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革命时代的保护主义

拿破仑逊位后，欧洲大陆终于获得各国家和地区向往的和平，各国民众在较为稳定的货币政策和低税收的环境中休养生息。在法国，极端的重商主义、帝国时期皇权对企业个体生产自主权的压制和高额的关税虽然在短期内为企业提供了保护，但也使部分工厂主和贸易商不堪重负。然而，帝国覆灭后的法国政府对本国产品的保护明显减弱，欧洲大陆过去向法国产品敞开大门的市场消失，大陆封锁体系失效引发银行大量破产，这些不利情况使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工业寸步难行。在这样的形势下，原本实行较为宽松的贸易政策的法国政府，不得不以关税为手段重启保护政策，暂时缓解国内制造业颓靡的境况。

复辟王朝实行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人们惧怕金融上的冒险行为，银行家不是外省的小高利贷者就是巴黎的大资产者，他们利用公债或参与国家投资行为进行投机。银行家不敢投资实业，制造业者担心产品销路减少产品投入，政府也不希望工人人数增加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强，大多数制造业者和政府站在统一阵线，不希望扩大生产，同时要求政府设立较高额度的关税保护本国企业，他们只对国内市场感兴趣，对国际贸易谨小慎微。此外，法国的工业此时仍处于被门德尔斯称为“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sation）的时代，大多数工厂仍与今日的规模化生产相去甚远。以纺织业为例，大多数企业仍集中在农村或城乡接合部，且自动化程度十分低下，手动纺织机的数量大大超过机器纺织机。^[50]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虽然法国开始受到亚当·斯密《国富论》倡导的市场经济的影响，出现以萨伊为首的经济自由主义潮流，但是在政府保护下生存的工厂主及其在政府部门的代言人成功地保住了政府对外政策的保护主义倾向。

得到反法同盟首肯最终返回法国执政的波旁王朝复辟了君主制，但这个软弱的政府一方面要面对国内极端保王党、空论派、自由派和波拿巴分子各据一方的混乱政局，^[51]另一方面仍须面对以农业为主体、农民为主要人口的传统经济、缺乏现代技术和原材料的制造业以及在战争中损毁严重又落后的交通手段。以土地年金为主要收入的贵族在政坛重新找到了发言权，他们敦促政府颁布1819年7月16～17日法令，实行严厉的谷物进口措施。这一法令将1816年4月28日法令曾规定的对每公担进口谷物和面粉征收50生丁永久税，大幅提高到每公升谷物征收1法郎25生丁、每公担面粉征收2法郎50生丁永久税（droit permanant）。若谷物和面粉由法国商船运送，则可减至每公升谷物25生丁和每公担面粉50生丁（第一条）。如果本地一等小麦的价格低于23法郎、二等小麦低于21法郎、三等小麦低于19法郎，从国外进口的谷物，无论商船属于哪个国籍均要在永久税的基础上缴纳补充税，具体为每公升1法郎（第二条）。若出现上述状况仍从国外进口面粉，需缴纳三倍于谷物补充税的费用（第四条）。若本地一等小麦价格低于20法郎、二等小麦低于18法郎、三等小麦低于16法郎，那么禁止一切国外小麦和面粉进入法国（第五条）。^[52]复辟王朝政府对谷物征收重税的目的是防范海外尤其是敖德萨的廉价小麦进入法国，使本国农民利益受损。

时任海关部长的保护主义支持者圣克里克（Saint-Cricq）总结了政府对贸易的看法：“（贸易就是）采购最难以获得的，售卖最容易生产的”（acheter aux autres le moins possible et de leur vendre le plus possible）。此时的贸易政策仍然沿用柯尔贝时代的原则。^[53]这种保护主义具体表现为：进口法国工业急需的而无法从本土或殖民地获得的资源，在满足国内需求后出口过剩的农产品。首先，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以及大地主利益的谷物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设置高额关税。其次，政府也对国外的铁矿、羊毛、棉花、麻、布料、染色剂等工业原材料征收高额关税，这一限制使法国工业困难重重。最后，复辟王朝政府对自己殖民地商品也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禁止非法国本土生产的糖入境［拿破仑时代为了对抗英国，拒绝进口英国殖民地生产的蔗糖，而使用1811年由法国化学家魁鲁埃尔（Jean-Baptiste Quéruel）研发的甜菜糖，软弱的复辟王朝沿用了这一做法］，同时对刚刚独立的拉丁美洲、南亚和东南亚殖民地产品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关税壁垒。这种保护政策实际上延续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具体措施，短期内保护的是在大陆封锁体系之下成长起来的法国工业，长期来看则存在较严重的隐患，其中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原材料成本奇高，法国产品在与英国产品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与殖民地的贸易中断，使法国丧失了曾在旧制度时期使国家繁荣富强的大宗贸易，与英国竞争的失败使其失去了学习英国专业技术的机会。这两大缺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困扰着法国工商业，而复辟王朝政府由于政权软弱，无法通过强硬手段在经济领域实现深度改革，最终只能在可容忍的范围内延续前朝的政策，最大限度地保障部分压力集团的利益。

奥尔良王朝的路易·菲利普趁着“光荣革命”的时机登上了权力顶峰。这位被称为“资产阶级”国王的新任统治者，在经济方面表现出与前任不一的姿态。原本这一形势令倡导英国式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雀跃，但政府最终的策略仍然没有偏离保护主义的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七月王朝政府秉持自由主义，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经济自由主义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一潮流在学院派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开始占领舆论阵地。这些经济学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萨伊，他接受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理念和亚当·斯密的市场主导资源分配的论点，完成了代表其毕生学术成果的两部作品：《实用政治经济学课程》（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和《政治经济学概论》（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这两部内容相近、体例有异的作品奠定了法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也是19世纪法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圣经”。萨伊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治经济学根据那些总是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向我们解释财富的本质；它根据关于财富本质的知识，推断创造财富的方法、阐明分配财富的制度与财富消失后发生的现象。之后，他严谨地界定了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性质、内容和范式，使这一学科具备了实证科学的基本特征。^[54]理论建构的工作完成以后，经济自由主义在专业出版商纪尧曼的运筹帷幄下在全国掀起舆论潮流。信奉萨伊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于1842年在巴黎成立经济学会（Société des Economistes），并定期召开学术会议，为自由派经济学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平台。

在经济自由主义取得长足进步并在政坛发声的过程中，保护主义一方也开始有组织地集结起来对抗自由派经济学家倡导政府学习英国自由贸易模式、开放市场的言论。第二共和国时期，反对英式自由贸易的势力非常强大。政府内部拥有实权的梯也尔，在国内坚定捍卫政治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但在对外贸易方面仍公开宣称支持保护主义。

1846年9月20日、10月18日和22日，保护主义阵营的喉舌《工业箴言报》（Le Moniteur industriel）刊登攻击自由贸易的文章，这些文章明确地表达了保护主义者的观点：拥有不可动摇的大型工业比自由贸易更能为人民带来更多利益……只有高关税或贸易禁令能使法国生产铁、煤、棉花、羊毛和麻纺织品。照搬英国的自由贸易是一种妒忌使然的策略，皮尔取消《谷物法》不是实践亚当·斯密理论，而是保持并扩大英国在全球市场的优势。^[55]1847年下半年，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1801-1850）发起的自由贸易运动面对大多原本支持自由贸易的工商业人士和报刊的倒戈，只能宣布这一运动失败。法式自由贸易又回到一种与政治自由主义脱离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轨道，法国经济学家复制英国模式的努力暂告一个段落。

保护主义在较长时间内是法国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初期政府奉行的经济原则，一直到1860年英法《科布登-舍瓦里耶条约》（Traité Cobden-Chevalier）的签订，意味着有着深厚保护主义土壤的法国与英国和解，并走上有条件的自由贸易之路。这一条约是在拿破仑时代延续下来的禁运政策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基础上颁布的，法国政府禁止外来产品的进口并对棉花、羊毛等原材料征收高额关税，使法国工业一直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下勉强发展。这种失衡一方面体现在原材料的极度匮乏和价格高昂；另一方面体现在外来产品无法进入法国与当地制造业形成竞争，使本土企业失去了更新技术和设备的良机。在这一形势下，致力于发展法国经济的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下令当时法兰西公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是圣西门主义信徒的米歇尔·舍瓦里耶（Michel Chevalier）前往英国与该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谈判。双方经过协商最终达成协议，法方决定取消对外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口禁令，以关税取而代之。关税不能超过其价值的30%，1864年争取将这一税额降至25%。对此，双方将签署进一步的协议作具体规定。之后双方就冶金业、纺织业和其他产业三大类别的产品关税作了后续的谈判并签署协议。^[56]在与英国签约后，法国又陆续与比利时、德意志关税同盟、意大利等签订协议。

这个被称为经济政变的协议，短暂地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重商主义传统，法国的保护主义阵营在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之下容忍了自由贸易的主张。这一转向使法兰西第二帝国进入了二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期。时至19世纪80年代，由于席卷全欧洲的经济危机重创法国，保护主义的呼声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