绕话语权力以及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批评的组成部分。这类批评的代表主要是上文提到的汤姆·波林和丽莎·贾丁。两位学者分别基于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对拉金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无疑让我们了解到一个更为复杂的拉金。但是，把文学批评化约为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分析无疑忽视了文学本身的存在价值，也是对拉金与其诗歌复杂性的过度简化，甚至可以说偏离了拉金诗歌的核心特征。上文我们提到的布斯和奥斯本正是基于拉金及其诗歌深受上述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威胁，刻意把研究的主要对象集中于诗歌文本，并把诗歌文本中的叙述者和拉金本人区分开来，主张拉金的诗歌成就应该以他的诗歌写作为主，不能因为他私人生活中不堪的一面而使他的诗歌受到损害。两位学者中最为典型的是奥斯本，他把波林和贾丁对拉金的批评视为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式的粗暴简化，甚至试图把传记批评彻底从自己的研究中驱逐出去。这种方法当然从某种程度上保卫了拉金的诗歌，恢复了拉金诗歌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如此回避拉金的传记材料（事实上也回避不了），也无益于客观有效地理解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