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贸易摩擦的扩大化（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

石油危机之后，随着美国经济陷入停滞和日本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扩大到家电、钢铁、汽车等领域。相比早期的贸易摩擦，这一时期的贸易摩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日本的家电、钢铁、汽车等产业经过高速经济增长期的迅速扩张，加上在石油危机之后成功实现“减量经营”，克服了油价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双重压力，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通过“ME（Micro Electronic）革命”，使得产业结构实现了从“重大厚长”到“轻薄短小”的转变，逐步构建起多品种少量生产体制；第二，这一时期的美国饱受滞胀问题的困扰，许多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相对下降，也成为美国发动贸易争端的动机；第三，石油危机之后在60年代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民间设备投资随着赶超的完成而告一段落，从需求层面来看，这一时期日本之所以能够实现高于欧美的增速，主要有赖于出口的拉动。可以想见，这一时期的贸易摩擦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比60年代更大。

此处以彩电贸易摩擦和汽车贸易摩擦为例，来分析这一时期贸易摩擦的特点。日本的彩电业随着高速增长期国内市场的扩大而迅速成长。高速经济增长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消费社会，尤其是被称为3C（color TV，cooler，car）的家电迅速得到普及。^[25]日本彩电普及率在1968年仅为5.4%，而到1975年则达到90.3%。彩电的生产台数也从60年代开始迅速扩张，1965年日本全国产量为9.8万台，到1970年增长到640万台，而到1980年则增长到1166万台。^[26]

日本的彩电从60年代开始就大量出口美国，并以体积小、价廉节能等特性在美国热销。^[27]7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家电质量的提高，日本彩电在美国的非价格竞争力也迅速上升。^[28]但同时由于美国家电产业的萧条，在1968年受到反倾销诉讼。1977年，美国对于日本彩电的市场秩序维持协议（Orderly Marketing Agreement，OMA）开始生效，将日本对美国出口的彩电数量限制在175万台以内。以此为契机，日本的彩电厂商开始转向在美国当地生产，出口迅速减少，因而OMA在维持了三年之后自动解除。^[29]

汽车贸易摩擦的发展与彩电贸易摩擦相似。石油危机爆发之后，随着油价的上涨，美国市场对于小型乘用车的需求开始扩大。然而美国的三大汽车企业（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从50年代开始在美国汽车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UAW）的压力下经常被迫提高员工工资，成本上升导致汽车企业不得不专注于利润率较高的高级大型乘用车的生产。也因此，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的小型乘用车供给多为进口，进口车的比例从1950年的10%上升到石油危机之后的19%，而到1980年则上升到26%。在此背景下，美国传统的三大汽车公司遭到巨大冲击，克莱斯勒一度濒临倒闭，企业大量裁员，失业工人发动游行，甚至发生了杀害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中国人的事件。^[30]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5年UAW对日本车提起反倾销诉讼。不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ITC）的判决认为美国汽车产业萧条的原因，是企业没有成功应对石油价格的上涨和需求的变化，汽车业界转而寻求让日本实行自主出口管制。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之后兑现其参选时的诺言，颁布了汽车产业救助政策，同时要求日本进行自主出口管制。最终出口管制一直持续到1994年，随着美国汽车产业的复苏和日本汽车产业逐渐转向在美当地生产而废除。^[31]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贸易摩擦，扩大到汽车等两国关键的制造业领域。两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逆转，是反映两国所代表的两种生产体系竞争力变化的最好例证。美日汽车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车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这种竞争力不仅来自日本车的小型化与低油耗，还来自其相对较低的成本优势。而日本的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够在石油危机之后石油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双重压力下仍能实现成本优势，要归功于这一时期进行的“减量经营”，最大限度减少浪费的“丰田生产方式”，以及富有弹性的多层次转包的生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时期的贸易摩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日两国由于不同生产体制导致的产业竞争力的变化。与此同时，虽然经济实力逐渐下降，但是美国仍然保持着作为霸权国的政治影响力，这种经济影响力与政治影响力的失衡，正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目的，旨在用政治霸权来挽救其日益下降的制造业竞争力。而随着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开始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也使得纯粹的贸易谈判对日本企业的影响越来越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