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禁运主义
18世纪初，在法国出现了攻击柯尔贝主义的言论，这些批判主要来自两类人：一是因管理体制或被排除在特许权之外而利益受损的商人；二是哲学家的不满，他们关注经济行为的道德，将自有的观念移植到经济行为。[25]其中后者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即推崇政府以农业为重，允许谷物自由流通的“重农主义”。总体而言，旧制度时期法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较为宽松，再加上英法之间尚未爆发严重冲突，这些有利条件促进了包括波尔多、马赛在内的港口城市的兴旺发达，这些城市以葡萄酒出口和经营殖民地物产的进口（如黎凡特地区、圣多明各岛）为主。
但是大革命造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混乱，之后强权的拿破仑政府为实现欧洲霸权与英国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这种形势下，重商主义以极端的禁运形式表现出来。
18世纪末，英法两国在工业方面的差距已经比较明显。旧制度末期，英法双方于1786年9月26日签订了《艾登-雷内瓦尔条约》（Traité Eden-Rayneval）。北美独立战争后，英法双方达成协议，结束劳民伤财的经济战，双方相应降低关税。关税壁垒的降低造成物美价廉的英国产品涌入，很快使法国企业感到压力，许多企业面临破产，企业家代表成了国民公会和拿破仑政府内阁中极力主张保护政策并重新恢复进口禁令的支持者。1793年10月9～10日，革命政府颁布法令，宣布禁止英国及其附属国商品进口，禁运条款相当严厉。第一条，一切在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等附属于英国的国家生产和制造的商品被禁止进入法兰西共和国的土地和领土。第二条，海关行政单位要在责任人和政府指派的管理者的指挥下，严防上述商品被引进或进口到法国，如上述责任人和管理者以身试法，将被处以20年监禁。第三条，从本法令颁布之日起，所有进口、将要进口，引进、将要引进，直接或间接买卖英国产品的人将会同样被处以20年监禁。第四条，任何携带或使用上述产品的按9月17日法令处罚。第五条，一切以英语写作的广告、通知和商标或售卖英国产品商店的标志，以及刊登英国产品销售信息的报纸都被禁止，上述广告、通知、商标和报纸的发起者将会被处以20年监禁。第六条，拥有英国产品的法国人将在2周内向其所属市政府申报并呈交发票。市政府将统计结果呈交执行委员会（conseil exécutif）。第七条，各类商场店铺将向执行委员会上缴其售卖的英国产品，商品持有人和商家将根据统计结果和发票获得赔偿。[26]
大革命期间，法国政府的海军力量无法保证其制海权，海上的贸易禁运几乎无法以强制手段实施，所以政府只能从严控法国人购买英国货做起，实施封锁。1796年，这种禁运延伸到通常由英国人买卖的货物，如印度的棉花、原产南京的本色棉布。1798年，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和拿破仑一起建议政府封锁北海海岸并组织德意志地区的港口与英国进行贸易。[27]
拿破仑是紧缩性公共财政的信徒，他的经济思想没有质疑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坚持国家干预的必要性。[28]他对于法国一直无法取得制海权并驯服英国耿耿于怀，他错误地认为英国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在信贷和出口之上的，因而是非常脆弱的，他还设想，这种结构一旦动摇会引起破产、失业，或许还能激起革命，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导致英国的投降。[29]他的经济政策中有与重农主义理论家提出的某些观点契合之处，比如他也认为适中的粮食价格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土地收益是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面对咄咄逼人的英国产品对法国产品在欧洲市场形成的围攻之势，拿破仑采取了以政府之力保护本国制造业的方式对抗英国，增强法国国力。这种出发点与柯尔贝治理经济的思想大同小异。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确实取得了明显进步。1790年前后，法国约有100家企业拥有印花棉布制造或印染车间；到帝国末年，车间数目增加了3倍。上游产业——纺纱业也发展起来，从共和七年（1799）至1805年底巴黎新建的纱厂有30来家。[30]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纱输入后对这些企业产生了冲击，因为前者价格更低廉且质地更精细，对法国纺纱企业的威胁一直存在。1806年，政府明令禁止棉纱进口，接着又禁止从英国及其殖民地（印度）进口织物。这一禁令的颁布使法国一些省份的棉纺织业实现了飞速增长。
英国方面也相应颁布了禁令，这对在技术和产品方面处于劣势的法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英国人的策略是一种精心设计过的重商主义，这种做法与他们在19世纪中叶义正词严地宣布的自由贸易差异甚大。18世纪末，英国人为推广自己的工业制成品同时抵制外来工业品的威胁，对欧洲大陆采取了贸易封锁，以制止别国出口并趁机占领市场，但由于大部分受重商主义影响的欧洲国家对出口的重视，其不会拒绝将本国的粮食或原材料出口以换取贵金属的机会。这种重商主义的两面性成为英国人获利的关键突破口：它利用其强有力的海军和对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所需原材料产地的绝对控制实行海上封锁。这种做法看似正常，但是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因为法国和西班牙在同别国交战时仍然允许自己的殖民地与其他国家贸易。[31]英国在与法国对抗的过程中，封锁了别国与自己殖民地的贸易。但禁运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敌对国也采取了对等政策，那么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将面临市场关闭的风险，这对于当时的世界工厂而言势必遭受损失。精明的英国人实行了一种权宜之计，一方面在原材料方面成功打击了法国，另一方面又不会丧失这个庞大的市场。1798年，中立国（包括北欧各国、普鲁士、美国）被允许在西印度群岛为英国或为他们自己国家进行贸易。这样，英国就在保持对殖民地产品几乎完全垄断权的同时，把中立国变成了它转运的帮手。这种格局使得某些中立国意外暴富：汉堡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银行业中心，美国的销售额在1790～1801年十年间增加了4倍多。[32]
拿破仑执政后，英法争霸的火药味更为浓烈，双方均以军事实力为依托采取了一系列对抗性十足的贸易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拿破仑主导的大陆封锁体系。该体系由皇帝颁布的一系列敕令组成。其中包括1806年11月21日颁布的柏林敕令，宣布法兰西帝国将封锁英国全部港口，禁止法国的大陆盟国与英国通商，严格禁止出售英国货物，欧洲港口拒绝接待英国船只。[33]该敕令是大陆封锁体系的开端。随后，英国凭借占据优势的制海权开始检查一切盟国或中立国的船只，强迫这些船只在英国港口停靠。这一政策刺激拿破仑加强大陆封锁，他的政府于1807年10月27日发布枫丹白露敕令，1807年11月23日和12月17日，又分别两次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凡是听从英国海军部命令的船只，不论是中立国的还是盟国的，均可掳获，商业封锁变成了战争封锁。[34]这四个敕令构成了持续七年（1806～1813）的大陆封锁政策的主要内容。为了保证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拿破仑还派遣2万多名关税人员到边境驻扎，严防英国货物走私进入欧洲大陆。[35]这个数字从1806年的23000人增至1813年的35000人。[36]这一以打击英国制造业为主要目的的体系与第一共和国时期英国损人利己的封锁有所差异。为了切实耗尽敌国的实力，大陆封锁体系切断了中立国两头获利的渠道，一切中立国的船只凡在英国靠岸，货物和船只都要被没收，英国和法国及其势力范围之间的间接贸易无法展开，1807年进入波尔多的美国船只有127艘，到了1808年只有8艘。[37]
大陆封锁体系已经超越了工业和贸易竞争的范畴，使英法两国进入了战争状态，从上述四个敕令的某些条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浓浓的火药味。在柏林敕令中拿破仑宣布，一切与英伦诸岛的贸易和联系均被禁止，因此，邮局不再接收发往英国、寄给英国人或是用英语写成的信件和包裹，甚至有权没收（第二条）。所有来自英国的人，不管他们处于何种身份和状态，只要在我们军队或在被盟军占领的国家被发现，将立即被逮捕并押往战俘营（第三条）。一切属于英国臣民的店铺、商品和地产，不管性质如何，都将被充公（第四条）；这些充公之物的一半，将会被用来补偿因为贸易封锁而损失的商人（第六条）。我们的外交、陆军、海军、财政、警察部长和邮政总监都将参与这一敕令的执行（第十一条）。[38]如果说柏林敕令还局限于大陆范围内的英法贸易，被拿破仑视为力度不够的话，那么第二次米兰敕令的条款加入了政治甚至意识形态的内容，将贸易封锁从陆地延伸到海洋，紧张局势一触即发。该敕令规定，任何商船，无论国籍，如在未来被英国船只巡查或即将驶向英国或向英国政府纳税，将立即被剥夺国籍，其国籍为其带来的保证立即消失，该商船将被视为英国物业（第一条）。这些被剥夺国籍的商船进入法国或盟国的港口将立即被法国战舰或私掠船控制并被没收；这些措施仅仅是对英国政府实行的野蛮制度的反制，这些措施将继续生效直至英国政府重新遵守人权原则（第四条）。[39]
大陆封锁政策使无法与英国竞争的法国企业获得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由于帝国版图的扩大，这些企业还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但拿破仑以贸易为赌注与英国殊死搏斗的做法侵害了为数不少的利益集团。首先，由于大西洋被拥有制海权的英国封锁，以殖民贸易为主要利润的港口，如勒阿弗尔、南特、波尔多和马赛明显衰落；由于法国制造业更多地面向欧洲大陆市场，航运业持续萎缩，与之直接相关的上游产业——造船业也被打击得奄奄一息。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对拿破仑专制独断的经济国家主义深恶痛绝。其次，过去依靠间接贸易获利的中立国荷兰、德意志港口死气沉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曾在英国对中立国开放的政策中获利丰厚，他们站到了亲英反法的一方。这使拿破仑在国内外都不得不面对敌对的压力集团，这些集团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代表人物，就是19世纪初法国政治经济学派的创始人让-巴普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
值得指出的是，大陆封锁体系并非单向，掌握贸易主动权和制海权的英国也相应地出台了反制政策，这就是1807年11月的枢密院命令（Orders in Council）。该文件要求所有出入欧洲的船只都须从英国购买通行证，付给英国关税，同意在英国港口接受检查。[40]这一策略明显是向拿破仑示威，既然皇帝执意要关闭港口，禁止英国货物进入，以此迫使工商业者破产，从而在英国点燃社会革命，那么英国反制的目的也很明显：单方面限制本国工业品和殖民地原材料进入，过去由中立国承担的转运也被明令禁止，走私活动更是在强大的英国海军的密切监视下被禁绝。但英国人在执行这些命令时也表现出其一贯实用主义的作风，为本国利益放弃一些原则。1808年4月，英国政府获得议会授权颁发特许证，为出口违禁品开设特殊通道，甚至还允许商船航行至封锁的港口，容忍挂着法国国旗的商船进入港口，也容忍海上走私行为，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曾从这种禁令下的走私行为中获利甚丰，积累了家族的雄厚资金。
作为重商主义的极端形式，大陆封锁体系确实对英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在体系执行之初，英国的贸易不降反升，一直到拿破仑将封锁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和1810年英国爆发农业危机，英国人才感受到经济压力。1806年柏林敕令刚刚颁布之时，英国经济不仅丝毫未损，而且有增长的迹象，因为英国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获得阿根廷市场，与美国的贸易额不减反增。但1807～1808年拿破仑逐渐加强了封锁和禁运的力度，依赖出口贸易的英国经济受到实质性打击，出口下降了四分之一，出口货物的五分之三流向美国、近东和远东。[41]1811年，恶劣天气致使英国国内谷物歉收，向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进口谷物的渠道又被断绝，这导致从农业发端的经济困难向工商业蔓延。此外，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恶化，与南美国家的贸易关系出现问题。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确实令英国经济出现萧条，但这一挫折并未能彻底打倒这个工业强国。
关于大陆封锁体系对英国的打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至今仍未有定论，克鲁泽认为英国最终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手段灵活的经济实体在这场旷日持久和花费巨大的战争中存活，继续发展其工业革命并继续垄断庞大的海外市场。[42]威尔·杜兰认为大陆封锁虽不孚众望、措施失当、实施困难，但在1810年之际，似乎还算成功，英国濒临破产边缘，甚至不惜以革命获得和平。法国同盟虽怨言四起，但依然拳拳服膺。法国人除了消耗人力和时间在伊比利亚半岛从事战事外，可算是臻至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法国人虽缺乏自由，却无钱财匮乏之虞，并享有无与伦比的光荣。[43]勒费弗尔似乎也无法形成绝对的判断，他认为拿破仑没有充分估计到英国资本主义的牢固基础，也不了解它的现代化结构。[44]在执行大陆封锁政策的过程中，他的策略仍遵循传统重商主义的原则，即榨取敌人的黄金，而不是想饿死敌人，这减轻了封锁的效果。此外，英国掌握制海权是法国的封锁无法绕过的障碍，附属国和盟国的配合也因为利益受损而大打折扣。然而，封锁还是有用的，拿破仑利用军事和强权仍然实现了对英国的打击，拯救英国的不是自由经济的“自然规律”，而是俄国的冬天。[45]
比起英国，法国的经济在短期内似乎实现了繁荣，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增长模式危机重重。由于拿破仑从未尝试在法国和其他大陆国家之间建立欧洲一体化经济或关税联盟（这种以法国为先的策略毫不避讳其自私的本质），[46]商人无法从进出口贸易中获利，这种商业交换近乎停滞；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由于殖民地原材料的禁运损失惨重，纺织企业不得不高价进口棉花以维持生产，但产品成本高昂，无法赢得市场；农民也对这种禁运感到不满，因为农业是当时法国的出口大户，谷物当时主要对英国出口，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令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苦不堪言。最终，拿破仑不得不放松大陆体系，运送葡萄酒和小麦到英国，以换取某些被许可的进口货物。[47]有史学家将这种妥协看作大陆封锁体系失败的证据，尤其是该政策执行到后期，法国商人重新获准与英国直接交易。[48]从整个欧洲大陆来看，拿破仑战争和大陆封锁政策明显改变了其经济格局，大西洋贸易并未从18世纪的萧条中重振，反而更加弱化，许多地区还退出了工业化进程。[49]此外，由于拿破仑的失败，法国在维也纳会议上丧失话语权，最终失去了面积广大的殖民地，这对法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