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工、农、兵的语义变迁
“工农兵”这个词语正式出现之前，工、农、兵作为三个独立的词语在我国历史上曾大量使用，从字面上看，它们的含义是工人、农民和兵士。
工：据《说文解字》，“工”在古代最早是“工具”之义，意为一种曲尺，“工，巧饰也，象人有规榘也”（《说文解字·工部》）。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工》：“许君谓工象人有规榘，说颇难通，以巧饰训工，殆非朔义。以愚观之，工盖器物之名也。知者：《工部》巨下云：‘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按工为器物，故人能以手持之，若工第为巧饰，安能手持乎……以子形考之，‘工’象曲尺之形，盖即曲尺也。”工，由原始词义引申为对从事各种技艺的劳动者的总称。《论语·卫灵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以看出，“工”表示“手工业者”，在古代意指“手工工人”、“技术工人”和“工匠”。《韩非子·解老》中记载“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列子·汤问》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工艺技术工人扮演着重要角色：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越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1]
西周时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说”，应该说士、农、工商最初的用法主要是作为职业概念的区分。在四民的顺序中，可以看出“工”的地位并不高，再加上中国当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因此“工”这一阶层本身并不发达。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进步的社会改造思想被进步知识分子引入中国，“工”这个在传统观念里人们习以为常的词语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出现了崭新的词语“工人阶级”。虽然只是简单的“工人”和“阶级”的联合使用，但新词汇出现的背后却预示着人们观念上的深刻转变，预示着人们对“工人”这个原本只是职业概念的词语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阶级”这个词语在中国的发生和流行。
“阶级”在传统用法里共有4种：“台阶”；尊卑上下的等级；“（官员的）官衔和等级”；阶段，段落。[2]而据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的考证，1830年至1895年，“阶级”的现代用法还没有出现，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等级，一般指官员的品级。如：“其一曰严阶级，臣以为此治兵第一义也。昔宋太祖承五季积衰之后，习见将懦兵骄，尾大不掉，其弊总由戎行之不整。于是自上而下，痛加裁制，一节一级，钤束必严，用能所向有功，悉成劲旅。”（贺长龄：《遵义整顿兵政敬陈管见疏》）二是指阶段，阶梯。如：“回至鲁法博物院旁大院阅视气球，法人西华所制之大气球也。凿地深数丈，四周为阶级上下，皆木为之。”（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3]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阶级”的是梁启超，他同时接受了用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的观念。如：“今日欧洲各国有强权之人，增于二百年前不知凡几矣。然则今日西人之强权发达已极乎？曰未也，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故资本家与男子之强权，视劳力者与妇人尚甚远焉。故他日尚必有不可避之二事：曰资生革命（日本所谓经济革命），曰女权革命。”（梁启超：《自由书》）。1900年至1915年“阶级”主要用来指人们因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所形成的不同集团。[4]
20世纪初，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巨大震撼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据考察，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知识界的时间应为1903年。是年，在上海出版了三部篇幅比较大的日语社会主义著作的中译本：《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社会主义》（罗大为译）和《社会党》（周百高译）。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希望，报纸杂志等媒体上随处可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尤其是《新青年》上，随处可见“布尔什维克”“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词语，“阶级”在这时的使用频率也骤然上升。
1905年之后，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介绍。例如，“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彼资本家者，啮粱肉刺齿肥，饱食以嬉，至于今兹，曾无复保其势位之能力，其端倪亦既朕矣。故推往知来，富族之必折而侪于吾齐民，不待龟筮而了也”（蛰伸：《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1920年以后，“阶级”的观念主要秉承马克思主义。如：“故以我看来，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此后，“阶级”的出现次数迅速提高，到1926年达到高峰。[5]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阶级”指的是“经济利益对立的经济阶级。说得再具体一点，指的是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与不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之间的区别，以及产生的进行经济压迫和剥削者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区别”。[6]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工人”和“阶级”的联合使用，20世纪20年代，复合词“工人阶级”的出现是在经济资料占有的基础上进行的界定，自此以后，“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中最强大的一支队伍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农：意指农民。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农”和“民”是作为两个独立的字存在的。在古汉语中，甲骨文、金文时代就已分别有了“农”与“民”这两个字，但作为一个词的“农民”则出现得稍晚。《礼记·月令》有“专而农民，毋有所使”句；《春秋穀梁传》成公元年记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吕氏春秋》则提到“古圣之重农民”。可以看出，在这些较早出现“农民”一词的典籍中，“农民”这一概念已经有了职业与身份等级这双重意义。
“农（農）”：“農”字下为“辰”，古时指贝壳制的农具，是为意符；上为“曲”，曲古音奴，是为音符。但远古汉语多同音义通，因而曲亦有“奴”义（后之“部曲”“委曲”诸词仍然保有该词义痕迹），于是“农”也就有了身份低下的意思。“民”，古同“氓”“萌”，指卑贱的下人。后世无论是贱民、下民、草民、子民等称呼，还是官民、绅民、君民等对举，都显示了“民”的卑下身份。这种身份是传之子孙的。包括“农民”在内的“四民”，最初几乎就是四个种姓：“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等。那时绝大多数“民”自然是务农的，于是“民”在很多场合也有了职业含义，“农者，民”（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农”“民”成了近义，因而古字书《六书略》做了这样的解字：“民：象俯首力作之形。”[7]
可见，尽管从广义、近义而言，“民”为士农工商之总称，但从狭义、古义而言，民（氓、萌）本同甿，指务农的下等人。由此，有学者指出，首先“农民”拥有一种卑贱的社会地位，一种不易摆脱的低下身份，只有当一个个具体农民摆脱了“共同体的财产”的地位而确立了个人的尊严，同时作为社会群体的农民们也改变了其低下的身份之后，“农民”这一概念的职业意义、经济行为之一方的意义与经营形式意义才会凸显出来。
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已初步意识到农民问题之于中国的重要意义，曾指出：“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利病”。[8]他向青年发出号召“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之后，李大钊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深化，1925年他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9]应该说李大钊是第一个论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人，之后恽代英也曾呼吁革命要“注意农民”，“去结交农民！去团结农民！去教育农民！而且最重要的去研究农民！”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10]
毛泽东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一个又一个成功并能取得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更早也更敏锐地意识到蕴藏在农民身上的巨大革命潜力，而且他始终走承认农民是中国革命推动力的路线。
1927年3月，他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写道：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11]
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12]
所引文字清楚地说明，毛泽东在1927年已经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予农民。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位置之重要性，12年后，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再次更加明确指出农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13]
在文章里，他对中农和贫民又做了细致的分析，认定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天然同盟者和主力军。因此，“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14]“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在毛泽东的眼里是“革命的骨干”。[15]他这样看待农民：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6]
可见，“农民”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中，不仅是中国革命大军中数量最庞大、革命最坚决、最基础、最重要和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且也是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最主要的保障，他们的地位不可替代。他们任何时候都没有怀疑过农民的力量，并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因此，“农民”的力量无可比拟，这也决定了其在革命理论体系中的举足轻重地位。由此，“农民”这一词语在原有职业和身份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无数革命的色彩。
兵：《说文解字》中，意指兵器，后来引申为手执兵器之人。在传统用法中和“工”“农”一样也是作为职业概念使用。兵何时由器及人？据考察，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对此做过考证。他说：“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何谓“五兵”？《世本》说：“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弓、矛、戈、戟是兵器，殳也是一种古代的兵器。《左传》中的“踊跃用兵”“无以铸兵”，也都是指兵器。直到《史记》，才有“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的记载。因此顾炎武说：“秦汉以下始谓执兵之人为兵”，“而五经无此语也”。可是，《战国策·西周策》有“进兵而攻周”之句。《战国策》虽为西汉末刘向所编订，但近年出土的西汉帛书残本，记述战国时事，与本书内容相似，学术界早已认为：《战国策》所纂集的有许多是战国中期和末期的作品。可见顾炎武说的“秦汉以下始谓执兵之人为兵”中的时间应该提前一些，在战国中期或末期，兵就由器及人了。[17]
中国的传统社会虽然是农业社会，但从总体上看，工、农、兵的地位并不高。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工人阶级和农民以及武装起来的农民——“兵”才被赋予了阶级和革命的意义。
可以看出，工、农、兵最初是职业概念，社会地位普遍不高，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他们指涉对象的共同特征是没有知识、缺少文化。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才被赋予了阶级和革命的含义，也蒙上了意识形态色彩，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还鲜有三个词联合使用，更谈不上正式进入文艺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