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后《讲话》时代的《讲话》研究
一 研究缘起及研究现状
所有关注或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考都无法回避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个被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称为“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1]自问世以来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对新中国文学发展和文论建设起着前所未有的纲领、指导、规范作用，有着一定的范式意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话》被称为“当代文学政策和体制的母型和范本”，[2]时至今日仍作为重要的精神遗产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文艺工作者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等共100多人。座谈会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共举行过三次全体大会，5月2日、23日毛泽东分别做了“引言”和“结论”的发言。今天研究讨论的《讲话》就是由这两部分合编整理而成。经整理，《讲话》全文正式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讲话》自发表以来，关于它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因为研究篇目众多，笔者做了初步梳理，认为对《讲话》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崇拜与经典化阶段
《讲话》在诞生之初，主要是作为政策贯彻执行，是文艺工作者作为“标准”来审查文艺实践的文件。因此从《讲话》发表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对《讲话》主要是学习和贯彻执行。就在《讲话》发表的第二天，中央总学委就发出了学习《讲话》的通知，通知指出《讲话》意义的重要性，同时把《讲话》作为“文件”来看待，“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它的普遍性意义在于“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是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认为它“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同时适用于“解决人生观、方法论”，因此，《讲话》的精神就不仅仅“适用于文化部门”，还适应于“党的工作部门”，通知要求“要普遍深入宣传”。[3]1943年11月7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整个《决定》都是围绕《讲话》进行，可见，“党的文艺政策”即《讲话》，《决定》的第一条就指出《讲话》是“文件”，“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并且“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以达到“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的目的。[4]1944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文章开篇指出《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具体化概括”，[5]并把《讲话》置于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思想并列的高度，周扬对《讲话》的阐释一直被作为权威阐释，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此阶段学界对《讲话》的研究以阐释、学习为主，并进而确立其合法性、经典性地位，此阶段的研究从总体上丰富了《讲话》的内容，并确立了其经典化地位，其中文论家周扬、冯雪峰、郭沫若、林默涵、何其芳等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异化及争鸣阶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讲话》的研究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异化了《讲话》的本来面目。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虽然高举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但其中罗列的所谓“黑八论”、“三突出”原则、“题材决定论”和“主题先行”等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艺的指导方针，事实上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极左歪曲。
20世纪80年代，学界出现了一些反思性研究。李泽厚在“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中对《讲话》做了如下分析：他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经典”的《讲话》是基于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创作出的，其中对文艺的一系列规范和要求也是“从领导革命指挥社会现实斗争的全局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审美出发”，是完全以政治的需要“从当前的军事、政治斗争要求出发”谈文艺。[6]这种反思性研究在1989年非常集中，朱立元发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指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因缺少“文学理论自身的独立品格，而成为政治学和认识论的附庸”，因此“在总体上是失败的”，而其原因则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功利性”是理论的支柱和“主心骨”。[7]夏中义也持相同的观点，他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认为《讲话》所开创的“工农兵方向”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在于伦理学，而在于政治学”，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核是“坚持文艺从属于政治”而“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提出新潮文论要做的第一步是“把文艺从政治腰带上解下来”。[8]针对夏中义的观点张炯和何洛分别撰写了《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和《是避讳还是扭曲》展开反批评，就夏文观点提出质疑。梅朵也发表《应该是对“讲话”作出深刻思考的时候了》，提出不能过于崇拜《讲话》，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对之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由上，此阶段主要质疑《讲话》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而忽略了文艺的审美特性，这种反思性研究构成了《讲话》研究史上的异质性质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研究者视1989年为“《讲话》的探讨年、争鸣年”。
（三）多元拓展、理性回归原典研究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整个文化环境自由度的大大提高，再加上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大量绍介和研究，对《讲话》的研究开始学理性回归，突破了以往无限崇拜和纯粹否定式评价的二元对立思维，把《讲话》引入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来，对原典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在这一阶段，学界引进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如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文献学、传播学等，进一步拓展《讲话》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突破和研究亮点。
1.版本、史料的深度开掘
《讲话》从原本到今本，历经了多次增删、修改、厘定，新时期学界逐渐重视从版本学角度切入对《讲话》进行研究，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拓宽了《讲话》的研究思路。孙国林、曹桂芳编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有专章介绍《讲话》的版本研究成果；高浦棠的《〈讲话〉公开发表过程的历史内情探析》梳理了《讲话》从口头演讲到文本出版的全过程，并揭开了其之所以推迟发表的谜底，深化了我们对《讲话》自身历史变迁的认识。[9]
关于《讲话》的传播研究方面，研究者多把视角放于探讨、介绍《讲话》在解放区、国统区及国外的出版和传播。代表性文章有蔡清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传播》、涂途的《播散：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国外》等。其中，上海师范大学刘忠先生的专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对接受史的研究全面而系统。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72年之后发表的这份“北京讲话”与延安《讲话》有着精神面向的一致性，学界就两次“讲话”的发表背景、内容等方面展开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10]
2.立足文本、多元视角的再解读
新时期以来，学界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不断拓宽《讲话》的研究视域，尝试运用多种方法展开解读，延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如有的学者引用接受美学方法研究《讲话》。童庆炳在《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新论》《毛泽东与“读者意识”》等文中认为“读者意识”是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认为“接受”和“接受者”概念以及现当代接受美学的思想雏形产生于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正是提出接受美学的第一人”。[11]李萌萌在《在普及中湮没——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价值与局限》一文中，从接受美学理论出发，以接受研究、效应研究的角度探讨《讲话》，指出毛泽东虽然强调作为接受者的读者，但因其过度从“阶级立场、革命需要角度”出发，忽视了作家，从而导致了“作家最终的被颠覆，沦为写手”，最后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一度强调的“于‘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也就只能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12]
还有的学者立足“现代性理论”观照《讲话》。事实上，对《讲话》的现代性阐释成为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李杨和黄曼君的研究极富代表性，李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现代性》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直接领悟“现代性”意义，而《讲话》是现代性基本逻辑——“唯物辩证法”在文艺思想中的具体体现；[13]在《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代性特征》一文中，黄曼君认为毛泽东思想中“活的灵魂”正是“现代性”理论的方法和运用，具体到文艺中，其现代品格的表现即“文艺的实践性原则、文艺的人民本位观以及文艺的民族特性”；[14]黄科安的著作《延安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也是以“现代性”视角解读《讲话》，认为《讲话》中涉及的“为什么人”、知识分子改造等一系列问题统统指向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
有学者针对《讲话》涉及的主要理论观点如功能观、文艺批评观等展开新论述。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吴士余的《释毛泽东文艺批评观》（《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3期），论者从文艺批评的任务、性质、标准和方法以及文艺批评的哲学基础、价值导向和批评意识三方面概括了毛泽东的文艺批评观；胡亚敏的《论毛泽东的文学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为人民”、政治标准和推崇文艺斗争是毛泽东文艺批评观的核心。作为《讲话》中的核心理论观点，毛泽东文艺批评观及批评标准在新时期以来的学界得到了较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程代熙的《关于文艺批评——为毛主席的〈讲话〉发表50周年而作》（《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4期）、孙豹隐的《“统一论”科学地体现了文艺批评的规律——重读〈讲话〉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唐正序的《〈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的重大贡献》（《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5期）等。张旭东著文从《讲话》的历史语境和内在论述逻辑入手，指出《讲话》中所呈现的文艺观是内在于“革命机器”的政治逻辑和战争逻辑，为研究《讲话》中的政治哲学内涵提供了新思路。[15]
3.文学史宏观视野的切入
思考《讲话》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王瑶在《从现代文学的角度看〈讲话〉的文学史意义》中，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了《讲话》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洪子诚和吴秀明在各自的研究中，分别以“一体化”和“体制化文学”定义《讲话》后的文学体制化进程和当代文学形态；另外，袁盛勇的研究成果表明《讲话》体现了毛泽东的“党的文学”观，袁盛勇的《历史的召唤——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指出，延安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是一种“党的文学”或党派文学，《讲话》在其意识形态化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学界展开了对《讲话》与其他文艺观念关系的研究。如有些学者注意到《讲话》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专著有汪澍白的《传统下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李鹏程的《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陈晋的《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冯贵民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论稿》（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张居华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系统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曼君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还有一系列论文：陈传才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传统文化》，陈望衡的《毛泽东与中国古典美学》，贺立华、程春梅的《延安革命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思想探源之一》等。探讨《讲话》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讲话》精神，同时还可借此探讨《讲话》与传统文化的承续关系。还有的学者关注《讲话》与左翼文学思潮的关系：宋琦、周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的整合》（《东岳论丛》2010年第3期），冷铁梅的《论左翼文学与〈讲话〉的历史链接》［《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贺立华、程春梅的《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文史哲》2004年第6期），刘忠的《〈讲话〉对左翼文学的吸收与改写》（《中州学刊》2007年第4期），王富仁的《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都探讨了《讲话》与左翼的深层接续和变异关系。《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经典文本，对它的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刘纲纪的《〈讲话〉解读》（《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3年、2004年），冯宪光的《人民文学论》（《当代文坛》2005年第6期）、《毛泽东与人民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等著述都明确了《讲话》体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大贡献。
综上可以看出，几代学人不懈努力，对《讲话》的基本理论、美学意味、版本变迁以及文化渊源都展开了多元视角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我们深入理解《讲话》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西方诸多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卓有成效，不断深化我们对《讲话》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延展了我们对《讲话》的研究思路。
可以看出，目前《讲话》研究基本围绕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其一，在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内研究《讲话》，并置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研究，从整体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其理论贡献和意义。
其二，影响研究。对《讲话》的各种文化阐释以及追溯多是侧重于影响研究。
其三，对具体理论观点的阐释。针对《讲话》中具体的理论观点展开深入阐释，如文艺功能观、文艺批评观等。
无可否认，以上三个维度都是侧重对《讲话》的外部阐释性研究，多是从哲学、文艺学或社会政治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缺少真正的针对理论文本的研究，即便有，也多是从其中涉及的某些具体文艺观点如文艺功能观、文艺批评观等入手，缺乏对《讲话》的细读式研究。
学界认同《讲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人们是在共识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结论，却鲜有人对《讲话》的理论发生做过认真梳理，之前也有一些学者做过类似的尝试，如陈思和在“纪念《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之际于《复旦学报》发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对《讲话》的理论的产生和由来做了基本的梳理；李洁非在《解读延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于“《讲话》细读”一章，对其理论内涵也展开了极富学理性的阐释。也有学者著文探讨《讲话》与传统文艺思想的关系、对左翼文艺思想的整合，但都散见于单篇文章中，尚缺少系统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大学高磊2009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讲话〉的发生学研究》引进发生学的方法，探讨了《讲话》的发生机制，虽有理论的追溯，但更着眼于对《讲话》发生的政治背景、毛泽东本人的文化心理背景等整体背景的探讨，目前学界尚缺乏系统的对《讲话》理论做整体谱系性探源的著述。
二 研究思路与内容
毋庸置疑，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与《讲话》发表时的时代完全不同，历史面貌、政治生态、时代语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后《讲话》时代。即便是在后《讲话》时代，《讲话》依然有着巨大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学和艺术影响，甚至可以说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情感思维认知方式，因而我们有必要思考它的理论源头、理论本身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一理论成型的过程中经过了怎样的演绎。
有学者认为《讲话》诞生于战时文化背景，因此就难免带有“战时功利主义”色彩，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策条文。《讲话》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文本吗？还是有其理论发生的必然？如果说其不具备理论的普适性，为何它影响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走向甚至在后《讲话》时代的今天仍产生着社会影响？《讲话》的诞生有着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革命战争、“五四”新文学和延安整风的多重背景，这一“特殊文本”的结论是否遮蔽了《讲话》理论产生背景本身的丰富性，值得我们深入考量。
《讲话》理论的诞生，与中国文艺思想的发展深刻关联，它是如何和怎样实现了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历史对接？传统文化观念中“文以载道”、“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传统与《讲话》中“文学为政治服务”中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讲话》又在哪些层面上对左翼文学理论进行了整合？《讲话》怎样吸纳、改造了一代共产党理论家的理论？另外，《讲话》作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典范文本，体现了马列文论怎样的特点？又是在哪些层面上做了中国化处理？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而这些正是探讨《讲话》理论源头的关键。如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理解《讲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作为当代文学政策和体制“母型和范本”的文本的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视点回归到真正的原典研究，从外部研究进入对理论文本本身的细读性内部研究，从而对其理论做一整体的谱系性探源，因此，本研究拟从历史、实证的方法入手，客观回归文本，力图还原《讲话》理论的动态发生过程。
在后《讲话》时代，探索《讲话》的理论源头，描述其理论建构的历史进程，揭示它与当时各种观念、理论契合或疏离的真实面貌，进而探讨《讲话》的历史贡献、价值和局限，不仅可以打开《讲话》研究的新入口，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和民族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讲话》文本不足两万字，但这个并不长的理论文本，凝聚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显示了其作为文艺家的卓越理论智慧，很多地方的论述大放异彩。《讲话》分“引言”和“结论”两大部分。与其他理论文本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绕开了“文艺是什么”这样一个极富本体论意义的话题，而是直接从文艺“为什么人”以及“如何为”问题展开，这也极其符合毛泽东所倡导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16]的理念，这也表明《讲话》从一开始就极其注重文艺的功能性，而之后的文艺理论也无不是围绕着此展开。“引言”开篇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而实现这一任务的途径则是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解决好有关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方面的问题。在“结论”部分中，毛泽东围绕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个核心问题，深入阐发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第一，针对“为什么人”问题，明确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鲜明观点。论述中，毛泽东针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改造与结合”，指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17]第二，就“如何为”的问题，论及了通达目的的途径，即“普及与提高”，提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此外，论述了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及典型化的规律等相关问题。第三，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第四，关于批评标准，指出“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原则，并就“歌颂与暴露”“动机与效果”“学习与创作”等问题进一步展开论述，并结合文艺界的现状，澄清了作家、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许多模糊观点。可以看出，《讲话》所涉及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如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等，针对文艺理论的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文艺批评及其标准等问题展开了集中论述。在《讲话》的指导下，解放区作家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实践，创造了新的文学样式，并创造性地创制了“工农兵文艺”这一崭新的文艺创作体式，自此奠定了《讲话》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并继而在之后对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讲话》成为我国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
如前所述，前辈学者对这个有着重大理论意义的文本展开过多种视角的研究，但忽略了对其理论的整体谱系性探源。如何展开谱系性研究，是我们思考的重点，因为研究路径的选择也关系着是否能寻找到《讲话》研究的新生长点。
任何一种思想或体系都离不开核心术语的运用，其中关涉的关键词和核心范畴是建构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关键词流变的过程背后也都含蕴着文化语境的变迁，因此如能对各关键词、核心范畴的演变做一清晰的梳理，那么其理论形态的产生、发展面貌也就自然呈现。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就有理论家运用关键词研究方法展开跨学科的文化考察。197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推出了《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对文化与社会研究的基本术语进行带政治立场的历史考察；2005年，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等人又出版了《新关键词》一书，二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言：“关键词是指在某些情境及诠释中重要且相关的词语，以及在某些思想领域中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语。”[18]他的著作就是选取了131个关键词，探讨它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发生的意义裂变，并通过这一变迁过程探寻其演变背后的意义所指。
《讲话》的理论溯源，可以说是一种发生学的研究，对各个关键词追本溯源，梳理其中的理论脉络，可以厘清《讲话》发生的理论源头，也让研究本身更有动态感和现场感。以往的研究对《讲话》所涉及的理论关键词都是在“常识”意义上不加区别使用，从而忽略了它们产生的语境以及特有的含义，造成了“有效阐释性”的不足和匮乏。夷考其实，这些所谓的“常识”性关键词是历经了多重意义的淘洗之后才演变而成的，不敢说面目全非，但已非原始的含义，这期间意义的流失、增值是怎样的？这变迁的过程其背后的背景和意义又是如何？应值得我们去探讨，也许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们，这是基础性的研究，可以说属于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的范畴。目前，国内已有多种运用“关键词”展开研究的出版物和文章，在文化和文学领域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这些都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本书拟以核心术语为考察重心，探讨其涉及的四个关键词、四对核心理论范畴提出深化的变迁过程，描述其在各种话语的挤压和碰撞中，最终走向合法化的历程。本研究是一种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的研究，即在论述每个关键词、核心范畴时力图揭示其生成的历史语境和变形图景，进而呈现它们整体流变的发展脉络。每个关键词、核心范畴看起来是独立的，但其间又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它们合起来共同构建了《讲话》的理论体系。
本书从《讲话》中提炼出的关键词有：工农兵、文艺工作者、武器、形式；核心理论范畴有：改造与结合、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
工农兵：《讲话》中共提及“工农兵”达40次之多，对于一个不足两万字的文本而言，这绝对是一个高频词，是整个《讲话》的文眼。《讲话》之后，“工农兵”这一群体形象正式进入文艺领域，名副其实充当了文艺的“主人”，这从解放区之后形成声势浩大的“工农兵文艺”潮流中可以看出，因此，《讲话》可谓是“工农兵文艺”这一独特文艺体式的核心及纲领性理论。“工农兵”这一崭新主体形象的建构使文学价值观念逆转并引起接受对象的迁徙，文学性质由此发生根本转变，文学创作立足点也发生根本转移，文艺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从而宣告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20]我们探寻的是，“工农兵”这一群体性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哪些称呼的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中又蕴含着文学观念的何种变迁，“工农兵”在何种语境下进入文艺理论系统，毛泽东又对之做了哪些创造性的理论发展。
文艺工作者：《讲话》里共用到28处，其中1处使用的是“文学艺术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同义。这个针对创作主体的群体，以前有专门的称呼——作家，在《讲话》中被毛泽东统称为“文艺工作者”，是无心为之还是有意置换？显而易见，作家是专门从事“写作”职业的群体，而文艺工作者的含义就要宽泛得多，从事文学艺术工作包括文字工作的都可称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思考的是这种置换是否仅仅缘于概念外延的扩大。同时笔者注意到在《讲话》中，文艺工作者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讲话》里共33处用到“小资产阶级”，其中14处是使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他是谈小资产阶级出身、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小资产阶级问题基本就是知识分子问题，二者是一种同构的关系。而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规训构成了《讲话》的核心部分，不可否认的是，《讲话》中对这一问题的阐发和价值判断对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创作倾向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武器：《讲话》中对文艺功能的著名论断，即文艺是“武器”、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毛泽东的文艺体系中穿针引线，作用举足轻重。一方面，体现着《讲话》的功利主义文艺观，另一方面，文艺批评的“政治批评标准第一”“文艺为政治服务”等核心观念，无不和文艺的“武器”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拟探寻作为关键词的“武器”在中国文艺观念中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讲话》中“武器”的语义是否有了新变化。
形式：《讲话》中共使用9处，其中7处是指“文艺形式”“艺术形式”，另外两处是指“生活形式”“斗争形式”，针对这个毛泽东相对于内容而言的思考，我们统一称为“形式”。“形式”作为抵达艺术目的的实现途径，是文艺通达目的的中介，作为新文艺的设想者，毛泽东不可能忽略这一文艺最重要的要素。事实上，在他的新文化构想蓝图里，“形式”占有很大的比重。《讲话》中对“形式”的论述与其他理论模式中的“形式”论有无继承关系？与之前的“民族形式”论争的连接点在哪里？毛泽东在《讲话》中所呈现的“形式”观有着怎样的特点？
这四个关键词体现了《讲话》的核心理论，“工农兵”作为接受主体被隆重推出；“文艺工作者”作为文艺的创作主体被论及；“武器”在毛泽东笔下是文艺的功能，也是文艺的载体；“形式”则是通达文艺目的的中介。可以说，这四个关键词关涉了文艺理论的四大要素，但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对这几大要素的论述上，《讲话》更深刻的地方在于注意到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因此，《讲话》还集中探讨了改造与结合、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四对核心范畴，从而让《讲话》更具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对应的是“改造与结合”的理论问题。“工农兵”这一被毛泽东重新建构的文艺主体新形象，包含了对接受主体、文本内容主体还有创作主体的希冀，而原有创作主体文艺工作者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他们要努力实现与工农兵的结合，才能达到《讲话》所涉及的文化新构想，即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结合后，这一群体构成了新的创作主体。因此，“改造与结合”是连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的纽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经过改造，才能转变为“工农兵”。故“改造与结合”是《讲话》中核心理论范畴之一：《讲话》里有13处提到改造，7处提到结合。这说明“改造与结合”作为《讲话》中的高频词屡次出现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造与结合”解决的是《讲话》中提及的“如何”服务的问题。确实，《讲话》通篇谈的是知识分子问题，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就是对这个过于自由的群体进行改造，而改造的核心和落脚点是结合。
“武器”和“形式”涉及文艺的文本本身，就实现的途径而言，关涉到“普及与提高”问题，就内容和态度而言，则关涉到“歌颂与暴露”。
普及与提高：《讲话》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正是由于毛泽东极富有辩证色彩的论述，也让它成为《讲话》整个文本中尤为出彩的一部分。“普及与提高”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如何为”的问题。“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21]这个极具普泛性的问题，应该说时至今日都有它的现实意义。“普及与提高”事实上谈的是“大众化”的问题，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于“大众化”的三次论争，尽管如此，也没能让文学真正“走向大众”，而《讲话》中的“普及与提高”是否提供了关于“大众化”的新路径？它与之前的“大众化”讨论有怎样的继承和超越关系？
歌颂与暴露：谈的是创作手法和面对创作客体时的态度。其在《讲话》中被着重论及，对解放区文艺以及十七年文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摆脱不了毛泽东当年对此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对该问题的讨论不是随性而发，而是和我们古代的传统以及“五四”以来文论的发展一脉相承。
任何文论都不能回避文艺批评问题，《讲话》中论述了文艺批评及其标准，在论述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之后，毛泽东在《讲话》中又着重谈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问题，明确提出“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成为之后文艺界遵循的金科玉律。它不仅根本上变更了文艺创作者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而且对创作方法和审美趋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也影响到了文体的演变，根本改变了解放区时期乃至新时期的文艺生态。
三 关于版本的说明及其他
据孙国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一文考证，《讲话》从1942年5月口头讲的速记稿，到1943年10月的第一次公开发表稿，再到1953年4月的修订稿，其间共经历了将近11年的时间，经“两次较大修改”，形成了“三个不同版本”。据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当时讲话时并没有定稿，只是一个提纲，速记员分别对“引言”和“结论”做了记录，这应该是《讲话》的原始版本，但遗憾的是，这个速记稿并没有保存下来。发表稿指的是发表在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第二版、第四版上的《讲话》。与速记稿相比，发表稿的整理主要注重书面化，对其中比较口语化的表达做了修改。比如在谈到“批判地吸收优秀文化遗产”时，毛泽东讲了一个“古今中外法”，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发表时这一段被删除，保留“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等等。可见，发表稿更加注重书面化和学术化，删除了一些口语化的表述。
1953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其中收录的《讲话》，即修订稿，是经过毛泽东对1943年的发表稿修订而定稿，“据粗略统计，共修改266处。其中，删掉原文的92处，增补文字的91处，作文字修饰的83处”。[22]与发表稿相比，主要不同有以下几点。首先，删除《解放日报》的按语：“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这段文字的删除，一方面是少了发表背景，另一方面也突出了《讲话》自身的理论性。其次，增加了13条必要的注释，不仅让人们更加明了《讲话》的理论资源，更是对《讲话》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最后，在内容和文字上做了多处修改，涉及的内容有“对敌人的态度问题”“特务文艺”“创作过程”等；去掉了“特务文艺”的提法等。这些增删变动，不仅丰富和完善了《讲话》，也增强了其作为理论文本的逻辑性和科学性。
199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其中，在第三卷中收录的《讲话》是目前的精注稿，在该版的“第二版出版说明”中就本次的修订内容做了说明，解释本次的修订“主要是校订注释”，“这次校订，在六十年代工作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二三十年来史料收集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对注释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增补”，“改正注释中某些错讹的史实和不准确的提法，增补一些新的注释，删去少量的注释”。[23]与1953年的修订稿相比，精注稿主要在注释方面做了一些更为精细的改动。例如，将第一个注释“陕甘宁边区”改换为“五四运动”；第二个注释“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改为新的翻译书名“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等。总之，这些改动使其更加成为一种学术理论文本。
从《讲话》版本的变迁，可以看出，发表稿强调书面化，修订稿凸显的是规范化和严谨性，而精注稿则趋向精确性和学术化。比较几个不同的版本，虽然多有对内容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删定，但《讲话》中所涉及的核心关键词和范畴在各个版本中变化不大，当然其中有些表述不同，在本书之后的论述中会涉及此点。我们今天研究《讲话》，应当是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理论文本来看待，因此，在研究时，就更应注重其自身的学理性，故本研究选取1991年精注稿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参考其他版本。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讲话》虽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但在此之前和之后，他都有多篇文章表达了对文艺（文化）问题的观点，如《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6年11月22日）、《五四运动》（1939年5月）、《〈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等。这些文章构成了《讲话》的互文本，对照这些互文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讲话》，因此笔者在提炼关键词和范畴时以《讲话》为主，并参考了这些文本。
[1] 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4月8日，第4版。
[2] 高磊：《〈讲话〉的发生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9，第17页。
[3] 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0日，第1版。
[4] 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第1版。
[5] 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4月8日，第4版。
[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第88页。
[7] 朱立元：《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2期，第4页。
[8] 夏中义：《历史无可避讳》，《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第6～7、18页。
[9] 高浦棠：《〈讲话〉公开发表过程的历史内情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第90～97页。
[10] 主要论文有：丁国旗：《习近平总书记繁荣“民族文学”的世界视野》，《文艺评论》2017年第7期；王洪斌：《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5期；童庆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时代性——兼谈中国当代文艺家的历史责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学位论文有：何策：《两次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6；马晓晓：《习近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比较研究——以两次文艺座谈会讲话为考察对象》，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7。
[11] 童庆炳：《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新论》，《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第118页。
[12] 李萌萌：《在普及中湮没——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价值与局限》，《语文学刊》2004年第3期，第45页。
[13] 李杨：《毛泽东文艺思想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4期，第14页。
[14] 黄曼君：《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代性特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112～116页。
[15] 张旭东：《“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哲学内涵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第3～17页。
[16]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3页。
[17]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7页。
[18]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7页。
[19] 研究成果有：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0] 张清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史意义》，《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11期，第55页。
[2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9页。
[22] 孙国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图书馆》2002年第3期，第91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版“出版说明”。